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學術研討會：辛亥革命與民族復興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辦，中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及武昌辛亥革命研究室承辦的“辛亥革命與民族復興——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21年10月26日-27日在湖北武漢東湖賓館召開。海內(nèi)外諸多知名學者參與此次學術會議，從政治、經(jīng)濟、外交、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入手，在更長遠的歷史發(fā)展脈絡中對辛亥革命所關切的重要歷史議題展開討論。從參會論文主題來看，既有從宏觀上對辛亥革命研究方法和視角的整體反思，也有結(jié)合時代特征對辛亥革命歷史意義的重新思考，亦不乏具體深入且新見迭出的個案研究。此次會議從整體上體現(xiàn)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前沿水平，以下將本次會議的幾個重要議題略作綜述。

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辛亥革命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同時對近代中國社會結(jié)構和價值觀念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改革開放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日益受到海峽兩岸及海外學術界的重視，其自身也經(jīng)歷了一段較為輝煌的發(fā)展歷程。不過隨著相關著述的不斷增多，部分學者在涉足這一領域時往往感到研究空間不足，研究方法和視角很難進一步拓展。針對這一問題，與會學者在總結(jié)過往研究經(jīng)驗的同時，也對新時期如何深化和推進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馬敏（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報告《民族復興的歷史之鏈——兼論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復興》強調(diào)要在大歷史視野下探索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既要注重其推翻專制、建立共和制度中革命性的一面，也要注重其在政權建設、經(jīng)濟發(fā)展和民族國家觀念傳播等方面所發(fā)揮的積極建設作用，同時指出辛亥革命在中華民族復興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功績。桑兵（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的文章《辛亥革命史研究需要走向精細化》總結(jié)了目前國內(nèi)學界對辛亥革命研究趨向及存在不足，認為相較于古代史研究情形，辛亥革命史研究并非無由精進，但若要在既有基礎上取得進一步突破，必須擺脫粗放式的研究狀態(tài)，進入精細化的軌道。孫中山是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先行者，對于其個人行為、思想、著述一直是學界研究熱點，張金超（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在其《新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地區(qū)孫中山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總結(jié)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地區(qū)孫中山研究主要學術成果，指出孫中山研究雖然存在較高起點，但在孫中山的革命事功、政治活動、海外活動等方面都有深化和拓展的空間。王文隆（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黨史會與辛亥革命研究》從國民黨黨史角度出發(fā)，回顧國民黨黨史會對辛亥革命研究的貢獻，同時論及近年來臺灣史學范式的轉(zhuǎn)換對辛亥革命研究的影響。

二、辛亥革命與清末民初政局

對于清末民初政局，無論是從革命黨，抑或是從清政府角度，學界過往都有較為充分的研究。但在此基礎上仍有一些聚訟紛紜的議題，例如清帝遜位詔書的形成過程及法理意義，清末新政的實際效果及新政與辛亥革命關系等。與會學者針對這些熱點問題紛紛撰文展開討論，部分學者也對辛亥革命時新軍表現(xiàn)、邊疆政局及革命黨內(nèi)部分裂等問題進行探討。

王笛（澳門大學）《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的關系再思考》從清末統(tǒng)治結(jié)構的改革角度進行探討，回應為什么改革并沒有給清王朝的統(tǒng)治帶來穩(wěn)定這一問題。該文指出晚清集權造成了王朝缺乏自我糾錯機制，政府的力量越強大，個人和社會的能動性就越低，沒有讓社會更多的人參與到社會之中，反而削弱了中央集權。鄭小威（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民權政治與辛亥革命》指出“民權”在清末革命、改良各派的思考及其革命和制憲的實踐中長期占據(jù)核心地位，對民權概念的意涵進行了解釋，并且剖析了其與中國近代轉(zhuǎn)型的關系。

