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國是怎樣形成的？它的形象如何被構建和想象？關于中國的認識又能怎樣促使我們重構知識？2021年10月3日，來自中外高校的十一位學者在線上展開了一場名為“何為中國？中國何為？”的跨學科學術討論。與會學者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歷史中國的國家認同、地理格局、內涵構成、統(tǒng)治型態(tài)、國家能力、政治文化、公共衛(wèi)生、媒體想象、藝術宗教等話題。這些關于中國的觀念，正在廣泛的時間、空間和知識領域不斷演化，定義著多面向、多層次的復調“中國”。同時，關于中國的知識生產也在持續(xù)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論和方法創(chuàng)新。
會議結束后，參與討論的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斌、新罕布什爾大學地理系助理教授藍圖、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康奈爾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杜樂、美利堅大學國際服務學院助理教授張楊、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徐曉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龍彥、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傳媒系副教授楊帆、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張穎整理、改寫了發(fā)言稿。本次活動由張穎和張楊主持。
張楊：帝制中國晚期國家能力“縮小”之謎/秘/迷
今天非常高興談談帝制中國晚期國家能力是否縮小的問題。這個問題表面上只涉及帝制中國晚期，但它實際上勾連了古今之變和中西比較。它既觸及中歐近現(xiàn)代國家建設的比較，也關乎如何評價古代中國國家能力在長時段的升降；既牽涉分析二十世紀與帝制時期國家建設的連續(xù)和斷裂的實證性問題，也事關如何評價中國革命之于國家能力的意義的規(guī)范性問題。它既是一個關于現(xiàn)代性的實質問題，也是一個幫助我們反思中歐比較的方法論問題。
我的標題包括謎語的“謎”（puzzle）、秘密的“秘”（secret），以及迷思的“迷”（myth）。接下來我將從這三個層次逐一展開，討論作為謎、秘和迷的國家能力下降問題。
首先是作為謎語的帝制中國晚期國家能力的縮小。這個問題到底成不成為問題？為什么很多學者認為明清時期中國的國家能力在縮??？學術界的認識存在反復，到現(xiàn)在也留下了很多悖論。一方面，中國被稱為東方專制主義、官僚制帝國的標桿；另一方面，中國也被稱為家產制國家，缺乏理性化的官僚體系，而且國家規(guī)模和能力還在萎縮。
大家知道，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國家建設的研究受到蒂利（Charles Tilly）和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影響很大，他們的研究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國家基礎能力，特別是國家的強制能力和資源汲取能力。近現(xiàn)代歐洲國家特別是英法的基礎能力，在戰(zhàn)爭和戰(zhàn)爭動員方面不斷強化，最終產生了財政-軍事國家。于是，比較歷史學、比較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學研究國家能力的幾個常用指標，就包括軍隊規(guī)模和組織模式、官僚制的規(guī)模和分工程度，以及稅收汲取能力和方式。
蒂利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和邁克爾·曼的《社會權力的來源II： 階級和民族國家的興起（1760-1914）》
如果按照這幾個指標，可以說帝制中國晚期的國家能力確實在縮小，至少是停滯不前。起碼可以從三個方面證實這種判斷：第一，清朝相對于歐洲主要國家，以及歐亞大陸其他主要領土型帝國，其國家能力更弱。第二，明清時期的國家規(guī)模和稅收能力，相對于宋代也縮小了。第三，無論是官員數(shù)量還是稅收汲取能力，在宋代和元代的統(tǒng)治階段都在不斷增長；而在明清時期，除了開朝時期的爆發(fā)性增長，以及王朝末期為了應對危機的增長，在中間很長一段時期并沒有隨著人口、經濟規(guī)模的增長而增長。所以，在這種設定了歐洲國家發(fā)展作為基準線的平行比較中，帝制中國晚期的國家能力確實在縮小，不但相對縮小，也在絕對縮小，不但是相對于歷史先例縮小，在本朝內也在不斷縮小。
