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多情似故人——漫談利用檔案進行研究

我將近40年學習與研究民國史的生涯，與閱讀、利用檔案密不可分。不僅利用檔案進行研究寫論著，也曾整理、編輯與出版過原始檔案資料。在地域范圍上，不僅有利用海峽兩岸檔案的經(jīng)歷，還多次赴外國查閱檔案資料。

在此，將閱讀利用海內外檔案，進行民國史研究的體會寫下來，與學界朋友們分享。我深知，鑒于學術訓練、學術背景、知識結構與學術旨趣各異，每位學者的個體經(jīng)驗或教訓均有特殊性，難以復制，但史學研究的基礎訓練與方法終歸有共通性，個人淺見，或能對年輕學者、學生有點啟發(fā)。

本文擬分享四點體會，分別用四句改動過的古詩詞句為標題：一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檔案”，講查找檔案之態(tài)度；二是“既見檔案，胡為不喜”，講用檔案之妙處；三是“不識檔案真面目，只緣身在檔案中”，講識檔案之能力；四是“檔案花氣清，悠然心獨喜”，講閱檔案之樂趣。

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檔案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是白居易《長恨歌》中的名句，形容尋遍九天之上，窮盡九地之下，決心大、用功勤，仍茫茫不見，所尋不得。史學家傅斯年將其改成“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要求史學家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窮盡可能地搜集資料。我在傅斯年改動的基礎上，再引申一步，改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檔案”，專為強調找檔案的重要性。

傅斯年重視史料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有句“名言”——“史學就是史料學”。史學界對這句片面深刻的話一直爭議不斷，學者們見仁見智，但史料對于史學研究的重要性，誰也不能否認。史學研究是一門實證的學問，所謂“論從史出”，就是指史學研究的結論必須在窮盡所有史料的基礎上方能得出。有學者可能偏好理論，擅長分析，做概念史（觀念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但其觀點終究也要史料支撐。

史料的種類有許多，對于具體的研究來說，各類史料價值是相等的，沒有高低之分，只要史料是真實可靠的，能用來恰如其分地支撐學術觀點，就是好史料。但不能不說，在所有史料類型中，檔案資料因具有典藏的權威性、完整性與連續(xù)性，很多情況下也有唯一性，所以顯得尤為突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對“檔案”的定義是，“指過去和現(xiàn)在的機關、團體、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和其他組織以及個人從事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軍事、外事、科技等方面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碧貏e強調了其作為歷史資料的屬性。學者們寫論著、申報課題需要排列“參考文獻”時，“檔案資料”通常是排在最前面的，這是一種約定俗成。

史學界說到“民國檔案”一詞，首先聯(lián)想到的是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二史館”），它是典藏民國時期歷屆中央政府檔案的國家級檔案館。多年來，二史館的研究人員與南京地區(qū)高校的教師有密切合作，共同組成了民國史研究“南京學派”，而“史料扎實”，“重視史料，尤其是利用檔案資料”正是“南京學派”治史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在南京大學讀書、任教多年，導師茅家琦教授、張憲文教授都教導我要注重新史料的發(fā)掘與運用，特別要珍惜利用二史館館藏檔案方面所具有的“天時地利與人和”優(yōu)勢。

真正利用二史館館藏檔案是在碩士研究生畢業(yè)留校工作后。我要寫胡漢民傳記，二史館有“胡漢民個人全宗”。個人全宗一般是不對外開放的，找到萬仁元副館長，在他的協(xié)助下，順利看到了，并運用到《胡漢民評傳》中。萬館長的開明、擔當與對年輕學人的支持，終生難忘。此后，我時常去二史館查閱檔案，在研究抗日戰(zhàn)爭正面戰(zhàn)場、戰(zhàn)時交通運輸、國民黨五全大會、蔣介石等課題時，均以二史館的檔案為基礎史料撰寫論著。

二史館一向注重檔案開放工作。我們在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蔣介石資料數(shù)據(jù)庫建設”過程中，得到了二史館領導的大力支持，他們在符合政策法規(guī)的前提下，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的檔案資料復制件。