對于清末政局變遷和新政具體措施及成效進行探討文章主要有：樊學慶（廣州中醫(y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載灃攝政與宣初政局》認為親貴政治存在一個由良政到弊政的轉(zhuǎn)化過程，載灃攝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穩(wěn)定政權的過渡，但親貴互爭雄長最終造成權力體系分崩離析。李浩（廣東技術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有實無名：主持丙午改制“機構”考》考證編制館這個機構的名稱及各種名稱出現(xiàn)原因，以此管窺制度設計背后的用意及改制過程中的人事糾葛。章博（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清季軍機大臣副署制度的實踐困境》指出副署制度本身是為仿行西制，但移植到中國后出現(xiàn)水土不服的情況，引發(fā)各個部門之間的爭端。趙建民（山西師范大學社會學與法學學院）《預備立憲公會與清季政黨的發(fā)生》從組黨的可能、組黨的行動、組黨的條件與失敗三個方面對預備立憲公會具有政黨雛形予以論證。提出預備立憲公會不僅具有政黨的雛形，更有一定組黨的階級基礎。唐論（泰山學院歷史學院）《載澤與辛亥袁世凱復出》以載澤為視角，勾勒出清廷在辛亥年對袁策略從阻袁、制袁到失敗的過程。彭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中的“共和大請愿”》指出辛亥革命期間的共和請愿是革命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構成除武裝斗爭和南北議和外的第三條戰(zhàn)線，共和請愿期間存在的反對共和的聲音預示著這場君主與共和的較量不會隨著革命的結(jié)束而立即結(jié)束，在這場請愿中，袁世凱也扮演了一種微妙的角色， “被動”地結(jié)束清廷的統(tǒng)治。李振武（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宣統(tǒng)三年（1911）江蘇諮議局辭職案的是是非非》對兩江總督張人駿與江蘇諮議局之間因預算案而引發(fā)糾紛問題展開研究，對其中細節(jié)問題加以考證。汪穎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新政遺產(chǎn)——“未完成的事業(yè)”在東三省的繼續(xù)》以東三省為例，指出清末新政的措施并沒有隨著辛亥革命結(jié)束而終結(jié)，新政改革里所包含的對旗制及其它相關改革措施被繼續(xù)推進，促進東北向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

本次會議部分學者從不同角度加強對清末新軍問題研究。彭賀超（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督練公所與清末軍事改革風險應對研究》以督練公所為切入點，利用檔案、報刊、回憶錄等史料考察其應對清末軍事改革風險的措施和得失，由此觀察清朝地方政府的軍事管理能力和水平。李欣榮（中山大學歷史系）《庚戌廣東新軍革命的社會因素與組織特征》從較長時段觀察兵源招募、科舉存廢、滿漢之爭、軍事學堂等社會因素對軍心的影響，籍此重新認識新軍革命爆發(fā)的社會根源。曾祥輝（暨南大學歷史學系）《辛亥年清廷平息鄂事的剿撫戰(zhàn)略》追蹤清廷平息鄂事的戰(zhàn)略變化，解釋蔭昌與袁世凱對平鄂事宜的不同戰(zhàn)略，探討清方在陽夏戰(zhàn)爭結(jié)束前的剿扶方案。段君峰（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館員）《武昌起義前夕南湖炮隊事件再審視》對武昌起義前夕南湖炮隊事件的背景、湖北官方的態(tài)度與處置措施、涉事士兵的結(jié)局、革命黨人的應對、事件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革命一方面需要武力作為后盾，另一方面也需要從法理上確立正當性，部分學者對政權鼎革之際涉及統(tǒng)治權轉(zhuǎn)移的一些關鍵問題展開討論。駱寶善（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帝辭位詔書的擬稿與改定》提供從袁世凱內(nèi)閣及總統(tǒng)府檔案流出清帝辭位詔書前后兩稿，并對擬稿人和時間進行考辨。尚小明（北京大學歷史系）《辛亥南北議和演進與清帝退位詔書擬定及頒布》對南北議和與清帝退位詔書種種細節(jié)進行考證，認為袁世凱所提倡的“虛君共和”思想影響了整個南北議和的始終。朱文亮（暨南大學歷史系）《辛亥〈請速定大計折〉再析》利用日本參謀部相關檔案，同時梳理原有史料，認為《請速定大計折》體現(xiàn)的君位共和主張實為清方和談策略之一，只是國會公決方案無望后的備選，其意義僅在于提前暴露了清方的和談底線，并不能簡單視為袁世凱企圖廢帝的陰謀。陳明（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fā)展學院）《〈中華民國接受北方各省統(tǒng)治權辦法案〉的提出及其實踐》通過梳理《接收案》的提出及其實踐過程的來龍去脈，反映民國政制在北方未光復省份建構過程的復雜性。楊思機（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辛亥革命與蒙藏管理機構的制度轉(zhuǎn)型》探討辛亥革命時期蒙藏事務機構的設置和爭議，以此折射出民初的國家制度建設由一個矯枉過正到守正創(chuàng)新的過程。張臨希（北京大學歷史系）《“共和”何以安內(nèi)蒙——東北亞視角下的辛亥革命與邊疆政局》討論在辛亥革命過程中除卻南方強勢的漢人革命限度，清代舊制如何積極參與民國建設的問題。承紅磊（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總統(tǒng)世襲與民國立君——洪憲帝制運動前期北京政府內(nèi)部所提出的折衷方案》利用北京外交部檔案和日本外務省相關檔案，重新梳理洪憲帝制時期“總統(tǒng)世襲”與“民國立君”方案的提出及影響。

