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學本（1909－1984）是中國影像人類學的先驅，紀實攝影大師，1934年至1941年，他在西南邊陲行走近十年，留下了萬余張照片及近百萬字的一手資料。日前，《西行影記》一書以足跡為線索、時間為脈絡，透過莊學本的鏡頭，呈現出一部西陲民族的光影史詩。
我們不妨將八十多年前的歷史還原成一張素樸的黑白圖片：1934年8月14日，在海拔5800米的高寒山地宿營的莊學本，借著熹微的晨光，眺望阿壩草地的無邊山色。亙古不變的雪嶺大川逶迤于蒼莽的川藏路上，這個在黃浦江邊長大的青年人肅然對視蠻荒的風景——曠古冷肅的荒原渺無人煙，遠方的雪峰似乎與塵世凜然隔絕——手中的照相機沉醉地追捕著光影流動的瞬間。單薄的行裝與未知的旅程，虱子一般如影隨形的挫折和匱乏，全然失色于膠片顯影時的靈光綻放。他在不時邂逅的野羊群的目送下，與一名“番人”同伴蕭索地策馬緩行，身后是幾頭支“烏拉差”的牦牛，馱著他簡陋的行李，包括一頂帳篷、半囊膠卷，以及一些沖印照片的藥水和工具。在漂泊的寂寞里，那人期然尋覓著生命的奇跡，而這奇跡竟也在他的面前昭然呈現：以如花的美色和野性的尊嚴，為一段早被風雨銷蝕的邊地故事，定影成一幅絕版的記憶。
草地初雪阿壩至果洛途中，沿途都是高原草地，屬岷山山脈，地勢此起彼伏，海拔在三四千米之間，入秋即下雪，冬季積雪不化，當地藏族牧民騎馬外出要背上“叉子槍”防身。
對于莊學本而言，這只是他前往“廓落克”（果洛）那片所謂“白地”旅途中并不重要的一天，他于帳幕中寫下數百言的日記，陳述一日的行程與見聞，唯值一提的，或許只是渡河時偶遇的三名陌生人與他們持槍戒備，互相驚疑對方是剪徑的盜賊。而這旅程繼續(xù)伸展，從果洛至康定，從中國至印度，又從青春朝氣的來路，到沉默郁結的暮年，再凝聚成圖文檔案與書稿，用劫后遺存的文字與影像，默默地啟迪著循道而來的同路人。
又或如半個世紀后的詩人海子在《九月》中所吟唱的：
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
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
我把這遠方的遠歸還草原。
乘坐滑竿上山
“沿途均無道路，遍山均可行，唯認牛足印而已。待至垂暮，于水草豐美處下帳房而歇……太陽初升時即起熬茶，茶沸稍揉糌粑即啟行。登山而西，碧草露濕，晨寒侵人，云霧未升，四眺清朗，遠矚群山起伏，如海中碧浪，一望無際……”——莊學本
本世紀最初幾年，原本沉寂無聞多年的莊學本，在其身后的時日里，再度成為中國攝影界與人類學界共同矚目的現象級人物——距他上一次的聲名鵲起，已經過去了一個甲子的歲月。如同“流放者歸來”，人們訝異地發(fā)現這位生前謙卑和善，中年時因“歷史問題”被開除公職、遣返回鄉(xiāng)，晚景也頗為凄涼落寞的“非著名”攝影家，曾經在中國最艱難的抗戰(zhàn)時代，獨自奔走行攝于土司割據、盜賊橫行的西南山地與西北荒野之中，如同一位被神諭感召的圣徒，決意用影像的力量，為救亡圖存、“開發(fā)西北”之國策做探路的先鋒。
龍山寨古碉樓
那些僥幸逃過戰(zhàn)火與動亂的底片，靜默地顯影于一個仿如隔世的新世紀，綻放昔日的榮光，令觀者同樣靜默，且毋需言辭稱其為“偉大”。學界公認：近二十年來，中國影像史學最重要的收獲，便是重新發(fā)現了莊學本及其同時代的孫明經先生。這兩位大師級的影像工作者，以他們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紀實攝影與紀錄電影作品，填補了中國影像史上的諸多盲區(qū)和空白，他們的歸來，極大豐盈了中國現代的影史篇章，也因其高潔的人格魅力，為我們樹立起兩座仰之彌高的不朽豐碑。正如中國攝影學者李媚所言：“這個人物所具有的光亮，應該成為燭照黑暗的指引?！?/p>
溜索 溜索就是碗口粗的篾纜，橫跨兩岸，有的是單索，有的是雙索。兩岸的羌民就憑著這根索子作為交通工具，牛羊糧食也在這上面往來。
對于中國人類學界而言，莊學本的重要性不僅在于他所記錄的藏邊影像有著非常寶貴的民族志價值——如將莊氏發(fā)表于《良友》《中華》等畫報上的圖片報道，與同一時期登載在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等刊物上由外國人拍攝的中國邊疆題材照片相比較，前者在真實生動、意態(tài)氣韻方面其實猶勝于后者，特別是種種不為外人所知，而又為莊學本所親見并攝取的械斗、婚喪、巫術等內容，更是有其人類學上的長遠價值。莊氏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所撰寫的一系列有關邊地地理與族群的文章和書籍，大都來自親身調查所得的一手資料，直到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史地與民族文獻意義。