讀書時老師們的教誨與早期利用檔案的經(jīng)歷，逐漸塑造了我的研究風格，即偏好利用第一手資料選擇課題、撰寫論文，對尋找檔案有異乎尋常的愛好。除了二史館，我還去過上海市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浙江省檔案館等檔案館，查閱到許多有用的資料，運用到相關的研究項目與論著中。

查找利用海峽對面的檔案，也是我的喜好之一。我迄今去臺灣地區(qū)學術訪問與參加會議14次，每次赴臺，都會抓緊時間去“國史館”、黨史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查閱檔案。2007年，我在政治大學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半年，為學生講授“中國現(xiàn)代史史料”這門課程，曾帶領學生實地參觀“國史館”，專門看了存放蔣介石檔案的庫房。臺灣地區(qū)學者能進庫房參觀的也是鳳毛麟角。我寫過一篇介紹在臺灣查檔案觀感的文章，題為“在臺灣查檔案是怎樣的體驗”，發(fā)表在“澎湃新聞”上，點擊量頗為可觀。

赴國外訪學期間，檔案館、圖書館是我的必選之地。與國內體制略有差異，國外有些重要圖書館也因收到捐贈而典藏珍稀史料，對這部分史料的管理與普通圖書不同，更接近檔案。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是我訪問次數(shù)最多，工作時間最長的海外圖書館。受燕京圖書館的委托，我整理并編輯出版了它所珍藏的“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兩套大型資料。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檔案館，我查閱并抄錄了蔣介石日記，也看過宋子文、孔祥熙、黃郛等人的檔案，浙大蔣研中心應該是目前抄錄蔣介石日記最全的單位之一（尚未抄全）。2002年我訪問哥倫比亞大學的善本與手稿圖書館（Butler Library），正好趕上那里開放“張學良資料”，有幸成為最早讀到該資料的中國學者之一。2010年浙江大學與陳香梅女士達成協(xié)議，浙江大學建立“浙江大學陳香梅資料與研究中心”，我受派擔任主任。兩年后，我與浙江大學檔案館的同仁一起遠赴華盛頓，在陳香梅擔任主席的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ds）大廈，清點、接受了陳女士捐贈的大批檔案，運回杭州。

2004—2005年，我有機會在韓國延世大學訪問一年，期間專門去設在首爾的韓國“國家記錄院”分院。韓國的國家記錄院即是國家檔案館，總部在大田市。我無韓語基礎，不能閱讀韓語史料，但當時想，韓國曾被日本殖民統(tǒng)治幾十年，中華民國政府在韓國有領事館，或許有中、日文的檔案。這個推斷是正確的，果然在國家記錄院里找到了中國駐漢城總領事館與日本朝鮮總督府外事科交涉的完整檔案，是用中文與日文寫成的。

2012年起，我利用去英國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訪問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查找其所藏的蔣介石資料，收獲很大。由于數(shù)量太大，我行程又緊，未能完成，就再派同事去繼續(xù)搜集工作。因為有早期的積累，我的年輕同事2020年申請到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抗戰(zhàn)時期英國駐華大使館檔案文獻整理與研究”，現(xiàn)在進展很順利。

2019年，我去意大利威尼斯大學講學兩個月，專程去了羅馬的意大利外交部檔案館，與館方達成了搜集民國時期中意關系與蔣介石資料的共識。可惜，因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此事目前暫時停擺。

我對檔案的癡迷與用功，有一事可以說明。1996—1997年，我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去哈佛大學訪問一年。其他同期的訪問學者多選擇學英語，修課程，與美國學者交流等，而我就窩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室，花九個月時間將其所藏的“胡漢民往來函電稿”全部錄入電腦。那時剛有筆記本電腦，黑白屏幕，分辨率很低，我每天工作下來，眼睛干澀到非常難受，后來有種“眼睛要瞎了”的感覺。等資料全部錄完之后，我趴在圖書館的桌子上，無聲地流淚哭了，當然也是欣喜的淚。燕京圖書館館長吳文津說，他當館長這么多年，看過連續(xù)到圖書館的讀者，是為寫博士論文，最長大概是3個月，我這九個月的記錄恐怕很難有人打破。當然，這么傻用功，也博得了一些名聲，奠定了我后來與燕京圖書館合作的基礎。至今，在哈佛燕京學社與圖書館，都還有我當年死用功的傳說。

