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有這樣一個說法：順治二年乙酉（1645），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率清師南下，行伍間挾之與俱的有降附了清廷的明朝官員三人，史可程、王礱和程先貞。據(jù)說這是為了招降南明弘光朝廷文武大員所布置的三著棋，其目標分別為史可法（1602-1645，與史可程為同祖兄弟）、王鐸（1592-1651，與王礱為同胞兄弟）和錢謙益（1582-1664，與程先貞為摯友）。
即使這個說法屬實，清廷的招降密計也只實現(xiàn)了三分之二。奉弘光命鎮(zhèn)守揚州的史可法拒絕降清，作出了與城俱亡的壯舉，于是有“揚州十日”的悲劇。而留守南京的高官王鐸和錢謙益一同率領(lǐng)弘光朝的文武大員數(shù)百人，出南京城郊迎清師，讓清師不廢一兵一矢，長驅(qū)入城。這些都是清史上為人所熟知的故事了。
史可程、王礱和程先貞為清廷當(dāng)說客一事，根據(jù)目前所見的史料，尚難論定。但這三人之中，程先貞和史可程在入清后卻分別和以忠節(jié)見稱的顧炎武（1613-1682）建立過深摯的友情，倒是有案可稽的?！斑z民”而與“降臣”論交，事不尋常，更何況是耿亮守節(jié)的亭林。
顧炎武
一、程先貞之降清
先說程先貞。
程先貞（1607-1673），字正夫，號葸庵，山東濟南府德州人。程氏為魯西望族，科第宦途，兩皆順遂。正夫的祖父紹（字公業(yè)），父泰，分別官至工部右侍郎和建昌府通判。正夫則憑借祖蔭，在崇禎朝官工部營繕司員。入清以后，友人和正夫詩酒唱酬，還是以“程工部”稱之的。
《清史稿》和《清史列傳》都沒有為正夫立傳。至如他的墓志和祭文也尚未發(fā)現(xiàn)，只在《（道光）濟南府志》收有小傳一篇。短短不滿二百字，對正夫在明清之際的行事，卻是含糊其詞：“甲申之變，正夫與其師盧世?誅偽官。家居二十年，杜門簡出，以詩酒自娛?！?/p>
“偽官”云者，當(dāng)指李自成大順朝廷的官員。盧世?（1588-1653），字德水，又字紫房，號南村病叟。崇禎末曾官監(jiān)察御史。入清后被征入京師，復(fù)原官。以病廢辭，沒有當(dāng)上“貳臣”。
小傳對正夫隨清師南下事，卻未提及，而入清后行事，亦只說他“家居二十年，杜門簡出”。如此一來，正夫豈非朱明的遺民了嗎？
事實上，正夫確是降附過清廷的；而他本人對順治二年（1645）策馬揚鞭，隨新主南下一事，亦未嘗諱言。他晚年作《自題小像》詩四首，其中的第三像題詩，便是追憶當(dāng)時搖身變作新朝顯貴時的得意情狀的。詩前小序說：
第三像：其頜頤間有二毛矣。乙酉北謁，賜蟒衣一襲，濫江干之役，腰橫玉具，行色匆匆。
乙酉，順治二年（1645），正夫三十九歲?！岸痹圃?，指頭白有二色。所謂“蟒衣”，即“象龍之服”，和皇帝御袍相似，但少一爪而已；這本是明朝的制度，清初因襲了下來的。當(dāng)年身披蟒衣、腰橫玉帶的正夫，意氣之勃發(fā)，可以想見。詩說：
物色倉皇塵土紅，手攜一劍學(xué)從戎。丈夫漫灑平生淚，自認須眉與昔同。
正夫這一序一詩，雖未明言他為清廷向錢牧齋勸降，但卻足以證明他本人確曾降附清朝。所謂“乙酉北謁，賜蟒衣一襲”，明言自山東北上，入京謁新主；而“濫江干之役，腰橫玉具”，說的正是隨清師南征之事。
二、程先貞的《海右陳人集》
正夫和他的老師盧世?，都是清初山東著名的詩人。正夫的集名《海右陳人集》，分作上下兩卷，收各體詩四百四十六首。量雖不多，但他的詩詣在他生前便已得到當(dāng)時詩壇巨擘的推崇。錢牧齋序他的詩，說他“汲古起雅”，所作“清穩(wěn)妙麗”。王士禛（1634-1711）也稱他的篇章“深穩(wěn)而有逸氣”。牧齋和漁洋的評論，說明了正夫在清初詩壇所占的席位。
近人鄧之誠從史學(xué)的角度來解讀正夫的作品，指出他“詩中自注，頗及時事”，有助于考史，見解尤為獨到。事實上，《海右陳人集》里很多所謂“清穩(wěn)妙麗”的詩篇，如果細加勘察，便已是極可貴的原始史料。上文利用《自題小像》中的一首七絕來證明正夫確曾降附清廷，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以下即可根據(jù)正夫的其他作品，來考見他在入清以后和顧炎武之間所締結(jié)的一段深摯的友情。
