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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盤古開辟人類生存的空間，孕育人類賴以生存的萬物，奠定宇宙的秩序，人的歷史才找到開端，人的內心世界才有了歸屬感。人們對祖先的緬懷，人們落葉歸根的潛意識，往往與盤古神話的產生和傳播相契合。它不僅能夠激活人類對童年的記憶，而且會讓人在追憶童年快樂中找到尊崇祖先、奮發(fā)有為的家國情懷……
重新審視中華創(chuàng)世神話的文化意義，不能不說“盤古”。在中國，盤古可以算得上是最知名的創(chuàng)世者。許多民間敘事作品也常以“自從盤古開天地”作為開篇語，目的就是強調萬事萬物都要有個源頭。那么，盤古到底從哪里來？人們?yōu)槭裁匆茉爝@樣一個形象？盤古神話體現(xiàn)著一種怎樣的精神？
三國之前沒有“盤古”？
盤古神話是中國多民族廣泛流傳的創(chuàng)世神話。從文獻的角度追溯，目前認為最早出現(xiàn)在唐代歐陽詢等人編撰的《藝文類聚》。該書引文有三國時期吳國人徐整的《三五歷紀》，里面記載“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在其中”，盤古出世后“乃有三皇”。針對這則文獻，人們常常質疑兩個問題：一是盤古神話的產生時間，二是產生盤古的混沌又是如何產生的？
關于第一個問題，許多學者認為，在三國時期出現(xiàn)盤古神話文獻之前，沒有更早的人提到盤古。在眾多早期文獻中，《山海經》中沒有出現(xiàn)盤古，屈原的《天問》中也沒有問及盤古，司馬遷的《史記》中亦沒有談到盤古。這些關于盤古的集體失聲，說明此前中國大地上不存在“盤古”這樣一個名稱。因此斷言，盤古作為開辟神，產生時間較晚，不會早于女媧伏羲，甚至比不上炎黃和堯舜禹。《三五歷紀》說盤古產生后“乃有三皇”，不過是作者杜撰的結果。
對此，我們不能完全否定研究者關于文獻實證的重要性，但也不能否認，有時會存在文獻神話滯后于口頭神話的可能性。僅以文獻出現(xiàn)的早晚判斷神話產生的時間，有時會有刻舟求劍之嫌。三國之前是不是有關于盤古的文獻沒被發(fā)現(xiàn)，或者是由于儒家倡導“不言怪力亂神”的影響造成相關神話的遺失，現(xiàn)在我們不得而知。試想，如果沒有周代的王者為了觀風俗、知得失而組織人力采集民間詩歌，或者后來孔子沒有刪訂“詩三百”，就斷定春秋中葉以前不存在風雅頌？同樣，神話作為民間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傳統(tǒng)，是民間文化的肥沃土壤中生長出的五谷雜糧，有些不能收入數(shù)量有限的糧倉，難以進入正統(tǒng)文獻典籍的情況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此而言，三國之前不存在盤古神話的文獻研究結論值得商榷。
關于第二個問題，有些讀者據(jù)此對盤古神話的科學性提出質疑，認為神話不過是處于蒙昧時代的人通過想象或幻想創(chuàng)造的荒誕故事，是為了愚弄百姓而編造出來的瞎話。其實，古人講神話與今天大不相同，不僅需要特定的時間、地點，而且大多還要有隆重的場合和儀式，對講述者也有特定的身份要求。這就保證了神話在人們的心目中不可置疑的神圣性。
以“女媧造人”為例，這則以人類起源為主旨的創(chuàng)世神話，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內容怪誕、根本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但它的實質是反映母系氏族社會時期的歷史記憶。這個時代又稱“女兒國時代”，男子在此時沒有太高地位，女性掌握著生育和撫養(yǎng)后代的絕對大權。創(chuàng)作這個神話的目的之一，就是塑造一個至高無上的女神。
關于女媧造人過程的描述，還契合了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社會組織和社會管理的需要。例如，女媧最初仿照自己的樣子精雕細刻造的人是高貴的人，后來由于疲倦改用繩藤沾泥甩出來的人就成為粗劣低等的人，這與封建統(tǒng)治倡導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之于人”異曲同工。從信仰角度看，它宣揚了“人命天定”的宿命理念；從人生觀方面看，則宣導了一種“安分守己”的思想。這對于維護封建社會的管理和統(tǒng)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話又說回來，神話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借“神”說話、借“神”說事，帶有不可置疑的“先驗論”特點。正如大量神話所強調的，自從“絕地天通”之后，蕓蕓眾生就再也不能見到神了。在神話敘事邏輯中，無論預設的敘事前提，還是最終的結論，都是一個無需證明的命題。那么，孕育盤古的“渾沌卵”，在受眾的心中本來就是應該存在的東西。緣于這個邏輯前提，盤古就是一個最早出現(xiàn)的不必爭議的創(chuàng)世者。
