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華誕。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的爭議似乎從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偉人”還是招致“靖康之禍”的禍首？他給后世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產(chǎn)，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后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了厘清上述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千年王安石”專題，邀請多位宋史學者從政治、文學、哲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王荊公的面貌，以饗讀者。
理財與人才
鄧廣銘先生《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有一段饒有趣味的論述：
還應(yīng)在這里作為特別重要的事項加以提出的，是王安石在《言事書》中所表述的有關(guān)“理財”的原則性主張。從表面的形式上看，這個原則性主張在《言事書》中并沒有占據(jù)重要地位，它只是在論述政治人才的“養(yǎng)之之道”中主張“饒之以財”的項目下才被提出的。然而，就這一原則性主張的實質(zhì)及其在后來王安石制定和推行新法時所起的作用來看，其意義及其重要性卻是絕對不能低估的。（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頁）
這段論述的特別之處在于，在堅持“理財”是王安石變法核心的同時，鄧先生以史學家特有的直白指出，“理財”在王安石《言事書》論述中處于非常邊緣的地位。
這里的《言事書》就是十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篇幅長達萬余字，故又稱《上仁宗皇帝萬言書》。王安石萬余言要討論的并非理財問題，鄧先生在這段論述之前已經(jīng)精辟地總結(jié)了《言事書》的核心觀點：從“四個方面培養(yǎng)造就能夠能勝任的政治、軍事、財政、經(jīng)濟等方面的人才，用以改造整個官僚體制，使其能適應(yīng)變法革新的北宋王朝現(xiàn)實局勢的要求”。
如此，鄧先生在揭示出《言事書》本來面目的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謎題：為什么在《言事書》中聚焦“人才”問題的王安石，會在日后發(fā)動一場以“理財”為核心的變法運動呢？難道《言事書》與王安石變法并沒有直接的關(guān)系？
討論這個問題，《宋史·王安石傳》對《言事書》的敘述又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線索：
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于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愿監(jiān)茍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于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后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也就是說，《宋史·王安石傳》是把王安石《萬言事》中毫不重要的有關(guān)“理財”的論述特別裁剪出來，并且斷言這就是《萬言事》的核心觀點以及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后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對照鄧先生的論述，《宋史·王安石傳》對《言事書》明顯有斷章取義之嫌，這就使得問題變得又復(fù)雜了一些：
一、如果“理財”是王安石變法的核心，為何在《言事書》中處于邊緣地位？
二、如果“后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為什么王安石變法的核心是“理財”而不是《言事書》通篇論述的“人才”問題？
宋神宗與王安石
換一個角度還能進一步推進這個問題的討論。事實上王安石在熙寧年間有兩次罷相，并在第二次罷相之后再也沒有回到朝廷。但王安石罷歸之后，變法在宋神宗元豐年間及哲宗親政、徽宗時期繼續(xù)推行并且不斷發(fā)展。就這個基本事實而言，王安石在北宋中晚期變法運動中的核心地位其實相當可疑，以至于有學者（吳泰）指出：
宋神宗是變法運動的實際發(fā)動者和領(lǐng)導者，其所以王安石被視為變法的主角，而宋神宗在變法中的主宰作用卻被抹煞，大概同南宋以后，熙寧變法被視為北宋滅亡之原因，人們?yōu)楫敵实鄣南茸嬷M，卻把王安石作為主要詛咒對象這一點有一定的關(guān)系。（參見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頁）