那么，第二個問題就自然轉到作為秘密的國家能力縮小。到底是什么造成明清國家能力縮小呢？目前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解釋林林總總，大體上可以分為地理解釋、制度解釋和文化解釋三類。第一，中華帝國的地理規(guī)模限制了國家能力的發(fā)展；第二，唐宋變革后形成的某些制度性特征導致國家能力止步不前；第三，新儒學作為一種保守的意識形態(tài)限制了中國國家能力的發(fā)展。
第一個地理解釋強調中國的國家規(guī)模造成監(jiān)控成本很高，由此產生委托-代理問題，地方政府規(guī)模過大以及稅收過高會進層層加碼，增加老百姓的負擔，所以帝國采取了小規(guī)模政府來克服這個困境。這個解釋最大的問題就是，它往往以清代中期作為靜態(tài)的分析對象，從而無法說明各個時期的變異：同樣大小規(guī)模的核心統(tǒng)治區(qū)域，為什么宋代的政府規(guī)模和征稅能力可以高于清代呢？
第二個制度解釋強調宋代以降的路徑依賴。唐宋變革以后，中古貴族消亡，科舉制度化，文官取代貴族成為政治精英；與此同時，精英不再聚集于首都而是地方化，由此形成帝國晚期的士紳階層。他們一部分人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帝國文官，但更多的人以地方精英的身份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由于地方精英自治，國家既無需也無法擴大規(guī)?；蛘邼B透到基層。但這個解釋至少面臨四個問題：第一，南宋時期精英已經地方化，但南宋的稅非常高，而且不斷增加；第二，元代地方化的漢族精英對于政府征稅沒有影響；第三，元代長時期取消和邊緣化科舉考試，而且文官選拔方式與宋代迥異，并不存在制度上的路徑依賴；第四，這個解釋里沒有征服王朝新精英的位置：蒙滿精英并沒有地方化，它也解釋不了蒙古人收稅高而滿人收稅低這個變異。
第三個文化解釋強調新儒學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tài)限制國家規(guī)模。特別在明清兩代，小國家、輕稅收、農業(yè)立國幾乎是精英階層的共識，由此影響了晚期帝國的國家建設道路。但這個解釋和制度路徑依賴解釋的問題類似：第一，新儒學在宋代定型的時候，并不必然導致保守主義，相反很多儒家士大夫官員都是積極有為的改革家；第二，新儒學在元代對蒙古統(tǒng)治者的決策影響甚微，也沒有起到限制國家規(guī)模的作用；第三，清代的開國者采取相當具有實用主義色彩的統(tǒng)治手段，即使新儒學在當時已經保守化，滿人統(tǒng)治者為什么要全盤接受這種意識形態(tài)呢？
稍微總結一下，后面兩個解釋可能有一定說服力，但需要把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因素“歷史化”（historicize），而不能把唐宋變革作為唯一重要的轉折點，似乎宋代以后的國家道路就完全被鎖定了。更重要的是，這兩個解釋都把分析對象集中在中原王朝及其制度和精英，而忽略了征服王朝及其制度和精英對于中國國家的塑造能力。畢竟，帝制中國第二個千年六個主要王朝——宋、遼、金、元、明、清——四個是征服王朝，其國家建設同時吸收了中原王朝和非中原王朝的傳統(tǒng)。
有什么替代性解釋呢？我認為一個可能的視角是政治解釋：帝制中國晚期的國家能力和官僚制模式，是不斷重現(xiàn)的政治斗爭和權衡的產物。這個解釋包括兩個主要方面：首先，皇權-貴族-文官的三角政治關系從未在中華帝國消失，貴族特別是女真、蒙古、滿人等征服貴族在型塑文官制的發(fā)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時，征服王朝的統(tǒng)治者也需要在征服貴族和文官體系之間尋找平衡點，從而限制了宋代類型的國家規(guī)模擴張。同時，每個朝代的開國者都在不斷總結前朝統(tǒng)治覆滅的原因，尋找替代性的統(tǒng)治方案。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更加“保守”的國家治理模式在晚期帝國出現(xiàn)并得到強化。宋代和金代的大規(guī)?？婆e制度和文官規(guī)模擴大被元朝統(tǒng)治者視為敗筆，而宋元時期的高稅收被明初統(tǒng)治者視為國家滅亡的重要因素，明末為了應對農民起義和邊疆軍事壓力的征稅又被清初統(tǒng)治者視為其覆滅的原因。正是在這樣的不斷反思歸因中，明清時期國家的文官系統(tǒng)規(guī)模停滯不前，而以其它類型的官僚機構和地方精英自治作為補充。換言之，不同官僚制的發(fā)展與不發(fā)展并不是地理規(guī)?；蛑贫?文化路徑依賴的產物，而是以君主、貴族和官僚三者為主的政治精英，對前朝政治做出反思和對開國時期政治斗爭予以回應的結果。
