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談顧維鈞：以公理爭強權的外交家

【按】顧維鈞曾在巴黎和會上代表中國發(fā)表重要演說，也曾助力中國躋身聯(lián)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與各大國共同起草《聯(lián)合國憲章》，其外交才能在20世紀初積貧積弱的中國極為突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金光耀多年潛心研究顧維鈞，以詳實的材料“淺入深出”地介紹了顧維鈞一生中的重要時刻，還原了“以公理爭強權”的一代外交家風采。

本文整理自金光耀教授的線上講座“顧維鈞：以公理爭強權的外交家”。該講座系“紐約聊齋·云沙龍”“民國名人”系列講座之一，由美國福坦莫大學洪朝輝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唐啟華教授與談。金光耀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中國當代史，著有《顧維鈞傳》《一代外交家顧維鈞》等。唐啟華教授專注于北洋時期外交史，著有《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洪憲帝制外交》等。

金光耀教授

講座開始前，主持人洪朝輝教授介紹了系列講座的背景：“民國名人”系列講座已經舉行了六次，并將陸續(xù)推出多次有關民國時期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跡。之所以選擇“民國名人”作為主題，是因為民國時期的各個領域充滿著多元轉型，短短38年間中國經歷了跌宕起伏的變遷，這為今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此外，民國史為中外各界提供了五彩繽紛的研究課題，學者們可以各取所需進行全方位的研究。而以名人為窗口反射重要的歷史時期，可以在知識傳播的同時增加趣味性。

金光耀著，《一代外交家顧維鈞》，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2019年再版。

金光耀教授首先概述了顧維鈞的生平事跡。顧維鈞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外交家，擔任過駐美、法、英三國的公使和大使，出席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巴黎和會與舊金山會議，并做出重要貢獻。顧維鈞還曾擔任過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此外，退休后顧維鈞還在國際法院擔任了12年法官。金光耀教授在1999年所作的傳記中將顧維鈞稱為“民國第一外交家”，后來這一稱謂廣為流傳。關于顧維鈞在中國近代外交中的地位，《顧維鈞回憶錄》的參與編撰者、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曾提出，中國近百余年來，只出過“兩個半外交家”，周恩來、李鴻章和顧維鈞。唐德剛之所以稱顧維鈞為“半個”外交家，是因為他認為顧維鈞沒有外交決策權。而同樣研究過民國外交的著名學者資中筠從外交作為的角度評判，認為以顧維鈞的外交表現(xiàn)，無論如何當?shù)闷鹨粋€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在北洋時期，顧維鈞擔任外交總長兼國務總理，有較大的自主裁量權，并親自做出重要外交決策，如1926年廢除《中比通商條約》，1927年罷免總稅務司安格聯(lián)（Francis Arthur Aglen）等。

早年經歷

顧維鈞出生在一個官商家庭。他的父親顧溶受寧波幫商人朱葆三提攜，與晚清重要官僚盛宣懷、上海道臺袁樹勛建立了聯(lián)系。在盛宣懷的推薦下，顧溶出任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總辦。因此，顧溶為顧維鈞提供了非常優(yōu)裕的生活條件，在政商兩界周旋的豐富經歷也對少年顧維鈞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金光耀教授展示了三張顧維鈞年紀尚小時的照片：

顧維鈞幼年時的全家福

第一張是顧維鈞幼年時的全家福，照片攝于1892年之前，因為當時他的祖母還在世。照片中后排從左向右是顧維鈞的姐姐、母親、祖母、父親、大哥，前排從左向右是顧維鈞的妹妹、顧維鈞本人和顧維鈞的二哥。

少年顧維鈞

第二張少年時期的顧維鈞穿著長褂，留著清人的長辮，卻手扶一輛自行車，這在當時的中國并不常見。金光耀教授認為，這反映了身處傳統(tǒng)社會的顧維鈞對外來新事物的向往。

青年顧維鈞

第三張照片，顧維鈞著西裝、戴領結、穿皮鞋，一副洋場少年的派頭。這些照片攝于上?！皩氂洝闭障囵^，在清末民初，到這家照相館拍照是一種風尚，從中可以看出來自租界文化的影響。在租界生活的另一影響則是顧維鈞感受到了列強在中國享受的特權。顧維鈞晚年回憶，在中西書院讀書時，每周六從虹口坐黃包車回家。有一次經過外白渡橋時，后面有一英國人趕著去看賽馬，便用鞭子抽打黃包車夫，嫌他走慢了。顧維鈞當時感到非常憤怒，質問英人“Are you gentleman？”在租界成長的顧維鈞不僅有對西方文化的向往，民族主義意識也漸漸覺醒。這種對西方文化的向往與民族主義意識同時進入顧維鈞的心中，交融匯合，形成了金光耀教授稱之為的“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義意識”。這在顧維鈞年少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成為不會褪去的底色。

