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習以為常的“唐詩”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詩歌”的事物

【編者按】

我們今天讀到的“唐詩”，往往并非唐代詩人寫下的原初面貌。它們的原貌是什么，又是怎樣演變而來的？從敦煌寫本《秦婦吟》開始，漢學家倪健在《有詩自唐來：唐代詩歌及其有形世界》中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個與今日印刷文化乃至數(shù)字文化迥然不同的文本世界。我們習以為常的“唐詩”其實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詩歌”的事物。作者以唐代詩歌寫本為例，講述它們背后不同的、可能的故事。通過使用一系列公認為標準的文獻資料，從序言到個人詩歌、文集，再到逸事故事集，作者重構(gòu)了詩歌生產(chǎn)與流傳的物質(zhì)背景，而正是這些背景鑄刻了唐代廣闊詩歌世界中那些有形的痕跡。在這里，每一首詩都因其抄寫者和吟誦者的差異而變得“獨一無二”，而唐詩正是從這樣紛繁復雜的抄寫文化中一步步向我們走來。本書于2012年榮獲列文森圖書獎。本文摘編自該書總論。

唐代詩歌的研究者們是被眷顧的。正是由于紙張在中國的發(fā)明和在唐代的廣泛使用，熱忱的宋代藏書家們對唐詩的極大喜愛，以及早期蓬勃的出版文化，我們得以享受這批公認的資料，它的數(shù)量和種類絕對讓研究同時期其他文化的學者們羨慕。但唐代詩歌文化本身并不基于學者精心編纂、由政府和商業(yè)機構(gòu)發(fā)行傳播的印刷版本，而是基于手寫抄本和口頭表演及傳播。今天，除了很少的重要例外，這些寫本多已失傳，而千年前吟唱詩歌的聲音也已經(jīng)消散。我們幾乎無法按照詩歌在生產(chǎn)與早期傳播時存在和被體驗的方式來研究它。這不是一件小事。從本質(zhì)上講，在經(jīng)歷漫長曲折的途徑抵達今日以前，我們現(xiàn)在讀到的每一首唐詩都曾在唐代獨特的文化和物質(zhì)背景下寫成并傳播。如果我們不理解唐代人如何撰寫、體驗和傳播詩歌，那么我們便錯過了一些非常根本的、有關原語境（original contexts）下文學樣態(tài)的知識。

無論在亞洲還是西方，唐詩研究很少涉及人們在唐代如何生產(chǎn)和傳播詩歌的問題（與之相對的是追溯后來時代不同的印刷版本）。除了一些簡短的研究關注個別詩人作品的流傳，據(jù)我所知，范之麟前后發(fā)表在《唐代文學》上的兩篇有關唐代詩歌傳播的論文，依舊是所有語言中對此話題最為充分的討論。

唐代詩歌具體的物質(zhì)形態(tài)也基本上被忽視了。雖然歐洲中世紀文學的研究者在處理前印刷時代生產(chǎn)的手寫本時，曾十分關注這個重要議題，但唐詩研究很少承認這些工作，也很少承認它們可能與研究詩歌文學在唐代獨特寫本文化中的生產(chǎn)和流傳相關。實際上，除非他們從事與敦煌文書有關的工作，許多唐詩研究者從未真正檢查過在類似原本形態(tài)下存在的唐詩。這種情況可以理解：很多被認為是中世紀作品的歐洲文學，其完成時間遠遠晚于唐代；它們也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寫在羊皮紙或牛皮紙這類更加耐久的（雖然更貴也更難制造）媒介上，因而至今仍有大量留存。與同期的歐洲相比，在唐代使用相對便宜且更易獲得的紙張，的確保障了讀寫能力的普及，同時文本生產(chǎn)在上層社會也得到更顯著的普及，但是唐代作者生產(chǎn)的文本卻無法像羊皮紙那樣經(jīng)受自然和時間的考驗。有相當數(shù)量的作品存活了足夠長的時間，以至于它們可以進入后期的印刷文化，從而被傳播到現(xiàn)代，但是，大部分作為印刷版底本的原始唐代寫本已經(jīng)消散。鑒于只有極少量的實體手抄本可供研究，學者們不把寫本的物質(zhì)特性作為優(yōu)先研究對象，這點并不令人驚訝。

雖然有時間上的距離，我們依舊有很多關于唐詩的知識。唐朝滅亡后不久，唐詩便代表了中國詩歌成就的頂峰，這樣的地位至今未變。唐代以后用詩的形式寫成的作品，從數(shù)量上說，哪怕僅僅是宋代一朝，就已經(jīng)遠遠超過唐代。但是后來每一時代的詩人都會遙望唐代，為他們自己的作品找尋靈感，當然，相比之下，他們的作品常常黯然失色。在唐朝滅亡和唐代最后一位詩人去世一千年后，從東亞的學童到歐美的學者——人們繼續(xù)學習、背誦、識記和模仿這些唐代作品。唐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經(jīng)典地位使它在歷朝歷代都保有一定的文學和文化價值。