二、既見檔案，云胡不喜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出自《詩經(jīng)·風雨》。是說女子見到期盼很久的郎君，壓抑內心狂喜，故作矜持，平淡地說聲高興。我改兩個字，用在這里，是說利用檔案帶來的收獲，或者說是意外之喜。

學界普遍認同如下觀點：一部好的史學作品，要有“三新”，即能發(fā)掘新的史料，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研究觀點。具體到某項研究或者一篇論著中，同時達到上述“三新”是有些難度，能有“一新”就相當不錯。利用檔案，探析出新史料背后的意義，就是發(fā)掘新史料最常見的方法。

自己的研究，得益于新史料的發(fā)掘與整理甚多。我主持整理、編輯與出版了兩大套的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珍稀資料——《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胡漢民資料從接觸到最后出版，前后用了10年時間，蔣廷黻資料更長，前后是13年時間。我以哈佛燕京的胡漢民資料為基礎史料，完成了博士論文《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研究——胡漢民的人際網(wǎng)絡、反蔣抗日活動及其他》，修改后由生活·新知·讀書三聯(lián)書店以《函電里的人際關系與政治》為書名出版（2003年）。蔣廷黻資料的整理項目，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資助。這兩套書都獲得了浙江省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蔣廷黻資料還獲得了教育部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用這些資料寫成的學術論文，為數(shù)不少，在此就不列舉。可以說，通過閱讀與整理這兩批史料，我的研究能力有了較大的提升。天道酬勤，付出有所回報。

在南京大學工作期間，我繼承老師們的傳統(tǒng)，告誡研究生要珍惜靠近二史館的優(yōu)勢，多跑檔案館。最初指導的幾位博士研究生，就結合我承擔《國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課題，在五院中各選一個院，如研究行政院、考試院與監(jiān)察院等，經(jīng)常到二史館爬梳檔案，他們分別撰寫的博士論文，答辯時均獲好評，畢業(yè)后作為學術專著出版，還分別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項目資助。正是因為有檔案史料的基礎，他們在史學研究上順利起步，成了某一課題的專家。

到浙江大學后，失去了利用二史館檔案的便利，我要求學生盡量去浙江省檔案館查閱檔案，運用到學位論文中。有位學生協(xié)助我整理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蔣廷黻資料，她利用這批資料，完成了博士論文，也申請到了國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項目。另一位博士生正在寫關于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美空軍合作方面的學位論文，所依靠的資料是他去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查閱到的“陳納德檔案”。

觀察一些近現(xiàn)代史學者的學術生涯，很容易發(fā)現(xiàn)他們做學問有個共同的方法，即不自我設限、囿于特定的研究課題，而是隨著檔案的發(fā)掘轉入新的研究題目，由檔案決定研究主題。這很符合學術界強調的“論從史出”觀念，也與傅斯年的“史學就是史料學”之論暗合。如我的導師茅家琦教授，去歐洲訪問時發(fā)現(xiàn)一些外國傳教士與太平天國關系的檔案，開拓出太平天國對外關系史這個全新的課題，成果斐然。章開沅教授從辛亥革命史轉到商會史研究，后來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中也獨樹一幟，是因為他先在蘇州檔案館找到完整的蘇州商會檔案，在耶魯大學的金陵大學檔案中，找到了南京大屠殺期間的重要史料。楊天石研究員本科畢業(yè)于北大中文系，研究興趣與課題多次轉向，后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他訪問海外的檔案機構，要求看人家沒有被利用過的館藏檔案，并不限于他正在研究的課題，找到這些檔案后，他再發(fā)掘其價值，寫文章介紹給學界。楊天石后來匯編成《海外訪史錄》，書中涉及到孫中山、畢永年、宮崎寅藏、黃宗憲、康有為、胡適等人的檔案，多是就一封未公開的信，或一則史料說事。因為是介紹了新史料，所以有價值。

