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是文化分析的手段還是文化介入的契機？

在很多人看來，文學研究這個領域似乎相當紛繁駁雜，甚或爭議頻仍。我則不然。事實上，英美兩國的文學研究數(shù)十年來的發(fā)展，一直基于一個相當穩(wěn)固的共識，即人們對文學作品的興趣主要出于學術目的，將其視為診斷工具，確診作品在怎樣的文化形態(tài)里被書寫和閱讀。20世紀80年代以降，文學研究領域幾乎所有最具影響力的運動都生發(fā)于此觀點。這個共識已被廣為接受，且尚未被人充分論及，故而足以構成庫恩意義上的范式，我們不妨稱之為“歷史主義/語境主義” 范式。往大了說，它描述了當前這一領域絕大多數(shù)的研究內容。

不過，情況并非一貫如此。為這門學科撰史的人大體都會同意，20世紀的頭四分之三（也就是從世紀之初到充滿十年危機的20世紀70年代），文學研究并未統(tǒng)合在單一的范式下，而是分裂為兩個迥然不同的范式，兩者時而競爭，時而互補。這場學科爭論主要圍繞文學“學問家”（scholars）與文學“批評家”（critics）展開。兩個概念的關鍵區(qū)別在于，前者把文學研究當作文化分析的手段，后者把文學研究當作文化介入的契機。以此對立為核心，一系列其他類型的對立亦隨之而來，譬如專家與通才、職業(yè)人士與業(yè)余愛好者、客觀性與主觀性、理解與鑒賞、事實與價值、科學與人文、生產知識與陶冶情操、學術（wissenschaft）與教化（bildung）等；其中任何一組對立都可以用來界定某個特定時期的爭論焦點。這場爭論波及面廣、議題多變，是故必然引起諸多困惑，但無論如何，參與討論者還是能從中捋出一條連貫的線索，辨識出兩個截然相反的范式。范式之爭影響深遠，足以被看成這門學科的結構性特征。

然而，到了20世紀最后三四十年，范式之爭似乎已然消弭，要么被“理論”之爭所取代，要么兩種范式合而為一，如約翰·蓋爾利（John Guillory）所斷言的那樣：“對我們來說，不是學問家與批評家的對立……兩者……同為一體”。我們現(xiàn)在能夠看清，這兩種判斷都不太正確。相反，很多人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這門學科經過上一代的發(fā)展，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或20世紀80年代初的某個節(jié)點，文學“學問家”派實際上贏得了這場爭論。于是，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處于一個相當例外的時期，學科史上首次出現(xiàn)了由兩種范式中的一種主宰文學研究的局面。確實，從較長的時間跨度觀之，我們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是，早期思想家所秉持的傳統(tǒng)“批評”觀念處于相對缺失的狀態(tài)。這就是我所謂的“學術轉向”。在這次轉向中，“學術”（scholarly）方法取代了“批評”（critical）方法，視文學文本為分析歷史文化的契機的研究取向，取代了視文學文本為培養(yǎng)讀者審美感受力的手段的研究取向。如果說大多數(shù)文學研究者如今自認為是歷史文化分析領域的專家，那是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成了“學問家”，這種現(xiàn)象在文學研究史上還是首次出現(xiàn)。無論結果是好是壞，這門學科差不多消失了一半。我們正是要在“學術轉向”以及與之相伴的“批評”終結的背景下，勘察當前這種歷史主義/語境主義范式的興起。

一長串問題接踵而至?？紤]到“學術”和“批評”兩種取向在20世紀前四分之三并立共存，那么哪種具體的力量組合導致前者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終勝出？各方作用力具有怎樣的政治性質？這門學科仍在持續(xù)奉行歷史主義/語境主義范式，這會產生怎樣的危險？或者思考一下問題的反面，目前可否有某種理由呼吁文學研究朝另一個性質迥異的范式移動？文學批評在20世紀中期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哪怕只能趕上尾聲，也應備感慶幸。不過，姑且不論我們對那個已逝時代的懷舊之情，能否還有別的理由使批評事業(yè)在當今得以重振？這里的“批評”，確切地說，應被理解為一種體系性的活動，它致力于運用文學作品來培養(yǎng)審美感受力，以期實現(xiàn)更為廣泛的文化和政治變革。

我認為確實存在這樣一些理由，撰寫本書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詳盡闡述這些理由?！段膶W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主要介紹文學研究中業(yè)已消失的“批評”范式，同時概覽取而代之的歷史主義/語境主義“學術”范式。這部文學批評的政治史有三種旨趣：其一，解釋文學研究目前這種共識的支配地位是如何興起的；其二，對這一共識的政治性質做出初步評判；其三，建議重探舊有的批判模式的政治性質，從其傳承下來的觀點中尋求替代性共識。因此，本書不免夾雜一抹政治色彩，其政治性可以簡單地總結為這樣一個論斷：歷史主義/語境主義的范式轉向，一般被認為是左派對20世紀中葉精英主義文學批評的局部勝利。然而，這個論斷大體上是錯的。事實上，反過來說才是對的。在極為顯著的方面，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發(fā)生的范式轉向是左派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全面潰退的征兆，因此也就是右派取得全面勝利的一小部分體現(xiàn)。從這個角度審視文學研究的范式轉向不僅更為準確，也有助于重啟一個被棄置已久的問題：左派應該如何規(guī)劃文學研究？

過去三十年間，文學研究者往往認為，任何對歷史主義/語境主義范式的攻擊都必定源自文化保守主義，如果攻擊者使用諸如“批評”“審美”“感受力”這類字眼，則尤為如此。很多在其他境況下可以被看清楚的事物，正是在這樣的臆斷之下被誤認為是進步主義，乃至激進主義。與此同時，上世紀中葉的那些批評家在過去三十年里一直被這門學科反復批判，且批判的形式越來越粗疏直白，他們的政治失敗如今已經不證自明了。有鑒于此，當務之急是重申傳統(tǒng)批評范式的潛能，把它當作理論資源，從中尋找當前處于支配性模式的替代模式。隨著新自由主義陷入危機，文學研究也將會再一次調整學科方向，左派若要參與決定文學研究的未來走向，就必須找到新的研究模式。本書不僅探討歷史主義/語境主義范式，也會考察它所取代的、與之迥然有別的批評范式，借此我希望本書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在“學術轉向”之后的這一新時期，文學研究能為建構良好社會做出哪些貢獻。

本文節(jié)選自《文學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美]約瑟夫·諾思著，張德旭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0月。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