顧維鈞16歲時去美國讀預科，1905年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他學習能力很強，在哥倫比亞大學第一學期雖然成績不佳，但后來進步顯著。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留學時光對顧維鈞后來的外交活動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一流的師資不僅培養(yǎng)了顧維鈞的國際法基本學識，而且給他帶來了十分廣闊的人脈。顧維鈞的導師約翰·穆爾（John Bassett Moore）不但是知名國際法專家，還曾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處理過美國對華事務。此外，顧維鈞選過當時初出茅廬、后來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比爾德（Charles Austin Beard）的幾門課程，他的憲法課老師是后來擔任袁世凱政府法律顧問的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歐洲史的老師是后來隨行參加美國巴黎和會代表團的肖特維爾（James Thomson Shotwell），等等。

顧維鈞與導師約翰·穆爾

顧維鈞也積極參與各類課外活動，如進行演講比賽、組織中國留美學生會等。這些活動培養(yǎng)了顧維鈞應對各種問題的能力。作為一名中國留學生，顧維鈞在哥倫比亞大學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中脫穎而出，形成了很強的自信心。受此影響，顧維鈞在進入外交界之后，雖然年紀很輕，但是敢于表達自己的意見。金光耀教授在重新閱讀資料時發(fā)現(xiàn)顧維鈞在《留美學生年報》上發(fā)表過一篇題為《中國外交私議》的文章，以往沒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顧維鈞在該文中提到晚清外交時，指出中國缺少有膽識的外交家。顧維鈞認為外交家不僅需要具備法學知識，還要足智足勇、處事果斷。他指出當今世界雖有強權而無公理，但進行國際交涉時能用公理爭強權，強權就不能一手遮天而抹殺公理。這體現(xiàn)了學習國際法對顧維鈞從事外交的重要影響。顧維鈞僅用7年就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完本碩博，獲得學位。1912年，北洋政府召顧維鈞回國，當時正值外交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的重要時期，外交總長陸徵祥提出“辦外交不可用外行”。所以顧維鈞年僅24歲就出任總統(tǒng)英文秘書，并進入外交部工作。隨后在27歲時擔任中國駐美公使，31歲時代表中國在巴黎和會發(fā)言，34歲時擔任外交總長。這對年輕人而言是難得的機遇，但能否抓住機遇，還得看個人的能力和稟賦。

初露頭角

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有五位代表，其中顧維鈞的資歷最淺。若依此，不會輪到顧維鈞發(fā)言。但當時事發(fā)突然，1919年1月28日中日辯論山東問題，其他四人或無準備，或臨陣退縮。而對中日問題有研究的顧維鈞當仁不讓地挺身而出，為國家爭公理，也為個人贏得了聲譽。這次發(fā)言可謂顧維鈞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的首秀。

《東方雜志》刊登的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

據(jù)當時的助手金問泗回憶，顧維鈞最初演講時十分緊張，但接下來就拋開一切，侃侃而談。這場演講僅持續(xù)半小時，顧維鈞用詞平實，但邏輯非常嚴密，有理有據(jù)，無懈可擊，演講稿已收錄在《顧維鈞外交演講集》中。這場演講贏得了在場西方巨頭們的稱贊：時任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來與顧維鈞握手致意；法國總理克里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則將顧維鈞和日本代表的辯論比作“貓戲老鼠”，稱過程完全在顧維鈞的掌控之中。巴黎和會這場演講對顧維鈞之后的外交生涯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金光耀教授認為，“天時”、“地利”與“人和”共同造就了這場載入史冊的演講。