三、顧亭林與程先貞
《海右陳人集》所收與顧亭林有關(guān)的各體詩凡十題十四首。其寫作年份大約為自康熙元年（1662）至正夫逝世前一年（康熙十一年[1672]）的十載之間（亦即正夫五十六歲至六十六歲，亭林五十歲至六十歲之間）。細繹正夫這些詩作，再以亭林《詩文集》和亭林《年譜》中有關(guān)正夫的材料相印證，確可考定兩人之間實有過一段不比尋常的友誼。
兩人見面論交，事在康熙元年（1662），地點在山東德州。論交之前，兩人身世遭逢之殊，判若天壤。明亡之前，雖然同是“復(fù)社”成員，但正夫始終服官北京，而亭林則足不出江南。清人入關(guān)之翌年，正夫隨清兵南下，為新主奔命，而亭林則身預(yù)抗清義舉。然則在明則一朝一野，在清則敵我分明。兩人的活動，取向殊途。
及兩人初晤，彼此的處境與心境也有很大的差距。其時亭林離鄉(xiāng)別井，仆仆征塵；雖在流離之際，但仍懷抱濟世雄心。而正夫則早已由絢爛趨于平淡，息影家園多年了，他在《自題小像》詩里自敘歸老田間后的生活說：
鼎彝尊罍，列在左右，蒼顏白發(fā)，頹乎其中，不冠不履。
這和堅持“君子之學(xué)，死而后已”的亭林，是大相徑庭的。
然而，盡管兩人過往的經(jīng)歷存有根本的差異，在現(xiàn)實處境和對未來的展望又缺乏一致的認同，亭林和正夫卻在晚年結(jié)下至死不渝的交誼。首先，兩人訂交之后，往來頻繁。正夫在康熙九年（1670）所撰的《贈顧征君亭林序》里說：
亭林每過吾州，輒見訪。如僑、札之歡，皋、梁之說也。
根據(jù)亭林《年譜》，他于順治十四年（1657）北上之后，到他定居陜西（康熙十八年[1679]）為止，幾乎每年必到濟南，過德州而必與正夫見面。有時甚至一年之內(nèi)，過訪兩三次，則兩人往還之頻密可知。亭林本人所撰《德州過程工部》一詩的起句就說，“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來”，可證正夫在贈序里的話，實非虛夸。
其次，兩人在離別期間，每以詩歌保持聯(lián)系，如亭林于康熙元年（1662）離開山東，取道北京初訪山陜，在旅途中，他寄正夫五言長詩一首，備述思慕之情：
綿上耕山日，青門灌圃時。懷人初有嘆，裂素便成辭。一雁陵秋闊，雙魚入水遲。任城樓突兀，大野澤參差。物象今來異，天心此際疑。風(fēng)沙春氣亂，彗孛夜芒垂。見魃當(dāng)郊舞，聞人叫廟嘻。頻翻坤軸動，乍斗日輪虧。水竭愁魚鱉，山空困鹿麋。傷心猶賦斂，舉目盡流離。旅計真無奈，朋歡可更追。秋吟酬鮑照，日飲對袁絲。蛬急當(dāng)軒響，花繁繞砌枝。朱弦彌唱古，白雪每夸奇。劍術(shù)人誰學(xué)，琴心爾共知。三年嗟契闊，只羽倦差池。尚愧劬勞憶，還添老大悲。幾窺尼父室，獨近董生帷。器忝南金許，文承繡段詒。清風(fēng)來彩筆，疏韻落芳巵。西蜀玄方草，東周夢未衰。會須陪燕笑，重和鄴中詩。
詩中如“懷人初有嘆，裂素便成辭”；“旅計真無奈，朋歡可更追”；“劍術(shù)人誰學(xué)，琴心爾共知。三年嗟契闊，只羽倦差池”；“會須陪燕笑，重和鄴中詩”等句，詞情摯到，充分流露出亭林對正夫真切的懷念。而正夫的《答亭林平陽見寄》二律，則冥想亭林在旅途中長路漫漫的孤苦，表達了對故人的一往深情：
西去憐君似轉(zhuǎn)蓬，傳來尺素到墻東。曠懷晉國云山遠，回首吳門煙水空。世局頻勞悲失馬，天涯漫遣慕冥鴻。王孫何事歸猶未，芳草凄凄滿舊叢。
懷古遙應(yīng)處處同，青鞋布襪御長風(fēng)。猶聞采蕨思殷社，漫道歌薰入舜宮。山色千重遮冀北，河流萬里下蒲東?？淳羞~劬勞甚，五噫誰知廡下鴻。
不久，亭林結(jié)束山陜之行，重過山東德州，和正夫敘舊。亭林《德州過程工部》，即作于此時：
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來。每逢佳節(jié)至，長得草堂開。老桂香猶吐，孤鴻影自回。未論千里事，一見且銜杯。
