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狄迪恩：善于表達觀點的女人，擅長打碎別人自我幻想的大師

注：本文所用譯名為“瓊·迪迪翁”（Joan Didion）。

“強硬”并不總是一個能與迪迪翁聯(lián)系起來的詞。“優(yōu)雅”和“迷人”是對她更常見的描述，而這些形容并不總是被用來表達恭維——她經(jīng)常受到指責的地方就是寶琳·凱爾（Pauline Kael）抱怨的那種“荒謬的趾高氣揚”的風格。但是，如迪迪翁深刻體會到的那樣，外表是具有欺騙性的。雖然她的風格不像凱爾的那樣通俗易懂或好爭論，但她同樣也是一位擅長打碎別人自我幻想的大師。她只是傾向于鋒利鋼刃的優(yōu)雅利落，而不是鈍器的拖泥帶水。

2021年12月23日，美國著名作家瓊·狄迪恩（Joan Didion）在紐約家中去世，享年87歲。

迪迪翁1931年出生于薩克拉門托的一個中產(chǎn)階級家庭。她的父親弗蘭克不是凱爾的父親那樣在家禽養(yǎng)殖場工作的理想主義農(nóng)民，也不是麥卡錫、韋斯特或桑塔格的父親那樣的夢想家。他是一個現(xiàn)實、穩(wěn)重的男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他的工作是賣保險。1939年他加入國民警衛(wèi)隊，家人也要隨他一起遷移到北卡羅來納州的達勒姆及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各個基地。從大多數(shù)角度來看，這是一種非常普通和平靜的美國式童年。但迪迪翁后來會提到，正是這種不斷遷移的經(jīng)歷最先讓她產(chǎn)生了一種自己是局外人的感覺。她本身就是一個害羞的小孩兒，這也不利于她適應新環(huán)境。然而，即便是在她還很害羞的時候，迪迪翁已經(jīng)開始夢想成為公眾人物的生活。她最初的愿望是成為一名演員，而非作家。她告訴希爾頓·阿爾斯（Hilton Als）：“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是同一種沖動。都是虛構。都是表演?！?/p>

但是有些關于父親的事情是迪迪翁從來不寫的。迪迪翁是一位以創(chuàng)作與個人經(jīng)歷相關的散文而為人所知的散文家，很多人認為她喜歡無情地自我揭露。然而，直到她將近七十歲時，她從來沒有寫過與她早年生活中另一個困擾她的事件相關的任何內(nèi)容：她作為一名英文系學生在伯克利入學的第一年，她的父親則作為病人住進了舊金山的一家精神病院。

迪迪翁的母親不是同樣陰郁的人，她更符合加利福尼亞州拓荒者的強硬精神，那也是迪迪翁用一生中大部分時間來嘗試說明和捍衛(wèi)的精神。但艾杜內(nèi)·迪迪翁（Eduene Didion）也不是沒有內(nèi)心生活或夢想的。迪迪翁說正是她母親發(fā)現(xiàn)了《服飾與美容》上刊登的競爭最佳散文獎，勝者可獲得巴黎旅游機會的廣告。她告訴女兒自己認為她可以贏得大獎，當女兒在1956年獲勝后從伯克利開車回家向父母展示自己的成果時，母親的回答是：“真的嗎？”

這實際上已經(jīng)是迪迪翁在二十歲出頭時獲得的第二個獎項了。1955年的整個夏天，她參加了在曼哈頓舉行的《年輕女士》客座編輯活動。［這個活動最著名的參與者是幾年前的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后來她還在自傳體小說《鐘形罩》中描述和諷刺了這個活動。］迪迪翁為活動當期的雜志寫了一篇令人滿意的關于小說家珍·斯塔福德的傳略。當時斯塔福德已經(jīng)與詩人羅伯特·洛厄爾離婚。迪迪翁盡職盡責地描述了斯塔福德關于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的適銷性對比結(jié)果的深思，她的文字體現(xiàn)了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學生所有的控制力和自信，但是沒有一點兒人們后來會從她身上聽到的那種聲音的苗頭。

