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托里奧·赫斯勒（Vittorio H?sle）是一位享譽西方學術界的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他被認為是我們這個世紀少數幾位在下個世紀還會被人閱讀的哲學家之一。隨著他的巨著《道德與政治——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倫理基礎》（Moral und Politik. Grundlagen einer Politischen Ethik für das 21. Jahrhundert.）中譯本第一、二卷在今年的相繼問世，這位在當代西方思想界極具影響力的德國哲學家終于受到國內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在赫斯勒看來，在別人面前過多地談論自己是一件不太禮貌的事情，但是人們很難不對這位哲學家的履歷和他所取得的成績而感到驚訝。當絕大多數大學生剛剛完成他們的大學本科學業(yè)時，21歲的赫斯勒已經憑借《真理與歷史》這部厚重的關于古希臘哲學史的研究獲得了圖賓根大學的博士學位。四年之后，他又在圖賓根憑借《黑格爾的體系》而獲得了德國大學的授課資格。由于他在獲得這些成績時還如此年輕——只是比尼采獲得授課資格的時間稍晚一點，這使他在德國學術界獲得了“神童”和“哲學界的鮑里斯·貝克爾”的稱號。時至今日，赫斯勒已經用至少十六種語言寫作并編輯出版了近五十部著作，發(fā)表了一百五十余篇論文。
維托里奧·赫斯勒
盡管在一般人看來，赫斯勒的《真理與歷史》和《黑格爾的體系》也只是一種所謂的哲學史的研究，但是對于這樣一位將哲學史理解為哲學，而不是將哲學史簡單等同于歷史考證的德國哲學家來說，在柏拉圖和黑格爾的經典著作中，包含著一種普遍的哲學范式，或者說是一種所有真正的哲學都應該具有的形態(tài)——客觀觀念論（objektive Idealismus）。赫斯勒清楚地意識到，他所繼承和發(fā)展的客觀觀念論哲學，與隨著19世紀三十年代后黑格爾哲學的興起而形成的西方哲學主流——這種反形而上學的和自然主義的哲學思潮從20世紀六十年代起席卷了歐洲——是背道而馳的。他堅決拒斥這種實證主義和還原論的哲學進路，堅持從概念的實在性來理解事物的本質，從心靈和價值的不可還原性來思考倫理問題。與此同時，他又跟主觀觀念論的建構主義和二元論傳統(tǒng)不同，赫斯勒不滿于主觀理性對世界的消解和重新立法，不滿于理性與現實的截然對立，他繼承了客觀觀念論對理性的現實性的訴求，以及關于實在的一種統(tǒng)一性的觀點：概念的普遍性和規(guī)范性必定是內在于那些感性的、社會的和歷史的經驗之中，并由此形成一個合乎理性的統(tǒng)一的“存在之全體”（das Ganze des Seins）。因此，赫斯勒這樣來表述他要復興的那種“客觀觀念論”：“這種信念——即我們能夠擁有綜合性的先天知識，這種知識發(fā)現了某種獨立于我們心靈之外的東西——對于實踐哲學來說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為那種被稱為‘道德實在論’的立場奠定了基礎：盡管道德法則既不是一種物理事實，也不是一種心理事實，同樣不是一種社會事實；它屬于一個存在的理想領域，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現實的（物理的、心理的、社會的）存在的結構?！?/p>
赫斯勒試圖在自己的哲學中將“客觀觀念論”與一種主體間性的理論相聯系，即把柏拉圖和黑格爾的傳統(tǒng)觀念論哲學與由卡爾-奧托·阿佩爾發(fā)展出來的先驗語用學聯系起來。所以，雖然赫斯勒所給出的理論選擇很大程度上是柏拉圖式和黑格爾式的，但是他的實踐哲學可以被描述為是一種改良版的康德主義。在赫斯勒看來，康德所提出的自律的、理性主義的以及普遍主義的立場依然是未被超越的和不可或缺的成就。但是他同時也承認，康德的失誤在于忽視了對情感進行培養(yǎng)的需要，他那過于形式主義的進路忽視了獲得關于周遭情境的具體認識的需要，并且錯誤地否認了對道德法則來說存在著具有道德緊迫性的種種例外情況的可能性。而阿佩爾的意義恰恰在于，他一方面抵制了激進的歷史主義對理性的消解，同時將康德的先驗哲學轉化為一種主體間性的形式，為客觀觀念論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進路。
