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熙是張大千的老師,曾與吳昌碩、黃賓虹等齊名,可謂名噪一時,然而如今,甚至不少書法專業(yè)的學生都不知其名,這種境況與百年前形成了鮮明反差。事實上,曾熙在書法藝術上“入古”的毅力和“出新”的魄力值得當代人敬畏和深思。
今年適逢曾熙誕辰160周年,《曾熙書法研究》近日出版,可算作國內(nèi)第一本曾熙書法的研究專著,《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經(jīng)作者授權節(jié)選刊發(fā)。
曾熙像
在研究曾熙書法之初,面對著尚待解讀的大量曾熙書作,我一直在思索:曾熙曾與吳昌碩、黃賓虹等書畫大師一道被譽為“海上四妖”,可謂名噪一時,而如今不僅未受到大眾和市場的追捧,甚至不少書法專業(yè)的學生均不知其名,這種境況與百年前形成了鮮明反差。那么,他的書法藝術是否真有攝人心魄的魅力呢?他的書法藝術是否能給當代學界帶來有益思考和研究價值呢?
曾熙(前排中)與張大千(后排右一)、王個簃(后排中)等友人合影
曾熙、張大千合作山水立軸
隨著研究的展開,之前一直困擾我的疑云也逐漸散去,一個明晰而立體的書法家形象逐漸浮現(xiàn)在我的面前。并且,筆者通過研究覺察到曾熙并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書法家,還集傳統(tǒng)士人、近代教育家、書法理論家、畫家等多重身份于一體。我們從曾熙的書法研究中,能窺探到那個時代的書法價值觀和審美風尚,甚至能透視到當時藝術家群體創(chuàng)作的心理動態(tài),進而復原那個時代真實的藝術生態(tài)。那么,曾熙的書法研究對于當代又有多大意義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曾熙篆書五言聯(lián)
首先,曾熙在書法藝術上“入古”的毅力和“出新”的魄力值得當代人敬畏和深思。這種“入古”體現(xiàn)在三個層面:一是“入古”之方向。在曾熙在碑學風氣籠罩且每況愈下的時代背景下,對“循古”和“入古”有著準確的定位,他直接以三代兩漢篆隸為源頭,對當時碑學書法特崇北碑的風氣進行批評和修正,體現(xiàn)了獨到眼光。進而,他提出“求篆必于金,求分必于石”,“以篆筆為分,則分古;以分筆作真,則真雅;以真筆作行,則行勁。物有本末,此之謂也”的學書思想,體現(xiàn)了一個成熟書家的系統(tǒng)意識;二是“入古”之全面。曾熙為了破解貫通各體的藝術密碼,對整個金文系統(tǒng)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創(chuàng)作實踐,進而將大篆的審美意象和從中提煉出來的“顫筆”筆法融通到各體中去,既練就了屈鐵斷金般的筆墨功夫,又豐富了各體的藝術感染力,為書法創(chuàng)新打下了基礎;三是“入古”之深入。曾熙并未在古篆分隸的筆墨暢游中淺嘗輒止,而是深入其筆法和精神氣質(zhì)的內(nèi)理,尋找出不同書體和風格間“一以貫之”的共性規(guī)律。在“出新”方面,曾熙以古篆筆法為源泉,將其改造成更加抒情寫意的以“頓挫提轉(zhuǎn)”為內(nèi)核的“顫筆”形態(tài),運用到篆、隸、楷、行、草等各體中,以“質(zhì)”帶“妍”,剛?cè)峄?,因此其楷、行書也透著古雅清逸之氣。尤其是他的行草書由于借鑒了大篆的線質(zhì),因此較之取資北碑的沈曾植、康有為等書家更加流暢,在流美、浮滑的行草書風盛行的當代語境下,極具借鑒意義。可以說,他的這種嘗試既改變了碑學的傳統(tǒng)面貌,又為碑帖融合的實踐注入了新的活力。曾熙筆法上的這種創(chuàng)造性實踐,在今天的碑學書風中仍被廣泛借鑒和演繹,但能像曾熙一樣潛心“入古”的書者少了許多。著名畫家李可染曾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雖然當代書壇仍在呼吁“入古”和“出新”,但是往往容易出現(xiàn)急于“出新”而“入古”不夠和為“古”所縛而創(chuàng)新不足兩個極端,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向以曾熙為代表的民國書家們致敬。
