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虛構(gòu)的猶太民族》，[以]施羅默·桑德 著，王崠興，張蓉 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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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重負
毫無疑問，個人經(jīng)歷對歷史學家選擇研究課題的影響，也許會比對數(shù)學家或物理學家的影響更大。但想當然地以為個人經(jīng)歷會主導歷史作品的研究過程和方法，則是錯誤的。有時，慷慨的資助會引導一位研究者進入某一特殊領(lǐng)域。在其他時候，雖說不那么經(jīng)常，研究成果卻會造反并迫使學者選取一個新的方向。與此同時，所有起初使學者注意到他所專注的中心問題的東西，會不斷地吸引著學者的注意力。當然，所有知識分子的努力也都有其他因素在促成。
除了所有上述因素之外，還有一個事實是，像其他社會成員一樣，歷史學家在成為一位研究者之前，都充分地積累了各個方面的集體記憶。我們每一個人都吸收了由過去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所塑造的多種多樣的敘事。歷史課、公民班、教育體系、民族假日、紀念日和周年紀念日、國家儀式——各種領(lǐng)域的記憶匯聚成一種表征過去的想象的世界，它完全生成在一個人獲得批判性地思考這個想象世界的能力之前。在這種狀態(tài)下，歷史學家走上了他職業(yè)生涯的第一步，開始理解時間的展開時，這個巨大的文化建構(gòu)的“真實”世界在學者心中占據(jù)了重要位置，他的思想必然要經(jīng)歷它。這樣說來，歷史學家不僅是個人經(jīng)歷，而且也是逐步灌輸?shù)挠洃浿睦砗臀幕漠a(chǎn)物。
當筆者還是一個上幼兒園的年幼孩子時，在獻殿節(jié)（Hanukkah festivities）上跺著腳，滿懷激情地吟唱“我們伴著火與光來到這里/要驅(qū)除黑暗！”之時，“我們”和“他們”那最初的形象開始在他心中形成。我們，猶太馬加比家族（Maccabees），變得與光明相聯(lián)結(jié)；他們，希臘人和他們的仿效者則變得與黑暗為伍。后來，在小學階段，《圣經(jīng)》課程告訴他，《圣經(jīng)》中的英雄們征服了神已許諾給他們的土地。因為來自無神論的生活背景，他曾懷疑那份許諾，不過他卻以一種自然的方式證明了約書亞（Jushua）的勇士們的正當性，他把他們視作祖先。（對他這一代而言，歷史是直接沿著從《圣經(jīng)》到民族復(fù)興這一道路的發(fā)展，這與從流亡到大屠殺的后來歲月中所制造的斷裂不同，）余下的事情為世人所知——作為古代猶太人的一名后裔的感覺不僅是一種確定的事實，而且成為他自我認同的核心成分。在大學研究歷史和成為一位職業(yè)歷史學家都不能消除掉那些定型了的歷史“記憶”。盡管歷史地看，世界上的民族國家興起于大眾義務(wù)教育之前，但只有通過大眾義務(wù)教育這一套體系，民族國家才能鞏固其地位。文化上建構(gòu)的記憶牢牢地固守在國家教育的上層之中，其核心就是民族史學。
在現(xiàn)代，為了構(gòu)建一個同質(zhì)的集體，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個漫長的敘事，它要使人聯(lián)想到目前共同體所有成員之長輩和祖先之間在時空中存在著關(guān)聯(lián)。因為這樣一種據(jù)稱在一個民族體內(nèi)會令人熱血沸騰的緊密關(guān)聯(lián)，實際上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從未存在過，因此，是記憶代言者們的苦心經(jīng)營發(fā)明了它。在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幫助下，各種發(fā)現(xiàn)物被搜集起來。這些都得到了隨筆作家、新聞記者和歷史小說作者們的潤色。從這種經(jīng)過了外科手術(shù)式的改進的過去中，民族之高貴莊嚴和氣魄雄偉的畫像浮現(xiàn)了出來。
每一種歷史都包含著神話，但潛藏于民族史學中的神話則尤其無恥。人民的和民族的歷史被設(shè)計得像城市廣場的雕像——它們必須莊嚴宏偉、高聳卓絕、英勇雄壯。直到20世紀最后25年，閱讀民族史恰如閱讀地方報紙的體育版：“我們”和“所有其他人”成了平常的、幾乎是自然的分隔。在一個多世紀里，關(guān)于“我們”的生產(chǎn)成為民族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終生的工作，他們成為官方的記憶祭司。
