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駝祥子》中阮明這個人物的去取一直是一個令人費解的話題。首先，他是作品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左右了祥子很長一段的人生路向；同時，他好像又是個可有可無的人物，1955年人民文學版的《駱駝祥子》把這個人物完全剔除之后，小說情節(jié)竟仍然連貫。
關于這個多年來被熟視無睹的怪異現(xiàn)象，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里，湖北省社科院的吳永平老師在論文《〈駱駝祥子〉：沒有完成的構思——文本細讀及文化社會學分析》（《江漢論壇》2003年第11期）里給出過一個很有價值的解讀證據(jù)。他引進了1929年北平洋車夫暴亂的史實，認為洋車夫暴亂這個沒有來得及寫進《駱駝祥子》小說的關鍵情節(jié)的缺失“導致作品的思想內涵產生歧義”。
眾所周知，老舍的小說創(chuàng)作秉承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傳統(tǒng)，特別在描寫北京底層市民的作品中，更是考究到時令、地理、民俗等等，事無巨細，如同線描畫一樣精細準確。既然如此，《駱駝祥子》這部寫1920年代后期北平車夫生活的作品，為什么偏偏沒有寫1929年聲勢浩大的車夫暴動事件，這是非?？梢傻?。更何況老舍曾經在作品里明確表示他是知道這次車夫暴動的：在《駱駝祥子》之前寫作的短篇小說《黑白李》便是完全以這次暴動為原型事件寫作的。前引吳永平論文亦提出這一困惑。相信熟悉《駱駝祥子》又知道1929年北平車夫暴動事件的讀者都會產生同樣的困惑。
近日讀到終于引進出版的美國文史學家史謙德（David Strand）《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周書垚、袁劍譯，周育民校，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第一版），在這個問題上茅塞頓開，試述如次。
《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美】史謙德著，袁劍、周書垚、周育民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392頁，88.00元
一
《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下略副標題）首版于1989年，據(jù)校譯者周育民《譯后記》，此書2014年就基本完成翻譯工作，拖到現(xiàn)在才正式出中文版，也是出于各種無奈；在兩位譯者的譯文中作取舍和整合，必然也會增加一定的譯文的損耗。然而，不管怎么說，這書現(xiàn)在終于出版了，我們也終于可以理順祥子、王五、阮明、白李一干人等和1929年北平車夫暴動的關系，還是令人欣喜的收獲。
這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中國現(xiàn)代史相關的細節(jié)展示著作。因“車夫”群體是進入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最早的市民人群之一，這也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相關的歷史參照讀物。作為一本史學專著，展卷之前直覺這本書可能會羅列各種數(shù)據(jù)、書證而比較枯燥；掩卷之后，最強烈的印象卻是本書因纖毫畢現(xiàn)的細節(jié)展示使得近一百年前的北京（/北平）生活歷歷如見，尤其是對1929年車夫暴動事件的鋪敘，不疾不徐，娓娓道來，又高潮迭起，煞是好看。
關于本該作為《駱駝祥子》《黑白李》等老舍重要作品的重要解讀線索納入視野的1929年北平車夫暴動，老舍研究領域長久以來卻知之甚少。關于這一點，吳永平說：
樊駿《論〈駱駝祥子〉的現(xiàn)實主義》一文中對作品反映的年代的把握是準確的，但他沒有將洋車夫“暴動”的歷史事件納入視野；而孫永志《〈駱駝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證》認為作品反映的年代應為1928年春至1931年秋，則完全把洋車夫“暴亂”當成了小說的虛構。
（吳永平：《〈駱駝祥子〉：沒有完成的構思——文本細讀及文化社會學分析》，《江漢論壇》2003年第11期；樊駿：《論〈駱駝祥子〉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評論》1979年第1期；孫永志：《〈駱駝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證》，《文學評論》1980年第5期）
悉尼·甘博拍攝的北京的人力車夫
二