部分學者在既有基礎上繼續(xù)加強對南京臨時政府和民初革命黨人研究，李長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14 年革命黨人對孫中山與黃興分裂的反應新證——宮崎滔天家藏題字幅釋讀》利用宮崎滔天家藏兩件字幅文物，結(jié)合其他資料進行解讀，揭示二次革命后革命黨人群體對孫、黃分裂的反應情況。華強（國防大學政治學院）《中國同盟會分裂的表象與內(nèi)因》指出地域文化、革命宗旨、經(jīng)費分配以及領導人物分歧是造成同盟會內(nèi)部分裂的重要原因。高博文（暨南大學歷史系）《“總長取名，次長取實”——南京臨時政府行政部門組織原則再研究》結(jié)合相關史料分析同盟會內(nèi)部的主觀意愿，對南京臨時政府行政部門組織原則進行再研究。

三、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觀念與文化傳播

相比于疾風驟雨似的革命進程，辛亥前后思想觀念的流變與傳播則具有漸進性和持久性的特點，新舊思想的交替并非與政權更迭過程亦步亦趨，且很大程度上受到域外與傳統(tǒng)文化因素的雙重影響。許多學者注意到辛亥前后西學東漸過程所呈現(xiàn)的特殊性，從文化傳輸、群體接受、歷史書寫與記憶等不同角度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在文化與觀念傳播及社會思潮方面，俞祖華（魯東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清末民國時期中華民族大家庭觀念的發(fā)展》揭示了家國同構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對中華民族觀念建構的影響，并指出不斷加重的外患是中華民族意識形成的催化劑。洪振強（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論清末民初博覽會事業(yè)中的民族主義》以清末民初的博覽會事業(yè)為切入點，探討博覽會背后所反映民族主義之起因、內(nèi)涵、特征及其困境。左玉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辛亥革命時期俄國民粹主義之傳入及其中國反響》聚焦于清末民初俄國民粹主義的傳播，認為清末革命黨人所介紹的俄國無政府主義，實質(zhì)上是俄國民粹主義。趙妍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家且不存，國于何有？——辛亥革命后讀書人的家國觀》提出辛亥前后許多著名革命黨人和知識精英既推崇政治革命，又維護倫理道德，這種存?zhèn)惓Ｓ诠埠蜁r代的努力傳遞出維護和重建家庭的永恒關懷。趙軍（日本千葉商科大學）《從“同床異夢”到“異床異夢”——大亞洲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變異與改造、對抗》探討了大亞洲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落地生根及本土化進程，同時指出大亞洲主義主張在后期成為各派政治勢力包裝各自政治理念的理想工具。羅?；荩ㄈA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辛亥前后的階級言說》回顧西方階級觀念傳入中國之后，如何嵌入中國人的固有思維和對現(xiàn)實社會的觀察，從此開始產(chǎn)生多樣化的階級言說。經(jīng)盛鴻（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fā)展學院）《江蘇地區(qū)反清革命與民主共和思想的源頭及其發(fā)展》論述了20世紀初在同盟會江蘇分會的領導下，江蘇地區(qū)民主共和思想的傳播與發(fā)展。馬建標（復旦大學歷史系）《“革命依賴人民之心力”：現(xiàn)代中國“國民意志”的表達與“國民革命”運動的落實》認為報刊媒介對政治的介入會對中國民意表達產(chǎn)生深遠影響，這在清末民初報界輿論及蘇俄的“輸出革命”過程中都有體現(xiàn)。彭春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化之調(diào)律：斯賓塞與清末的種群競爭論述》以斯賓塞種群進化理論在中國落地和轉(zhuǎn)化的過程為主線，指出在清末無論趨于漸進改良還是走向激進革命，都可在斯賓塞思想譜系中借鑒到適用理論資源。