結(jié)句“未論千里事，一見且銜杯”，充分展現(xiàn)出兩人久別重逢歡欣的心情。正夫《顧亭林從大同來暫過東昌》詩亦記此事：
一夕三年別，疏鐙話舊游。長征還帶劍，遠望欲登摟。月落青山夜，云回紫塞秋。故鄉(xiāng)何處是？此地即并州。
吾道看如此，天涯去住難。班荊留款坐，剪韭勸加餐。暮雨吟蛩切，秋風(fēng)落雁寒。仲連臺畔路，明日又漫漫。
上文所引正夫贈亭林的《序》里又說：
東吳顧征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于書無所不讀，習(xí)熟國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淹貫會通，折衷而守之，卓乎為經(jīng)濟之學(xué)者也?！ち譃橛嗾劷?jīng)說史，不憚娓娓，或留信宿，或浹月經(jīng)時，然后乃去。
這段話說明了正夫視亭林為學(xué)術(shù)上的畏友；所謂“談經(jīng)說史”，正是維系這份水乳交融的友誼的一個重要因素?？滴蹙拍辏?670），亭林應(yīng)正夫的邀請，在德州授《易》凡三閱月，便是一個好例子。
亭林晚年治《易》，并屢次在書信上和友人討論他讀《易》的心得。他在德州課《易》，詳細內(nèi)容已不得而知。但從他于課畢后，以詩代柬所寫的一首五言古詩來看，他解《易》不外乎注心在日用倫常、輔時及物之道上：
在昔尼父圣，韋編尚三絕。況于章句儒，未曉八卦列。相看五十余，行事無一達。坐見悔吝叢，舉足防蹉跌。日昃乃研思，猶幸非大耋。微言詎可尋，斯理庶不滅。寡過殊未能，豈厭丁寧說。是時秋雨開，涼風(fēng)起天末。蟋蟀吟堂階，疏林延夕月。草木得堅成，吾人珍晚節(jié)。亮哉歲寒心，不變霜與雪。憂患自古然，守之俟來哲。
亭林在詩中所表現(xiàn)對《易》義的理解，和他在《與任鈞衡》札中所說是一脈貫通的：
《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實示人。學(xué)者玩索其義，處世自有主張。
正夫隨亭林習(xí)《易》，亦有詩記其事：
秋色依然入薜蘿，高軒又見故人過。三時快雨來千里，一夕清風(fēng)遍九河。大易迥開懸象奧，新書遙贈汗牛多。對君自覺無余想，正好銜杯和郢歌。
課畢臨別，亭林復(fù)贈正夫以十卦。正夫乃取以為齋名，并賦《首春自題十卦齋》一首。由中有句云：“陳編更作千金帚，老屋重題十卦齋?！痹凇冻晖ち执雾嵰姾汀防铮址磸?fù)提及這個新齋名：“病身懶和三都賦，好客閑過十卦齋”；“老鰥枉憶三星戶，困學(xué)仍居十卦齋”。這都證明亭林引起了正夫?qū)Α兑住返呐d趣。
康熙七年（1668）三月，亭林因牽連黃培詩案，被逮下濟南府獄，同年十月事始解。亭林在獄中時，正夫有《寄顧亭林》兩首，對亭林蒙難的境況，作了側(cè)面的描寫。近人研究亭林生平，尚無注意及此的。茲特迻錄于下：
秋意被梧桐，回陰覆庭戺。悠悠我所思，乃在明湖水。萋婓彼何人，南冠縶鐘子。援琴非不工，誰能察識此。黃鵠罹網(wǎng)羅，毛羽紛難理，何時遠翱翔，一舉橫千里。
素書托錦鱗，遠來報曲折。浩氣迥無殊，纏綿字不滅。嗟惟夏侯生，千載傳風(fēng)烈。雖無次公賢，談經(jīng)正未輟。慚余老病身，崎嶇路難越。尚賴夢魂通，隨風(fēng)度明月。
《海右陳人集》里和亭林有關(guān)的詩，還包括兩人游屐所至的，酬贈亭林在各地知交的，以及記敘亭林親屬來訪的。而亭林的文集里，也收有他為正夫所輯德州先賢遺詩而撰的序文一篇。凡此種種，都進一步說明正夫和亭林往還之密，相知之深。
康熙十二年（1673）十月，正夫逝世，得年七十六歲。正夫卒后三日，亭林始自章丘抵德州；原是趕來訣別的，但已不及復(fù)面了。亭林有《自章丘回到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詩：
高秋立馬鮑山旁，旅雁初飛木葉黃。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郅君章。
康熙十四年（1675），正夫入壙，亭林又自濟陽往德州送葬，復(fù)有《送程工部葬》五古一首：