首先是“人和”。雖然這場演講的實際準備時間只有不到24小時，但是顧維鈞為這一刻的準備早在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時就已開始。在發(fā)言中顧維鈞沒有使用尖銳的詞句怒斥對方，甚至不失風度地“感謝”日本將德國清除出山東，但他馬上明確表示，絕不能犧牲中國的利益來“感謝”日本。除此之外，顧維鈞的導師約翰·穆爾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一點往往被人們忽視。顧維鈞出任駐美公使后，聘用穆爾擔任中國使館的顧問。雖然受到了一些阻撓，但穆爾還是在幕后為顧維鈞出謀劃策。巴黎和會開始前，穆爾給顧維鈞寫了一份關于中國租借地的備忘錄，里面提到了山東問題，指出因為戰(zhàn)爭形勢發(fā)生了變化，日本的要求是沒有法理依據(jù)的，等等。顧維鈞的演講中有一些話就來自穆爾的備忘錄，因此金光耀教授認為顧維鈞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準備和穆爾在背后的推動可以稱為“人和”。其次是“天時”，二十世紀，民族主義在中國漸成潮流，改變不平等中外關系的呼聲日益高漲。顧維鈞順應了潮流，在國際舞臺上率先發(fā)出中國的聲音。至于“地利”，金光耀教授認為，顧維鈞發(fā)言的場合占盡地理之便?！笆藭h”召開的地點在塞納河畔的法國外交部大樓，這里是歐洲外交的中心。當時美、英、法、意等幾個“巨頭”的首腦都在會場，國際媒體都關注會議發(fā)言。因此顧維鈞占據(jù)天時地利人和的優(yōu)勢，留下了這場里程碑式的演講。

《顧維鈞外交演講集》，顧維鈞著，金光耀、馬建標選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8月

不過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并沒有解決，這一問題在三年后的華盛頓會議才得以解決。這件事中顧維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使得顧維鈞不僅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嶄露頭角，在國內各界也得到了非常廣泛的認可。比如1922年顧維鈞回國時，蔡元培就請他到北京大學演講，并在?？蠟樗白鰪V告”，稱顧維鈞為“青年外交大家”、“我國大學學生之模范人物”。

外交思想

當時國內對外交人物關注很高，另外兩位華盛頓會議全權代表施肇基和王寵惠，以及同時代的顏惠慶、王正廷都受到了民眾關注。這些人被時人稱為“外交系”，其中顧維鈞年齡最小，但是對自己的外交能力最自信，尤其對自己的學術背景有優(yōu)越感。顧維鈞指出，中國人認為只要在外國留過學，學過外語，就可以做外交，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外交人員必須具備基本的國際法和外交史知識。顧維鈞的專業(yè)能力也體現(xiàn)在他對中國的國力清醒的認識上。在從事外交活動中，顧維鈞常以“弱國”來定位當時的中國外交，并采取相應的策略?！渡陥蟆飞嫌涊d了顧維鈞1934年回國演講時對中國外交的看法：

“國人對外交有兩見解，一謂弱國無外交，一謂正惟弱國始須外交。此兩說皆可謂確，而亦皆可謂不全確。國無強弱，皆有賴外交，惟其方法則不同。而弱國之外交，尤關重要。因強國外交可較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補救。弱國則不能一毫松懈，其獲得結果也固不易，而獲得結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p>

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顧維鈞都如履薄冰。顧維鈞認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條成語對個人來說是可以的，但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因為國家不能“玉碎”。所以在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成功，因為如果一方想得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另一方也有此要求，則無法達成任何協(xié)議。因此通常取得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即是大勝。當達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時，就應當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談判破裂的言談和行為，而失去已有部分。這一觀點不為同時代民眾廣泛認同。顧維鈞指出當時中國外交有個大毛?。旱教巵y要價錢，不愿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愿吃小虧，結果吃大虧。顧維鈞在外交中，該強硬的時候十分強硬，而該身段柔軟時，也會尋求妥協(xié)，處理問題十分靈活。

顧維鈞知道，作為一個弱國的外交家，處理外交事務非常不易，但弱國外交未必沒有施展的空間。顧維鈞十分敬佩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法國外交家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塔列朗被歌德稱為“19世紀第一外交家”，他最大的功績在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上。當時雖然法國戰(zhàn)敗，但塔列朗在會議中與其他國家多方周旋，最終保全了法國的國家利益。正如顧維鈞1911年在《中國外交私議》所寫：“不觀乎嘉慶晚年，法國當大創(chuàng)之余，其使臣達里蘭（塔列朗）卒能操縱英俄普奧四雄于維也納會議乎？”因此，金光耀教授認為，作為一個弱國外交家，顧維鈞心中有個“塔列朗情結”。但是兩場相距一百年的外交會議結果完全不同：塔列朗獲得了成功，而顧維鈞飲恨塞納河畔?？梢娡饨患业牟鸥刹⒉荒艹絿\。顧維鈞曾與胡適等自由派人士有過非常密切的往來，還曾在鐵獅子胡同顧宅主辦座談會邀請他們參加。但在20世紀20年代，顧維鈞投入國內政治后，他們逐漸分裂。自由派的《努力周報》曾發(fā)文諷刺顧維鈞為中國的“泰勒蘭（塔列朗）”，認為他是一個“人用之才”，即無論唐紹儀、袁世凱、徐世昌或是什么人，都可以用他。