在歷史記憶與書寫研究方面，何廣（湖北省博物館）《革命·革命史·革命學——孫中山論武昌起義芻議》對孫中山武昌起義的言論作知識性整理，并總結(jié)其作為革命的參與者、總結(jié)者以及領袖的不同身份，對歷史敘述產(chǎn)生的影響。李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共和”敘事：切近的歷史表述——民國前期歷史教科書中的辛亥革命與民國建立》探討民國前期教科書中“共和”敘事表述內(nèi)容和主要特點，并指出共和作為一個時代主導性敘事，有其價值所在。蔡炯昊（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情感、政治與學術之間：民初清史館與官修正史的式微》重點研究辛亥之后不同群體和政治勢力在撰寫清史時史學觀念所呈現(xiàn)新舊雜糅和多歧互滲的局面。呂濤宇（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盡書生報國之意：楊鐸與〈辛亥建國史綱〉發(fā)覆》對楊鐸個人的治史風范與《辛亥革命史綱》主要內(nèi)容與特點進行介紹。蘭梁斌（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家的辛亥革命史書寫及其意義》探討了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家在馬克思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指引下，構建辛亥革命及整個中國近代史話語體系和書寫范式的過程。朱文哲（南方醫(y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時間與政治：民國時期蒙藏回歷書的編印發(fā)行》將民國時期的蒙藏歷書放置于現(xiàn)代民族國家時間秩序構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分析蒙藏歷書制作與頒行所面臨的文字差異及空間距離的挑戰(zhàn)，梳理民國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制度構建。李日（煙臺大學人文學院）《“南宋北徐”述論》分析了宋教仁、徐鏡心這兩位擁有共同革命理想和相似革命經(jīng)歷的人物在犧牲后所呈現(xiàn)不同歷史認知程度，并從政治環(huán)境、輿論環(huán)境和后世學術研究等不同角度分析其原因。楚秀紅（中山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中山元配夫人盧慕貞的“隱”與“顯”——淺談研究現(xiàn)狀、空間、孫盧婚姻及其他》回顧晚清以來一個多世紀中關于盧慕貞的研究狀況，分析其在后世歷史書寫中形象不斷變化的原因。高曉晨（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新中華報〉對孫中山的紀念》以《新中華報》為中心，通過梳理孫中山紀念相關論文和時事報道，探討抗戰(zhàn)時期中共紀念孫中山的旨趣及訴求。劉貴福（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胡適〈中國的孔教運動〉的寫作及思想狀態(tài)》以1914年胡適所發(fā)表在《中國學生月刊》上一篇專門討論孔教運動英文文章為例，探討胡適在留美時期對儒教、孔教，乃至于基督教的真實態(tài)度，進而揭示留學時期胡適思想發(fā)展過程。黃健敏（中山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從想象到具象：辛亥革命初期孫中山革命者“形象”的建立》重視視覺材料對歷史研究重要性，結(jié)合辛亥革命初期孫中山留下若干影響和有關文獻，探索具體直觀革命者“形象”建立。李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倫敦蒙難”后孫中山的英文撰述及其革命者形象的生成》著眼于孫中山在“倫敦蒙難”期間所發(fā)表的英文著述文本內(nèi)容，并結(jié)合當?shù)貓蠹埾嚓P報道，探討英文著述對孫中山形象生成所發(fā)揮作用。