正是以客觀觀念論的形而上學為基礎，赫斯勒在1997年出版了《道德與政治》一書。在這部長達一千多頁、影響廣泛的巨著當中，赫斯勒意在呈現“一個在理解諸如外交政策、國內政策、經濟、生態(tài)等等不同政治領域中到底什么構成了道德政策時所需要的所有知識的全景”。為此，該書提供了一個關于倫理與政治之間關系的規(guī)范性基礎，一個關于政治哲學之對象（包括人類學、社會生物學、美德、權力的原則和國家理論）的描述性理論，從這兩個前提出發(fā)，他希望得出一種面向21世紀的“具體的政治倫理學”。這本巨著使他足以配得上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這一稱號。而所謂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并不在于他有意去探究人類知識的一切領域，企圖建構出一個包含所有知識門類的科學體系。而在于他能夠突破單一學科關于事物的本質及其研究方法的獨斷設定，將任何主題的研究放到人類知識的整體和多維的合理性模式中來加以探究，讓事物本身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在多元的、甚至是矛盾的知識主張中得以顯現，這恐怕也是柏拉圖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的精髓所在。
《道德與政治——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倫理基礎》（第一卷）
《道德與政治》一書的出發(fā)點旨在克服政治與道德之間的完全分離，這一完全分離肇始于馬基雅維利，登峰造極于卡爾·施密特。但是二者的分離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現代政治的危機，并不是僅僅是一個實踐問題，它的產生有著深刻的形而上學根源。正如赫斯勒在1991年的莫斯科講演錄《生態(tài)危機的哲學》中所指出的那樣，通過自然被轉化為量化的和數學的廣延，新的物理學科成為了一切現代科學必須模仿的基本范式，而古代科學所獨有的一種倫理上的責任感，也隨著自然的祛魅而消失了。這種對自然的本體論上的重構導致了心靈與物質、實然與應然之間尖銳的二元對立，可是現代科學的發(fā)展并沒有、也不可能嚴肅地思考它自身的倫理后果，而是試圖通過不斷地將應然還原成實然來化解這一問題。建立在這一新的形而上學基礎之上，現代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共謀不僅導致了日益嚴重的生態(tài)危機，它同時也構成了現代政治危機的重要根源。因為現代科學對合理化的訴求必然要求對人自身進行一種量化的、均質化的處理，從而能夠在此基礎上重新理解國家和政治活動的本質，構建出一種具有數學確定性的普遍的政治秩序。因此，現代世界期待“歷史的終結”，期待將政治的本質還原為以保障普遍的、形式化的自然權利為目標的權力的增長和維持，將一切道德目的和價值導向作為一種可能引發(fā)差異和矛盾的危險因素排除出政治實踐的領域。然而，就像現代科學大大推進了人對自然的認識和控制，卻也導致了深重的生態(tài)危機，現代政治在增進一國公民之權利和福祉的同時，卻未能真正化解、反而進一步加劇了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以及人自身的異化和分裂?，F代政治理性化和去道德化所產生的非理性后果正在變得日益顯著。