在歐洲，在民族這種枝條成長起來之前，許多人認為他們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后代。在18世紀末，人們用科學的方法調(diào)整了上述神話。受到職業(yè)學者們關(guān)于過去——希臘人和其他歐洲人——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影響，現(xiàn)代希臘人把自己看作是與蘇格拉底和亞歷山大大帝具有血緣關(guān)系的后裔，或者是拜占庭帝國的直系后裔。自19世紀末以來，有影響力的教科書把古羅馬人改造成典型的意大利人。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學校里，在尤里烏斯·愷撒時期反抗羅馬的高盧各部落被描繪為真正的法蘭西人（盡管有著差不多的拉丁氣質(zhì)）。其他歷史學家則選擇克洛維（Clovis）國王在公元5世紀皈依基督教作為幾近永恒的法蘭西民族之真正起源。
羅馬尼亞民族主義的先驅(qū)們從達西亞（Dacia）這個古羅馬的駐防人員居留地，推斷出了他們的現(xiàn)代認同；考慮到這一尊貴的起源，他們稱自己的新語言為羅馬尼亞語。在19世紀，許多英國人開始把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即凱爾特人（Celtic）的愛西尼（Iceni）部落的首領(lǐng)，視為第一位英國女性，她曾強烈地反抗羅馬入侵者，她那被頌揚的雕像一直矗立于倫敦。德國作家們則熱切地利用了塔西佗（Tacitus）對領(lǐng)導古代切魯西（Cherusci）部落的阿米尼烏斯（Arminius）的描繪，把后者描繪為他們國家的奠基者。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是美國的第三任總統(tǒng)和眾多黑奴的擁有者，他甚至也堅持認為美國的國璽應(yīng)刻上亨吉斯特和豪薩（Hengist and Horsa）的畫像，他們在克洛維接受洗禮的那個世紀，領(lǐng)導著第一批不列顛的撒克遜入侵者。杰斐遜給出的理由：正是“從他們那里，我們擁有了世代傳下來的榮光，且擁有了他們的政治原則和政府形式”。
在20世紀，大體相同的情形仍在繼續(xù)。在奧斯曼帝國（the Ottoman Empire）崩解后，新土耳其的居民認為他們是白種雅利安人，是蘇美爾人（Sumerians）和赫梯人（Hittites）的后裔。一位懶惰的英國官員武斷地繪制了伊拉克的邊界圖，畫就了一條筆直的死亡線；那些一夜之間變成了伊拉克人的人們，很快從他們官方指定的歷史學家那里獲悉，他們是古代巴比倫人的后裔，也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是薩拉?。⊿aladin）的英勇斗士們的后裔。許多埃及公民毫不懷疑他們的第一個民族國家是古老的異教的法老王國，但這沒有妨礙他們成為虔誠的穆斯林。印度人、阿爾及利亞人、印度尼西亞人、越南人和伊朗人甚至認為他們的民族一直存在著，他們的小學生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記憶漫長的歷史故事。
對于以色列人，特別是有著猶太血統(tǒng)的以色列人來說，上述那類神話荒誕不可靠，而他們自己的歷史則立基于堅實而明確的真相之上。他們確定無疑地認定自從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刻有法律的石板以來，猶太民族就一直存在；他們是猶太民族直系的和唯一的后裔（除了十支族外，他們是有待查明的）。他們堅信這個民族“出離”于埃及，征服并定居在“以色列的圣地”上，那是上帝給它的著名的允諾；它締造了宏偉的大衛(wèi)（David）和所羅門（Solomon）的王國，該王國后來分裂為猶太王國（Judah）和以色列王國（Israel）。他們還堅信這個民族不是一次而是兩次被迫流亡，在它的鼎盛期之后——公元前6世紀第一圣殿（the First Temple）陷落之后，另外一次則是公元70年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陷落之后。不過，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這個獨特的民族還締造了猶太哈斯蒙王國（Hebrew Hasmonean Kingdom），它反抗過希臘化的邪惡影響。