四、辛亥前后歷史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孫中山、梁啟超、康有為、蔡鍔等政治精英人物作為歷來研究熱點仍然得到廣泛討論。賈小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破壞、革命與立憲——再論梁啟超的革命思想（1899—1903）》系統(tǒng)敘述了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后的革命思想及其與革命派革命的差異。鄧華瑩（浙江大學歷史系）《文本改寫與言說真意：辛亥康有為虛君共和論的來龍去脈》指出辛亥革命之后康有為虛君共和的論斷并非深思熟慮的政制設計，相當程度上只是被動因應政局變化的表達技巧和輿論策略。馬忠文《臺北近史所藏辛亥前后梁啟超函札考釋》對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梁啟超親筆書信進行考釋，有助于豐富對康梁政治活動認識。王曉秋（北京大學歷史系）《論孫中山的世界眼光》論述了孫中山在政治、外交和社會發(fā)展等方面所具有世界眼光的豐富內(nèi)涵和超越前人與同時代人的特點。廖大偉（上海大學文學院）《孫中山對中國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道路的思考與選擇》提出盡管孫中山一生從未用“現(xiàn)代化”一詞，但卻有著與之相符的言與行事實存在，因此用現(xiàn)代化坐標研究孫中山思想具有重要意義。安東強（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提出五權學說的時間節(jié)點及政治指向》依據(jù)新史料重新梳理和考證孫中山首次提出五權學說的時間節(jié)點，重在揭示五權學說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脈絡與歷史內(nèi)涵。熊月之（上海社會科學院）《“雙視野人”與辛亥革命——以容閎、伍廷芳與唐紹儀為分析對象》運用“雙視野人”概念，選取容閎、伍廷芳及唐紹儀作為典型案例，分析他們走向革命、贊成共和的心路歷程及各自特點。曾業(yè)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蔡鍔因何而過早逝世在日本？》聚焦于蔡鍔逝世原因問題，經(jīng)過詳實考證，駁斥蔡鍔為日人謀害與因花柳病致死兩種不實傳言。袁藝（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宋教仁與“調(diào)和南北”》通過對宋教仁從武昌起義后到國民黨成立及以后的活動進行分析，總結(jié)宋教仁對調(diào)和南北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

也有部分學者從區(qū)域史角度出發(fā)，探討政權鼎革之際各地軍政要員及不同群體的反應與抉擇。張華騰（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革命與建設：辛亥革命陜西首任都督張鳳翙與民初陜西社會發(fā)展》重點論述陜西首任都督張鳳翙在革命后建設陜西過程中的主要貢獻。李皓（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辛壬之際趙爾巽的出處抉擇》結(jié)合辛亥鼎革之際東北邊疆的內(nèi)外局勢及各方斗爭，揭示奉天都督趙爾巽應對變局的心路歷程。劉大勝（北京化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青年錢基博政治參與意識的燃起與破滅——以江西司法改革、無錫辛亥革命為中心的考察》論述錢基博在革命時代政治參與意識和心路歷程。戴鞍鋼（復旦大學歷史系）《虞洽卿與辛亥革命在江南》重點闡述上海工商界名流虞洽卿為上海和江南辛亥革命成功所做重大貢獻。高航（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二次革命后的譚延闿與“阻郭入湘”事件研究》利用1913年譚延闿與熊希齡二人往來電報，深入研究二次革命后包括譚延闿在內(nèi)的各方關于“阻郭入湘”的謀劃與博弈。茅海建（澳門大學）《直隸總督陳夔龍宣統(tǒng)元年（1909）“炭敬”冊》通過對《云貴同鄉(xiāng)京官錄》的“炭敬”冊進行考察，以此個案反映出清末十年外官的別敬、節(jié)敬成為京官重要生活來源，而這一龐大開支大都依靠民間搜刮，自然加劇民意不滿。

除上述角度外，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婦女與辛亥革命——以石美玉（1873-1954）為例》從辛亥前后女權運動角度，以近代中國著名女醫(yī)師石美玉為例，闡釋辛亥革命時期婦女之覺醒及參與革命之貢獻。王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華僑與辛亥革命關系研究的覃思——以民元伊始黃三德“討債”為例》以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為背景，對華僑黃三德與孫中山關于“義·利”公案引發(fā)恩怨作一剖析。

五、辛亥革命時期的財政經(jīng)濟

在此次會議上，部分學者圍繞辛亥前后借款、貨幣變革、企業(yè)改制及商會活動等問題展開討論。從宏觀層面討論辛亥鼎革之際財政問題主要有魏文享（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革命財政中的地方主義-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問題再討論》結(jié)合學界現(xiàn)有研究，探討革命財政地方主義的表現(xiàn)形態(tài)。鐘欽武（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南京臨時政府貨幣本位變革的制度導向與實踐困局》主要探討南京臨時政府對本位幣制變革的嘗試。

