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信剛：超級大國是如何構建起自身智力體系的？

被采訪者：張信剛（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校長）

采訪者：李大白（灌茶家）

一個現(xiàn)代大國要想為自體長遠發(fā)展提供充足動力，必須著眼于建立較為完善的智力體系。這個體系不只是國民教育，還包括各個層次、多個渠道的智力生態(tài)的構建。

作為一個現(xiàn)代大國，應如何完成自身的智力構建？就此問題，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校長張信剛教授接受了筆者的訪問。

李大白：在歷史上，東西大國智力構建的主要任務由誰承擔？現(xiàn)代大國的智力構建與歷史有何不同？其分水嶺和標志是什么？

張信剛：東西方基本都還是靠基礎教育來承擔這項任務的。美國的強大，就是從19世紀下半葉起，各州紛紛普及小學和中學教育，后來法律規(guī)定每個國民都要接受十年義務教育，父母必須保證心智正常的孩子在16歲之前接受教育。日本的強盛也是從明治維新辦起整個國民教育開啟的。全面培養(yǎng)人才不能僅僅靠高層的命令，或是開辦一些這樣那樣的 “人才培養(yǎng)班”。一個國家的智力構建，不是僅僅針對某一兩個特殊領域的，必須要在基礎教育上全面地扎實地下功夫。

李大白：從二戰(zhàn)到冷戰(zhàn)，各國的智力構建大多是處于政治和軍事目的，以冷戰(zhàn)中美蘇為例，雙方都有加強智力發(fā)展的訴求，它們分別采取了怎樣的措施？這兩個國家的做法是否具有代表性？

張信剛：作為當時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lián)的智力構建自然是頗具代表性的。美國的基礎教育上面已經(jīng)提到，蘇聯(lián)自從1925年起，也大力推動全民接受中學教育。二次戰(zhàn)后，美蘇競爭很激烈。蘇聯(lián)的人造衛(wèi)星首先在1957年上了天，引起了美國的危機感。于是美國立刻就開始大力培養(yǎng)本國的和吸納外國的科技智力資源，設法從全球吸納人才。

第一個進入太空的宇航員加加林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

這個決策對當時親美而又不開放的臺灣的大學生特別有吸引力，先后有二十多萬人到美國留學，然后獲得永居權。其實1945年，二次大戰(zhàn)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當時MIT（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就給杜魯門總統(tǒng)提建議，指出戰(zhàn)后一定要把一部分省下來的軍費用在基礎科學的研究上，因為即便是當時最為神奇而先進的原子彈也是先通過基礎研究才造出來的。于是杜魯門就提請美國國會建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因此，生物學、化學、物理學、數(shù)學、計算機科學等領域的基礎研究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大量的研究資金撒出去后，許多教授手上都有研究經(jīng)費，誰都愿意去找自己心目中的好學生，因此培養(yǎng)了大批美國科學家，也吸納了大量的外國人才。從那以后，美國不止是應用科技遙遙領先全世界，它的基礎科學的隊伍遠比其他國家強大而杰出，這一點可以從近五十年來美國人得到諾貝爾物理，化學和醫(yī)學獎的人數(shù)清楚地顯示出來。

蘇聯(lián)的情況，我想可以分為“斯大林時代”和“后斯大林時代”來討論。這兩個時代的智力構建方法應該是不一樣的。斯大林時代主要以政治教條為主，甚至連最好的科學家都被放逐了。在生物學上斯大林為了要塑造“蘇維埃人”，刻意支持生物學家李申科的環(huán)境決定論，忽視美國學者摩根開啟的遺傳基因研究。后來赫魯曉夫改變了斯大林時代的做法，有些人即便是“戴罪之身”，或者不完全被當局信任，也可以讓他們?yōu)閲易鰧W術研究。比如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他是在蘇聯(lián)科學院工作的“氫彈之父”。其實與我們想象的不同，蘇聯(lián)科學院的選舉大部分是憑真學問決定，較少人事關系和政治干擾；因此蘇聯(lián)科學院有將近三分之一的院士是政治上受猜忌，社會上還受一定歧視的猶太裔。雖然在赫魯曉夫之后的蘇聯(lián)還是政治掛帥，但蘇聯(lián)科學院院士的選舉應該是按照學術標準進行的，美國在這一點上更是如此；1950-70的年代便曾有大批杰出的原子科學家反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蘇聯(lián)“氫彈之父”薩哈羅夫

在冷戰(zhàn)時期，美蘇雙方都對人才有著強烈需求。蘇聯(lián)經(jīng)常把東德、波蘭等國家的人才請到俄羅斯留學、任職。蘇聯(lián)的智力構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防需要推動的，而美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也是由廣義的國家安全（包括軍備和地緣政治）推動工程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但是同時也注重基礎研究，這是兩者在高端智力構建方面的異同。

但是對于一個大國來說，要想有一套完整的智力構建體系，最重要的還是要把小學、中學辦好。小學、中學教育如果就不夠好，對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沒有啟發(fā)，或是基礎知識不夠，那就很難造就出大批一流的人才。這樣子培養(yǎng)出來的人往往無法深入和真正創(chuàng)新，只稍微做出點成績就急于去當官管別人，或是在媒體上出名。