“開天辟地”是誰創(chuàng)作的？
神話是人借神說的話，自然也是“人話”。不管神話多么神奇、神圣、神秘，畢竟都是人創(chuàng)作出來的，必定帶有人的影子。這些人的影子，其實也就成為神話的靈魂。
神話作為人類早期支撐群體信仰的精神產品，其作者自然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些坐在書齋或時而去民間采風的文人墨客。他們具有特定的身份，一般承擔著氏族或族群的酋長、巫師、祭司、歌手、從醫(yī)者、工匠等要職。這多種身份往往集中于一人之身，如酋長既是巫師，能實施巫術為人治病，又是祭祀中的歌手，能為眾人講唱神話神歌，因而成為神的傳話者或代言人，具有極高的威信。當他們替神說話時就成了金口玉言，帶有無可置疑的神圣性。尤其是在重大活動或祭祀祖先時，他們會演述本族的來歷和祖先輝煌的功績，這時就要講述開天地、造萬物這個創(chuàng)世大前提。
開天辟地必須由特定的人物來完成。開天辟地者可以是創(chuàng)世神，可以是祖先，也可以是人甚至某些圖騰動物。在講述者和受眾看來，創(chuàng)世者具體叫什么名字，或者在什么時間開天辟地，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由此找到寄托心靈的“原點”。因此，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不同民族支系甚至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塑造創(chuàng)造者時會出現(xiàn)豐富的個性特征。
例如，有些壯族神話把開天辟地者說成男性始祖布洛陀，瑤族布努支系神話把開天辟地者說成女性始祖密洛陀，阿昌族神話說天公遮帕麻與地母遮米麻開天辟地，蒙古族神話說神女麥德爾娘娘創(chuàng)造出世界，哈薩克族神話說創(chuàng)世主薩迦甘創(chuàng)造世界，鄂溫克族神話說創(chuàng)造世界的是天神保魯根巴格西，滿族神話則經常提及創(chuàng)世薩滿。關于動物創(chuàng)世者也不乏其說，如苗族神話說巨鳥生天地，藏族、獨龍族神話說分開天地的是螞蟻等。這些神話無一例外地通過創(chuàng)世者建構，呈現(xiàn)出與本民族產生或發(fā)展有關的宏大敘事。
據(jù)我目前采集到中國各民族近200多篇關于盤古的神話或傳說看，絕大多數(shù)民族都流傳著關于盤古創(chuàng)世的母題。且不說流傳于廣大漢族聚居區(qū)特別是中原地區(qū)的《盤古開天辟地》《盤古山的傳說》《盤古廟的來歷》等，還有土家族的《盤古開天，女媧補天》、侗族的《古老和盤古》、壯族的《盤古創(chuàng)世》、毛南族的《盤古的傳說》、苗族的《盤皇造萬物》等。有些采集整理的少數(shù)民族神話雖然沒有直接在題目中出現(xiàn)盤古，內容上卻有不少涉及盤古的敘事。
在不少民族地區(qū)，至今仍有大量盤古廟遺存，流傳著敬祭盤古的習俗。這不僅體現(xiàn)民族間關于盤古神話或盤古母題的“各美其美”和“美美與共”，也充分表現(xiàn)我國各民族之間盤古神話的廣泛交流、影響、借鑒與融合。
盤古有歷史原型嗎？
盤古神話現(xiàn)象背后有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即盤古是真實的人或者說是有歷史原型的人，還是說只是神，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想象中的神？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參照三皇五帝創(chuàng)世紀神話中關于人神關系的建構。
從文字、文獻和口頭傳統(tǒng)的關系看，文字的出現(xiàn)并沒有能夠記錄更久遠的歷史，更古老的歷史只能保存于世代相傳的口頭傳統(tǒng)中?？陬^文類中，只有神話能稱得上人類史前文明百科全書。無論春秋時期的孔子試圖復原唐堯虞舜的炎黃正統(tǒng)，還是漢代史學家司馬遷以三皇五帝為起點重構中國編年史，只能將神話“雜取種種合一”，即把某些歷史事件的主宰者歸結到神話時代的人名或神名之下。
這里選擇大禹為例，觀察一下盤古作為神話人物名稱的文化特征。
《史記》中關于禹的敘述，刪除了其他神話文獻或口頭傳說中關于“鯀復（腹）生禹”的記載，只從族譜關系的角度進行定位。例如，《本紀第二·夏》中說：“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薄妒酚浘砣ひ蟊炯o第三》又記載“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這里，把商代王室的祖先契記述為禹的輔臣。如果再與其他文獻神話、民俗神話中的大禹作對照不難發(fā)現(xiàn)，禹有時出現(xiàn)在西部羌族地區(qū)，有時在黃河下游開山治水，有時又到浙江會稽山并與涂山女子結婚，有時還出現(xiàn)在貴州布依族地區(qū)，成為布依族六月六祭祀的對象。大禹最為輝煌的業(yè)績是定冀州、青州、豫州、揚州、徐州、梁州、雍州、兗州、荊州等九州之宏業(yè)，這也標志著統(tǒng)一國家觀念的形成。