除此之外，黃婧（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中華民國南京軍用鈔票發(fā)行研究》聚焦于臨時政府成立后南京軍鈔的發(fā)行情況，揭示出南京臨時政府在特殊歷史時期面臨經(jīng)濟困局。王梅（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預算過程中的政治：民國首次國家預算案編訂研究》梳理各省預算案編送中所呈現(xiàn)央地財政關系，并由此反映預算過程中的政治發(fā)展脈絡。陳爭平（清華大學歷史系）《盛宣懷“非常之變”與漢冶萍巨變》探討漢冶萍巨變與盛宣懷“非常之變”的因果聯(lián)系，認為中國早期現(xiàn)代化進程坎坷，官僚資本的強勢及其伴生的企業(yè)作風惡化是一個重要內(nèi)因。左世元（湖北理工學院）《葉景葵與民初漢冶萍公司的改制風波》則將葉景葵個人境遇浮沉與漢冶萍公司國有化改制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探析漢冶萍公司官商合辦失敗的原因。崔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自救與紛爭：辛亥革命時期杭州紳商兩界的籌辦團防》重點研究杭州紳商兩界籌辦“民團”和“商團”的經(jīng)歷以及期間雙方的紛爭，揭示辛亥革命時期不同地區(qū)、不同城市在社會大變動來臨時反應方式及社會動員方式的差異。孫毓斐（復旦大學歷史系）《孫中山與桂系關系之研究——以第一次護法運動的財權博弈為中心》通過梳理桂系與孫中山在財政方面互動、博弈的史實，總結(jié)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深層經(jīng)濟原因。張榮杰（南京審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論辛亥鼎革之際的郵政中立》對辛亥鼎革之際的“郵政中立”進行探討，剖析辛亥鼎革之際，各方勢力為掌控郵政所產(chǎn)生矛盾與紛爭。

六、辛亥前后的中外關系

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不僅深刻改變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軌跡，在整個民主革命史上也具有標志性意義。這一時期中外經(jīng)濟、政治、思想文化聯(lián)系日益緊密，辛亥革命后中國政局走向一方面是國內(nèi)各派政治勢力相互博弈的結(jié)果，同時也受列強對華外交政策深刻影響。除此之外，大量外國來華醫(yī)師、傳教士、革命者或以旁觀者、或以親歷者身份與辛亥革命產(chǎn)生聯(lián)系。本次會議除沿襲過往，繼續(xù)加強對辛亥前后政府層面外交關系研究，還注重將眼光下移，分析來華外人群體對辛亥革命的參與和認識，力圖從他者視角對辛亥革命意義進行全面評價。

付海晏（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布教中國：1908 年日本在華領事館“本邦布教者及布教狀態(tài)”調(diào)查研究》聚焦日本外務省調(diào)查在華布教者問題，從日本在華傳教效果、民教沖突以及布教權爭奪三個方面展開研究?；粢郑ň畬酱髮W外國語學院）《辛亥革命后日本對華“民間外交”的展開》分析和考察辛亥革命后日本“民間外交”展開的歷史進程，從中窺探民初日本右翼勢力參與外交的歷史面相。李育民（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來華外國人對辛亥革命的認識》以外人來華外文著作為主要史料，對辛亥前后外人來華對革命認識展開探析。朱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從抵制美貨看辛亥革命前民眾運動發(fā)展新趨向》從民眾運動發(fā)展新趨向?qū)Φ种泼镭涍\動重新加以探討，揭示這一時期民眾運動特點及不足。袁哲（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再探辛亥鼎革孫中山赴歐借款——以海外史料為中心的考察》在既有研究基礎上，綜合利用英國、法國外交檔案，從細節(jié)層面梳理武昌起義后英法拒絕孫中山借款請求的過程。許龍生（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辛亥革命所致外國人損失賠償問題初探（1911-1915）》以日本亞洲公文書館所藏日本外交文書為主要資料，從革命中受損最嚴重的日本角度分析其行動背后的政策應對。王剛（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日本參謀本部與辛亥革命——以〈宇都宮太郎日記〉為線索》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宇都宮太郎炮制《對支那私見》為切入點，分析“私見”的性質(zhì)及危害，同時展現(xiàn)辛亥革命爆發(fā)后日本對華二元外交的特征。葉磊（中山大學歷史系）《大倉組與洪憲帝制時期日本的倒袁動員》闡釋日本在洪憲帝制時期日商勢力在日本倒袁政策整體布局中所扮演角色。石曉寧（加拿大約克大學）《加拿大國民黨中華革命黨時期的活動考》結(jié)合加拿大、日本、中國方面的報刊及檔案資料，對中華革命黨時期加拿大國民黨活動及后期取締事件進行詳細研究。左松濤（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民初革命黨人在上海進行國際宣傳史事真相》對與民初革命黨人關聯(lián)密切的《共和西報》與《民國西報》創(chuàng)刊與發(fā)行各種問題進行考證，厘清過去學界對革命黨人宣傳策略中一些含混不清的認識。吳義雄（中山大學歷史系）《他者的辛亥：美國人荷馬李的反清活動與地緣戰(zhàn)略》利用英美兩國材料，注重分析兼具反清革命者和地緣戰(zhàn)略家雙重身份的美國人荷馬李的心路歷程。裴京漢（韓國新羅大學）《東亞史上的辛亥革命——從韓人志士金秉萬在河南的活動來看辛亥革命的國際性》詳細追蹤辛亥前后韓人志士金秉萬流亡中國，與革命派人士進行交流等行跡，以此來闡明辛亥革命對韓國獨立運動史的重大影響。