無論這個觀點是否言過其實，至少20世紀晚期以來，宋神宗在變法運動中的核心地位已經(jīng)獲得學界的共識。事實上“王安石變法”這個后來約定俗成的歷史專用名詞出自明代的《宋史紀事本末》，用“熙豐變法”取代“王安石變法”的表述已被宋史學界廣泛接受。學界沒有充分討論的是，既然“熙豐變法”可以取代“王安石變法”，變法的指導方針豈不是不必從王安石的思想中去尋找？似乎由于20世紀以來對王安石及變法的評價有了根本性的轉(zhuǎn)變，所以即使承認宋神宗在變法中的核心地位，學界也無意再將王安石與變法有所區(qū)別地加以討論？
如果我們承認王安石本身的改革思想與宋神宗主導的熙豐變法其實存在的某種錯位與區(qū)隔，又要如何重新理解這段歷史呢？有沒有可能“理財”只是宋神宗熙豐變法的核心理念，而不是王安石的改革理想？南宋朝廷為了將亡國責任從君主身上推卸掉，才把“理財”提煉成王安石《言事書》的中心思想？當然熙寧時期王安石推行財政方面的變法肯定不是違心之舉，但理財是宋神宗而非王安石優(yōu)先關(guān)注的目標也不違背歷史常識。可以進一步遐想的還有，在北宋晚期哲、徽兩朝的本朝史，真的會把熙豐變法敘述成宋神宗在王安石指導下開展的政治運動嗎？難道不應(yīng)該是在宋神宗的“英明決策”下，王安石積極配合、有效推進才比較合理？
《文會圖》
學校改革之謎
如果宋神宗追求的是理財，王安石的理想是造就合格的官僚人才，那么王安石在變法運動中的正常行動，應(yīng)該是在積極配合宋神宗的理財計劃的同時，按照他自己的理想推動貢舉學校的改革。毫無疑問，王安石在貢舉學校改革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從根本上改造了宋朝的科舉制度，包括貢舉科目的擴張，進士科考試內(nèi)容的變革，制訂儒家經(jīng)典解釋的標準即《三經(jīng)新義》的編撰等各個方面。
近代以來，科舉改革已經(jīng)成為王安石研究的固有內(nèi)容之一，傳統(tǒng)史書在這方面也保留了大量的史料。但非常令人困惑的是，傳統(tǒng)史書對王安石本人的敘述幾乎沒有出現(xiàn)科舉改革的相關(guān)內(nèi)容。事實上，理學家朱熹對王安石的科舉改革有相當正面的評價，這就更突顯出否定性王安石敘述中遺漏科舉改革敘述的刻意性。比如在對其全面否定的《宋史·王安石傳》中，科舉改革的內(nèi)容僅剩下王安石以《三經(jīng)新義》控制士人思想的一段補充敘述：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旣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于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
而明代《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全篇幾乎無一涉及科舉改革、三經(jīng)新義，更遑論現(xiàn)代學者仍不甚措意的太學改革（三舍法）。換言之，可能代表王安石真正改革理想的人才政策，在傳統(tǒng)的歷史敘述中不止是有意削弱了，而幾乎是完全抹煞了！
這種現(xiàn)象自近代以來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為王安石徹底翻案的梁啟超《王安石傳》就辟專章討論“教育及選舉”（第十二章《荊公的政術(shù)四》）。但即便如此，相關(guān)的討論似乎也局限于科舉制度的合理性與人才的培育。就個人的研究經(jīng)驗而言，有關(guān)王安石太學改革（三舍法）及其對社會結(jié)構(gòu)演變影響的討論還未得到充分的重視。
宋代社會史研究中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現(xiàn)象，即南方地方士人社會的興起與王安石開創(chuàng)的太學三舍法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三舍法是以學校取代科舉成為選擇官員的制度，王安石在太學設(shè)立外舍、內(nèi)舍、上舍三級學制，招生名額向全國開放，升學至上舍并考核合格后直接授予官職。在三舍法以前，科舉士人一般都流出地方社會而難以在地方社會沉淀下來。通過太學三舍法，一批地方士人在獲得仕宦資格之前就形成了京城學習與交際的重要經(jīng)歷。其中相當一部分士人最終沒有機會出仕，他們回流到地方社會后，太學經(jīng)歷成為他們在地方社會重要的文化資源。在歷史敘述中，很多從太學三舍法獲益的地方士人自述在學術(shù)上傾向于程頤洛學，但如果沒有太學三舍法，他們很難有機會了解京城的學術(shù)動態(tài)，傾向洛學也更有可能是理學興起后的追述。因此，太學三舍法是地方士人階層及家族興起的重要契機，促進了地方士人社會的形成。
但一般認為王安石的科舉改革傾向于國家力量的擴張，那么太學三舍法與地方士人社會興起的關(guān)系究竟應(yīng)該如何理解？是王安石貢舉改革的本有之意還是意外效果？地方士人社會的興起是王安石貢舉改革的產(chǎn)物還是程頤理學影響的結(jié)果，抑或只是不受制度或文化因素制約的總體歷史趨勢？對我而言這是理解王安石的另一個謎題。
今年是王安石誕辰一千周年。王安石無疑是宋代涌現(xiàn)出的最重要的歷史人物，非常值得今人紀念，他的精神遺產(chǎn)與政治遺產(chǎn)的合理部分也仍值得我們發(fā)掘與傳承。但所有這些活動，都需要建立在對王安石本人及其經(jīng)歷的那段歷史的準確認識的基礎(chǔ)之上，而宋史敘述其實經(jīng)歷了反復(fù)的遮蔽。如何揭開層層的遮蔽，仍是擺在當前宋史學界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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