迪迪翁獲獎時還是伯克利的一名大四學生，她沒有去巴黎，而是請求《服飾與美容》（VOGUE）在曼哈頓為她提供一份工作。于是《服飾與美容》把她安排到了文字編輯部，但是1956年秋天她就離開了。她那篇名為《向那一切道別》（Goodbye to All That）的著名的散文就是關于她最終再次離開紐約的經(jīng)歷的。在文章開頭處，迪迪翁將這兩次來到紐約的經(jīng)歷簡化了。她提到自己第一次看到紐約是二十歲時來參加《年輕女士》的活動。但她在文章中討論的大部分內(nèi)容都是她第二次來這里之后的經(jīng)歷——從雇主告訴她要穿哈蒂·卡內(nèi)基（Hattie Carnegie）的衣服，到窮得不得不在布盧明代爾百貨店的美食店賒賬，年輕人總是這樣，即便已經(jīng)破產(chǎn)了也還是忍不住放縱自己。

要說清楚的一點是，這篇文章中并沒有什么實質(zhì)性的謊言。對這兩次到紐約的經(jīng)歷的省略是種微妙的處理，畢竟，絕大多數(shù)曾經(jīng)來紐約工作的人都可以證明，她所描述的那種“沒有什么是不可改變的；一切都在觸手可及范圍內(nèi)”的感覺，是一種可再生的情緒，是可以被反復體會的。但是迪迪翁在這里使用的方法中有一點是我們要領悟的：實際上，她經(jīng)常有意識地用她的經(jīng)歷創(chuàng)造一些不再僅僅是無畏的自我揭露的東西。

在《服飾與美容》工作時，迪迪翁最初被隨便地安排到了廣告部，后來又承擔了多蘿西·帕克曾經(jīng)負責的工作：給插圖寫說明文字。到此時，帕克的編輯埃德娜·伍爾曼·蔡斯領導下的那種拘謹呆板的時期已經(jīng)結(jié)束，《服飾與美容》變得更加雄心勃勃，特別是涉及出現(xiàn)在它的版面上的服裝時。不過，《服飾與美容》編輯部里的知性腔調(diào)并沒有太大提升。在這里工作的仍然是那些毫無疑問比迪迪翁富有，但既不特別有文學素養(yǎng)，也不特別有智慧的人。不過他們能夠緊追潮流趨勢，而潮流和趨勢有時會引導他們找到非常優(yōu)秀的作家。

迪迪翁總是這樣講述那段經(jīng)歷：她為《服飾與美容》寫的第一篇署名作品其實是一次意外。因為當期雜志要出版的其他內(nèi)容沒能被按時提交，所以她寫了一篇規(guī)定字數(shù)的文章作為替代。她想到的主題是對嫉妒本質(zhì)的思考，但文章的內(nèi)容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它提出的老套的觀點是認為嫉妒在人的生活中發(fā)揮了一些影響：

去與任何從事涉及投入自我的工作的人交談吧：比如一位作家或一位建筑師。你聽到X曾是一位多么出色的作家，直到《紐約客》毀掉了他的名聲；或者，不管黛安娜·特里林說什么，作家Y的第二本小說只會讓我們這些意識到Y(jié)真正潛力的人感到失望。

如果這聽起來像是一位為自己未來的輝煌職業(yè)生涯作準備的作家，那么我們有必要記住，此時的迪迪翁并不是在為一本在文學和思想方面受到尊重的雜志寫作。《服飾與美容》在1961～1962年間許可她撰寫的一些散文的主題有時似乎反映了迪迪翁內(nèi)心的沮喪。它們都是關于自尊，接受拒絕的能力和情感勒索的。

迪迪翁當時不僅為《服飾與美容》供稿，她也與《假日》（Holiday）和《年輕女士》有合作。她告訴自己的采訪者說：“我那時寫的都是只為了發(fā)出去的文章，我對它們還沒有真正的控制力?！蹦切┳髌吩谀撤N程度上確實像一個還在磨練文筆的作家的練習品。她沒有把那些文章收錄到后來的文集中，顯然也是因為她不認為那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迪迪翁偶爾也會為保守的《國家評論》撰稿，主要都是提供給書籍或文化專欄的。在這里，她能有機會針對一些容易被指責為用有文學性的語言撰寫的自我安慰或膚淺的雜志娛樂以外的主題進行更充分的闡述。她可以寫一些諸如評論J. D. 塞林格的《弗蘭妮和佐伊》（Franny and Zooey）之類的文章。她對這本書作出了一種高高在上的專橫抨擊。她在文章中回憶起在一次聚會上：

還有一位令人驚嘆的名叫薩拉·勞倫斯（Sarah Lawrence）的女孩兒試圖跟我討論塞林格和禪的關系。當看到我似乎沒有回應時，她紆尊降貴地用她認為我可以理解的語言宣稱：塞林格是世界上唯一能夠理解她的人。