現(xiàn)藏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普呂東（Pierre-Paul Prud'hon）所繪的塔列朗像

雖身處弱國，顧維鈞心底卻有想讓中國躋身大國之列的強烈愿望。但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前的一小段時間里，他才有機會將這個想法變?yōu)楝F(xiàn)實。1944年中、美、英、蘇參與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前，蔣介石向顧維鈞征詢意見。顧維鈞提出的參會方針是確保中國成為“四強”之一，以獲得與美、英、蘇平起平坐的大國地位。盡管顧維鈞意識到當時中國與其他三國之間存在實力差距，但采取了積極進取的應對策略。蔣介石肯定了顧維鈞的提議，委派顧維鈞為首席代表，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這次會議的結果與顧維鈞的努力密不可分。之后1945年4月-6月在舊金山召開了聯(lián)合國制憲會議，顧維鈞在中國代表團組團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時，中國的大國地位還未確定；而到舊金山會議時，中國大國地位已經確定，因為中、美、英、蘇四國共同作為會議發(fā)起國。顧維鈞在舊金山會議上的發(fā)言充分展現(xiàn)了中國對世界秩序和大國地位的想法。如在非常任理事國的分布上，英國提出要按對戰(zhàn)爭的貢獻來確定，如若這樣，英聯(lián)邦國家將占先機，英國就會在安理會中占主導地位。而顧維鈞提出，應該按區(qū)域分布原則，各大洲的國家都應考慮到，這個原則最終被寫進聯(lián)合國憲章。這個原則就是中國代表弱國提出的，正如蔣介石所說，如果中國不作為東方代表參加會議，會議對世界上一半的人將沒有意義。而在聯(lián)合國有關托管地問題的討論中，英美都想維護私利，保持自己的殖民地和戰(zhàn)略地位。但中國站在“以公理爭強權”的立場上，顧維鈞與英美正面沖突，多次辯論，稍現(xiàn)大國氣概，對聯(lián)合國憲章相關條文的制定做出了貢獻。顧維鈞曾說自己一直有個愿望，就是希望在世界大家庭里，中國能夠有適當?shù)牡匚弧Ｔ谂f金山會議中，顧維鈞作為中國的代表，堅持“以公理爭強權”的立場?？上У氖牵@樣的時刻在顧維鈞的外交生涯中十分短暫。大多數(shù)時候顧維鈞是以弱國外交家的身份出現(xiàn)在外交舞臺上的。

舊金山會議中國代表團合影

顧維鈞對民國外交的另一重要影響在外交戰(zhàn)略上。從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開始，顧維鈞就提倡“聯(lián)美制日”的戰(zhàn)略，這是基于對日本侵華野心和遠東地緣政治格局的判斷。在1917年給外交部的報告中，顧維鈞認為當時英、俄、日、葡等國與中國都有“未了問題”，而“美對于我無陰謀，待我以至誠，我正可賴美為助”，“遠交美尚足以制近逼之日本”。1918年顧維鈞又提到：“歐戰(zhàn)發(fā)生，均勢破壞，其方有余力且素主門戶開放等主義，足為我助者，厥惟美國?！笨梢钥闯雎?lián)合美國的目的就是制約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日本。1930年代，日本屢次侵華，顧維鈞多次向政府提議，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外交戰(zhàn)略。中國傳統(tǒng)外交主張“以夷制夷”，但沒有固定的聯(lián)合對象，可以聯(lián)美，也可以聯(lián)俄；而顧維鈞將美國作為長久的聯(lián)合對象。在中國近代外交轉型中，顧維鈞將“聯(lián)美”提升到了戰(zhàn)略的層面上。這一主張，不僅是基于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也是顧維鈞留美期間潛移默化形成的對美認同感在對外事務上的反映。從民國政府來看，包括胡適、宋子文等哥倫比亞大學畢業(yè)生在內的越來越多的留美學生進入外交界并占據(jù)要位，形成了被人們稱為的“親美派”。同時隨著中日矛盾越趨激化，“聯(lián)美制日”逐漸成為民國政府的基本外交方針。