與此同時，這種熟悉也能成為一種障礙。它阻止我們更徹底地理解唐代詩歌得以產(chǎn)生的原初文學、文化和物質(zhì)背景。王維（701-761）有一首詩描寫山中“獨”處，此詩的“永恒性”（timelessness） 模糊了王維創(chuàng)作此詩時的文學文化及其與后續(xù)哪怕幾個世紀的文學文化之間的區(qū)別，從而無法解釋一首詩在今日得以存在的新語境。我們必須小心，不要忽視那個巨大的分界，它讓我們遠離文學在唐代生產(chǎn)和傳播時的本來樣貌。我們習以為常的“唐詩”其實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詩歌”的事物。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重新關注唐代詩歌的原始語境，并在有關“物質(zhì)性” （materiality）和“作者控制”（authorial control）的問題上提出一些新觀點。在發(fā)展寫本資料和口語資料的研究方法上，尤其是方法論和理論層面都站得住的方法，唐代文學的研究者仍然落后于歐洲文學的同行。我們還有很多方面需要向已有的中世紀歐洲寫本研究學習：這些研究的成功和失敗之處都為唐詩研究者提供了絕好的幫助，有利于我們發(fā)展自己的方法。因此，在這里值得簡要討論學者們在20世紀處理前（西方）印刷時代歐洲文本的主要動向。這個討論絕不是完備的， 主要關注那些最適用于唐詩生產(chǎn)和流傳的方面。在本研究中，我更大的興趣不是文本批評本身，而是文本批評在檢視（有時是緩和）不同生產(chǎn)傳播模式的影響時如何調(diào)整自身，重要的是理解它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有充分的證據(jù)表明，唐代文集的編纂者，在編輯他們整理的文本時——無論是編輯個人詩歌，還是大規(guī)模刪減他們認為不符合他們心中詩人形象的作品——同樣不會感到不安。陸淳（約805年去世）曾編輯過詩人王績（586-644）的文集，他“祛彼有為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從而使這位詩人更好地符合陸淳心中像陶潛（365-427）或阮籍（210-263）那樣的理想典范。田曉菲曾討論過這樣一個唐代名妓的案例，這位女子因能修正杜甫（712-770） 詩并使其更為曉暢，而受總到恩客的賞識。田曉菲寫道：“在一定程度上，人們通過復制、編輯、更改和修訂來參與寫本的制作，我們不再討論讀者對一個穩(wěn)定文本的接受，而是更關注讀者活躍地參與文本創(chuàng)造的過程，從本質(zhì)上這個過程也是變化不定的?！碧拼袊奈膶W文化和中世紀的歐洲有巨大不同，但生產(chǎn)寫本的技術和手抄文本的現(xiàn)實帶來了一系列重要的相似點。正因如此，通過理解抑或時而應用歐洲中世紀作家、抄寫者和讀者的實踐以及當前以他們?yōu)閷ο蟮膶W術研究方法，研究中國中古詩歌的學生可以獲得極大的益處。

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是闡明詩歌在唐代的物質(zhì)生命，從它們最開始的口頭或書面表現(xiàn)到所經(jīng)歷的漫長曲折的傳播路徑。因此，本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描述性的。我會盡最大可能闡明唐代作家如何撰寫詩歌，而這些詩歌又如何以書面和口頭的形式傳播給其他人。自始至終，本研究的關注點牢牢地鎖定與“物質(zhì)性”和“過程”有關的問題。當我們不再把詩歌看成超越任何個別物理實例的文學作品，而把它們當作具備特別物理特性的物體——無論體現(xiàn)為紙上的墨跡還是空氣中的聲音震動——我們就能學到一些關于詩歌的不一樣的知識。這種信息本身就有價值。閱讀一首題寫在寺廟墻壁上的詩與在酒館聽人吟唱是完全不同的體驗，而兩者又都不同于閱讀一個現(xiàn)代排印的關鍵版本。為了完全理解一個給定時代和文化下的文學，我們需要更好地了解那個時代的人們?nèi)绾蝿?chuàng)造、傳播和接受它。這些發(fā)現(xiàn)也在很大程度上告訴我們，詩歌在唐人生活的各種場景中扮演的角色，例如，與好朋友私密的互換作品，為了獲得晉升而奉承上級的嘗試，抑或是在娛樂區(qū)為一些妓院做的廣告。