最后我簡單講一講作為迷思的國家能力縮小。當我們把帝國引入解釋之后，我們需要進一步做的是把最開始的問題真正“問題化”：中國的國家能力真的在縮小嗎？我們用來比較和分析的框架本身是不是有問題？首先，橫向地看，帝國在核心區(qū)域的統(tǒng)治與在邊緣區(qū)域的擴張整合，需要不同的能力建設和統(tǒng)治模式。在核心區(qū)域的統(tǒng)治或許涉及官僚制的規(guī)模以及稅收汲取能力，但在邊緣地區(qū)的擴張、整合能力卻與這些因素關系并不大。這也能夠解釋為什么小政府、低稅收的清帝國，能夠擴大疆域并在邊疆地區(qū)實施有效的治理。僅僅看核心區(qū)域，清朝的國家能力或許弱于宋朝；如果看在邊疆的戰(zhàn)爭成果和統(tǒng)治能力，清朝的成就遠超宋朝。其次，縱向地看，帝國的垂直政治控制能力和基層滲透能力存在權衡和取舍。明清政權或許在基層滲透能力方面止步不前，但是在垂直整合能力方面卻通過優(yōu)化政府層級、通訊系統(tǒng)和資源調度而得到大大加強。最后，國家基礎設施能力分硬性部分和軟性部分。明清國家在稅收和國家規(guī)模等硬性基礎設施能力方面或許停滯，甚至縮小，但在整合地方精英等軟性基礎設施能力方面卻得到加強，使得中央政權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治理更大的帝國。
進一步說，這種以歐洲近現(xiàn)代國家發(fā)展為基準線的機械比較，存在著方法論上的缺陷和誤區(qū)，往往將我們帶入思維的囚籠。原因有三：第一，某些易于量化的指標未必能夠概括國家能力的主要方面。第二，由于國家規(guī)模不同，國家能力的某些方面，比如橫向整合、垂直控制，對歐洲國家建設而言是不太重要的側面，但對于中國、奧斯曼帝國這些領土型帝國卻攸關生死。第三，基礎設施能力的硬性方面容易在實證研究中得到重視，但軟性方面卻往往容易被忽視。
這么說，并不意味著否定歐洲現(xiàn)代國家建設具有獨一無二的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性；事實上，由于現(xiàn)代西方在經濟、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和全球擴張，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的國家建設，某種意義上依然還是在學習西方經驗。這樣反思性地分析“中國何為”可以說明，當現(xiàn)代中國進行國家建設時，它與西方有不同的起點和稟賦，而且也處在不同的軌道上。當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精英試圖在兩個軌道上換軌，有的稟賦確保了中國國家的連續(xù)性，包括疆域的基本穩(wěn)定和邊疆統(tǒng)治模式的連續(xù)性；而有的稟賦則造成了巨大的斷裂和錯位，比如基層國家政權建設造成中央失去垂直控制能力，甚至帶來民國時期的地方政權內卷化。換言之，當我們評價現(xiàn)當代中國國家建設時——無論是事實性評價還是規(guī)范性評價——首先要更好地理解帝制中國晚期的國家到底是什么。
徐曉宏：“政治中國”的文化再造和“文化中國”的政治再造
我的著眼點是所謂“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以及“經濟中國”的歷史關聯(lián)。我們知道，“文化中國”這個概念一度非常流行，它是杜維明等人提出的，用來同“政治中國”甚至“經濟中國”作區(qū)分。對于新儒家人士，“文化中國”就是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一個文化疆域。它不同于“經濟中國”，后者指以華人為主的經濟高度互聯(lián)的區(qū)域，比如我們時常聽到某公司大中華區(qū)的說法，它包括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幾個緊密聯(lián)系的經濟區(qū)塊，甚至也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人聚居區(qū)域。這兩者又都跟“政治中國”有所不同?！罢沃袊笔侵腥A人民共和國的治理疆域，或者說以此為主。人們在區(qū)分這三種中國的概念時，通常以空間為基礎。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一些區(qū)域，并不在所謂以儒家為基礎的文化中國的空間里。同樣，文化中國的一些區(qū)域，也不在政治中國的疆域里。
