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修纂地方志有報酬嗎

遍觀全國的情況，修志的工作當中既有支付報酬的勞動，也含有義務(wù)的勞動。很多參與修志的成員或者已經(jīng)在當?shù)厝鍖W或衙門中領(lǐng)取薪俸，或者來自富裕的家庭，像這樣的人十之八九是不領(lǐng)取修志的報酬的。對地方官員來說，他們可以將修志項目作為對受過教育且有閑暇的士人提供的一份既有意義又有收入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報酬就不可少了。為修志支付報酬也可以上溯到14世紀的早期，在16世紀時則出現(xiàn)了這方面的大量事例。

一個典型的事例是1574年南直隸《無錫縣志》。1572年，周邦杰赴任無錫知縣，不滿于當?shù)胤街镜馁|(zhì)量低劣，他拜訪致仕官員秦梁（1515—1578），以相當?shù)膱蟪暄垖Ψ絹硇抻喛h志。秦梁欣然接受，開始了這項工作。這種一次性支付的款項稱為“書幣”“筆札之費”“禮幣”，也可以說是對整個修志期間工作的報酬。1585年，山東滕縣的知縣（本章前文曾討論）在衙門中設(shè)立機構(gòu)，為參與修志的儒生們提供筆墨和酬勞。這些人當中包括王元賓，一位致仕的官員，同時也是一位藏書家；八位當?shù)氐淖x者，其中五位曾經(jīng)出仕，三位是尚未擔任過官職的舉人；還有一名采訪者，是縣儒學的生員。

序的作者群包括各種人員，像修志成員們一樣，他們也是有報酬的。一般來說，寫序者是方志的主編和贊助方志的地方官員、高級官員或者本地主要的官員，但有時也會請外來的學者寫序。最后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支付酬勞。比如蘇祐（1526年進士），一位致仕的邊關(guān)總督的情況。1564年，南直隸《亳州志》的一位編者途經(jīng)蘇祐的家鄉(xiāng)濮陽時，帶給他一份方志副本，并奉上亳州知州的書幣，請?zhí)K祐作序，他欣然應允。這樣的酬勞不只提供給外地學者，也會提供給本地儒學的教官。在給1504年河南《偃師縣志》寫的后記中，儒學教諭馮伯提到知縣曾將禮幣送到儒學中，請他來撰寫這篇后記。當時，請文人學者給各種出版物寫序需要支付報酬這樣的事情已經(jīng)是通行的慣例，馮伯是地方儒學中現(xiàn)任的教官，雖然不清楚付費請他來寫序這樣的行為是否普遍，但這個例子表明，知縣可以通過向這種撰述工作支付酬金，來補助教官微薄的薪俸。

如果儒學的教官在任期結(jié)束時還沒有完成修志，他的上司會在下一個任期之前挽留他繼續(xù)完成這項工作。1551年，廣東興寧縣學的教諭盛繼在修志尚未結(jié)束時已經(jīng)獲得了升職。前一年秋天剛上任的知縣黃國奎希望他能繼續(xù)修完縣志，因此向省級的提學道官員請求，希望允許盛繼能以方志編纂者而不是教諭的身份留在興寧。提學官同意了，并要求在衙門里給盛繼提供一個安靜的辦公場所，盡當?shù)氐拇椭?，并提供給他生活的必需品、盤纏及筆墨紙硯等物。

外來的學者有時也受雇編修方志，其中有些人還參與了多種方志的修纂。這些受雇的人選大多來自修志地所在的同一個行政大區(qū)，名氣與跨越的距離是成正比的。例如張元益，他是唐順之的學生，在當?shù)氐膶W者圈中頗有聲名，但總是科場失意。他作為紹興府山陰縣的本地人，受雇來潤色修訂1579年《新昌縣志》（第二章中討論的例子），新昌也是紹興府的屬縣。此后，張元益又參與了1587年紹興的府志編修工作。[8]更加著名的學者鄧韨（第二章中討論的例子）曾到遠離家鄉(xiāng)的地方參加修志。他收到了濮州知縣送來的信與書幣之后，長途跋涉600公里從家鄉(xiāng)常熟到河南濮州，參加編纂1527年版的當?shù)胤街?。像鄧韨這樣遠道而來的知名學者，可能也要比當?shù)啬切┐我木幮奕藛T收取更高的報酬。

上面這些事例都來自16世紀，人們可能認為，有償參修方志的情況只是周啟榮提到的晚明時期（1570—1644）“寫作的商品化”的一部分。但是類似的現(xiàn)象早在幾個世紀前便可略窺一二。生活在14世紀上半葉的章嚞，編修方志是他近20年間的主要工作。在1307年之前，章嚞在他的家鄉(xiāng)永嘉縣任教官的時候，編纂過一本當?shù)胤街?。永嘉縣是溫州路（位于今浙江省）的一部分，在章嚞完成永嘉縣志以后，溫州路的官員雇用他去編修下轄的平陽（1307年完成）、瑞安（約1307年完成）兩地的方志。同時他還在1310年編纂完成了溫州路的方志。延祐年間（1314—1320），章嚞參與編纂了另一部溫州方志——《東甌志》。章嚞顯然很勝任此類工作，因為在這之后，大約在1323年，他又受雇于溫州路北部的臺州路官府，參與編纂天臺縣的方志。修志作為章嚞的主要工作，很可能也為他提供了這些年生活所需的相當一部分收入。章嚞是一個多次從事方志編纂工作的早期例子，到了15、 16世紀以后，接受儒學教育的讀書人數(shù)量出現(xiàn)了過剩，他們多次參與編纂縣級方志的現(xiàn)象也開始普遍起來了。

本文節(jié)選自《中華帝國方志的書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年》，[美]戴思哲著，向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