莊學本的高明之處，還在于他在從事田野攝影工作的同時，一方面自覺吸納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接受任乃強、葛維漢、丁文江、徐益棠等學術大家的指導與訓練，不斷探索影像與學術結合的路徑；另一方面，又滿懷愛國熱情地投身于抗日救亡、開發(fā)西部的事業(yè)當中，決不當清談的看客與空頭的藝術家，這使得莊學本在20世紀前半葉“救亡與啟蒙”的文化大潮中，頗具時代精神與使命意識，而他與邊地民族的交往平實而質樸，甚至比多數人類學者的田野考察更具平等與合作的態(tài)度。因此，莊學本被稱為“中國影像人類學的先驅”，的確是實至名歸的定論之說。
趕場路上的羌人 農閑時羌民便作商旅，晨背農產遠道入市，至暮而歸。每當夕陽西下，見羌民三兩休憩山徑之旁，蓋已易貨歸來矣。
茂縣的羌民修路工
有關莊學本的早年生活，我們多只能從其家人的概述中知其大略。他于1909年出生在上海浦東的村舍里。父親莊鼎熙務農為生，兼在私塾中授課，頗受鄉(xiāng)鄰敬重，但莊學本卻因家貧，只在上海的尋源學塾讀過兩年舊式中學，便輟學赴滬上的幾間洋行、公司做練習生和小職員，自力謀生，并開始接受攝影技藝的啟蒙。1930年，莊學本參加了一支由青年人組織，自上海出發(fā)北上的全國步行團，以“憑我二條腿，行遍全國路，百聞不如一見，前進，前進，前進！”為口號，一路進行社會調查、圖片拍攝、證物搜集，“以貢獻社會，作學術上之參考”。步行團深得蔡元培、胡適、徐悲鴻等文化名流的贊賞，沿途也訪問過陶行知等知名人士。雖因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等原因，步行團行至北平而告中止，團員們卻對中國的世態(tài)民情有了些切實的體會。這一長途旅行、為天下先的經歷，也成為莊學本此后執(zhí)著于游歷考察、影像拍攝的前奏。
運藥材的背夫 藥用植物在當地產量極高，尤以川芎、蟲草為多。當時年產川芎100萬斤，而川洋1元可買145支蟲草。
莊學本于步行考察團解散后留居民國首都南京，在南京大同地產公司和萬國儲蓄會當職員，工作之余，亦練習攝影技法，早期多為風景、靜物、人像等“沙龍”式的作品。他發(fā)表在1934年《華安》雜志上的兩幅圖片——《幽居》，一幢山林中的茅草土房，《陶工》，一名蹲身制作陶盆的男子——都還難稱影像佳作，顯示不出拍攝者的獨特趣味與創(chuàng)作天賦。這樣的習作與生活，似乎預見了一位民國時代南方城市青年正常的人生路徑：安穩(wěn)度日，娶妻生子，兼有一份藝術氣息的業(yè)余愛好，波瀾不驚地度過一生。但在內心深處，暫時蟄伏的莊學本依然等待著遠方的使命召喚。
莊學本個人命運的第一次轉折，宏觀而言，源于國家局勢的震蕩與國土的淪陷：1931年爆發(fā)的“九一八事變”，令中國知識界心憂國是，更有所謂“丟失東北，開發(fā)西北”的思想與行動。莊學本亦更加關注西部邊疆地區(qū)，“想從事步行攝影，用形象的圖片介紹祖國的大好山河和兄弟民族，以激勵人民抗日保國的熱情”（莊文駿）。更為具體的原因，卻是一樁與他的日常生活軌跡并無直接關聯(lián)的事件。1933年年底，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薩圓寂，南京國民政府組織專使行署入藏致祭。這一看似“遠在天邊”的消息，竟觸動了時為南京萬國儲蓄會職員的莊學本的心弦，他絕意辭去首都商會的工作，打算以《良友》《申報》等報刊“特約記者”的身份，自費追隨專使團進藏參訪。
威州（今四川省汶川縣）城門 威州地處岷江邊，城內羌、藏、漢、回族雜居，漢人不到人口的三分之一。
20世紀30年代，西藏并非如當代文藝青年所向往的“香格里拉”或“靈魂圣地”。莊學本之所以對西藏產生調查與拍攝的興趣，或始于其早年未能完成的全國考察計劃，正所謂“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他又“覺得險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價值，有一探的必要”，加之國事危急，“愈覺非努力奮斗不可”，所以仍希望以考察邊疆、旅行攝影的方法，做出一番報國的事業(yè)，取得一些驚人的成就。
莊學本一生的夙愿和他半生的羈旅——無論是追隨吊唁十三世達賴的專使團（1934），還是參加護送班禪回藏的行署（1935—1937），再任西康建省籌備委員會參議（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改稱顧問）徘徊于康藏邊界（1938—1942），后來取道南亞，滯留于印度三年（1942—1945）——全是為著能夠進入西藏，拍攝這方雪域高原的神秘姿容，正所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彼時波譎云詭的國內政局，將莊學本的“入藏幻夢”擊得粉碎。這雖說是人生的一場悲劇，但也因此成就了莊氏攝影藝術的非凡境界，亦如他日后的回憶：“入藏的計劃不但不能實現，反而因戰(zhàn)事的演變，使我在邊地游歷了十年，增加了許多攝影資料，這是出發(fā)時所夢想不到的?！?/p>
（圖文均摘自《西行影紀》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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