一開頭就講一下吧，就是我的名字。因為這次活動的主辦方在開始這場活動之前在網上發(fā)了一個文稿，就我的名字該怎么讀音有一段話。今天我就作一個說明，我叫曹景（jǐnɡ）行（xínɡ），不叫曹景（yǐnɡ）行（hánɡ）。為什么叫曹景行呢，沒有什么道理，老爸就叫我這個名字。當然行字可以有不同的說法，也可以拿出不同的證據(jù)來。
還有一個就是景字也可以讀（yǐnɡ），但是我相信我老爸，他畢竟是教國學的，20多歲就在上海的大學教國學。他的老師是章太炎，章太炎應該算國學的大師了，我相信我老爸。在父親節(jié)到來的時候，我很難得的恭維一下我的父親。
說道父親，剛才大家已經看到我講的一句話，實際上我和父親一起生活的日子實在是很少很少。我很羨慕梁先生，他的父親91歲了，有這么長的時間和父親在一起，甚至還有三十年以上是跟他的祖父在一起。我都沒有。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說過一句話，“幸福的家庭都是一個模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也許這也是我家庭的不幸。剛才照片里面看到我們所謂的全家福五個人，那時1956、1957年，很難得的時候，也就是我跟我父親，在我三歲以后有一個月的時間是一起的，那段時間里面留下的。
但是按照今天的說法，我是留守兒童。父親因為需要到外面打工，去工作。最艱難的時候，當然我們知道是我們國家在上個世紀很不幸的那段時間里，照片上的五個人實際上在五個地方。我、我哥哥、我姐姐分散在三個地方，我媽媽一個人在上海，我父親在香港。我們還瞞著我父親，不告訴他我們的情況，我們怕他知道我們家的一些情況，給抄家之類的，怕會受影響。所以跟他說，一切都好。他也以為我們，一切都好。但實際上，我們都在不同的地方，我那時候已經下鄉(xiāng)了。
所以到最后，我見到我父親的時候，他已經去世了。去奔喪。那個時候能夠去奔喪還是謝謝周恩來總理給予照顧，不然的話可能這個機會都沒有。所以我父親這一輩子，他沒見過我的妻子，沒見過他孫女，我也從來能夠有機會問他一下，這個字怎么寫。我甚至機會在父親節(jié)什么節(jié)，給他一個問候。這就是我們的不幸。
在這樣一個家庭里面，父親到底起什么樣的作用？我今天能夠在這兒和大家交流，我能夠成為今天的我，父親究竟起什么作用？在父親節(jié)的時候，我也第一次想到這個問題。因為這個話題我才去好好想了一下，到底在我一生當中，甚至到我今天，父親給了我什么？
父親首先在我自己的家，也許和很多的家庭都一樣，父親可以說是一根主梁。他和我媽媽，他選擇的、他的終身伴侶，一起撐起了這個家。我們從小長大，他給你土、給你水，擋住雨、擋住風，即使在很動蕩的時代下，我現(xiàn)在回過頭去想，在香港這樣一個抉擇，很不容易的抉擇，他也承受了很沉重負擔的抉擇。但是畢竟給我們擋住了最后的風雨，沒有弄到最后的就像我們說很多更不幸的家庭。
而且在我們整個成長的過程中，他撐著這個家，首先他要打工。為什么去香港，有很多說法，人家猜測很多，但是他直接的，我在看他的信里面，包括文章里面，寫的很清楚，就是為了這個家。一家上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要過日子。所以他要去香港，需要一份工作，這個工作就是寫字。
李敖先生看到我就說，就是你老爸我比不過。因為他發(fā)表東西是4000萬字，李敖到現(xiàn)在還沒寫到4000萬字。但我父親在他的文章里面寫到，這種寫稿的日子叫手?？谕?，一天不寫東西，就沒吃的了。為了整個家庭的生活，必須寫。所以他到了香港，包括他之前，他一共發(fā)表了4000萬字。我不知道《紅樓夢》是一百萬字還是多少萬字，反正可以想象一下?，F(xiàn)在的出版的書一百種吧，好多還沒出版。但是這樣辛苦地寫，除了他有許多自己的看法要發(fā)表，我想他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為了養(yǎng)活我們。
他1972年去世前最后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在澳門。他最后病危的前夕，在醫(yī)院里面的病床上，他已經人都坐不起來，他拿一塊板，手那么舉著在寫稿子，人已經瘦得不像樣子還在寫著，因為報紙上的專欄還在等他的文字。