我感興趣的問題，是從時間上來討論“政治中國”“文化中國”和“經濟中國”的關系。我們需要思考，作為政治體的“政治中國”和所謂的“文化中國”（儒家、“和諧”等觀念）以及“經濟中國”（崇尚經濟發(fā)展、民生主義、對非官方的政治有強烈排斥感）是怎樣在歷史上關聯(lián)和重疊起來的。換句話說，它們的重疊是歷史地形成的。甚者，“文化中國”和作為實體的“政治中國”趨近，恰恰與“經濟中國”涌現(xiàn)，并取代作為歷史的“政治中國”的過程高度重合。于是，我們不妨追問，在從“政治中國”到“經濟中國”的歷時變化中，“文化”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或者說，在中國七十年代與全球體系的互動中，什么樣的文化和思想機制影響了“政治中國”的再造？
在思考上述問題時，我覺得英國的故事可以給我們啟發(fā)。今天人們眼中的英國，是個相對保守的國家，這是埃德蒙·伯克定義的英國，它講究審慎的政治美德，與革命的、動蕩的、激烈的法國截然不同。但回到十八世紀早期，甚至整個十七世紀，在當時歐洲人的印象里，英國是個動蕩不安的國度，英國的國民性以不靠譜著稱。這個國家一會兒內戰(zhàn)，一會兒復辟，各種折騰。當時的歐洲人認為，跟英國人打交道要分外小心，他們的承諾不一定可靠，過陣子新的國王或班子上位，一切會推倒重來。那伯克的英國是如何誕生的呢？
我一位研究英國史的同事認為，外交關系的變化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英國光榮革命后，不受當時歐洲的最強國——法國承認，后者支持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與英國交惡多年。此外，很多學者也已論證，光榮革命后的英國激進政治不斷。在這種情況下，法國不承認倫敦政府，而承認流亡的詹姆士黨政府。但之后發(fā)生了一個有趣的變化：1710年，主政二十余年的激進派——輝格黨倒臺了，保守的托利黨上臺。托利黨想跟法國人和談，在這個過程中，國務卿博林布魯克（Henry St John, 1st Viscount Bolingbroke）扮演了關鍵角色。博林布魯克子爵是十八世紀初英國歷史的核心人物，他代表托利黨新政府與法國人談判，表示自己同樣討厭輝格黨，現(xiàn)在托利黨上臺，英國要改弦更張，希望路易十四政府給予外交承認。因為博林布魯克是貴族出身的保守派，長居法國，精通法語，深諳法國宮廷禮儀，他成功贏得了法王的信任。當時流傳一個小故事：他初次與路易十四會面時，路易十四即表示，他看上去跟自己見過的對岸來人不太一樣，英國佬大都不喜歡他們的國王。博林布魯克機敏地答道：“他們就像一個已婚男人，不喜歡自己的太太，卻喜歡鄰居的太太?！彼赃@種半玩笑半葷腔的方式，一方面奉承法王比英王更受英國人愛戴，一方面通過把自己及英國國民比作男性，把國王比作女性，體現(xiàn)了自己熟知法國貴族用機智斗嘴展現(xiàn)男子氣概的宮廷文化，讓路易十四大喜而又側目。在博林布魯克的主導下，英法簽訂了《烏特勒支和約》，法國終于承認了托利黨領導下的英國政府。沒多久，托利黨再度下臺，東山再起的輝格黨也承認了這個合約，并很快接受了法國承認下的新格局和新自我。這一切對英國后來的國內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最終在十八世紀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保守穩(wěn)定、崇尚所謂“自生自發(fā)秩序”的英國，也就是伯克的英國。
博林布魯克子爵（1678-1751）
回到我自己關心的問題。所謂“政治中國”的文化再造和“文化中國”的政治再造，討論的是在“政治中國”向“經濟中國”的轉化過程中，“經濟中國”這個母題是如何與“文化中國”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上述英國故事啟發(fā)我們思考，在這一轉化過程中，中美、中日關系新局面的打開，以及海外華人的中國想象，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這里是否同十八世紀初英法互動的歷程有可比之處？這樣的思考，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八十年代初新儒家思潮的流入，及其對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的重述。“政治中國”“文化中國”和“經濟中國”這三個概念在時間上的關系，值得我們深究。
龍彥：從疾病和身體看中國與世界