坦率講，我早年是畫地為牢，總把自己限定在研究胡漢民這一課題上，到圖書館檔案館只查胡漢民相關的資料，沒有就走人。后來，我見賢思齊，嘗試上述前輩學者的方法，先找檔案材料，再看能做什么研究。我涉足中韓關系的課題，事先沒有任何基礎，但由于在韓國找到那批過硬檔案，連續(xù)寫了幾篇論文，分別發(fā)表在《歷史研究》《民國檔案》等刊物上。對蔣廷黻、陳香梅的研究，也是先有檔案材料，再從材料中找研究題目，均發(fā)表過較多的成果。

根據(jù)我的親身經(jīng)驗與對其他學者治學路徑的觀察，有志于近現(xiàn)代史研究的年輕人，如果能耐下性子，抱住某種特定的檔案，認真研讀幾年，一定會有收獲的?，F(xiàn)在，有些較有成就的年輕學者，也正是這么做的。

所以提倡這種方法，是因為史學研究者，包括進入博士論文寫作階段的研究生，有一定的閱歷，最不缺的就是各種斷想式的新想法，但歷史是實證的科學，有想法，沒史料（或者有史料，但限于條件無法查閱），最后肯定寫不出像樣的論文來。套用一句時髦的句式，“困在各種想法里卻沒有史料的博士生。”而有了第一手、別人沒有用過的史料，再去找相關研究的成果，找個合適的位置將史料嵌進去，無論是否與之前的研究重合，都會是一篇不錯的文章，至少有新材料，為以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我曾經(jīng)提出過如下的觀點：蔣介石檔案與蔣介石日記開放后，出現(xiàn)了大批相關的成果，蔣介石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從蔣介石不在歷史現(xiàn)場的蔣介石研究，到蔣介石在歷史現(xiàn)場的蔣介石研究”。

楊奎松教授告誡自己的研究生，要找些前人沒有仔細梳理過和研究過的材料，做自己論文的選材，而去檔案館，“最容易找到這樣的題目來做”。

三、不識檔案真面目，只緣身在檔案中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蘇軾人所共知的名句。我改幾個字，是要說在史學研究中，對檔案史料要沉得下去，也要能跳得出來。

批評“史學就是史料學”說法的人，認為這個論斷忽視了史學工作者的分析判斷能力與作用，容易造成史料堆砌。我認為，這句話更確切的表達應該是，史學工作者具備了相當?shù)难芯磕芰?，史料就是至為關鍵的。

傳統(tǒng)史學要求好的史學工作者具有史德、史識、史才等素質。如果只要有好材料，好檔案就行，那么最好的史學家，應該是檔案管理員，他們每天與檔案打交道，守著一座寶庫。

閱讀、處理檔案，發(fā)掘其歷史內涵與價值，恰如其分地將其用在研究中，需要研究者的綜合能力。檔案學是一門專門的學問，理解歷史檔案的價值，需要多方面的綜合能力，如檔案學、宏觀的歷史脈絡、文件的背景、公私文書格式、書法辨識等等。如果沒有這些知識，面對檔案會一籌莫展。而這些知識的獲得，除了書本學習外，很大程度上要靠實踐，多讀檔案，認真揣摩，熟能生巧。

在此，說三個我自己處理檔案時遇到的事例。

1.對檔案價值的判斷。同樣的檔案，在不同人眼里價值是完全不同的。上海市檔案館曾公布過一批胡漢民秘書李曉生的檔案。我閱讀后，找到上海市檔案館負責人詢問：李曉生這部分檔案，是否全部公布了？負責人稱，有價值的都公布了，只剩下一個私人帳本，亂七八糟，看不出有什么用。我請他取來一閱，大喜過望，那是李曉生在上海代表胡漢民向北方各省“新國民黨”負責人發(fā)放經(jīng)費的記錄。胡漢民在反蔣過程中是否組織過“新國民黨”，學術界有爭論，我從哈佛的胡漢民往來函電中，確認有“新國民黨”組織，但既然有組織，就應該有活動、有經(jīng)費往來等，之前苦于找不到更確實的材料，上海市檔案館這本被認為沒有價值的賬本，不僅記錄了經(jīng)費往來的情況，而且還證實了“新國民黨”在北方各省的分布。