從上述諸多事件看，時間跨度之大，活動空間之廣，絕非一個特定叫禹的人能力所能及的。依據(jù)古代族名的產生和使用規(guī)則，顯然這里的“禹”是一個族稱，即禹族。外族的人會把禹族所有的人都叫禹，如禹族派去治水的人所到之處，人們就說禹到此巡游； 禹族的人死后為之建造墳墓，就稱之為禹陵；有時禹族到過的地方也會命名一個與禹有關的名字。所以，今天在中國各地以禹命名的地名或風物很多，如禹山、禹河、禹城、禹井、禹王廟、禹門口、大禹渡、大禹陵等。有些可能是后人的杜撰，有些則確實與禹族有關。
無論神話中的“盤古”，還是三皇五帝等古帝王名稱，大都與禹的情形相同。這些名稱并非一個人的專指，而是以其命名的一個族稱。該族成員的許多文化發(fā)明和英雄事跡都會歸功于這個名稱之下，因而就構成了一個集多種榮耀于一身的“箭垛式”神話人物名稱。
對此，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提出，今天凡是有史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帝系姓》《晉語》《五帝德》《五帝本紀》與《三皇本紀》等古籍所載的古史是靠不住的，從黃帝到大禹的帝系是偽史。但如果辯證地思考就會存疑：為什么有那么多的受眾、有那么長的時間去認可和記憶這樣的“偽史”？說到底，在出現(xiàn)龜甲獸骨記錄文字的殷商或更早一些的年代之前，有了這些彌足珍貴的口頭神話，才保留下一些歷史的影子。如果單單從神話中人物名稱及其事跡的關系看，常常自相矛盾。但倘若從神話創(chuàng)作和傳承的目的、手段看，則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真實”，只不過是用一些錯位的人物名稱記述了歷史上有價值的事件罷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各民族公認的盤古，不是一個具體的神或人，而是一個文化符號。這個符號具有象征性，其本真價值就是各民族構想出的文化祖先或稱文化英雄。無論祖先還是英雄，在不同的受眾群體中當然會有不同的形象和含義。但不管怎樣，一個沒有傳統(tǒng)文化的民族是一個沒有歷史根基的民族，一個沒有文化英雄的民族會失去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盤古是人，也是神，亦可以兼具半人半神的特征。這就是盤古多元一體的文化身份。
盤古伏羲是否為同一人？
盤古神話是中國多民族的群體記憶，也是活態(tài)記憶，不僅見于文獻，而且更廣泛地流傳于民間。如果把神話比作大海里數(shù)不清的魚，那么進入文獻的只能是寥寥幾只魚的標本，存其形而失其神，需要后人更多地去標記、解釋。相反，在水中生活的魚，卻充滿生命力，是生動的，并且會變化生長。如果深入考察民間流傳的大量盤古神話，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活生生的盤古。
口頭神話中的盤古名稱具有不固定性。產生于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神話，距今已有一萬年左右，而中國文字只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即使出現(xiàn)了文字，這些書寫工具也壟斷在極少數(shù)上層人士手中，廣大民間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文字普及率不高，有一些少數(shù)民族甚至沒有文字。神話在如此漫長的時間中世代口耳相傳，要試圖保證創(chuàng)世者名稱不發(fā)生變化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少地區(qū)將盤古、盤瓠、盤王、盤果王等混在一起，還有一些少數(shù)民族神話將盤古與伏羲混為一談，甚至道教神話還把盤古稱為元始天王。
不同民族神話對盤古身份的解釋，更是豐富多彩。不少研究者考證盤古時認為，盤古就是伏羲，這聽起來有些牽強，但細想起來也并非完全捕風捉影。聞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從音訓角度提出，“槃瓠”（盤瓠）的原義是葫蘆，而伏羲、女媧的本義也是葫蘆，進而認定“槃瓠”與“伏羲”屬于“字異而聲義同”。除此之外，民間還有一些神話說神農（伏羲）、祝融是盤古的后裔，伏羲兄妹是盤古的兒女，等等。這也表現(xiàn)出民間神話在口耳相傳中的不穩(wěn)定性。
關于盤古的來歷，在各民族神話中也表現(xiàn)出明顯的靈活性。壯族神話認為，盤古是從天上貶到人間的神；毛南族神話說，盤古是土地神的子孫；瑤族神話認為，云彩生盤古；侗族神話說，蟠桃變化成盤古……
關于盤古的體貌特征，也同樣非常靈活多樣。例如，漢族神話中有盤古身高一萬八千丈、身高九萬里、身高十萬八千里等不同說法，土家族神話說盤古身高一丈二尺五，白族神話說盤古身高一丈八，侗族神話說盤古身高三丈六。描述盤古的外形時，有盤古頭上生角、牛頭馬面龍身、獅頭人身、龍頭人身、龍頭蛇身、龍頭蛇尾、虎頭人身、雞頭人身、三頭六臂、三頭六臂兩角，等等。