盡管如此，以這樣的細節(jié)描述為基礎，本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更廣泛的結(jié)論。跟中世紀歐洲文學一樣，通過很多人的手、嘴、耳和記憶，唐代的詩歌經(jīng)歷了一個持續(xù)的變動過程。詩歌文本——如果我們可以更廣泛地用這個術語， 使其不僅包括書寫版本的詩，還包括聲音化的，甚至是儲存在人們記憶中的詩，那么它們在唐代都不是穩(wěn)定的；在時間和空間的流動中，它們在不斷變化。生產(chǎn)一個作品無數(shù)的不同版本，這種不穩(wěn)定性的事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和歐洲同行一樣，中國的批評家們也很早就意識到手寫文本和口頭文本會在流傳過程中發(fā)生變化（雖然在他們的批評實踐中，他們經(jīng)常選擇忽視這個事實，或低估它的重要性）。更有趣的問題是，文本如何改變？那時的人們對那樣的過程抱有何種態(tài)度？一個在傳播過程中接受對作品有意識修訂的文學文化——我認為唐代就是如此——顯著地不同于那種意識到改變的不可避免，但在每一輪都要與之對抗的文學文化。

雖然在唐代，文本的不穩(wěn)定性可能是詩歌的常態(tài)，但這也不是故事的全部，正如特定的文化實踐會削弱文本的穩(wěn)定性，其他的實踐則會鼓勵穩(wěn)定性。不同類型的穩(wěn)定性可以從那些看上去彼此矛盾的實踐中產(chǎn)生。例如，我們可以說不穩(wěn)定性的最強形式是滅絕。廣泛的流傳經(jīng)常能保證一首詩的生存。同時，在寫本文化和口頭文化中，流傳總是涉及某種方向上的文本移動。這首詩還會繼續(xù)，但它不再是同一首詩。

文本的不穩(wěn)定性也會顯著影響我們?nèi)绾窝芯吭姼璧淖髡邭w屬和詩人對作品的控制。在這里，我并不是指對一部給定作品的不同闡釋的控制，而是對其實際內(nèi)容和生存狀況的控制。和中世紀歐洲的作品一樣，唐代的詩歌文本大多在無數(shù)不同人的手中產(chǎn)生。一部作品一旦離開了創(chuàng)造者的手或嘴，它便開始脫離他的控制，這種脫離控制的方式比我們在現(xiàn)代印刷文化中習慣的樣態(tài)還要不規(guī)則。傳播的不同模式帶來不同類型和程度的改變。我們再次看到許多矛盾。在一個由個人手抄復制并通過記憶和背誦快速傳播文本的文化中，任何傳播都伴隨著改變。對自身作品進行絕對控制的作者會承擔其作品不為人知的風險。并不令人意外，唐代詩人通常更關心流傳的問題，而不是保護他們的作品免受更改。

唐代詩歌生產(chǎn)和流傳的物質(zhì)現(xiàn)實是凌亂的。這種凌亂影響了唐詩的批評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說，本研究關注的是批評的背景。如果一部給定的詩歌作品是批評的對象，在這里，我的目標是闡明這個對象在它存在的早期階段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在那個時期經(jīng)歷了改變。在把詩歌當作批評對象之前，有些議題需要被解決。唐以后的傳統(tǒng)批評和唐詩的現(xiàn)代研究趨向于做相反的事：這個過程避開了研究對象那麻煩又雜亂的物質(zhì)歷史。在接近這些詩歌時，讀者和批評者把他們閱讀的版本當作詩人回應特定已知情況時表達的原話。顯然讀者很早就知道，不同的詩歌文本中有變體成分，因為在任何一個注釋本中它們都會被批注出來，但人們總是相信，原初的，亦即“正確的”版本，能被一個技巧高超的讀者確認。

這種方法的證據(jù)最早見于北宋。在歐陽修（1000-1072）的《詩話》中，有這樣一則逸事。陳從易獲得了一個殘缺的古本杜甫詩，其中，“身輕一鳥”這句詩的最后一個字缺漏了。陳氏的朋友們試圖填補缺字卻一無所獲，直到他們找到一個版本，上面寫著“過”字。他們確定這必然是杜甫原初的選擇。這則逸事不僅體現(xiàn)了一種意識，即很多不同版本的杜甫詩同時存在，還體現(xiàn)了一種信念，也就是說，當杜甫真正使用的詞語出現(xiàn)時，它能立即被人識出。這種方法的關鍵是詩人和詩歌之間的關聯(lián)；它是一種基于傳記知識（biographical knowledge）的批評方法。這種關聯(lián)源自《詩·大序》。在此，詩歌被描述成在特定情況下一個獨特個體的表達。范佐倫指出：“詩歌閱讀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逐漸認識詩人的過程?！痹姼柰ㄟ^很多雙手得以流傳，每一個傳播的個案都可能讓它偏離原初狀態(tài)，在這樣的世界中，這種闡釋模式是非?？梢傻?。本研究的一個更大目的是證明這個假設是站不住腳的，即一首詩的整體性能毫無疑問地與一個單獨的作者之手綁定，也能直接地關聯(lián)到那位作者的具體經(jīng)驗。

《有詩自唐來：唐代詩歌及其有形世界》，[美]倪健著，馮乃希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