文獻已淪亡，長者復(fù)云徂。一往歸重泉，百年若須臾。寥寥揚子宅，惻惻黃公壚。揮涕送故人，執(zhí)手存遺孤。末俗雖衰漓，風(fēng)教猶未渝。愿與此邦賢，修古敦厥初。
正夫之喪，亭林兩赴德州，并親為執(zhí)紼，又先后有詩兩章悼挽。正夫在亭林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是無容贅辭了。
四、顧亭林與史可程
相傳與正夫一道隨多爾袞下江南，且曾向史可法勸降的史可程，也是亭林晚年在北方所締交的又一摯友。
史可程，字赤豹，河南開封府祥符人。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選庶吉士，故朋友多以“史庶?！狈Q之。赤豹是史可法同祖弟。有《觀槿堂文集》，未見。
赤豹在易代之際的政治操守，又不如程先貞，因為赤豹在降清之前，且曾降附李自成，曾以明朝的原來官職，服事大順朝廷。李自成一度有意命赤豹以家書向史可法招降，只是戎馬倥傯，來不及付諸行動便被迫自北京撤軍。赤豹在弘光朝之所以納入“從逆諸臣”之列，是有根據(jù)的。
世所傳誦的多爾袞致史可法書里有云，“及入關(guān)破賊，識介弟于清班”，“介弟”云者，即指赤豹?？芍啾苍登?。只是他替清廷勸乃兄投降事，未有明證。
清兵定江南后，赤豹亦未再入仕途。是出于自愿，抑別有內(nèi)情，皆不可知。只知道他先后僑寓南京和宜興，以北人而居南，和亭林以南人而居北，恰好相反。赤豹死時，已值康熙中葉了。
亭林和赤豹初晤論交于山西太原，時在康熙二年（1663），后于亭林和程正夫締交一年。赤豹有《太原喜晤寧人先生賦贈》詩：“翰墨遙傳十載余，卻憐邊郡識君初”；又有《贈寧人社翁》詩：“客游與子親，立談愧我疏”，都是兩人在太原初次見面的明證。
亭林也有《酬史庶?？沙獭肺逖蚤L詩一首，記論交事：
伊尹適有夏，太公之朝歌，吾儕亦此時，將若蒼生何？跨驢入長安，七貴相經(jīng)過。不敢飾車馬，資用防其多。豈無取諸人，量足如飲河。顧視世間人，夷清而惠和。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譏訶。君今寓高都，遠山阻巍峨。佳詩遠寄將，建安激余波。想見蕭寺中，抱膝苦吟哦。古人尚酬言，亦期相切磋。愿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愿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
詩中有兩處可堪注意：“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譏訶”，亭林于赤豹前此失節(jié)事，似無意深責(zé)，而且有為其開解之意。收結(jié)二韻：“愿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愿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則于赤豹往后的行藏，有所致意。勸其“無受惠”于長安之“七貴”，以免負荷過多；又勸其“無倦游”，蓋一旦“倦于游旅，則壯志蹉跎矣”。
赤豹酬答之詩，題目中便拈出亭林詩收結(jié)二韻：《寧人盟長答余詩云愿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愿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物老則息游何可長耶受惠難負荷君子哉言乎載賡一章寄謝寧人知不我遐棄也》。詩言：
孔說七十二，墨突不至黔。所由涂已廣，利己一何廉。廓然觀天道，陰符教我嚴。受命為孤蓬，乘風(fēng)未得淹。饑來四方走，避惠如避鉗。偶至逢人喜，事過心愈阽。東舟響?zhàn)ㄈ?，安得以影潛？幸有同心侶，隱然無茍?zhí)?。展卷未及終，汗浹敝衣沾。白藏適當(dāng)令，羈懷屬惔惔。資世何必多，儉德足自占。跽承仁者贈，拜乎想三緘。