這張照片我看了一直是非常心疼，也非常虧欠。因為可以說在他去世前，我一點點東西都沒給過他。那個時候我27歲，我下鄉(xiāng)，我也沒辦法給他。即使我在農村的買到的很好的茶葉，我也沒辦法帶給他，我甚至連一句問候的話，包括他生病病重的時候，我連一句問候的話都不可能。因為那時候沒有電話，尤其是打香港，一封信要十來天。
所以等我們接到電報，說他病危的時候，趕過去，三天三夜。從廣州這兒出去的，頂著昨天那么大的雨，到了澳門拱北關口，朋友來接我們的時候說，他已經去世了。那天的雨和昨天的一樣的大。
對我來說，父親到底意味著什么。
這個意味著，我想首先一個就是對家庭的責任。作為父親，我的父親盡到了對家庭的責任。盡管這么遙遠?，F(xiàn)在看來1000多公里，2小時飛機。那個時候不僅是地理上、交通工具上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兩個不能隨便過去的地方。他過來也不容易，我們過去更不容易。但是在那樣的隔離下，到底父親對我是怎么想的，我現(xiàn)在很想去想象。他那時候一個人在香港的時候，想到我們會怎樣。
但是我現(xiàn)在想到我們小時候，常常從他的信里面，有時候他會寄給我們報紙，香港的《大公報》等，里面夾一個兩個氣球。有的時候會夾一塊手絹給我姐姐。甚至有時候會收到海關的一張紙，說你們寄來的東西里面有走私夾帶。那時就是這樣，如果你夾一條手絹，他認為是走私，就不讓進來。
經常想著我們。我九歲那年去北京，是他離開上海去香港之后六年第一次到北京。我當時完全不知道他干嘛去了，現(xiàn)在當然知道，是為了兩岸的事情去。我是跟著媽媽從上海去了北京。到北京的時候天很熱，然后我們到了飯店，那我爸爸他來幫我洗澡。洗澡的時候他說了一句，這句話我今天還記得非常清楚。他突然停下來對媽媽說，他叫我小名叫“閑閑”，他說“閑閑怎么這么瘦?！?/p>
后來幾天我都感覺他在補償我，我要什么他都順從。他看到我對飯店下面賣郵票的地方，對郵票很感興趣，當時小孩都集郵。他說你要的你全買下，當時我記得是五塊錢，那是很大的一筆數(shù)，我把當時新的郵票都買了一套。
那時我的滿足感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居然可以這樣，我不是五分錢、一毛錢去買郵票，而是可以這么樣。所以對于在香港的父親，我的感受現(xiàn)在很難去體會。
但是到我哥哥曹景仲，他在1970年去世的時候，25歲去世，清華大學的高材生。分配到了河北的最北邊，因為戰(zhàn)備的需要，去農機廠改建軍工。結果出事，因公殉職。那年那個消息，我媽媽不敢告訴他，就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費公轉告他。
后來我父親在文章中用了四個字——斷指之痛。從這句話里面，我想可以感受到他對子女的關心。他關心不關心我的成長？應該說，內地的情況、大陸的情況他已經離開很久。主要是我媽媽關心我的成長，當然我的學習情況我媽媽會告訴我的父親。但是有一次我已經下鄉(xiāng)了，我已經種地了。
你想我們的父母對下鄉(xiāng)的一般來說的反應是怎么樣，大家可能都還有點知道、有點記憶。如果你們的父親是知青的話你們可以了解一下。但是我父親給我一封信，他給我寫的信不太多，他這里面說了這樣一句話，“閑兒，歸農正是我們的心愿。不過新農業(yè)得學習的很多，改良種子、化學肥料、改良土壤都是要事。這就得跨過老農，一步步來”。這就是我父親對我的期望，剛才大家說是不是我父親希望我“子承父業(yè)”，也做學術也做什么，這真沒有。
在那個時候我下鄉(xiāng)，父親認為這也是很好的事情。而且他說過，我們家本來就是農民，我祖父、我曾祖父都是農民，所以從農民到教育家，到我父親，到我現(xiàn)在，他認為我們去做農民也可以，但要做新的農民。
所以在我父親和我的關系當中，我會覺得有許多方面我會感到做人。
首先一個，他不在，但他留給我們一個讀書的環(huán)境。家里頭全是書，而且我們家里人全部都在看書。從我媽媽、我姐姐、我哥哥、我們平時都在看書，所以我從小看書。我過生日的時候，我記得九歲過生日，他在在北京給我買了《水滸后傳》。因為我小學一年級就把《水滸》干掉，然后小學二年級給我看的是《水滸后傳》，接著是《說岳全傳》。
在這種環(huán)境當中，讀書成為了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內容，我可以不吃飯，但是我不可以不看書。直到后來我做新聞做評論，我得感謝我從小可以翻書開始就可以看書。所以是一個讀書的家。
