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黃枬森先生（1921-2013）誕辰100周年。黃先生畢生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在這一領域的哲學史和基礎理論方面均取得卓越的成就。不僅如此，他更由此升華為對哲學的元問題和體系構建系統(tǒng)而深入的思考，闡發(fā)了很多重要的思想。這些思想中，讓我感受最深的，是他晚年不遺余力地捍衛(wèi)“哲學的科學化”，并提出“更完整嚴密構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設想。坦率地說，學界對這一理念和主張是有不同看法的，特別在所謂“后現(xiàn)代”的氛圍中，甚至會被視為思維方式“過時”和“落伍”的表現(xiàn)。然而，處于全球化時代，對照思想史的演變和當代社會發(fā)展的實踐，“哲學的科學化”的深意愈加突顯。它不僅有豐富的理論內涵，更有重要的現(xiàn)實價值。在本文中我擬對此作出申說，以寄托對黃先生的緬懷之情。
黃枬森先生
一
黃先生形成“哲學的科學化”的理念源于他早年在西南聯(lián)大、北京大學所受的嚴格的自然科學（物理學）和哲學（德國古典哲學）訓練。新中國成立后，黃先生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并將其作為一生的事業(yè)追求，最終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人學等學科的開創(chuàng)者。其中的關鍵之點就在于，他把堅定的信仰、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帶入了專業(yè)研究領域，促進了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科學化”。在晚年的一篇“自述”中，黃先生把自己長達70年的哲學生涯“用一句話來概括：探尋哲學的科學之路”。他將這條道路細劃為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的10年——“在哲學迷宮中上下求索”；改革開放前的30年——“在哲學的科學之路上徐徐前進”；改革開放后的30年——“在哲學的科學大道上勇往直前”。誠如這篇“自述”的題目所標示的，黃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真正地“走在哲學的科學大道上”。
眾所周知，黃先生的學術觀點鮮明而一貫。他是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界著名的“辯證唯物主義派”，而這種主張就是基于“哲學的科學化”的內涵和邏輯延伸而來的。黃先生曾將其要點做了七個方面層層遞進的概括：“1、哲學是一門學科；2、人類認識發(fā)展的過程中，任何學科遲早都將發(fā)展成為一門科學，哲學不會例外；3、哲學學科建設的任務就是將哲學建設成為一門科學或推進哲學的科學性；4、各門科學都各自有其特異性，但它們作為科學的根本屬性是相同的，那就是真實性、完整性、嚴密性、發(fā)展性，即科學性；5、四性以思想體系為載體，通過思想體系表現(xiàn)出來；6、科學的思想體系有幾個條件，它們是：明確的對象、適當?shù)慕M成部分、真實的內容、合理的原理的順序、與時代精神的精華相一致；7、以這些條件來衡量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基本上是符合這些條件的，但有不符合之處，必須在繼承其科學性的基礎上，按照構建學科的科學體系的要求來構建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的科學體系?！比绻麤]有對這一理念的高度自覺和始終不渝的堅守，這樣條分縷析的提煉是做不出來的。
黃先生一生具體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就是這種“哲學的科學化”意旨的踐行和體現(xiàn)。這在文本研究和體系構建兩方面展現(xiàn)得尤為明顯。除了中央編譯局的翻譯家，黃先生可以說我國最早展開對馬克思主義文本、文獻進行精深研究的專家之一。他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就對列寧的《哲學筆記》等著作文本展開個案研究。其中對這一筆記的寫作過程和編排方案進行的甄別、對其復雜的思想內容的悉心解讀、將其與黑格爾《邏輯學》進行的比較以及對《哲學筆記》的思想史地位和現(xiàn)實價值的評價，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就是典型的“文本學研究”。而“哲學的科學化”最終必然與體系構建聯(lián)系起來，為此，改革開放之后，黃先生先后主持編寫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八卷本）、《人學理論與歷史》（三卷本）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創(chuàng)新研究》（四卷本）等大部頭巨著，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化”方面標志性的重大成就。為了強調這種努力的明確的意旨和思路，黃先生還特別將其兩部自選集命名為《哲學的科學之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和《哲學的科學化》（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二
哲學既是理論體系，更是思維方式。因此，“哲學的科學化”也意味著是思維方式的理性化。這一觀點的根源就是馬克思當年實現(xiàn)哲學的“革命性變革”之后觀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唯物主義”態(tài)度。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黃先生是馬克思精神的真正傳人。他的“哲學的科學化”的主張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真正實質和“科學化”精髓。
