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Young China”

1897年孫中山自稱Young China Party（少年中國黨），1900年梁啟超在夏威夷報紙讀到Y(jié)oung China，直譯為“少年中國”，遂寫成名篇《少年中國說》。晚清時期，Young China先后用來指稱洋務(wù)派、維新派、革命派等，孫中山率先使用其英文，梁啟超最早把它譯為“少年中國”，其中英含義都不斷變遷，折射出晚清以來的“世變之亟”。

青年孫中山

《少年中國說》的由來

1900年2月10，梁啟超發(fā)表《少年中國說》雄文，風(fēng)靡天下至今。這篇文章在夏威夷寫成，筆者認為梁是受1月2日《夏威夷星報》出現(xiàn)“Young China”啟發(fā)與刺激。清末“青年”一詞尚未廣泛使用，梁啟超把Young China譯為“少年中國”，在當時來說，字面上完全對應(yīng)。

梁啟超此文駁斥日本人把中國叫做“老大帝國”的謬論，激情演繹“少年強則中國強”，行文排山倒海，令人血脈賁張。文中有關(guān)“少年意大利”的陳述十分重要，卻容易被忽視。

梁啟超寫道：“瑪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chuàng)立一會，名為‘少年意大利’，舉國志士云涌霧集以應(yīng)之，卒乃光復(fù)舊物，使意大利為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薄吧倌暌獯罄痹腖a Giovine Italia，英文為The Young Italy，通譯為“青年意大利”。馬志尼等意大利三杰，集合志士，組織“青年意大利”團體，把祖國從外族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實行近代化改革，建設(shè)民族國家，梁啟超對這一壯舉心儀已久。

1943年，馮自由撰文對孫中山《倫敦被難記》自述在澳門加入的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并非興中會一事加以辨析。他認為：“或疑《被難記》之‘少年中國黨’為當時一種政治運動之固有團體，亦屬大誤。蓋‘少年某國某政團’，乃東西各國維新黨之普通名詞。自瑪志尼創(chuàng)設(shè)‘少年意大利’之后，他國改革政治之團體，以少年某國自稱者，不一而足，少年土耳其即其一例。我國志士之自稱‘少年中國’者，尚在土耳其之先?！保ā陡锩菔贰返谌?6頁）1945年高良佐出版《孫中山先生傳》，也認為“所謂少年中國黨，是那時國際間對維新政黨的一種普通稱謂”。這種解釋比較符合晚清時期的實際。

1961年，陳旭麓指出：少年中國黨“不是一個革命團體，而是一個要求改革政治的團體。當時梁啟超寫的《少年中國說》一文，主張要以少年的中國來代替衰老的中國，立意和‘少年中國黨’的相同”。（《近代史思辨錄》第138頁）陳旭麓將梁啟超“少年中國”與孫中山“少年中國黨”聯(lián)系起來，獨具慧眼，令人心折。

民國以來，有關(guān)孫中山自稱在澳門加入“少年中國黨”的學(xué)術(shù)爭議不斷，然而無論是肯定說還是否定說，偏頗之處都在于將“少年中國黨”實體化，都認為是一個嚴密的組織，筆者此前也犯了這個錯誤。若遵循馮自由、高良佐、陳旭麓的思路，將“少年中國黨”理解為對革新勢力的一種普通稱謂，之前的疑難都將迎刃而解。

近代中國很多概念，經(jīng)過曲折的演變歷程才最終定型。英文語境中表達青年的young、young man、youth這一系列詞語，在1910年以前的中國，主要用“少年”來對譯，廣泛使用“青年”是1910年以后的事。筆者管見，可能日本人更早使用“青年”來對譯。例如，最早追隨孫中山的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就把《倫敦被難記》里面的Young China Party譯為“支那青年黨”。

錢穆認為：“古人只稱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民初以來，乃有《新青年》雜志問世。其時方求掃蕩舊傳統(tǒng)，改務(wù)西化?！是嗄甓帜嗣駠詠碇旅~，而尊重青年亦成為民國以來之新風(fēng)氣。”（錢穆：《中國文學(xué)論叢》）錢穆的結(jié)論大體不差。晚清中國主要使用“少年”概念，“青年”用例較少，還不是廣泛流行的語詞。