社會科學里的中國研究經常面對的一個難題是如何處理中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我們很容易陷入一個二選一的困境：不是把中國作為一個絕對化的普遍問題，就是把中國作為一個絕對化的特殊問題。這個看似對立的二元立場其實有一個共通點：它們都是將“什么是中國”和“什么是中國問題”作了本質化處理。但如果我們能跳出某一個空間和時間點的局限，把中國放到全球的和歷史的維度里看，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故事”是一個在中國和世界的連續(xù)互動中慢慢形成的、不斷演化的故事，是中國人認識自己、看待世界，以及世界注視中國這兩個過程不斷交叉、碰撞、合流、改造和革新的結果。到今天，“中國”已經吸收包含了其他地區(qū)和國家的實踐和想象，這一點在我研究的全球公共衛(wèi)生，或者說更廣泛的疾病和身體的問題上，表現(xiàn)得特別突出。
在疾病和身體的層面談何為中國，可以從大家熟悉的一個詞開始：“東亞病夫”。在通常的理解中，“東亞病夫”是西方列強侮辱中國民眾因吸食鴉片導致體質和精神孱弱的經典例子。但最早使用“病夫”一詞的是中國知識分子。1895年嚴復就說，“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之后梁啟超等人都用“病夫”二字來強調中國民眾本身的問題，從而提出要開啟民智、民力、民德，促進整個國家的發(fā)展。而當時的西方報紙使用“病夫”，主要是批評清政府的官僚體系腐敗，并沒有涉及對中國民眾身體素質的討論。反而是當時中國自己的精英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無法與白人爭奪種族優(yōu)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眾的身體和性別氣質低下。女性的放足和男性的強健由此都被認為是精神改造、國家變革的重要基礎。民眾的身體和強國保種、民族存亡的議題聯(lián)系了起來。之后功夫電影誕生、國民政府派團參加亞運會和奧運會等等，又將“東亞病夫”與體育強身健國聯(lián)系起來。當時知識界普遍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將弱肉強食法則視為正常，認定亞非拉國家是因為自身人種不夠強健才招致侵略。類似話語雖是從擺脫西方控制出發(fā)，卻將西方殖民擴張的原因歸罪于殖民地的人民，等于間接地合理化帝國主義的存在。在之后各種民族認同話語的建構浪潮中，“東亞病夫”逐漸變成了表現(xiàn)“過去”西方譏諷中國的關鍵詞——這個“過去”被認定為是和“現(xiàn)在”割裂的，而“現(xiàn)在”的努力就是要拋棄和擺脫那個“過去”。
“東亞病夫”這個詞開始流行的時候，中國也開啟了對于男性身體、男性氣質重新定義的過程。今天我們批評“娘炮”審美，指責這是日韓文化入侵，軍人所代表的身體和意識上的強硬才是好的男性氣質?？蓾h人歷史上的君子和書生形象，往往都以陰柔為主。事實上，所謂理想的男性形象經常是文武雙全或者文武皆可，男性和女性之間并沒有絕對的身體氣質上的隔絕。有趣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也曾出現(xiàn)過對“花美男”的批判，要把在中國占支配地位的（hegemonic）男性氣質，由文質彬彬的陰柔變成軍人體現(xiàn)的血性陽剛。這里有兩方面的因素起作用。首先，資本主義市場在全球擴張，西方各種強身健體的產品進入中國，對新的身體觀念影響很大。西歐各國在很長時間里，主導的男性氣質也是陰柔為主，十九世紀晚期以后，曾經被視為粗糙落后的陽剛肌肉，伴隨工業(yè)革命一躍成為主流，然后再通過資本主義市場向其他國家傳播。其次，晚清已經出現(xiàn)對于軍人的崇拜，包括德日所代表的軍國主義建國路線對當時部分中國精英影響很大，崇文開始轉向尚武。以國家為名美化武力的傾向雖然在五四時期飽受批評，但不久后，軍人主義又因為和革命及軍事的關聯(lián)而很快回潮。這兩方面都對民國時期的男性氣質改造有很大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到底什么是中國的、什么是傳統(tǒng)的變得很模糊。
我想用這個例子來呼應剛才幾位老師的發(fā)言：我們需要檢視中國的邊界和意義是如何在歷史中、在跨越國界的運動中不斷變化的。那么該怎么檢視？我想回到全球公共衛(wèi)生來，用政府在流行疾病防控中扮演的角色和中醫(yī)這兩個例子來進行一些簡單闡述。
這次疫情期間，大家討論中西差別，經常強調政府的作用在中國疫情防治中特別突出。很多人說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即通過由上至下的方式來防治傳染疾病。但回到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就傳染疾病防治而言，直到清末以前國家或政府都不處于中心位置。