李大白：美國的福特基金會等企業(yè)基金會對于智力支持的貢獻很大。商人為何會出錢支持研究？這些基金會在美國、在全球的智力構建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張信剛：美國是最典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美國，資本說了算，大商人集團就是制訂國策的人。美國有許多大型跨國公司，它們的利益遍布全球，所以美國的內(nèi)政和外交政策一定會受到這些大公司的左右。1950年前后，美國一國的GDP占全世界總GDP的一半以上。這個階段的美國資本集團最有影響力的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和卡內(nèi)基基金會等。洛克菲勒是石油大王，福特是汽車大王，卡內(nèi)基是鋼鐵大王。較早前，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紐約的洛克菲勒大學，以至北京的協(xié)和醫(yī)院都是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資建立的。二次大戰(zhàn)后，洛克菲勒家族極力推動建立聯(lián)合國，特意把他們在紐約曼哈頓東部的一塊地捐出來作為聯(lián)合國總部?？梢哉f，二次戰(zhàn)后的世界秩序就是在洛克菲勒等家族的推動下建立起來的。洛克菲勒家族雖然看上去是在做慈善，可是他們也并沒有吃虧，聯(lián)合國總部附近的地皮不知增值了多少倍。所以美國確實是一個大生意人決定政策的國家?，F(xiàn)在，無論特朗普總統(tǒng)如何有錢，個性如何古怪，也難免要像以前的總統(tǒng)那樣，受到大商人集團的影響。這幾個基金會培養(yǎng)出的很多人后來都當了國務院、商務部、能源部和五角大廈的高級官員；很多退任的高官也會到這些基金會去擔任理事或是高級研究員。 

北京的協(xié)和醫(yī)院也是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資建立的

美國的這些基金會，不僅致力于美國的智力構建，它甚至能輻射到整個世界的智力構建，因為美國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國家。它認為自己是“自由世界”的當然領袖，具有維持“世界和平”的責任。

美國精英階層還共有一個相當普遍的概念——美國特殊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就是說，美國從宗教上、文化上、國力上、政治信念上、國家認同上來講，都是一個不同于歷史上任何國家的特殊國家——一批歐洲人到了美國，找到這么富裕而安全的一片土地，先是要田地有田地，要礦產(chǎn)有礦產(chǎn)，后來又要人才有人才（由于他們并不局限于找白種歐洲人），所有國民（包括非洲奴隸的后代）都首先自認是美國人，愿意為美國做貢獻。20世紀以來的重要新發(fā)明新創(chuàng)造，基本都是美國人做出來的，因此一般美國人覺得，全世界的事都是美國的事，美國有宣揚美國價值觀的使命。但是美國的地理位置使它雖然安全卻相對孤立，通曉美洲以外情況的人并不多。比如說，此前雖然也有美國商人和傳教士來中國常住，出過一些像拉鐵摩爾、司徒雷登那樣的中國通，但畢竟是極少數(shù)。二次大戰(zhàn)之前，美國國內(nèi)新聞出版物對中國、印度、中東、非洲等地的報道非常之少；二次大戰(zhàn)后，他們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究竟會有多少語言學家和歷史學者能自發(fā)地到中國，印度、非洲呆上二十年？這個時候政府和基金會的導向就發(fā)揮作用了：他們勸說，引領和出資協(xié)助美國教育體系加強對美國以外的世界的認識和研究，這不僅是在為它自己了解外部世界而進行的智力構建，也能把這些研究成果提供給被研究的對象，促進這些地區(qū)的智力開發(fā)，并且引導這些國家的知識界從新的視角去看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現(xiàn)象。所以美國確實是對全球的總體知識做了貢獻，同時也推動了美國的價值觀。在福特基金會等的大力推動下，1965年之后，美國的一流大學紛紛設置了“東歐研究”、“東亞研究”、“中東研究”之類的被稱為“區(qū)域研究”的專業(yè)與科系。 

基金會還支持來自全球的學生，看上去是惠及全球的，但是它給美國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這些基金會還支持來自全球的學生，看上去是惠及全球的，但是它給美國帶來了很大的好處。美國的國策就是要在全球做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比較容易看到的是：美聯(lián)儲把利息一加，全世界的商業(yè)都陷入困境；美聯(lián)儲多印鈔票，全世界都受到量化寬松的影響，每個國家手上的美元都等于貶了值。這就像古時候的大帝國掌握鑄幣權一樣；誰抓住鑄幣權，誰就能控國際貿(mào)易。美國就是抓住了今天全世界的鑄幣權。一如古時候，要有鑄幣權就必須要有軍隊，有能力掌握像石油這樣的基本生產(chǎn)資料。為了要維持它作為領跑國家的長遠發(fā)展，美國還需要培養(yǎng)認同美國價值觀，向往美國社會，愿意在美國工作的人才；這不限于在美國出生的人，而是包括全世界的人才；這是不容易一眼就看出來的美國的“軟實力”。（未完待續(xù)） 

張信剛

生于沈陽，長于臺北，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士，美國斯坦福大學結構工程碩士，美國西北大學生物醫(yī)學工程博士；先后任教于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及美國南加州大學；1990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創(chuàng)院院長，1994年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工學院院長，1996年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講座教授，2007年退休；近年來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土耳其海峽大學等名校講授人文通識課程， 擔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榮譽教授；英國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曾獲法國政府頒授“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勛章”，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金紫荊星章”，“法國國家學術棕櫚司令勛章”；著有英文科學論文一百余篇，研究專著兩部，中文著作十一本，包括《大學之修養(yǎng)》及《大中東行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