馬克思是在源遠流長的西方文化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思想家，在他的哲學理念和體系中貫穿和浸透著啟蒙主義、科學理性，特別是“新唯物主義”的精神。研究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經過德國古典哲學浸潤、特別是觀念論的熏陶后，毅然“走向”唯物主義持有多種評論。大多數(shù)論者將這一轉變置于馬克思主義譜系中予以梳理和把握，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放在德國哲學及德國社會發(fā)展演變的進程中透視馬克思思想的這種“變革”，其意義和價值更會得到彰顯。假如撇開馬克思的哲學思考和創(chuàng)建來看德國哲學的發(fā)展進程，我們會發(fā)現(xiàn)，當黑格爾把理性主義推向極致的時候，聲勢浩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在德國立馬崛起，這包括在黑格爾去世之后謝林去柏林講授的“天啟哲學”、青年黑格爾派推崇的“自我意識”，特別是再之后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和尼采的“超人哲學”等。也就是說，沒有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作為思維方式的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之間是缺乏過渡、緩沖和超越的。事實也正是如此。馬克思后來被迫流亡英倫，非理性主義主宰了德國的社會思潮和哲學發(fā)展，并引發(fā)深刻的社會運動，延伸至20世紀最終導致巨大的國家災難。而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強調理解世界的唯物主義原則、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等觀點，目的就是要校正唯意志論、觀念論等思維方式的弊端。
馬克思把這種哲學觀上的變革、“科學化”的態(tài)度貫徹到實際的研究工作中，特別是《資本論》的撰寫中。《資本論》是馬克思耗費四十余年時光、幾乎傾盡全部心力撰寫的一部著述，而且在其生前也沒有全部完成并定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鑒于觀察和把握資本時代的社會狀況及其變遷、探索超越資本的未來出路等工作具有極大的難度，甚至對于人的思維能力來說，構成一種巨大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馬克思還必須建構一個既與資本社會相關、但又不能機械復制和簡單描摹，而是與其復雜性相對照、相匹配，同時又具有獨立、自洽的框架和邏輯的理論大廈，進而完成對資本本質的揭示和命運的透析。較之于前者，這是更為艱難的思想創(chuàng)造。
在馬克思漫長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資本論》及其手稿撰寫過程中，他在后一方面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一點也不比前者少。馬克思極其周全地考量了理論建構中的各種問題和細節(jié)，逐步形成和完善關于資本的“敘述方法”。從1844年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直至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定稿，馬克思一直在進行探索。寫作的構思先后經歷了兩卷本著作—三本書內容—五個分篇—六冊計劃—九項內容—兩大部分—三卷四冊的架構嬗變。這種結構的曲折變遷和反復調整，不是主觀隨意所為，而是與對象和問題之間邏輯關系的展開是否遂順、對研究對象進行宏觀和總體上的統(tǒng)攝是否有效緊密相關，因為總框架的設計是否合理是著述成功與否最關鍵的因素。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像《資本論》這樣的著作“細節(jié)上的缺點是難免的。但是結構，即整個的內部聯(lián)系是德國科學的輝煌成就”。
“結構，即整個的內部聯(lián)系”和“科學的輝煌成就”，換成黃先生的語言，就是“哲學的科學化”。由黃先生主編的《人學理論與歷史》分為三卷，即《西方人學觀念史》《中國人學思想史》和《人學原理》。這樣的設計力圖“把人學的理論和中西人學的歷史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因為在黃先生看來，“人學原理與人學史是密不可分的,人學原理是人學史長期發(fā)展的產物”。這與馬克思最終以“‘理論部分’；‘理論史部分’或‘歷史批判部分’”來設計《資本論》結構的思路非常類似。按照同樣的思路，黃先生晚年主持了篇幅更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chuàng)新研究》叢書，共分為四卷五冊，前三卷研究哲學創(chuàng)新的時代前提，分別是《時代精神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創(chuàng)新》《現(xiàn)代科學技術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創(chuàng)新》和《中西哲學的當代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創(chuàng)新》，第四卷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當代構建》（分為上、下兩冊）。而這個體系，除了“概論”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基本問題而外，其他部分包括“一個主體”和“五個部門哲學”：主體是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部門哲學為歷史觀、人學、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黃先生為編撰這套叢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當代構建》這一卷，真可以說是殫精竭力。我作為課題組成員和這一卷有關章節(jié)的執(zhí)筆人，對此有很深刻的感受。