曾熙隸書五言聯(lián)
其次,曾熙五體兼通的書法藝術素養(yǎng)值得當代書家學習?;仡櫚倌隁v史,曾熙作為清代民國之交成長起來的書家,其全面的藝術素養(yǎng)無疑給市井氣彌漫的上海書壇帶了一股清氣。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書法作品,涵蓋篆、隸、楷、行、草五體。這些作品取法上溯秦漢,下取時人,跨度極大,表現(xiàn)形式也異常豐富,儼然一部生動的書法風格史。我們經(jīng)常在曾熙書法中發(fā)現(xiàn)“四體書”這樣的組合性作品,這一方面反映了市場需求的旺盛對書家兼涉多體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說明曾熙作為一個職業(yè)書家在技術上的敬業(yè)精神和執(zhí)著追求。
曾熙楷書八言聯(lián)
曾熙章草扇面
反觀當代書壇,不少學書者固守一家或沉溺于某種特定風格,稍有成績便以書家自居,缺少了“博涉多優(yōu)”的追求。與曾熙為代表的清末民國書家相比,當代書家普遍“博涉”不夠,因此缺乏熔鑄各體的實踐基底,值得反思。
曾熙手札
曾熙手札
第三,以曾熙為代表的民國書家的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值得當代書家借鑒和學習。曾熙原本不是一個職業(yè)書家,而是列居我國封建社會最后一批傳統(tǒng)文人。他博覽詩書,經(jīng)學、史學、文字學、金石學等“字外功”無不涉獵,再加上詳研碑帖和心慕手追,成功地轉(zhuǎn)型為一個“文人型”書家。我們通過研讀曾熙的書法理論,可以窺得他在傳統(tǒng)文化上所下的深厚功夫,他總能用最簡潔明了的語言勾勒出深刻的義理,如“篆隸貴委迆養(yǎng)氣,分書在飛躍取神”“三代鼎彝,古樸奇奧,此三百篇,離騷也”等,這種概括能力得益于其多年的詩文寫作訓練。此外,我們從曾熙的書畫題跋中,不僅能讀出他作為書法家對藝術的認識,還能讀出哲人的深邃、詩人的曠遠、學者的縝密,這些都是曾熙深厚傳統(tǒng)文化基底的體現(xiàn)。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我們在讀曾熙的書論和題跋時,能體會到其中透露的強烈學術自信。正因為民國以前的書法家多是傳統(tǒng)文人,書法只是學養(yǎng)構成的一小部分,所以他們的書法帶有天然的文人氣質(zhì)。當代與民國相比,書法的生存語境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書法的實用性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對聯(lián)、信札、壽帳、匾牌、墓志等昔日風行的書法載體已不再是今天的日常必需品。于是書法逐漸由民國的藝術與實用并存,走向今天的純藝術化。這種深刻的變化,也必然導致書法作品的消費者、欣賞者結構發(fā)生重構,促使書法家群體不得不最終走向?qū)I(yè)化。這種專業(yè)化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書法家學術視野和修養(yǎng)格局的“窄化”,過于強調(diào)筆墨技術,而忽略了文學、哲學、史學等綜合文化修養(yǎng)的全面提升。縱觀當今書壇,能像曾熙等民國書家一樣自撰詩聯(lián)的人越來越少,更不用說將自己筆墨實踐提煉為書法理論思想供后人學習了。因此,與曾熙等民國書家相比,如果說當代書家還缺少那么一點藝術自信和學術自信,其根源就是綜合文化素養(yǎng)的缺失。
曾熙小楷《致丁立鈞書》局部
曾熙《題銅官感舊圖》
綜上所述,在曾熙書法的解讀和品賞中,我們總能不斷發(fā)現(xiàn)這位民國藝術大家身上一個又一個難以掩蓋的閃光點,他兼容并蓄的藝術實踐和大膽創(chuàng)新的探索精神,他詩文書畫兼修的深厚學養(yǎng)和德藝雙馨的崇高追求,無不啟迪著當代書法學人。
《曾熙書法研究》
(本文原題為《曾熙書法的當代意義》,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美學博士,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