他們相信這些人民——他們的“民族”，一定是最古老的——在近兩千年的流亡中顛沛流離，盡管長期寄居于非猶太人之中，但他們設(shè)法避免與人融合或同化。這個民族散居各地，那使人痛苦的流浪把他們帶往也門、摩洛哥、西班牙、德國、波蘭和遙遠的俄羅斯，但它始終設(shè)法在遙遠的各社區(qū)之間維持著緊密的血緣聯(lián)系，保持著它的特性。
后來，在19世紀末，他們認為諸多罕見的境遇結(jié)合起來，使這個古代民族從它漫長的睡眠中蘇醒過來，為它恢復(fù)活力和重返其古老的祖地做好了準備。此后，這個民族開始高高興興地、大批量地重回故土。要不是有希特勒那令人恐怖的大屠殺，許多以色列人還會相信，“猶太人的圣地”會被按自由意志“移民到以色列”的數(shù)以百萬計的猶太人所充溢，因為他們幾千年來都夢想著它。
流浪的民族需要一個屬于它自己的疆域；與此同時，一處空曠的處女地也期望一個民族來使其煥發(fā)生機。確實，一些不速之客定居在這片祖地上，但是，因為猶太民族兩千年里“在他們的大流散中堅守對它的信念”，所以，這片土地就只屬于猶太民族，而不屬于少數(shù)沒有歷史卻碰巧來到這里的民族。因此，由一個流浪的民族為征服其故土所發(fā)動的戰(zhàn)爭被證明為正當，當?shù)鼐用竦谋┝Φ挚箘t是犯罪；只是由于猶太人的慈悲（非常不符合《圣經(jīng)》的），這些闖入者才被允許留下和定居在猶太民族之中及其近旁，而猶太民族則重歸了它的《圣經(jīng)》語言和它奇妙的家園。
即便是在以色列，上述那些記憶的重負也非自發(fā)出現(xiàn)，而是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由一些研究過去的天才的重構(gòu)者們層層累積起來的。他們起初收集了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記憶中的諸多片段，他們富有想象力地從中建構(gòu)了一個“猶太民族”漫長和連續(xù)的譜系。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之前，不存在組織化的公共“記憶”，自那以后，公共“記憶”幾乎沒有變化。盡管存在著猶太人歷史研究的學術(shù)化——隨著在英國治下的耶路撒冷和后來在以色列建立大學，且在整個西方都開設(shè)猶太人研究的課程——但關(guān)于猶太人過去的觀念，直到今天仍大體未變，保持著它單一的種族民族特色。
作品簡介
《虛構(gòu)的猶太民族》，[以]施羅默·桑德 著，王崠興，張蓉 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3月
《圣經(jīng)》為何會成為記錄一個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猶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嗎？
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認為，大多數(shù)猶太人的故土遍布中東和東歐，這些分散的不同群體之所以能形成一個猶太民族，進而成為一個猶太國家，只可能訴諸被改編過的歷史。以色列人強烈排他的民族認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紀下半葉，由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等人類記憶的代言者發(fā)明而成。
這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猶太人的整套民族記憶架構(gòu)，極具膽量地批判了廣為傳布的主導性敘事和史學話語，運用現(xiàn)代民族主義理論澄清了古老的神話。無論是了解以色列的過去、中東的現(xiàn)狀，還是解決爭端、構(gòu)想未來，本書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我不認為書籍能夠改變世界，但當世界開始改變之時，它會尋求與眾不同的書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這本書會成為那類書籍中的一本?！┝_默·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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