《倫敦被難記》足可證明，國人率先使用“少年中國”概念的是孫中山，而不是梁啟超。孫中山青少年時期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西學(xué)教育，早年的思維方式是西式的，往往在腦海里先有一個英文的概念，再慢慢轉(zhuǎn)為中文表達。在他從事社會活動的早期，大量的英文詞語、詞組還沒有通行翻譯。孫中山的“少年中國”直接用英文“Young China”表達，應(yīng)該是利用了英文報章原有的表達方式，而英文報章Young China一詞，應(yīng)該是模仿Young Italy而來。  

孫中山對世界歷史有所了解，比梁啟超要早。孫中山先后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西學(xué)教育，也有很多機會從英文書報讀到有關(guān)Young China的報道與論述。孫中山用英文中使用多年的Young China Party，目的是想借助“青年意大利”這個典故，讓西方讀者“秒懂”他的革新傾向。1912年，孫中山老師康德黎出版《孫逸仙與現(xiàn)代中國的覺醒》一書，把Young China Party比擬于“青年土耳其”，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孫中山。

梁啟超寫作《少年中國說》，實系受到夏威夷英文報紙的直接啟發(fā)。這次夏威夷之行，直接原因是梁啟超出現(xiàn)了與孫中山合作反清的苗頭，令康有為大起疑心，必欲拆散這一聯(lián)盟，嚴令梁啟超離開日本前往美洲。1899年12月31日，梁啟超從日本乘船抵達夏威夷。

1900年1月2日，《夏威夷星報》（The Hawaiian Star）以《中國的改革》為題，隆重報道了梁氏的到來。該報稱：“今天，一位進步中國人梁啟超來到我們當中。這位紳士為追求他的事業(yè)，險些喪生。Young China很明白，它取得進展的唯一機會，是與西方思想與西方腳步協(xié)調(diào)一致?！眻蟮里@示了西方人的傲慢，此處出現(xiàn)了Young China一語，相信夏威夷華僑會給梁啟超作講解。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自承“不解英語”，實際情況是掌握了一些英文單詞，但運用未到自如程度。經(jīng)由夏威夷華僑的翻譯、解釋，梁啟超又熟知馬志尼“少年意大利”故事，遂仿照Young Italy，將Young China一語直譯為“少年中國”，寫下傳頌至今的雄文。梁啟超對“少年意大利”念念不忘，1902年又寫出《意大利建國三杰傳》，在“少年意大利”后面加注英文Young Italy。

《夏威夷星報》之Young China

前往夏威夷之前，梁啟超已熟知馬志尼故事。在《壯別二十六首》詩注中，他在“變名憐瑪志”一句后面，注曰“瑪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一，二十年流亡于外，屢變其名”。梁啟超對馬志尼生平的感慨，并不僅僅是“替古人擔憂”，而是有著現(xiàn)實的感慨。他在戊戌政變時依靠日本人的幫助得以逃脫，改名“吉田晉”，與不斷變換姓名流亡的馬志尼有著共鳴。

對《倫敦被難記》的文本分析

孫中山在1897年1月出版的英文版《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中5次出現(xiàn)“Young China”，其中3次完整出現(xiàn)“Young China Party”，仔細閱讀上下文，筆者認為，這是對革新勢力的稱謂，可以理解為一種政治運動，也可理解為松散的同人圈子，不能理解為有嚴密組織、嚴格紀律的列寧主義式政黨。

目前通行中文譯本中，Young China Party在《倫敦被難記》第一次出現(xiàn)時譯為“少年中國黨”，括號中加注“按即興中會”，后面則直接用興中會替代。這種直接改易原文的譯法不太妥當。下面具體考察這個詞5次出現(xiàn)的情形。

第一次出現(xiàn)：“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改造中國，故名之為少年中國黨。其黨有見于中國之政體不合于時勢之所趨，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制及腐敗政治之代。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蓋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也。”這段譯文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yīng)，不過最重要的字眼是political movement（政治運動），表明孫中山所參加的，不是一個嚴密組織，而是一項政治運動，或者說一個趨新人士的圈子。

孫中山自述在澳門加入這個運動，筆者認為是1893年鄭觀應(yīng)回澳門奔喪時發(fā)生。該年5月22日，鄭觀應(yīng)回澳門奔父喪，一直住到9月9日，才與秘書吳瀚濤一起出發(fā)回滬。這一年夏秋，鄭觀應(yīng)與孫中山有3個多月時間同在澳門，兩人有很多共同朋友，這兩個同樣活躍的香山同鄉(xiāng)，在當時人口甚少的澳門，必定會見面。夏觀應(yīng)之子鄭潤燊回憶：“孫中山至少兩次到過澳門鄭慎馀堂，也到過上海的家中?！保ā多嵱^應(yīng)年譜長編》上冊第348頁）孫中山所稱“加入了少年中國黨”，最合理的理解是加入了鄭觀應(yīng)倡導(dǎo)的革新圈子。