從世界上來看，傳染疾病黃金時代的到來，一方面是因為工業(yè)化導致的城市人口集中以及對環(huán)境的改造，一方面也跟歐洲國家全球殖民擴張直接相關。殖民者把原本隔絕的不同地區(qū)連接起來，直接導致各地病毒、細菌的匯合和突變，霍亂、梅毒、猩紅熱、天花等在世界各地蔓延。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中國，也開始出現(xiàn)這些問題。比如清代有記載的流行病爆發(fā)就有六七十次。盡管如此，中國十八到十九世紀的流行病控制相當有效，人口也迅速增長，并沒有像歐洲和北美那樣因為傳染病產生數(shù)次動蕩。但當時中國抗擊流行疾病，主要依靠的是民間精英和民間組織的力量。地方社會團體不僅在疫情期間設立醫(yī)藥局，組織醫(yī)生看病，還施送各種藥物。清政府對于流行病的關注度很小，參與也不多，更沒有相應的制度規(guī)定來做專門性處理。可以說當時的政府是缺位的。但同時，公私劃分也并不清晰，民間社會力量也是一種正當?shù)墓参锲诽峁┱摺?/p>
國家力量開始介入衛(wèi)生機制某種程度上是日本和西方影響的結果。公共衛(wèi)生的出現(xiàn)本身和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產生緊密相關。清末的1910到1911年，東北地區(qū)爆發(fā)鼠疫。當時日本和俄國在東北勢力強大，對清政府介入鼠疫施加了很大壓力。由此清政府啟用當時在英國治下的馬來西亞的伍連德，用西醫(yī)的方式組織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持的大規(guī)模抗擊流行病行動。比如封鎖疫區(qū)、隔斷交通、挨戶檢查和清潔消毒等措施都在這次行動中出現(xiàn)。1911年鼠疫結束以后，沈陽召開萬國鼠疫研究會，也是中國第一次舉辦世界性的醫(yī)學研討會，大大提高了中國在國際公共衛(wèi)生界的地位。
伍連德（1879-1960）
這次鼠疫是清朝仿效日本和西方國家將衛(wèi)生行政化的開端，把政府在衛(wèi)生領域的職責逐步具體化和制度化。如果說之前衛(wèi)生很大程度上屬于一個界限模糊的社會領域和個人行為的問題，之后政府權力則開始正式介入其中。日本行政強制執(zhí)行的思路，比如利用控制公共物品發(fā)放的方式規(guī)制私人衛(wèi)生行為，對中國政府衛(wèi)生領域的管制多有啟發(fā)。這里我們又可以追問，政府在公衛(wèi)中的中心地位，到底是中國的傳統(tǒng)還是外來的經驗。
我的第二個例子是中醫(yī)。中醫(yī)特別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中國故事從來都不是孤立發(fā)展起來的。非西醫(yī)的草藥治療在全世界一百七十個國家都有，現(xiàn)在將近一百個國家還有專門與之相關的政府計劃和政策。很多人經常說中醫(yī)是屬于中國獨有的，但要知道，邊境和移民控制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產物，古代中國的邊境絕大多數(shù)時候是開放的，中醫(yī)原本就深受印度和伊斯蘭醫(yī)藥的影響。我們所謂中西醫(yī)的截然對立，在過去并不存在。一些今天看來獨屬中醫(yī)的實踐如拔罐，古希臘也有。尤其唐宋時期以來，域外藥物和藥方的輸入非常多，都進入了中醫(yī)體系。同樣，中醫(yī)的很多理論、療法和藥材也進入了世界各地的傳統(tǒng)醫(yī)學，包括現(xiàn)代西醫(yī)的“傳統(tǒng)”之中。
所以中醫(yī)的發(fā)展從來就是中國和世界交流互鑒的結果。最后說一個跟男性氣質相關的問題：十九世紀，中醫(yī)里血和氣的概念，與當時歐洲的貧血、神經和腦的概念發(fā)生了各種交融。清代溫病學派在討論血氣運行時，會混雜血液循環(huán)理論，這對當時產生的所謂柔弱男性需要補血的觀念有很大的影響，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補血的藥物和治療方法。由中醫(yī)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中國早就走向世界，世界也早已融入中國。
楊帆：何謂/何為“中（美）國”？
我想分享一下自己作為全球化和文化研究學者，對于全球化（媒體全球化，或者說文化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構建問題的研究。我第一本書的主題，可以簡略概括為“美國在中國”如何加入關于“中國”的想象性構建。我正在寫的第二本書，關注的則是“中國在美國”是怎樣被構建與想象的。我們這個學術群體的微信群曾經叫“何謂中國？何為中國？”這個并列很有意味：第一個“謂”是稱謂，是話語構建，第二個“為”是行動，是能動性。話語上，所謂“中國崛起” 是能動的，但這種能動是否仍然受到話語的限制？其實，“何謂”與“何為”之間有著非常有趣的互動。