卷入內政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外交家不僅面臨國際問題，還要面對國內政治問題。中國國內政局動蕩，政府更迭頻繁。顧維鈞經歷了從袁世凱到蔣介石退敗臺灣后的各個時期，這在同輩的外交官中絕無僅有。在北洋政府后期，顧維鈞較深地卷入了國內政局。在1922-1927年間顧維鈞共擔任過六屆外交總長和一屆財政總長，還擔任過兩屆總理，其中一屆還攝政代行總統(tǒng)權力。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后向民眾談到，中國在會上提出的恢復關稅自主、廢除領事裁判權等要求列強口頭均表同情，但“無不曰現(xiàn)在中國內亂頻仍，南北尚未統(tǒng)一，收回領事裁判等事，今日尚非其時……”因此，顧維鈞希望國內“強有力政府早日成立”。這是顧維鈞卷入國內政治、接受政府職位的原因。而從國內政治來看，華盛頓會議以后，國內民眾對中國外交代表在國際舞臺上為國爭權的表現(xiàn)評價很高，希望他們也能將精力和才干用于國內政治。

作為一個有留美背景，了解西方政治的人，顧維鈞有按照西方模式推進國內政治的愿望。但在軍閥操控的派系斗爭之中，顧維鈞和同時代其他外交家都只能充當被動的角色，在內政方面的愿望無法得到實現(xiàn)。顧維鈞晚年在回憶錄中提到自己對國內政治不感興趣，無意卷入國內紛爭，還提到他們被時人稱為“外交系”，因為他們不參加派系紛爭，超脫于各派系之上，所以被認為是獨立的。顏惠慶在自傳中也有類似的表述。但實際上，顧維鈞的回憶并非自己當時的想法，而是在經歷了派系斗爭之后對其產生的厭惡，折射出卷入內政并不成功的經歷。在1928年北洋政府倒臺之后，國民黨通緝所謂的“安福余孽”，顧維鈞“榜上有名”，鐵獅子胡同的住宅也被作為“逆產”沒收。這一經歷讓顧維鈞了解了政治的險惡。所以顧維鈞后來雖然也曾出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駐外大使等職務，但盡力與國內政治保持距離。但是在20世紀上半葉，國內政局紛爭，想要完全保持獨立十分困難。在1940年代后期國共兩大力量的角逐中，顧維鈞無法完全置身事外。蔣介石派他做駐美大使，就是要用他的外交才干不遺余力地爭取美援。顧維鈞因此深深地卷入了美國的兩黨政治。顧維鈞對美國民間社會也頗為了解，還曾在美國的電視節(jié)目“Meet the Press”為國民黨做宣傳。而在1949年，顧維鈞又卷入國民黨內部政治，與胡適、蔣廷黻一起推動“自由主義者”主導的新內閣。他們三人均畢業(yè)于哥大，都信奉自由主義，但是對新內閣和現(xiàn)實政治的態(tài)度并不相同。胡適有心推動政治，但始終不愿意放棄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而直接介入政治。蔣廷黻半路投身政治，下決心通過自己的行動推進自由主義?！靶聝乳w”計劃擱淺后，兩人依然積極推行政治改革。顧維鈞受到多年外交經歷的影響，處世行事更為現(xiàn)實，更懂得隨機應變，在理念上不如胡、蔣那樣執(zhí)著。當新內閣計劃無法實行，局勢劇變必須做出選擇時，他并無太大困難地又回到先前的立場上，認為蔣介石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繼續(xù)為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在美國朝野奔走。

顧維鈞曾說，外交應該考慮的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利益，不應該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他外交生涯最后階段的對美外交，正是他自己所批評的有了黨派和政治利益的考慮。

盡管有卷入內政的經歷，但顧維鈞本質上還是外交家。顧維鈞將外交視作外交官從事的專業(yè)工作，因此反對民族主義興起后出現(xiàn)的“國民外交”。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到，在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后，“國民外交”成為時髦的口號，群眾組織大游行對中國的代表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后果。因為“國民外交”以百分之百成功為口號，但這是做不到的。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一些靈活的做法，也確實被當時的報紙批評為“過于軟弱”。

顧維鈞認為外交官必須具備四種專業(yè)素質——適當?shù)幕A知識、精通一門或更多的外語、實際的談判經驗和國際會議的經驗。除業(yè)務能力之外，顧維鈞還重視“外交官的氣質”，這也可看作是顧維鈞的夫子自道。金光耀教授認為，顧維鈞相貌俊美，被譽為民國時期的“美男子”之一，發(fā)言風格柔中帶剛，不厲聲斥責而使用邏輯和公理的力量，都是適合從事外交工作的特質。1933年顧維鈞曾在國聯(lián)與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就“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內容辯論，松岡詭辯稱中國人民抵制日貨為“變相的對日戰(zhàn)爭”。顧維鈞回答，抵制日貨乃是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自衛(wèi)措施，如果將此稱為“變相戰(zhàn)爭”，中國也歡迎日本以同樣的手段“排華”，而非侵占東三省。此言既出，會場上笑聲一片，松岡則十分尷尬。顧維鈞多年的外交經歷在為人處事上也留下很深的痕跡，隨時像在外交場合那樣彬彬有禮，哪怕是在家中閑聊中也如此。在大家的印象中，顧維鈞仿佛永遠“西裝革履”，說英語，用英文寫日記。但是金光耀教授指出，在家中顧維鈞喜愛穿中裝，閑暇時不看英美小說，而常讀自己從國內帶去的四書五經。在美國多年，顧維鈞也不喜歡看好萊塢電影，晚年尤愛看電視連續(xù)劇《香妃》。此外，顧維鈞還能隨口吟誦幾十首唐詩、寫毛筆字，甚至曾專門拜師學習國畫，由此可以看出強烈的中國情懷。