第二次出現(xiàn)：“中國睡夢之深，至于此極，以維新之機茍非發(fā)之自上，殆無可望。此‘Young China’ Party所由設(shè)也。……之所以偏重于請愿上書等方法，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或可奮起?！允俏狳h黨員，本利國福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lián)名上書。時則日本正以雄師進逼北京，在吾黨固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恐以懲治新黨失全國之心，遂暫擱不報。但中目戰(zhàn)事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于上書請愿者，加以叱責(zé)；且云此等陳請變法條陳，以后不得擅上云云?！?/p>

孫中山從宣傳效果出發(fā)，把“公車上書”等請愿事件算成Young China Party的功勞，確實有夸大成分。但這種說法也有一定道理，孫中山一開始追隨的鄭觀應(yīng)，也是康有為倡辦的上海強學(xué)書局負責(zé)人，亦即在甲午戰(zhàn)爭前后，鄭觀應(yīng)、康有為可算同一派系。

第三次出現(xiàn)：“Young China Party之總部，設(shè)于上海。而會員用地之地，則定于廣州。”學(xué)界對這句話多有疑問。筆者認為，孫中山所稱加入的Young China Party，是以鄭觀應(yīng)為中心的革新勢力，具體化的話，人員可能包括宋耀如、鄭觀應(yīng)秘書吳瀚濤，數(shù)年前從香港回到上海定居的王韜也可算在內(nèi)。這些人都定居滬瀆，故孫中山說總部設(shè)于上海，1894年孫中山北上天津經(jīng)停上海時，這些人物都有緊密接觸，宋耀如更是長期追隨。1895年3月1日，孫中山在會面日本駐香港領(lǐng)事時，列出參與舉事的統(tǒng)領(lǐng)有鄭觀應(yīng)秘書吳瀚濤。從事后發(fā)生的情況看，鄭觀應(yīng)、吳瀚濤等上?！巴尽弊罱K沒有參與廣州起義，其原因可以理解。

第四次出現(xiàn)：“時值團防肇事，棄其軍服，四處劫掠。……居民特開會議，決議以代表一千人起訴與巡撫衙門。當事者斥為犯上作亂，下領(lǐng)袖代表于獄，余人悉被驅(qū)散。于是民怨日深，而投身入Young China Party者益眾?！边@是指該年廣州西關(guān)團防局劫掠錦綸行財物，引發(fā)沖突及大規(guī)?！吧显L”，官府處置不公，錦綸行商人、工人有不少人加入孫中山一派。

第五次出現(xiàn)：“……以是而富者怨，學(xué)者亦怨。凡茲所述，皆足以增Young China之勢力?！边@是指兩廣總督李瀚章大肆斂財，廣東學(xué)政徐琪（徐花農(nóng)，孫中山用粵語寫作Che Fa Nung）出賣科第，激起廣州一些富人、學(xué)人的反抗意識，也增大了Young China的勢力。

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里面，還用了另外一個詞組Committee of Refomers（改革委員會）。1897年7月，他又在《中國之司法改革》一文中，把他所屬的團體叫做Reform Party of Young China。（《孫中山集外集》第7頁）這些例子表明，這個團體其實并沒有正式的英文名稱，他在書寫的時候十分隨意。

收錄于《孫中山全集》中的《倫敦被難記》中文版，1912年由甘永龍編譯，他把第一次出現(xiàn)的“Young China Party”譯為“少年中國黨”，這樣處理本來不算錯，但在后面加上注釋“按即興中會”則不太妥當。筆者認為，興中會是個嚴密的組織，主要包含香港楊衢云等輔仁文社成員、檀香山華僑與會黨頭目，而Young China Party的含義更廣，也更有彈性，從《倫敦被難記》所說上書朝廷情形看，實際包含了康有為、鄭觀應(yīng)的勢力在內(nèi)，雖然沒有證據(jù)表明這兩人參與了廣州起義的謀劃。也可以認為，孫中山這樣使用Young China Party，有虛張聲勢的味道。