2.字跡辨認，斷句與代號的確認。燕京圖書館藏的胡漢民往來函電稿，涉及到許多人的信件，其實是不錯的繁體字行草或草書，我缺乏書法知識，有的筆跡非常難認，只能慢慢揣摩、比照，結合上下文一點點地猜。但如果是人名或地名等，完全無法猜，雖然最后多數(shù)能釋讀出來，仍有極少數(shù)無法確定。

胡漢民與親友的往來信件中，為保密起見，用了許多只有通信者之間才能彼此心領神會的暗語或者代號。為了正確地解讀內容，必須破譯代號所指，否則不但對其內容不知所云，甚至連來往雙方是誰都弄不清楚。這是個艱難的挑戰(zhàn)。我只能開足腦筋，苦思冥想，終于破解出了絕大部分的代號。這些代號的寓意各不相同：有的是依據(jù)人物的某些身體特征，有明顯的感情色彩，如同綽號；有的則根據(jù)歷史上的典故演化而來；也有從原名或字、號的諧音與字形變化而來；有的是借用歷史上同姓（或同名）者字號；也有的是用了宅名、書齋名。

如胡漢民往來函電稿中指稱“蔣介石”的代號有八個，分別是門神、門、阿門、慶夫、夫已氏、心馀、草頭、某?！伴T神”一詞應是出自《水滸傳》中的“魯智深醉打蔣門神”一句，“阿門”、“門”則是變稱或簡稱；“慶夫”應是取意于“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典故；“夫已氏”系舊式小說中對特定人物的稱謂，相當于“某某”；“心馀”，大概是借意清代詩人蔣士銓，字心馀。在函電稿中，蔣光鼐也被稱為“小心馀”，取“小蔣”的意思?！安蓊^”則是“蔣”字拆字的上半部分。閱讀過程中，破譯了代號后，有關函電的內容也就豁然貫通，心生欣喜。

3.閱讀、利用檔案，要有廣闊的學術視野與豐富的想象力，這是對研究者更高的要求。在檔案館讀檔案，不時會看到一些非常有趣、有價值的檔案，但如何將雜亂與碎片化的檔案，連綴成可以發(fā)表的論文，確實令人頭疼，需要作者有豐富的想象力和駕馭史料的能力。如2020年《民國檔案》創(chuàng)刊35周年，我想用二史館藏的檔案來寫論文投稿，更有紀念意義。我反復幾遍認真閱讀二史館提供的“蔣介石資料數(shù)據(jù)庫”檔案，這些檔案都與蔣介石有關，但散在許多部門的卷宗中，時間與空間分布廣泛，每份檔案都有點意思，但要找個主題寫篇學術論文，份量明顯不夠。我耐心閱讀，各種想法很多，但都覺得寫不下去，難以成文，不斷否定。

有一組國民黨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的檔案，是華僑與外國一般民眾給蔣介石的信（多數(shù)人因不知如何寄給蔣介石，由國際宣傳處代收），信的內容五花八門：有向蔣約稿的，有要蔣照片的，有要到中國找工作的，還有集郵愛好者索要郵票的等等。但這些信件時間集中于抗日戰(zhàn)爭期間，尤其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他們在信中不同程度地表達了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認識與支持，如果從抗戰(zhàn)時期外國民眾對中國抗戰(zhàn)認識與支持這個角度來處理，不僅可以包含了多數(shù)的信件，而且信來源于多個國家，寫信者身份龐雜、目的不一這些碎片化的“弱點”，反而可以從代表性廣泛的正面去理解，符合“民間外交”的特質。方向明晰后，就順著這條思路，重新整理閱讀檔案，最后寫出論文《外國民眾對中國抗戰(zhàn)的支持（1937—1941）——以國際宣傳處檔案為中心》，投稿《民國檔案》，得以發(fā)表。