康熙二年（1663）訂交后六載，赤豹和亭林有河北大名之會；與會者并有曹溶（1613-1685）。赤豹與亭林均無詩記此事，幸曹溶有五律兩首，足資考述眾人當(dāng)年議游的情狀。《靜惕堂詩集》卷二十一有《同赤豹飲介庵金灘署二首》及《再同赤豹寧人飲介庵署二首》兩題。后一題的詩兩首說：
客自殊方至，同探古署寒。盛名懸玉節(jié)，公宴密雕盤。晷近吹葭短，觴因授簡寬。及時揚大業(yè)，送喜到征鞍。
地勢燕齊合，官階屏翰尊。肯容諸傲士，累夕共清言。夜久潛陽動，天遙古怨存。塵中分平易，歲晚臥蓬門。
介庵，未詳何人。金灘屬河北大名府治?！翱先葜T傲士，累夕共清言”，可見主客秉燭夜宴之樂。
赤豹是一個名節(jié)有虧的士人，亭林晚年和他見面訂交后，卻曾稱之為“君子”，并對他有所期許。集中《與人書六》里說：
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于衰頹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獲之嘆乎？昔在澤州，得拙詩，深有所感，復(fù)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學(xué)，死而后已。
任昉（460-508）《求為劉瓛立館啟》說，“貧不隕獲其心，窮不二三其操”，亭林札中隕獲之嘆，與此意同。合前引亭林酬赤豹詩中“愿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句而觀之，可知赤豹入清后曾因貧賤而游食于達官大吏之門。亭林乃再三勸勉他不可因貧賤而喪志。亭林對赤豹既有所寄望，適足以說明兩人情誼殊非泛泛。
五、結(jié)語
亭林于順治十四年（1657）北上后，先后在山東、北京、山西、陜西等地結(jié)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堅苦守節(jié)的遺民像張爾岐（1612-1677）、殷岳（1602-1669）、孫奇逢（1584-1675）、傅山（1607-1684）和王弘撰（1622-1702）等，都一直為治亭林生平的學(xué)者所樂道。有人甚至因為亭林和這些遺民建立了道義之交，而推斷他晚年在北方的活動，主要在聯(lián)絡(luò)各地的志士，共謀抗清復(fù)明的義舉。
亭林晚年的知交之中，其實也包括了一些名節(jié)已虧、行誼廣遭物議的“降臣”和“貳臣”在內(nèi)，本文所述的程先貞和史可程之外，至少還有像孫承澤（1592-1676）和曹溶（1613-1685）那樣在順、康間的政壇上資望頗高的“貳臣”；亭林和孫、曹之間，也有類似于他和程、史所建立的深摯情誼。
歷來研治亭林生平和學(xué)術(shù)的學(xué)者，對他入清后的行誼，都極力推崇，可說是有褒而無貶的。對亭林與“降臣”、“貳臣”往還頻密此一史實，自然無暇兼顧；至今為止，也就鮮有專題論述。即偶然有治清詩的學(xué)者注意及此，亦只提出過一些比較含混的說法。像亭林之結(jié)交程先貞，鄧之誠便認為不過是“細節(jié)”，不足深；鄧氏所持的準則，似乎是“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相反地，王蘧常先生則認為程、史既是大節(jié)已虧的人，亭林和他們交往，不能以“細節(jié)”視之。但是究竟應(yīng)該如何對待此一史實呢？王先生卻也未曾提出他的觀點來。王先生再三審度，對“以支柱正氣為己任”的亭林，竟屈身與失節(jié)的人“相契之深如此”，最終也只得浩然長嘆，而歸之為“不可解”而已。