孫中山雖多次使用Young China，卻并無意愿把它譯為中文。梁啟超情形則大為不同，他國學(xué)修養(yǎng)深厚，十分自信，在將西方概念翻譯為中文時十分果斷。梁啟超發(fā)表《少年中國說》之后一段相當長時間，中文世界使用“少年中國”的情況并不普遍?！渡陥蟆纷钤缡窃?903年1月22日的一份告白提到“少年中國報館”。這是秦力山1902年冬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少年中國報》，數(shù)月后即?？?。秦力山曾入讀湖南學(xué)堂，師從譚嗣同，戊戌政變后流亡日本，與梁啟超一起辦《清議報》，1900年指揮大通自力軍起義，失敗后流亡日本，轉(zhuǎn)向?qū)O中山一派，章太炎稱之為“孫黨”。他使用報名《少年中國報》，估計受梁啟超影響為多，與孫中山有無關(guān)系則不得而知。

英文報紙中的“Young China”

Young China Party這個英文詞組，就筆者所見，1850年代就開始出現(xiàn)了。1853年，一份英國報紙把太平天國運動叫做Young China Party。1863年，另一份報紙的評論期待Young China Party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資源發(fā)展近代工商業(yè)，比較接近后來所說的“洋務(wù)派”。在幾十年里，這個詞組使用頻率并不太高。筆者所見英文報章當中，Young China Party是個十分寬泛的譜系，囊括了學(xué)界所說的洋務(wù)派、改良派、維新派、革命派。可以說，在這個詞組誕生初期，就包含著改良與革命兩個近代中國最宏大的主題。

1890年，《字林西報》刊出以Young China為題的報道，報道清廷駐法公使館隨從武官陳季同。陳季同熟悉西學(xué)，用清晰明白的法文寫了幾本書、好些文章，讓西方人覺得“不可思議”。報道稱陳季同因間諜嫌疑，被迫回國。這個故事似與我們所要探討的“Young China”沒有密切關(guān)系，只是表明陳季同這種熟悉西學(xué)的人物，是過去未曾有過的新型中國人，故而被貼上Young China的標簽。

陳季同

1891年初，美國加州一份報紙在評論光緒帝本生父醇親王去世消息時，認為醇親王是Young China Party首領(lǐng)，指出醇親王在推進鐵路、海軍建設(shè)、陸軍的現(xiàn)代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Young China Party在這里大約等于“洋務(wù)派”。同年年底，英文《北華捷報》刊出以Young China為題的文章，綜述上海圣約翰書院（圣約翰大學(xué)前身）的一批學(xué)生作文，其中一篇的主題是“如何使中國強大”，提出了禁鴉片、鋪鐵路、設(shè)電報、開礦產(chǎn)、港口設(shè)防、建設(shè)海軍、全民皆兵等建議。作文里面最特別的一條建議是：中國要與除了沙俄以外的國家發(fā)展友好關(guān)系，因為沙俄是個半開化的國家。記者在文末評論道：“少年中國”所要的只是鐵路、開礦、軍備這些東西。從這個評論看，西方駐華記者所理解的“少年中國”，指的是希望引進西方技術(shù)以富國強兵的那批人。從這兩個例子看，這個階段的英文報章中“Young China”的含義，比較接近于“洋務(wù)派”，側(cè)重器物層面的引進以及軍備近代化。

1897年，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幾乎是首次以中國人身份自稱“Young China Party”。這本書讓孫中山在全世界名聲大噪，但英文世界Young China Party這個詞組開始頻繁出現(xiàn)，則是在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康梁流亡海外初期。

第一次高潮。1898年10月初，美國多份報紙刊登一篇相同的消息，聳人聽聞地說光緒帝已死，Young China Party對此不會無所作為，“現(xiàn)代中國圣人”康有為已平安抵達香港。這些報紙實際是把康有為當作Young China Party的代表人物。然而，到10月9日，《舊金山呼聲報》報道梧州叛亂的消息，則又指背后的勢力Young China Party領(lǐng)導(dǎo)人是孫中山。對現(xiàn)時代的國人來說，維新、革命判然二分，康有為、孫中山似乎從來就是兩種人，但對英美觀察家來說，兩者都是革新派，都可歸于Young China Party范疇。