四、檔案花氣清，悠然心獨喜

“夜久寂無人，露濃花氣清，悠然心獨喜”，這是宋代張孝祥的詞句，寫作者一個人在夜色中賞花，無人打擾，獨自占有而心中竊喜。閱讀檔案，也是一件孤獨的事情，應該用享受的心情來做。

前面三點，是從實用的角度，講如何積極地尋找檔案，用檔案寫文章、申請課題，甚至得獎，晉升職稱，來獲得學術上有形的進步。第四點是無形的收獲，看起來有些虛，但也很重要。

1.讀檔案是一種修行。換個角度看，在當下中國社會，能有時間有機會讀檔案的人可謂鳳毛麟角，是一種極小眾的閱讀和探尋體驗。尋找檔案、查閱檔案的經(jīng)歷本身，是靜心沉氣的修養(yǎng)良法，也是極好的人生閱歷和財富。為寫論著，做課題，或專門的研究，坐在幽靜的檔案館里工作，是一種特殊身份的象征。能使自己在浮燥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個平靜的方法，還可以增加知識，提高自己的各種能力。每位有條件讀檔案的人，應意識到這個“福氣”，有“悠然心獨喜”而惜福的心境。

2.讀檔案是“同情地理解歷史”的便捷途徑。原始檔案本身也具有文物性質，端坐讀檔案，通過當時文件、公私函件、日記等，如同回到歷史的現(xiàn)場，觀摩前人的作為，甚至窺探他們的個人生活。我在讀胡漢民往來函電稿，讀蔣介石日記，它們或是親友間交往談心，或是政治密謀，或是個人喜怒哀樂的文字時，有時會有“代入感”，仿佛就站在旁邊看他們寫，通過涂改與修正的文字，細致地體會他們的處境，甚至是思慮的過程。這是真實的歷史，遠勝過閱讀最出色的文學作品。

原始檔案的物理存留方式，也能透露出鮮明的時代信息，與其文字內容映證。如我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讀到一組檔案，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致教育部長朱家驊的信函，內容多是說辦學經(jīng)費窘迫，要求補貼。竺可楨用的是“國立浙江大學”信箋，僅從信箋的質量眼見一年比一年更差，就能證明當時辦學的困難程度。

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為指導其研究中國歷史的研究生，曾開設《清代檔案》這門課，自編教材，目的就在于讓學生通過讀檔案訓練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各種基本技能。他的學生孔飛力（Philip Kuhn）教授、柯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柯偉林教授在1980—1990年代，要求其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研究生，一定來中國，到二史館查檔案。即使找不到與論文直接相關的檔案，也要接受民國檔案的熏陶，感受當時的氣氛。

3.讀檔案，應該是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者生活的一部分。我去過一些國家與地區(qū)，每到一地，檔案館、圖書館是首選，而通常意義上的名勝景區(qū)去的并不多。如美國先后去過近十次，總共有超過2年多的時間，但著名的夏威夷、黃石公園這些地方都沒去過。有一次內人同行，我抄蔣介石日記感到時間緊，就每天拉她去檔案館幫助抄。她抱怨說，人家到美國半個月，就從東部到西部全境游了，我在美國這么多天，都沒出過舊金山地區(qū)。

在海外檔案館查檔案，最容易遇到學界的同行故友，也會結識新的朋友，相互交流心得，擴大自己的學術網(wǎng)絡，增長見識。

觀察有成就的史學家，幾乎沒有不重視檔案史料的。對于一個研究近現(xiàn)代歷史的學者，如果其學術生涯中（尤其是學術起步階段），沒有一段在檔案館閱讀的經(jīng)歷，應該是個很大的缺憾。

查閱檔案、利用檔案，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我從事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將這部分內容抽去，我的學術生涯肯定是干癟的，將是另一幅樣子。

（本文首刊于《民國檔案》2021年第3期，原題《檔案多情似故人——漫談利用檔案研究民國史》，作者陳紅民為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