再有一個，就是你看事情看得比較大。因為家庭里面你是一個格局比較大的。因為父親的存在，他會讓我關注的事情比較多。從小看著大人做大事、談大事，許多事情就看得比較復雜。比如說，他那時候回北京，當然我也會問媽媽干嘛要回北京，簡單的隱隱約約之間了解到兩岸之間是可以溝通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的想法——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那么簡單，非白即黑，原來還是可以有白和黑之間的交互、影響。
毛澤東主席當時見我父親的時候，叫我父親“不妨更自由主義一點。”自由主義當然不是很好，當時有這樣想法對于我來說，我就可以想得復雜得多，所以我從小的時候想的事情可以更復雜一點，更多一點。這對于我的成長，包括后來我走上工作，都有特別的、直接的關系。
就是在這個家里面，他不在身邊，但是他讓我感到的就是這樣一個事情。我要關心世界上大一點的事情，不是只是糾纏在小事身上，看的遠一點，看得長一點，而且看得復雜一點，不是那么簡單。
所以對于他來說，他也許不知道這些東西影響了我。但實際上我自己這么一點點，在這樣的氣氛環(huán)境當中長大。
他的一生，最后是、應該說是他自己有一個使命感。所以他自己把自己比作為，波蘭有一個作家叫亨利克·顯克微支，他的一個短篇叫《燈臺守》，就是看燈塔的一個孤零零的老人，他把他自己比作這樣。無法就是為了他的使命在做這樣的事情。
但他不只說他的最后，可以說他的一生，關心的就是我們整個國家，關心的是我們的民族。他為什么叫扔掉大學的教職，要去當戰(zhàn)地記者，就是為了去抗日。所以前年抗戰(zhàn)勝利七十周年的那時候，我們在各地拍片子，拍了一個系列。有一次和孫元良的兒子，大家可能知道臺灣很有名的演員叫秦漢，談到當年抗戰(zhàn)爆發(fā)，上?？箲?zhàn)的時候，在四行倉庫里面，他的父親是88師的師長，我父親作為戰(zhàn)地記者，一起在司令部里面生活了四十多天。
我跟秦漢說，當時如果日本人的一個炮彈或炸彈正好扔在他們兩人身上，這個時候就沒有你也沒有我。但他們那個時候就是真的為了國家，為了民族，什么都不顧。而這樣，一直到他最后成為燈塔手，我想這樣的一個精神，他的為人一直對我來說，是終身的影響。
你到底為什么活著？你到底為什么來過你的一生？
他自己曾經有一首詩，他這首詩抄寫得蠻多，也是寫給我姐姐，實際上也是給我們孩子?！昂Ｋ朴齐y化酒，書生有筆曰如刀。戰(zhàn)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來付笑嘲”他本來是個虛無主義者，他自比喻為浮萍，他自己的符號叫烏鴉。但是在重大的，像日本人打過來的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是走上了戰(zhàn)場，實實在在地去做他的事情。
那么作為父親對我們的影響還有就是，怎么做人。
我跟他，我跟父親因為沒有一起生活，他交的朋友我都不太知道，尤其在香港的。他去香港之前我三歲，所以到底他的為人、他的許多事情，我都是通過他的朋友來跟我說的。
我剛剛進入復旦大學，我的一個同班同學，跟我同樣年齡的，也是老三屆。突然有以天跟我說，他的爸爸要向我問候。我說：“你爸爸？”他說對。他說，他的爸爸當年在抗戰(zhàn)的時候，從上海經過江西要去內地，去后方。經過江西，在贛南的時候，我父親在贛南，他們已經是逃難，在那樣的情況下，我父親不僅接待了他，還讓他們住下來、留下來，好像還有工作。
他的父親就要他的孩子來向我和我媽媽道謝。這樣的事情我其實后來越聽越多，包括我在香港。幫過的人實在是很多，能夠幫，甚至自己吃虧、有的時候甚至還造成了誤解，但是對他來說需要幫人家就要幫人家。他這樣，我媽媽也是這樣。這樣也是對我和我姐姐，我們的孩子?，F(xiàn)在只剩兩個孩子，我和我姐姐了，我哥哥已經去世了。實際上這一點，從我們家里來說，就是這樣。
再有一個就是朋友托付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 （文/ 曹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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