這一陳述在如今成了相當有戲劇性的諷刺，因為迪迪翁對于她之后的幾代年輕女性的意義正在于，她們堅稱迪迪翁在散文中闡述了她們內(nèi)心最深處的想法。但是，當?shù)系衔套畛蹰_始寫作時，她并不打算以這種方式受到歡迎。她其實是在塞林格身上看到了推翻一個大人物的機會：她說《弗蘭妮和佐伊》“是最終的欺騙”。她看到一個男人通過給予他的讀者們一種他們好像屬于一個知道如何比其他人活得更好的精英群體的感覺來取悅他們，而實際上他除了關注一些瑣事之外什么也沒做。他無非是肯定了其他人對于無足輕重的膚淺事物的迷戀，并通過這種方式向他們提供類似自助的東西而已。

同意她的觀點的人之一就是在《哈潑斯雜志》上發(fā)文的瑪麗·麥卡錫。此時距離應付將占據(jù)她全部精力的人們對《她們》的反應還有一年的時間，現(xiàn)在的她把最鋒利的攻擊都用在了這本書上。她也抱怨塞林格在瑣事上浪費太多筆墨：比如用玻璃杯喝酒，或點燃香煙。然而，最讓麥卡錫感到厭惡的還要數(shù)塞林格的世界觀：即只有獲得他信任的小圈子里的人才真實，其他人都在撒謊。她無法忍受在整個《弗蘭妮和佐伊》的故事中揮之不去的西摩·格拉斯的不明不白的自殺。她想知道格拉斯為什么會自殺，無論是因為他的婚姻太糟糕還是因為他太開心。她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話令人十分難忘：

或者是因為他一直在撒謊，他的作者一直在撒謊，一切其實都很糟糕，他只是在假裝嗎？

當時正是塞林格最受歡迎，但是即將去隱居的那段時間。而麥卡錫和迪迪翁對他的同樣的厭煩恰恰揭露了他的一些東西：那就是塞林格只顯露自己的表面。有趣的是，這兩個女人日后也都會被同一把刷子抹上相同的污跡，她們都被稱贊為無可挑剔的擁有獨特風格的作家，但她們的想法和觀察從未完全配得上她們優(yōu)美的文字。

比如，當凱爾抓住迪迪翁“趾高氣揚”的形象問題不放時，她正是在沿著這個思路爭論。但凱爾知道，迪迪翁有技巧，即使在貶低她的時候，凱爾也承認迪迪翁可以閃爍出天才的光芒：“干冰般的句子里升起了創(chuàng)造性的煙霧。”凱爾只是希望迪迪翁能夠表現(xiàn)得不那么受傷，不那么憂郁，概括地說，就是不那么像一位受害者。然而，這似乎只是她們在個人風格上的一種分歧：凱爾一生都在避免承認任何過錯或弱點，特別是在她的文章中。

雖然現(xiàn)在的人很少這么想了，但這兩個人也曾經(jīng)為明確的理由成為工作上的對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迪迪翁在《服飾與美容》擔任過不長時間的電影批評家，凱爾差不多也是在那時加入《紐約客》的。迪迪翁擁有的空間比凱爾小得多，而且顯然對電影批評界內(nèi)部的戰(zhàn)爭不感興趣。但她像凱爾一樣，對流行禁忌持一種懷疑態(tài)度，并且對電影導演采用的某些情感許可缺乏信任。至少一次，在一部特定的電影中，凱爾呼應了迪迪翁的觀點。1979年，《紐約書評》請迪迪翁評論伍迪·艾倫的《曼哈頓》（Manhattan）。結(jié)果迪迪翁交出了一篇與凱爾曾經(jīng)的突破之作，即對《舞臺春秋》的尖刻評判很相似的作品。迪迪翁在文章開頭說“自我沉醉是和自我懷疑一樣普遍的情緒”：

“當談到與女性的關系時，我都可以得奧古斯特·斯特林堡獎（August Strindberg Award）了，”由伍迪·艾倫飾演的角色在《曼哈頓》中這樣告訴我們；后來他對黛安·基頓說的一段臺詞會成為被經(jīng)常引用和贊美的經(jīng)典：“我從來沒有和一個女人維持過長期的關系，反正不會長過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Eva Braun）維持的時間。”這些臺詞毫無意義，也不好笑：它們只是“提及”，就像哈維（Harvey）、杰克（Jack）、安杰利卡（Anjelica）和《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總會被人提及一樣，聰明的談話應該能體現(xiàn)說話者通曉文學和歷史，更不用說娛樂行業(yè)了。