鄧之誠話里的“細節(jié)”，和王先生所說的“正氣”，其立足點顯然都是儒家思想里的“忠節(jié)”觀念。亭林既自清末民初以來，一直被推崇為“忠節(jié)”的最高象征，“政治操守”也就慣性地成為審度亭林生平的唯一量尺。碰上“堅苦守節(jié)”的亭林而甘心和“降臣”、“貳臣”論交此一史實，“政治操守”這把量尺怎好用上呢？勉強說這事是“細節(jié)”，或直截了當(dāng)歸之為“不可解”，都不過是出于無奈的“遁辭”。至于其他治亭林之學(xué)的人，對此一史實，或視而不見，或避而不談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所說，絕非有意低估以“忠節(jié)”觀念來衡量清初士人的重要性。事實上，研治明清易代前后的歷史，誰也不能漠視個人“政治操守”在當(dāng)時廣受注目的現(xiàn)象。即如“降臣”一事，亭林便在作過頗詳細的歷史考索之后，毫不猶豫地痛加貶斥?！度罩洝肪硎党紬l說：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墩f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戰(zhàn)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下及漢魏，而馬日磾、于禁之流，至于嘔血而終，不敢靦于人世。時之風(fēng)尚，從可知矣。后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jié)，反顏事仇，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而降城亡子，不齒于人類者矣。
亭林既曾視“反顏事仇，行若狗彘”的“降臣”為“不齒于人類”，但卻和分別降附過清廷和李自成的程先貞和史可程交深而相契。那么，亭林豈非言行不相符的人了嗎？
如果單從“政治操守”的角度來衡量，且只就此事而言，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但本文的目的，絕非立意于以此厚謗亭林。相反地，本文的要旨在于以亭林晚年擇友為例，說明“政治操守”雖然重要，但仍未足以駕馭一切。作為“忠節(jié)”最高象征的亭林，亦不得于“政治操守”之外，全無考慮，又何況他人？
本文所掌握的資料，雖極有限，但已能說明亭林晚年擇友，于衡量甄別之際，個人的“政治操守”并非考慮的唯一因素。進言之，即使“政治操守”確在考慮之列，其所占的比重亦必不甚大。以亭林和程先貞、史可程的交游為例，亭林于二人以往的“政治操守”，顯然未視為友朋交納的先決條件。亭林所重視的，卻在于他和程、史二人在文化學(xué)術(shù)活動的認同和參與。如對《易》理的探討，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往復(fù)切磋，乃至于如程先貞所說的“談經(jīng)說史”等。
再者，亭林擇友，個人的性情，我想必是他所考慮的重要的一環(huán)。程、史二人，雖于大節(jié)有虧，與亭林必是性情相近，才能和他相處得如水投乳般融洽。下面多舉一例，說明亭林和程先貞之間，必有于“政治操守”之外而更為兩人所共同寶愛之物。
亭林自青年時代即嗜酒，在江南時常與歸莊（1613-1673）和其他親友豪飲，自詡有三四斗之量。他贈程先貞的詩有“一見且銜杯”句，挽程詩也說“惻惻黃公壚”；而程先貞寄亭林詩也有“正好銜杯和郢歌”，都說明了程先貞也嗜酒，兩人其實是很投契的酒友，然則兩人傾杯對飲，論文談藝的樂趣，又何嘗不是維系和增進他們之間的交誼的重要因素之一呢？
總括來說，亭林晚年擇友，既未以個人的“政治操守”作為衡量的唯一標準；他所考慮到的，至少也包括了學(xué)術(shù)文化活動的參與和認同，以及個人習(xí)性的相近等因素。
然而，近百年來的學(xué)者，對亭林以及和他同時代的士人們的行誼的審度，卻一直離不開“政治操守”這把量尺；敘事論人，終究仍局限在五倫中的“君臣”一義之上。對于其他一切復(fù)雜糾纏的人情物理關(guān)系，皆不措意。用這樣一個導(dǎo)源于乾隆朝修《貳臣傳》之際的“闡釋架構(gòu)”來評價亭林以及其他清初的士人，不但有欠公允，也是不符合于從歷史本身來說明歷史的準則的。
要之，研究明清易代前后的歷史，放棄用“政治操守”作單向性的探討和闡釋，也應(yīng)該是時候了。
（本文摘自謝正光著《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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