顧維鈞手書

金光耀教授認為，顧維鈞有過為國家以公理爭強權的高光時刻，也有過委曲求全的苦澀記憶，一生的個人經歷是整個民國外交的縮影。顧維鈞面臨的困難和經歷的失敗在所處時代是不可避免的?；厥渍麄€外交生涯，巴黎和會上的發(fā)言和拒簽和約，以及在舊金山會議上代表中國第一個簽署聯(lián)合國憲章成了顧維鈞在中國外交史上留下的永久印記。

顧維鈞

對話：顧維鈞是優(yōu)秀的外交家嗎？

與談人唐啟華教授指出：金光耀教授長期研究顧維鈞，近年又收羅到許多罕見的新材料，解決了許多重要問題，講座內容詳實嚴謹，可讓學界對顧維鈞的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聽完上述報告后，謹提出四個問題與金光耀教授商榷。

第一、優(yōu)秀外交官的標準是什么？

唐啟華教授認為，顧維鈞優(yōu)秀、杰出、國際聲望高，但也不免有其缺點，如恃才傲物、重“面子”。如顧維鈞在巴黎和會后，為中國爭取到了國際聯(lián)盟理事會1920年至1922年的非常任會員席位，但也承諾中國愿承擔“一等國”會費。然而當時中國財政困難，沒有能力支付高額會費，導致長期欠費。當1922年顧維鈞離開國聯(lián)回到北京擔任外交總長之后，當時在歐洲的中國外交官都不敢出席國聯(lián)大會，不敢面對被追討欠費，不愿自己被顧維鈞“比下去”。唐啟華教授認為，顧維鈞個人太過杰出，比當時中國國情、國民素質超出太遠，當時外國的外交官常評價顧維鈞是中國的“例外”。這樣一個特別優(yōu)秀的外交官，對中國外交到底是好還是壞？作為一個優(yōu)秀外交家的標準是什么，是應該符合當時中國的國力、國情，忍辱負重委曲求全，還是應該像顧維鈞一樣以遠超出國力的優(yōu)異表現(xiàn)，“鋒芒畢露”地爭奪國際聲譽比較好？

第二、顧維鈞外交生涯的巔峰是巴黎和會嗎？

《顧維鈞回憶錄》共十三冊，內容詳實，被譽為近代人物回憶錄中最可信者。但其中第一分冊（1931以前）比較簡單，因為顧維鈞早年的個人檔案幾乎都散失了，憑記憶寫成第一冊?！痘貞涗洝分袃热莼究尚?，但是在巴黎和會的部分難免會突出自己的優(yōu)點和重要性，對他人的表現(xiàn)頗有微詞?！痘貞涗洝分斜荛_了自己曾幫助袁世凱的事實，而強調自己反對帝制。顧維鈞1919年1月28日在巴黎和會十人會中一鳴驚人的山東問題發(fā)言內容，除了他個人多年來研究的心得之外，也參照了不少穆爾教授的觀點，很可能也受到美國代表團觀點的影響，當時中國想“聯(lián)美制日”，美國也希望利用中國來壓制日本。此外，巴黎和會代表團的團長是陸徵祥，他是“聯(lián)美制日”、“拒簽和約”等重大政策的決定者，顧維鈞起到的更多是建議作用以及十分優(yōu)秀的執(zhí)行。唐德剛提出顧維鈞是近代中國兩個半優(yōu)秀外交官中的“半個”，原因就在于他并非真的決策者。而且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很可能與顧維鈞對美國期望過高有關。