我第一本書的書名是“Faked in China”，我會把它譯為“被山寨的中國”。我感興趣的是，在全球化的知識產權體系（包括經濟和法律）這一整套意識形態(tài)的籠罩下，中國是如何被召喚成一個主體，或呈現(xiàn)為一個問題的。這種召喚在中國的語境下，一度充滿了各種矛盾，不論在政府層面，還是深入到民間。比如中國剛入世那些年，以“山寨手機”為代表的“山寨貨”在打工群體中普及，體現(xiàn)出民眾對保護全球知名品牌的知識產權體系的“不屑”。當時政府有意通過招商引資成就“中國制造”，間接促成了這種“本地”對“全球”的反抗，但面對產業(yè)鏈升級，繼而走向“中國創(chuàng)造”的壓力，政府也不得不遵循國際法則打擊“山寨”，或將其“招安”。換言之，在“山寨”經濟化的過程中，其所蘊含的某種文化的、集體化的、反對知識產權個人主義預設的想象，被漸漸抹去?！吧秸弊鳛橐环N經濟和文化相結合的生產方式，說明全球化的知識產權體系對“中國”民族品牌的召喚，具有不同層次，且充滿悖論。我在最后一章提到了一個文本——《中國合伙人》（American Dreams in China）。這個電影表現(xiàn)了美國作為全球文化霸權的復雜運作，它在不需要殖民其他國家的狀態(tài)下，能夠利用文化（比如知識產權這種文化體系、英文的主導地位）實現(xiàn)全球控制，包括參與催生“中國品牌打造”（nation branding）這一文化現(xiàn)象。由此可見，全球化未必會“磨滅”民族文化，而是在同質化的進程中也參與了異質化。當然，這個矛盾的過程體現(xiàn)了國族之間權力的不對等。
楊帆著《被山寨的中國》（2015）
我正在寫的一本書，標題暫定為“Disorienting Politics”?！癉isorienting”對應中文里的一個詞可能比較合適：“找不著北”。我覺得在美國目前的話語體系里，中國可能不僅作為客體，在很多時候，反而是作為某種主體被呈現(xiàn)的。這也許會沖擊我們對“政治”的理解。我在這本書里討論了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的“中美國”（Chimerica）是如何在一些我稱為“中美媒體”（Chimerican Media）的文化產品中生成的。這些產品，在其生產、流通、消費的過程中，呈現(xiàn)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種種細微滲透和聯(lián)系，也反映出“中國”在美國語境下如何同時被主體化（作為一個具有強大能動性的國家）和客體化（成為他者）的。我更喜歡把這個呈現(xiàn)的過程叫作“Chimerian Entanglement”，這是一種涉及經濟、文化、政治、生態(tài)等諸多層面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糾纏。于是，我們便可以追問，為什么即便存在這么多的相互糾纏，今天一提到中美關系，人們總會很容易就陷入一種“二元對立”？
“Chimerica”這個詞會讓人想起“Chimera”，后者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四不像”怪物，獅頭羊身蛇尾，會噴火，時隱時現(xiàn)。我在倫敦看過一個劇就叫“Chimerica”，劇的舞臺是一個立方體，可以擺出不同的室內情景——公寓或是辦公室；立方體外投射了新聞媒體的圖文；立方體一旋轉，便轉換了場景，一下從北京切換到紐約。在我看來，這個劇的舞臺極好地呈現(xiàn)了全球化狀態(tài)下物理空間和信息空間的重疊，呈現(xiàn)了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的關系，以及我們的認同、日常經驗與媒體的關系。這就像我們身處疫情，旅行受阻，但足不出戶也可以“到”別的地方去。我的書就想探討日常經驗里的“中美媒體”對國家構建的影響。由此，媒體不僅是呈現(xiàn)“中國”的媒介，中國和媒體毋寧是互相生成的（co-constitution）。我們手里“加州設計中國制造”的蘋果手機也是一個例子。認真對待這些經驗，進而探討全球權力的不對等關系，也許會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中美關系”及其意識形態(tài)局限，并探索反轉局限，憧憬一種“關系的政治”的可能性。
張穎：作為“超范式”的中國
在政治史領域，西方學術界有個偏見：宋代和明代往往被當作最“中國的”時段和朝代，它們的“中國性”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我經常問自己，明代能代表“中國”嗎？是明代的就是“中國的”嗎？另外還有個相反的學術偏見：在文化史中，明代很少被當作具有普遍意義的例子來研究。這兩個學術偏見的形成，與學科壁壘和學術政治化有關。