《人學理論與歷史》
三
“哲學的科學化”的理念和主張更具有現(xiàn)實價值。特別是對于全球化時代的學術研究和創(chuàng)新（包括哲學）、思維方式的矯正和培育來說，它能促使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反思和批判。
黃先生是中國共產黨的同齡人。我們看到，一百年來，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特別是經過新中國成立七十余年、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的艱苦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呈現(xiàn)出勃勃生機。然而，遺憾的是，與迅速發(fā)展的實踐相比，我們目前的學術研究和理論研究的狀況并不能令人滿意。就哲學研究的現(xiàn)狀看，在隊伍構成、研究視域和理論傾向等方面，總體格局基本上是由中國傳統(tǒng)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三科學科的研究組合而成的。三者之間有融通、會合的意向，但融通、會合的程度卻極為有限。更重要的問題是，三派之中不在少數(shù)的學者囿于各自的學科領域、特殊的研究對象，形成畫地為牢的單一性思維和價值觀念。
比如，有的傳統(tǒng)文化研究者把中國的未來發(fā)展片面化為文化問題，而文化的建構又被其看作只是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問題，認為一種在漫長的農業(yè)文明時代成長、發(fā)育起來的文化可以不經過現(xiàn)代性轉化，就能成為中國未來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主流或主宰。還比如，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和不同知識結構的學者的代際更替，西方哲學，特別是現(xiàn)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取得重要進展；但是在欣喜之余也不能忽略諸多隱憂：我們產生了許多關于某些流派、人物研究的專家，但鮮有能站在比研究對象更大的范圍和更高條件下對其進行透視，從而有效地把握西方哲學和思潮發(fā)展大勢的論者；更需引起注意的是，一些論者放棄批判立場，無原則地服膺和接受，借口“前衛(wèi)”“新潮”“現(xiàn)代”，唯“新”是從，唯“洋”為上，成為一部分研究者的心態(tài)。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有不少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學術研究的一般原則、路徑和規(guī)范，其成果經不起時間和學理的檢視。大而無當?shù)奶接懠葻o助于學術本身的積累，也談不上對現(xiàn)實問題有深刻的見解。這些都影響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聲譽。
前述馬克思、黃先生的研究表明，體系建構是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但現(xiàn)在不在少數(shù)的論者，根本無視這種復雜和艱難，有的人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基于學理化闡釋、學術化表達、體系化構建的理論旨趣和學術動因”，就可以隨意勾勒和炮制“理論模型和理論體系”?？傊?，在目前的哲學研究中，我們不只少有既與時代的劇變相匹配、又具有超前性和超越性的重大成果，反而在“科學化”方面有所退化了。
學界的上述情形無疑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和熏染。放眼全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只是一個特殊的現(xiàn)象和景觀。就世界總體來說，人類的發(fā)展是愈益復雜而艱難了。前些年由金融危機所引發(fā)的經濟衰退還未得到根本緩解，新冠肺炎疫情又蔓延開來，把整個世界推向了更為莫測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紛爭、權力與資本之間的合謀和分離、危急處理與從長計議之間的矛盾、個體主觀意愿與社會總體協(xié)調之間的掣肘、動機與效果之間的錯位、理論與行動之間的沖突、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對立等問題混雜在一起，盤根錯節(jié)。尤其令人心憂的現(xiàn)象是，不在少數(shù)的人在態(tài)度、言論和做法等方面表現(xiàn)得非常極端，常常把基于個人生活閱歷和遭際而產生的情緒帶入對社會問題的評論中，不分青紅皂白、不區(qū)分對象層次，一味吹捧或者痛斥社會，無原則地贊美或詆毀現(xiàn)實，非理性地固守單一的價值觀，乃至極端幼稚而不負責任地為問題的解決指方向、開藥方。這種極端論思維的泛濫、非理性情緒的發(fā)泄，甚至成為了一種“公害”。這不僅完全于事無補，相反常常會混淆視聽、擾亂秩序、延緩甚至妨礙問題的解決。
過濾掉時代的風塵，面對嚴峻的現(xiàn)實，真理的光芒、理性的思維和邏輯的力量愈加凸顯出來。黃先生“哲學的科學化”的理念和主張啟示我們，必須弘揚辯證方法、理性態(tài)度、科學精神和總體性思維。
（作者簡介：聶錦芳，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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