第三、顧維鈞對中國外交影響力最大的是什么階段？

顧維鈞的外交生涯很長，唐啟華教授認為其中最重要的階段是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8），這也是中國職業(yè)外交官的黃金年代。顧維鈞自1912年擔任外交部秘書，1915年參與“二十一條”交涉，擔任駐美公使，幫助袁世凱，此時年僅27歲；1917年顧維鈞主張參戰(zhàn)，1918年主張“聯(lián)美制日”，1919年擔任巴黎和會全權代表，一鳴驚人，1921年擔任駐英公使和國聯(lián)代表，1921-22年擔任華會代表，1922年后多次出任外交總長。1926年10月-1927年6月顧維鈞任外交總長兼攝政內閣總理，相當于北京政府的國家元首，掌握了決策權。在此期間，他推動修約外交，1926年11月廢除“中比條約”，是中國廢除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927年年初，中國與比、英、法、日等國進行交涉，并影響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改訂新約”方針。九一八事變后顧維鈞雖復任外交官，但主要擔任與日本對抗并做國際宣傳，未再能進入外交決策核心。所以顧維鈞對中國外交影響力最大的階段，應該是北洋時期，尤其是他掌權的1926至1927年間。

第四、外交是否能公開？

顧維鈞并不支持“國民外交”，認為國民外交不理性，民族主義太強，強調“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巴黎和會期間國民外交興盛，讓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受到很大的壓力?！皣裢饨弧蓖ㄟ^希望外交公開，使民眾參與其中并發(fā)揮影響，但即使現(xiàn)代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外交事務也不可能公開。在北洋時期國民外交盛行，可能受以下幾個因素影響：一、北洋時期《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國家根本大法，由于國民黨對袁世凱不信任，在《臨時約法》中行政權力受到很大限制，立法權力則被擴張，這導致臨時參議院及國會的外交權很大。當時任命國務員、大使、公使均須得到國會同意。臨時大總統(tǒng)經過參議院同意，可以宣戰(zhàn)、媾和及締結條約，即所有條約必須得到國會批準。當時國會基本被國民黨控制，行政權和立法權沖突嚴重。行政權過小、立法權過大與剛剛結束君主專制的中國國情并不匹配，使得很多外交事務無法開展。二、北洋政治派系斗爭嚴重，直系、皖系之間，徐世昌與段祺瑞之間彼此競爭，一方主張聯(lián)美，另一方主張聯(lián)日，在山東問題上也政見不同，彼此利用自家報紙宣傳。比如“研究系”就利用《晨報》煽動“愛國主義”，攻擊政敵為賣國賊。三、外交機密不能泄露，報紙常常捕風捉影、扭曲真相，而國民不知真相，容易被煽動。所以外交究竟是否可以公開，“國民外交”對外交是否真的有幫助，抑或只能“拖后腿”？

洪朝輝教授亦分享了自己的心得體會。洪朝輝教授認為，在外交事件中，“位卑言輕”的外交官往往更能放下包袱，開拓進取。1919年巴黎和會上顧維鈞雖然年紀最輕、資歷很淺，但這正好給了顧維鈞 “以公理爭強權”的機會。同時，外交官積極和樂觀的心態(tài)很重，弱國的無能客觀存在，但外交官高超的外交方法和修養(yǎng)，能夠彌補國力的不足。而且，外交官要避免匹夫之勇，要善于和敢于妥協(xié)。洪朝輝教授認為，“以公理爭強權”六字價值極高。顧維鈞原句為：“……雖曰有強權，無公理，然國際交涉之時，誠能以公理爭強權，則強權亦不能以一手遮天下之目，而抹殺公理也。”這條“金句”引人思考：第一、當弱國與強國博弈時，需要知己知彼，當時中國積貧積弱，而西方則既是強權，又口口聲聲主張“公理”。這里的“公”應當是指公平、公正與公道，而“理”是指理念、理論與理想。西方人當時很難公開反對自己標榜的“公理”，高喊“公理”又難以在現(xiàn)實中完全做到，是西方社會長期的軟肋，所以了解這一點的顧維鈞就主張在國際外交交涉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這也是一種“軟實力”和“巧實力”的中國實踐。第二、抗爭強權的理念也反映在顧維鈞“聯(lián)美制日”或“遠交近攻”的戰(zhàn)略上。因為對公開不講公理的日本人講公理，無異于緣木求魚，而對滿口“公理”的美國等西方列強才能奏效。第三、洪朝輝教授認為“以公理爭強權”中的“爭”字或有一語雙關之意。首先無疑是“抗爭”強權，此外還可能存在“爭取”、取代強權的含義，實現(xiàn)國家崛起的“兩步走”戰(zhàn)略：先以公理為武器，來抗爭強權；再以公理為旗幟，來打倒舊強權，幫助自己成為新強權，當然這里的“強權”不等于“霸權”。