七、辛亥革命與社會發(fā)展演變

本次會議共有五篇文章討論辛亥革命后的社會發(fā)展演變情況。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帶來各種社會勢力分化重組，社會風氣和觀念也隨之產(chǎn)生變化，從革命轉(zhuǎn)向建設需要和諧社會秩序。但秩序重建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經(jīng)歷一段較長陣痛期。

嚴昌洪（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后十年間的武漢社會》重在討論辛亥革命后武漢十年間的社會發(fā)展狀況，從較長時段考察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的背景。指出辛亥革命后湖北并沒有建立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相反，革命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給武漢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破壞。與此同時，新式教育給廣大群眾的思想帶來了洗禮，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提供了社會基礎。涂文學（江漢大學城市研究中心）《武昌起義后漢口重建中的國家與社會》聚焦于武漢首義后城市重建問題，漢口重建是在國家和政府主導下全體市民尤其是商界廣泛參與下進行的，突出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漢口市民社會與國家分享政治權利主要是城市自治權利的政治訴求和現(xiàn)代民主意識、法治意識的覺醒。譙珊（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辛亥革命與四川袍哥江湖社會的形成》主要探究民國時期四川袍哥江湖社會的形成與辛亥革命的關系，側(cè)重于革命前后四川政局巨變對袍哥命運的影響。出于尋找革命力量的需要，革命黨人聯(lián)合秘密會黨參與到辛亥革命當中來，袍哥的身份經(jīng)此發(fā)生了變化，從社會下層的秘密團體變?yōu)樯鐣袌?，但袍哥進入革命隊伍并非成為革命力量，而是轉(zhuǎn)而為匪，使四川社會秩序全面失控，這正是辛亥革命所未能預料的結(jié)果。莫世祥（香港樹仁大學）《中山革命在香港的社會基礎演進》探討孫中山在香港推進內(nèi)地革命的社會基礎問題，從港商、知識分子、基層工人和學生入手展開分析，梳理中山革命在香港社會基礎演進脈絡。趙立彬（中山大學歷史系）《翠亨孫中山故居未刊檔案所見辛亥革命社會面向》重點展示宮崎家藏民國人物書信和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中文檔案，特別是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中文檔案，并舉例了其中幾項事例，如請孫中山當皇帝等言論所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思想與社會面向。

八、會議小結(jié)

此次會議受疫情影響，采取線上線下相結(jié)合的方式進行，但與會學者仍然表現(xiàn)出極大熱情。從參會人員年齡結(jié)構上看，部分碩博青年學者積極投稿，在擁有優(yōu)良學術傳統(tǒng)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領域中開始嶄露頭角。許多學者已在此領域深耕多年，仍然筆耕不輟，提出新的學術見解，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群體不斷擴充，為未來此領域進一步發(fā)展奠定基礎。從研究視角上來看，更多學者開始從長時段、大視野角度來審視辛亥年間深刻社會變革，更加理性和客觀評價相關歷史人物是非功過，并開始思考辛亥革命在世界歷史中的坐標意義。除已有的思想史、政治史、經(jīng)濟史外，全球史和心靈史相關概念和理論方法也被引入辛亥革命研究領域，過往研究中學科畛域逐漸被打破，也擴充辛亥革命發(fā)展空間，引發(fā)人們對未來無限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