我研究的是政治文化，需要涉及不同的研究領域——從制度史到藝術史到宗教史——才能全面地理解明代官僚的自我認知和行為模式?！懊鞔挝幕甭犐先ナ莻€窄得不能再窄、“中國”得不能再“中國”的領域，但是如果不把它僅僅作為一個“中國”的題目來做，而是用多種學科理論視角去讀史料、提問題，我認為讓明代研究產生普遍意義的可能性很大。而這里的前提就是，把歷史中國作為“過程”來看，明代向我們展示的是這個動態(tài)過程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沉淀。
比如，明代史料展現(xiàn)出的“中國的”宗教史與藝術史的范式特點，本質上是反范式的：它挑戰(zhàn)現(xiàn)代學術研究總結出來的范式，對于超越這些范式能夠做出特別的貢獻。前段時間我應邀寫了一本題為“明代中國的宗教與監(jiān)獄藝術”的小書，對“宗教與藝術”這個交叉題目做了一些學術文獻的梳理和反思。我意識到，當我們在說“中國宗教史”“中國藝術史”“中國醫(yī)學史”“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國政治史”“中國思想史”這些領域的時候，“中國”的涵義是不一樣的。事實上，現(xiàn)代學術中的“宗教”“藝術”“政治”“思想”這些概念的定義，決定了什么是“中國的”。在“宗教”與“藝術”這兩個不斷被解構的西方現(xiàn)代分析范疇的交叉之處，“中國的”之游移性和不穩(wěn)定性非常明顯；反過來，這種游移性和不穩(wěn)定性也發(fā)生在“宗教”和“藝術”這些范疇的使用上。
張穎著《明代中國的宗教與監(jiān)獄藝術（1368-1644）》（2020）
中國藝術史研究已經極大地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藝術史的分類和分析框架。比如藝術、物質文化，以及包括養(yǎng)生在內的生命藝術 (the art of living) ，構成了一個連續(xù)體，從史料可見，它們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彼此的邊界非常模糊。對于這一范式，當前與藝術有關的批判理論領域已有不少好的論述，而明代藝術史的史料說明，這個范式是有歷史經驗的。同樣，看宗教研究領域也有類似的感觸。大家熟知的“中國宗教”有幾個特點：世俗與超越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非常靈活。與此對應，物質與精神之間的界限也有很強的模糊性。此外，宗教、倫理、宇宙論這三個層面互相滲透。目前宗教研究的相關批判理論正在探討這些分析范疇的模糊性，但其經驗往往來自西方宗教文化，想象力有限，明代宗教恰恰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實例。
我這本小書寫到最后，就是借用宗教研究和藝術史的最新理論，把通常研究明代政治史和制度史才會使用的史料作為研究“人”和“生命”的史料，闡述中國宗教如何是生命藝術 （Chinese religion as an art of living）。我比較喜歡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和宗樹人（David Palmer）對于“中國宗教”的定義，即把它看作一個各種傳統(tǒng)共存共生、不斷變化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作為一個生態(tài)系統(tǒng)，它的歷史沉淀和歷史連續(xù)性非常明顯，明代在其中既是一個時段，也是一個空間。我把“中國宗教”理解為生命的藝術，就是想說，理解了藝術和生命的開放性和想象力，就把握了“中國的”的認識論意義。因此我很贊同宋念申老師的發(fā)言對變化性、可能性的強調。
在西方經驗基礎上生成的藝術和宗教領域的范式，正在被這兩個學科的學者重新思考。明代史料里反映的中國藝術與宗教史上存在的（反）范式，恰巧是新理論的努力方向。然而作為歷史學者，我們不能停留在用歷史經驗證明理論的層面，也不能停留在理論生理論的層面，最后要跳出去，問“So what?”的問題。我的研究讓我的思考難以停留在“中國”“宗教”“藝術”這些范圍里。藝術與宗教在中國歷史上都是連續(xù)體的存在范式，互成鏡像；甚者，它們的反范式還互相嵌入，彼此成就。我把這種歷史現(xiàn)象叫做“超范式”的，所謂“中國性”即具有超范式的特點。我覺得我們可以思考，研究“中國性”可以幫助我們提出什么樣的新問題、新敘事。我非常同意前面各位老師的觀點，不能把“中國”或“中國的”固化或本質化，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如何把“中國”或“中國的”提高到一個認識論的角度，思考普遍的學術問題和普遍性的人類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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