諷刺的是，盡管她對迪迪翁有很多抱怨，盡管她本人往往是贊賞伍迪·艾倫的作品的，但凱爾卻和迪迪翁一樣對《曼哈頓》感到無比憤怒，她也認為其中看似有深度的談話不過是在掩蓋其根本上的膚淺。一年之后，凱爾在評論《星辰往事》（Stardust Memories）時旁敲側(cè)擊地提到了《曼哈頓》：“除了伍迪·艾倫，哪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能把對青少年的偏好說成是對真正價值的追求呢？”

顯然，迪迪翁在創(chuàng)作非虛構類作品時從來不會在使用“我”上遇到任何問題。但到了1964年，也就是她開始為《服飾與美容》撰寫那些深入透徹的散文三年之后，她顯然迫切想要寫一些不以自己為內(nèi)容的文章。她的生活也正在發(fā)生變化。她已經(jīng)出版了一本不長的小說，名叫《河流奔涌》（Run River）。但這本書在書店的表現(xiàn)非常令人失望。這個書名是出版商選的，這本書的編輯完全改變了小說的形式，將其實驗性的結(jié)構改成了非常傳統(tǒng)的樣子。迪迪翁也是在此期間與約翰·格雷戈里·鄧恩結(jié)婚的。后者曾經(jīng)是她的朋友，也是在她另一段為期不短的戀愛關系的最后階段一直支持著她的人。這對夫婦決定放棄他們在雜志社的工作，搬到加利福尼亞州去。他們已經(jīng)設定了到那里的電視行業(yè)中發(fā)展的模糊計劃。

《服飾與美容》似乎還不想徹底失去迪迪翁，于是邀請她為該雜志撰寫電影評論。1964年，迪迪翁在距離她結(jié)婚還有一個月時發(fā)表了專欄的第一篇文章，宣稱自己的批評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將是民主的：

直白地講：我喜歡電影，我會以寬容的態(tài)度看待它們，哪怕這可能會讓你覺得我頭腦簡單。一部電影也不是非得成為某種經(jīng)典才能引起我的注意，它不非得是《奇遇》、《紅河》、《卡薩布蘭卡》或《公民凱恩》，我只要求它有自己的精彩之處。

她隨后對《費城故事》、《壯志凌云》和《謎中謎》這幾部電影都作出了積極的評價。此時凱爾還沒能在主流電影評論界獲得什么突破，《電影讓我很生氣》也尚未出版，但我們可以在迪迪翁的文字中看到一種相似的批評方法。而且迪迪翁也會用整個職業(yè)生涯來堅守一個觀點——即使在毫無爭議的垃圾影片中，也有出現(xiàn)精彩絕倫的時刻的可能。

除了迪迪翁之外，還有另一位作家在為《服飾與美容》評論電影，所以那些令人難忘的電影似乎總是輪不到她來寫。盡管如此，她還是試著在有限的版面中寫出有特質(zhì)的文章，她的大部分評論都是明快活潑的，充滿了俏皮話，看起來更像帕克而不是迪迪翁的文字。她討厭《粉紅豹》（The Pink Panther）：“可能是有史以來人們唯一一次帶著真實事物的平庸拍攝出的色誘?！彼矚g《瓊樓飛燕》（The Unsinkable Molly Brown，又譯《翠谷奇譚》），但評論黛比·雷諾茲（Debbie Reynolds）“傾向于表演成西部是靠上躥下跳和對它大喊大叫而得來的?！彼姓J自己對于青少年沖浪電影情有獨鐘，“也許我應該嘗試把這種熱情說成是出于社會學角度的”。像凱爾一樣，迪迪翁也討厭《音樂之聲》，并稱之為：

比大多數(shù)電影都令人難堪的作品，好像是在暗示朱莉·安德魯斯（Julie Andrews）和克里斯托弗·普魯默（Christopher Plummer）這樣的人完全不會受到歷史事件影響似的。只要吹響曲調(diào)明快的口哨，把德奧合并（Anschluss）拋到腦后就行了。

然而，迪迪翁漸漸地對電影評論感到了厭倦。根據(jù)她的說法，《服飾與美容》因為這篇對《音樂之聲》的評論太尖刻而解雇了她。（這成了她與凱爾的另一個聯(lián)系，后者也是因為痛批這部電影而被《麥考爾》解雇的。）總之，當她和鄧恩在《星期六晚郵報》上開辟新專欄時，她已經(jīng)轉(zhuǎn)向其他題材了。

本文節(jié)選自《那些特別善于表達自己觀點的女人們》，[加]米歇爾?迪安（Michelle Dean）著，馮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