不同民族、不同地區(qū)或不同講述者對盤古的不同講述，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反映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影響，是各民族友好相處、文化共享的必然結晶，展現(xiàn)出民族文化交流的活態(tài)、開放和包容；另一方面，盤古神話在民間的生生不息，反映了人們對盤古創(chuàng)世的高度認可與熱愛。人類的歷史是漫長的，在時間長河的大浪淘沙下，有些記憶被淡化，有些記憶終被永久性遺忘，但盤古神話跨越時空、超越文字，以民間說唱、繪畫雕刻、文物建筑、節(jié)日民俗等形態(tài)頑強地生存下來，足以說明它的強大生命力和文化價值，足以令人自豪。
創(chuàng)世共識帶來什么啟示？
神話作為人類的口頭傳統(tǒng)經典，起源于民間，傳承于生活，作用于信仰，承載著人類最悠久的文化記憶和文化精神，是人類發(fā)展歷史進程中不可多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馬克思評價希臘神話時提出，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寶庫，而且是它的土壤。他認為，直到今天，神話“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guī)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神話作為文化傳統(tǒng)中的神圣敘事，在外表的荒誕中展現(xiàn)的是人類生存的哲理性思考，塑造了淳樸而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許多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正是在神話這塊肥沃的土壤上得以生根發(fā)芽、枝繁葉茂。同時，神話還具有民族歷史的記憶功能、生產生活經驗的傳遞功能、群體信仰的載體功能、行為規(guī)則的規(guī)范功能等文化實踐意義。這些功能都與民族的生存、發(fā)展密切相關。那么，盤古神話究竟給我們帶來哪些啟示呢？
盤古神話體現(xiàn)文化共識。在多民族對盤古神話的接受、傳承中，我們可以看到民族的文化自信。這種自信不同于西方一些國家的神話信仰傳統(tǒng)。盤古形象本身就源于人的自身觀照，無論盤古生于“渾沌”，還是盤古的多種體貌特征，都表明盤古是一位接地氣的創(chuàng)世者，是無數(shù)個文化祖先、文化英雄的化身，是中國人按照自己的文化不斷豐富和發(fā)展形成的創(chuàng)世大神。
盤古神話體現(xiàn)文化自覺。正因為盤古開辟人類生存的空間，孕育人類賴以生存的萬物，奠定宇宙的秩序，人的歷史才找到開端，人的內心世界才有了歸屬感。人們對祖先的緬懷，人們落葉歸根的潛意識，往往與盤古神話的產生和傳播相契合。在現(xiàn)代科技日益發(fā)達的語境下，一些關于盤古的講述雖然不再有儀式的神圣性，甚至許多關于盤古的母題進入影視、動漫、游戲、網(wǎng)絡段子之中，但還是可以反映先前文化傳統(tǒng)與當今文化創(chuàng)造的自覺結合。它不僅能夠激活人類對童年的記憶，而且會讓人在追憶童年快樂中找到尊崇祖先、奮發(fā)有為的家國情懷。
盤古神話體現(xiàn)文化理性。盤古神話的內容是非現(xiàn)實的，但并不排除盤古神話敘事的創(chuàng)作理性。盤古開天辟地不像其他一些神話，源于神的意念，而是表現(xiàn)出建立在物質世界基礎上的樸素唯物觀。盤古在“渾沌”中的“一日九變”，以及盤古死后的“氣成風云，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岳”等，都是以變化發(fā)展的眼光辯證地探索萬物起源，表現(xiàn)了以人的自我觀照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視角。因此，我們可以將其看作中國古代人本思想的形象表達。
總之，盤古神話留給我們的，遠非片言只語所能涵蓋。無論盤古開天辟地時帶給人們恢弘大氣、暢快淋漓的快感，還是盤古垂死化生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大地、福澤后代的悲壯，抑或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以各自的形式對盤古的塑造與重構，都會使我們從中感悟到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的文化傳統(tǒng)、積極向上的生命意志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文/王憲昭,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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