第二次高潮。這個詞組出現(xiàn)的第二個高潮，是1900年。1899年12月31日，梁啟超抵達檀香山，也即孫中山創(chuàng)辦興中會的圣地。2月10日（農(nóng)歷正月十一日），《少年中國說》在日本《清議報》發(fā)表。這年初夏，義和團運動風(fēng)起云涌，引起西方世界很大關(guān)注，媒體分析運動的起因，認為與1898年光緒帝任用Young China Party康有為進行激進改革失敗有關(guān)。慈禧曾在1899年打算廢黜光緒，另立新君，遭到朝野人士的大規(guī)模抵制。義和團運動的出現(xiàn)，是用暴力形式表達慈禧對帝黨的憤恨。9月16日，一篇題為《中國的危機》的分析文章，把支持東南互保的督撫、官員也歸于Young China Party之列。

梁啟超

這一年報道的特點，是康有為、孫中山交替以Young China Party代表人物的形象出現(xiàn)。11月10日《檀香山晚報》引用《紐約先驅(qū)報》，稱“孫逸仙將是中國歷史上的不朽名字”?！短聪闵酵韴蟆穼懙溃骸皩O逸仙是廣東人，跟英國醫(yī)生學(xué)醫(yī)，在檀香山行醫(yī)（原文如此）并轉(zhuǎn)而信奉Young China Party的主張，該團體的目標在推翻滿洲王朝，給中國立一部憲法。”

1901年4月20日，深悉內(nèi)情的《夏威夷星報》，大概是在英語世界第一個清晰地將革命派、?；逝勺髁藝栏駞^(qū)分，并討論兩者之間的競爭甚至敵對行動?！缎菆蟆穼懙溃痪们傲簡⒊谔聪闵礁惚；蕰˙ow Wong Wui），他對華僑說，雖然有個孫醫(yī)生和Young China Party，但只有?；蕰拍芨镄轮袊?。此次剛剛抵達檀香山的孫中山，在采訪中承認“?；蕰钡拇嬖?，覺得該會雖募集了不少金錢，但沒有影響力；Young China Party才是真正有用的團體，它的分支機構(gòu)遍布整個帝國的各處鄉(xiāng)村。顯然，Young China Party在這里專指孫中山一派?！断耐男菆蟆吩u論道：這兩個派系在清廷高壓之下不得不暫時團結(jié)，一旦壓力消失，會立即開始掐對方脖子，直到某一方獲勝為止。3天后，《夏威夷星報》刊出?；蕰O中山的回應(yīng)，說Young China Party（孫中山派）在革新中國方面采取了虛無主義的方式，而?；蕰t是保守的革命者，意指孫派要推翻全部傳統(tǒng)，?；蕰t有保留也有革新。

第三次高潮。這個詞組在英文媒體集中爆發(fā)，是1911年前后。1910年秋，美國出生的華人、同盟會員鄺佐治（George Fong）在加州奧克蘭車站謀刺海軍大臣載洵失敗，當時報紙明確稱他為“Young China Party”成員。鄺佐治于1909年在舊金山加入孫中山派的“少年學(xué)社”，該社“以推翻外族專制、建立民主政治為宗旨”，次年初孫中山將該社改組為中國同盟會美洲支部。如此，則稱鄺佐治為Young China Party成員，完全名符其實。

載洵

從1910年開始，美國報紙里面的Young China Party，幾乎都用來稱呼孫中山派，康梁一派與這個稱謂漸行漸遠。1910年12月15日，《舊金山呼聲》報道了孫中山的計劃，要求Young China Party成員為下一年進行全國總起義做準備。報道稱Young China Party（實即同盟會）擁有兩百萬黨員，清廷陸軍、海軍中都布滿了革命黨成員。偶爾也有例外。12月18日《華盛頓先驅(qū)報》依然把康梁一派叫做Young China Party。

1911年2月13日，《夜之星》稱，畢業(yè)于廣東師范學(xué)校、加州大學(xué)的兩個女華人學(xué)生，在一場Young China Party召集的集會上慷慨陳詞，號召男同胞拿起武器，奔赴推翻清廷的革命戰(zhàn)場。7月17日，《舊金山呼聲》大篇幅報道：在孫中山極力推動下，美國致公堂與Young China Body（同盟會）實現(xiàn)了大聯(lián)合。此處Young China又與同盟會等同。

10月13日，武昌起義后3天，美國報章將武漢軍政府領(lǐng)導(dǎo)人湯化龍與孫中山都歸于Young China Party。接下來，很多英文報章都把武漢的革命者稱為young China Party，并認為孫中山是這場革命的領(lǐng)袖，盡管提到他這時還在國外；有的報紙還報道，Young China Party正在草擬給華盛頓的請愿書，提請美國與列強協(xié)商保持中立，不要幫助清政府。支持孫中山的舊金山《中西日報》總編輯伍盤照，也被認為是Young China運動的地區(qū)領(lǐng)導(dǎo)人。