那么，1929年北平車夫暴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北京的人力車夫》設專章詳述了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見本書第十一章《機器搗毀者：1929年10月22日電車風潮》）。暴動的原因正如小說《黑白李》中車夫王五的簡單認知：“你知道，電車道快修完了？電車一開，我們拉車的全玩完！”史謙德把最終爆發(fā)于1929年10月22日的暴動概括為“數(shù)萬名人力車夫有預謀地對電車系統(tǒng)展開進攻，變成了機器搗毀者”。（277頁）
這場暴動經歷了曠日持久的醞釀，集體反對機器的種子在同年春天就已種下，經過偽總工會的推波助瀾，其間又觸發(fā)了來自農民、僧人、工程隊工人等團體與電車工人的數(shù)次沖突，終于在和電車工人積怨最深、隱患最大的車夫群體中達成終極的對峙和最大的破壞力。車夫暴動的結果是搗毀了電車公司九十輛電車中的六十輛，暴動方的首領張寅卿逃走，但是他的表弟陳子修和其他三名工會領導者在天橋刑場被槍決。（314-316頁）
從上述史實我們已經不難看到《黑白李》中白李逃走、黑李就戮的故事原型了。史謙德也水到渠成地類比道：
……這位激進分子弟弟，他老于世故，與貧苦工人走得近，外表狡黠冷峻，還有騙過行刑者的本事，這與張寅卿的為人極其相似。（321頁）
由是，我們有理由認為，雖然老舍把兩個暴動首領一死一逃的故事最終演化為《雙城記》式的李代桃僵的悲情故事，我們還是能從《黑白李》的情節(jié)走向和人物關系看出它和1929年北平車夫暴動的強烈互文性。我們也知道《黑白李》雖然寫于1933年，卻脫胎于毀于1932年1月淞滬戰(zhàn)爭炮火的《大明湖》。所以真相只有一個：老舍早早地就了解了1929年車夫暴動的基本事實，并且試圖把這個事件寫入小說，這才有了后來的《黑白李》的黑李之死和《駱駝祥子》的阮明之死。
三
以上事件又讓我們把目光聚焦于一個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還相當陌生的名字：張寅卿。
張寅卿是成立于1928年7月的北平市總工會的負責人。1928年12 月，北平市黨部撤換黨部委員，張寅卿被貶到皮褲胡同平民習藝工廠當廠長，實際上卻仍控制著相當部分的工會（杜麗紅：《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北平工潮與國民黨的蛻變》，《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如前文所述，1929年北平人力車夫暴動就是張寅卿一手策劃、由他的表弟陳子修負責組織的。
當張寅卿何許人也這個問題浮出水面之時，我們離準確解讀老舍的《黑白李》和《駱駝祥子》這兩個以1920年代洋車夫為主要寫作人物和故事的小說的目標就又近了一小步。
老舍曾經說過，他寫《大明湖》的時候，寫了“許多××與……”的內容（《我怎樣寫〈大明湖〉》），我們通常認為這“××與……”是指在白色恐怖時代犯禁的語句（再重申下這些內容都毀于“一·二八”戰(zhàn)火了，老舍后來拿這一部分內容敷衍成了《黑白李》）；再結合《黑白李》和《駱駝祥子》的同構關系，我們又想當然地認為這些內容在《駱駝祥子》里成為阮明“參加了組織洋車夫的工作”（《駱駝祥子》第二十四段）的時候進一步發(fā)酵，構成了1955年再版時候必須刪除的內容。
現(xiàn)在我們終于把白李/阮明的原型還原到張寅卿這個人，這時，發(fā)現(xiàn)這里原來隱藏著一個巨大的錯位。因為張寅卿發(fā)動車夫暴動的時候，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是我黨革命的最低潮，無論是總工會本身還是車夫暴動，包括車夫暴動之前的種種游行，根本就是當權的國民黨發(fā)動的，是國民黨派系內斗過程中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莊珊曼2007年4月碩士學位論文《1929年北平人力車夫風潮研究》頁15：“正如張蔭梧在1929年10月24日招待新聞界時所說‘動機為黨內新舊兩派的傾軋，而結果遂成為人力車夫搗毀電車’?！薄侗本┑娜肆嚪颉讽?15-316：“親南京黨部認為，張寅卿及其黨羽陰謀策劃了這起暴動?！保┐藭r此刻，裹在“革命”歧義下的白李/阮明的真實面目是否清晰一些了呢？
但是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順便也必須指出來，就是無論是1940-1950年代來自左翼的對老舍寫阮明的批評，還是老舍自己接受了這個批評之后，在1955年人民文學版的《駱駝祥子》里對阮明的大刀闊斧的刪除，都是指向同一種誤讀的。至于老舍自己最初是怎么認為的，他究竟是否知道阮明的原型張寅卿本來是一個市井無賴，他沒有說；因為小說本身當然允許以作者的視角對原型事件重新整合，我們就更無從妄加揣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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