因此在《道德與政治》中，赫斯勒一方面承認，政治的去道德化以及一種以權力為目標的新的政治概念的形成，乃是現代世界的一項成就。就像馬基雅維利表明的那樣，過多的道德考量會給政治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但是另一方面，赫斯勒也針鋒相對地指出，唯有基于客觀的道德理由本身能夠對在政治領域中過度的道德主義進行批判，因為唯有道德的自我限制，而不是由外在于道德的東西對它的限制，才可以被嚴肅地對待。赫斯勒并不否認，權力是社會世界的基本概念之一，就如同力是物理世界的基本概念之一。因此，應該存在著一門學科來研究和計算哪些方法有助于維持與增加權力。赫斯勒將這門學科稱為“權術論”（Kratologie）。但是，他提醒我們不要將權術與政治混同起來，因為政治之為政治首先在于它是與共同善聯系在一起，而不是單純地以權力作為其目標。雖然政治不可避免涉及權力斗爭，但它必定不只是一種權謀上的努力——它必須是由道德上正當的國家目標的所引起的。而且即使在一個純粹描述性的層面上，權力的概念也要比國家的概念更具一般性——在公司里甚至是大學里都有權力斗爭。因此，權力的概念對于我們理解國家的本質來說是不充分的，國家只有當其踐履了共同善的理念才是值得尊重和被人認可的，而這些關于共同善的道德理念并不源于權力的概念。
對于當今世界而言，道德的恢復變得愈加緊迫，因為自然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的興起，以及后現代主義的流行幾乎已經摧毀了實然與應然之間的劃分。行之有效的并不就是道德的，而任何值得去促成的東西最終必須出于道德的理由，這樣一種自然信念對于理解政治活動的本質來說仍然十分重要?；蛟S后現代主義者們會質疑說，批評政治的去道德化根本沒有什么意義，因為二者歸根結底都從屬于權力的邏輯。的確，作為一種社會事實，每一種道德理論也是社會權力領域的一個要素，因此，道德理論能夠按照權術論的范疇加以分析：人們可以詢問，通過捍衛(wèi)一種特定的道德理論，什么人的權力得到了增強。但是，這種權術論的分析并不能回答這種道德理論到底是對還是錯這樣一個問題，這個規(guī)范性問題無法還原為權術論上的有效性問題。即便是在后現代主義和實證主義社會理論的背景之下，赫斯勒對政治的去道德化的批評及其對政治與道德之間的互補性的思考，都有其理論上的必然性和現實上的緊迫性。
雖然赫斯勒意識到，政治的去道德化會導致人們接受全部的實然，將政治活動完全還原為權力的獲取和維持，而不用道德原則來約束貪婪、欲望和權力，使政治最終淪為權術。但是，他同樣拒斥抽象的規(guī)范主義，也就是將一些高尚理想建立在缺乏人性的基礎之上。這也可能演變?yōu)闉碾y。羅伯斯庇爾就是這樣一個例子。20世紀的現代極權主義也是部分地建立在這種缺乏現實人性基礎的理念之上的，從而導致了以崇高理想為名的虛偽和濫權。因此，在赫斯勒看來，好的道德理論不需要與整個自然和人類社會歷史經驗完全割裂開來的高尚理想，而需要一種不同于現代理性主義人性假設的、現實的人類學，而這種現實的政治人類學正是他的客觀觀念論在《道德與政治》一書中的具體體現?？陀^觀念論的實踐哲學認識到了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弊病，它堅持心靈和價值的不可化約性，承認存在著普遍的、以自身為目的的倫理法則；與此同時，它又避免像建構主義那樣使概念的建構與這個差異的、多樣的現實世界相分離，而是將心靈和價值視為自然的一部分，從內在目的論的視角來闡述一種普遍的政治倫理如何從人的生物性、社會性、歷史性以及種種現實的權力關系、經濟關系和國家關系中逐漸實現出來。因此，在《道德與政治》一書中，我們不僅僅能夠看到一種試圖重新恢復政治的道德性的豪情壯志，同時我們也能看到一種擯棄了單純的理論假設和概念建構的政治倫理學，是如何使得這種理想主義變得更加具有現實性。赫斯勒的著作在單純的形式主義和單純的現實主義之間為我們指出了思考一種具體而普遍的政治倫理學的第三條道路。
（作者單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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