11月24日，《太陽報》發(fā)表了一篇對武昌起義的述評，把“少年XX”這種結(jié)構(gòu)闡述得十分清晰。該文認為，“少年中國”（指革命黨）的力量仍是個問題，它并沒有顯示出“少年土耳其”（Young Turks）所擁有的完整組織，也沒有“少年波斯”（Young Persia）用以反敗為勝的巴赫蒂亞里人。

武昌起義后，康梁派似乎已被英文報紙排除出Young China Party之列。換言之，梁啟超曾以洪荒之力在中文世界吹響了“少年中國”，這個標簽最終卻是回到孫中山身上。

流風(fēng)余韻

1909年，美國華僑李是男、黃伯耀等在舊金山創(chuàng)辦中文《美洲少年》周刊。1910年，孫中山與李是男會面，建議改為日報，以便更好宣傳革命。李是男發(fā)動美洲各埠同志踴躍集資，將周刊改為《少年中國晨報》。該報報頭，中文豎寫“少年中國”，英文“Young China”，由此也可確證“Young China”與“少年中國”之間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孫中山對這份報紙十分重視，武昌起義前曾在該報社內(nèi)辦公；1911年7月16日，孫中山從美國致信給日本的宗方小太郎，用的是《少年中國晨報》的信紙，可見關(guān)系之密切。正是與孫中山的這種特殊關(guān)系，《少年中國晨報》得以成為壽命最長的美國中文報紙，到1991年才?？?。1920年雙十節(jié)，孫中山為《少年中國晨報》題詞“國民之導(dǎo)師”。

《少年中國晨報》

1913年1月31日，《時事新報》認為：“所謂‘少年中國’者，孫逸仙之黨實居多數(shù)，馀則留學(xué)于歐美、習(xí)兵于日本，及少數(shù)政界舊人物耳。其中雖不乏熱心改良社會風(fēng)俗之徒，然其成效如何，非俟諸異日不可知也。”從1850年開始，Young China Party兜兜轉(zhuǎn)轉(zhuǎn)，曾先后指稱過五花八門的各色人物、派系、思潮、運動，最終落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運動身上，可謂得其所哉。

1918年，歸國留學(xué)生王光祈等發(fā)起成立“少年中國學(xué)會”。從“少年中國學(xué)會”的成立宣言“本科學(xué)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看不到與孫中山、梁啟超的淵源關(guān)系，應(yīng)該看作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新一代知識青年又一次改造社會的嘗試。

筆者并不是想代孫中山向梁啟超奪回“少年中國”的發(fā)明權(quán)，而是希望揭示從“Young China”到“少年中國”的變化歷程，以及近代英語世界對中國趨新勢力的印象經(jīng)歷了什么樣的演變。

Young China這個概念從1850到1911年，其實際含義經(jīng)歷了洋務(wù)（器物層面改革）、改良維新（局部制度改革）、共和革命（制度重建）的不斷演變，反映了這60年間國人對西方?jīng)_擊的不同階段應(yīng)對方式。孫中山在1897年公開宣布自己屬于“少年中國”，1898-1900年間維新派曾接過這個旗幟，最終仍由孫中山革命派奪回“少年中國”之正統(tǒng)。晚清革新思潮從溫和到激進、從枝節(jié)改良到根本變革的演化，由今日的“后見之明”看，雖歷經(jīng)曲折，卻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

如果要用一個清末民初的詞匯來準確翻譯Young China Party，可能“新黨”一詞比較合適?？涤袨橐慌沙霈F(xiàn)后，洋務(wù)派人物就被視為過時。進入民國，康有為一派也被視作過時，曾與梁啟超一起流亡日本的王照，入民國后被胡適稱為“老新黨”。Young China就是曾經(jīng)的“新黨”被后起的“新黨”叫做“老新黨”的進程，也即后浪壓倒了前浪。Young China指稱的人物、運動、思潮之所以越來越激進，也是清廷未能及時應(yīng)對西方?jīng)_擊有以致之。清廷若在鴉片戰(zhàn)爭后立即開始采取實質(zhì)性改革，持之以恒，則康有為、孫中山都沒有多少登上歷史舞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