隨后，金光耀教授回應了與談人提出的問題。

金光耀教授對唐啟華教授的評論和提出的問題表示感謝，并指出這些問題讓我們可以從更寬闊的視野來認識顧維鈞和民國外交。關于優(yōu)秀外交官的評判標準，金光耀認為，在于他是否維護了國權，或者，在民國的背景下是否能爭回一些已經喪失的權益。從這個角度來看，顧維鈞做得十分出色。以巴黎和會拒簽和約來說，雖然陸徵祥是代表團團長，但和會最后幾天的關鍵交涉都是顧維鈞一人完成的。金光耀教授認為顧維鈞幾乎一個人擔起了整個代表團的職責，因為當時陸徵祥生病住院，施肇基已返回英國，而魏宸祖主要負責內務。因此顧維鈞稱得上是一位非常優(yōu)秀的外交官。

第二、研究顧維鈞當然不能完全依賴顧維鈞自己的回憶錄。因為回憶錄多少帶有主觀色彩，個別地方確有抬高自己、貶低他人的情況。比如關于顧維鈞與王正廷的爭執(zhí)，更多地應該采用顏惠慶的日記作為參考。關于為袁世凱帝制奔走一事，在1999年的《顧維鈞傳》中采用了顧維鈞回憶錄的說法，認為其沒有介入。而在新近的研究中修正了這一說法，主要參考了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承紅磊副教授等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其中使用了當時美國報紙的記錄。顧維鈞在美國留學時曾寫過一篇文章，認為中國直接從帝制轉為民國并無不妥。但是1915顧維鈞的思想有所改變，這與當時留學生中普遍流行的“中央集權的民族主義”信念有關。顧維鈞在與袁世凱接觸后，欽佩其個人才干，認為中國需要這樣的“強人”。這些是顧維鈞為帝制奔走的原因。關于“聯(lián)美制日”是否更符合美國的利益，金光耀教授認為，外交決策不應考慮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而應著眼于是否符合當時中國的利益，因為每個國家在外交中都會優(yōu)先考慮自己的利益。20世紀上半葉日本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威脅，中國僅靠自己的力量，難以與日本抗衡，而當時最容易借助的外力就是美國。從后來抗日戰(zhàn)爭的結果來看，與美國聯(lián)盟雖然獨立自主性不夠，但在當時是切實可行的。

金光耀教授贊同唐啟華教授所說顧維鈞一生中對中國外交影響最大的時期是北洋政府時期，因為那段時期顧維鈞擁有決策權。除此之外，顧維鈞外交生涯中還有幾個時間點，雖然沒有決策權，但對最后的結果起到了關鍵作用。如1943年締結中英新約、參與聯(lián)合國籌建等，顧維鈞都通過建議影響了最后的決策。

金光耀教授認為外交公開和“國民外交”并不等同。因為外交永遠不可能完全公開。比如當年基辛格訪華也是秘密進行的，離開中國后才公之于眾。國民外交意味著要給民眾知情權，使其擁有影響外交決策的能力。國民外交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對身處一線的外交官們而言，國民外交帶來了不少桎梏。有時外交官可以借助國民外交的聲勢，但更多的時候這是一種負擔。比如在華盛頓會議中很多人批評顧維鈞軟弱，但如果不“軟弱”，山東問題可能就難以解決。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根據(jù)自己的經歷對國民外交持否定態(tài)度。如九一八事變后，在顧維鈞短暫出任外交部長期間，各地學生曾包圍南京外交部抗議，認為顧維鈞的外交政策是錯誤的，這也導致顧維鈞僅在職兩個多月就下臺。但在一些具體的外交場合中，顧維鈞也有意識地利用民眾的情緒以推進談判。比如在1942年底中英新約談判期間，為了迫使英方讓步，顧維鈞也強調中國政府面臨著“民眾的壓力”。因此金光耀教授認為國民外交是一把“雙刃劍”。

金光耀教授還回應了洪朝輝教授提到的“爭”強權問題。公理在清末民初是一個較為普遍的概念，顧維鈞在文章中沒有明確指出它的內涵是什么。但在威爾遜提出“十四點計劃”之后，顧維鈞認為他道出了世界和平的主要問題，從中可以看出顧維鈞心目中認同的公理。因為中國處于弱國地位，在“以公理爭強權”中“爭”主要還是抗爭。至于“爭取”，從日后舊金山會議上的表現(xiàn)來看，顧維鈞希望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后，可以為弱小民族的利益發(fā)聲。如今《聯(lián)合國憲章》中的區(qū)域分配、民族自決等原則都是顧維鈞代表中國堅持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