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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悖謬:《雄獅少年》中的歷史轉喻與文化邏輯

影片《雄獅少年》是由孫海鵬執(zhí)導、里則林編劇的現(xiàn)實題材動畫電影。影片以中國傳統(tǒng)民俗“舞獅”為軸展開故事。

影片《雄獅少年》是由孫海鵬執(zhí)導、里則林編劇的現(xiàn)實題材動畫電影。影片以中國傳統(tǒng)民俗“舞獅”為軸展開故事。主人公阿娟是生于嶺南鄉(xiāng)村里的一個瘦弱貧苦的留守少年,一次偶然機會,他結識了同名的舞獅隊女孩阿娟,她也喚起了阿娟心中的舞獅夢。阿娟找到好友阿貓、阿狗一起拜師咸魚店老板,即曾經(jīng)的獅王“咸魚強”。在后者的培養(yǎng)下,幾人歷經(jīng)重重磨礪,一波三折,最終登頂獅王爭霸賽,成功圓夢。

一.“病貓”與“醒獅”:成長故事的歷史轉喻

《雄獅少年》劇照。

《雄獅少年》劇照。


唐段安節(jié)《樂府雜尋》言:“戲有五方獅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zhí)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故舞獅古稱“太平樂”。舞獅有南北之分,北獅盛行于長江以北,以安徽青獅、保定雙獅名聲最甚。其與真獅酷肖,姿態(tài)靈活,近雜耍表演性質;南獅廣泛流傳兩廣嶺南一帶,并以廣東為中心輻射于港澳及東南亞地區(qū)。不同于北獅之形似,南獅重神態(tài),其造型威猛、步法剛健、樂鼓激昂,亦稱“醒獅”。

影片故事發(fā)生地“陳家村”正取景于南獅為傳統(tǒng)的佛山順德一帶。影片中,幼時的阿娟和父母一起觀看舞獅表演,父母告訴阿娟,舞獅有求吉辟邪之意。相傳,古時廣東一帶常發(fā)瘟疫,幸有“年獸”相助,鎮(zhèn)妖祛邪?!耙颉辍F喜食蔬菜,于是家家戶戶均在門前放置蔬菜一盤,以備‘年’獸采食。日久年長,人們發(fā)現(xiàn)扎制的‘年’獸形狀很像獅子,便把它稱為‘醒獅’,而采食蔬菜稱之為‘采青’。從此,舞獅辟邪慢慢在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一帶形成了風俗,獅子采青變成了舞獅的一個表演情節(jié)?!盵1]

依托傳統(tǒng)民俗,以“舞獅”文化切入,固然是影片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創(chuàng)新挪用。但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以“雄獅”喻人,催人奮起之隱喻,也側面影射了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潮流變與思想進程——在晚清至民初的歷史語境下,“睡獅”代表著衰落與危機中的中國社會,而“醒獅”則用來形容群眾現(xiàn)代國族意識的覺醒。例如,1899年,梁啟超于《自由書·動物談》中提到“睡獅”概念:“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后醒之巨物”。這其中,“佛蘭金仙”即瑪麗·雪萊小說中著名的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先睡后醒”指的是曾紀澤于倫敦《亞洲季刊》(Asia tic Qua rterly Review)發(fā)表的《中國先睡后醒論》。據(jù)著名史家石川禎浩考證,梁啟超對“睡獅”、“佛蘭金仙”以及“先睡后醒論”等詞匯的想象性綜合,成為了晚清中國“睡獅”隱喻的源頭。[2]庚子事變后,睡獅/醒獅這一二元對偶迅速成為知識分子間通用的政治比喻。如鄒容《革命軍》書末:“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shù)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中國青年黨成員曾琦、李璜等人于1924年上海創(chuàng)辦《醒獅周報》,更成為宣傳國家主義思潮的機關報紙??偠灾{/醒獅之喻成為了近代中國知識界重要的文化符號。這一符號在電影中也被頻頻挪用,典型當如影片《黃飛鴻:獅王爭霸》,其中佛山醒獅的“舞武結合”,已成為了電影塑造“醒來的”中國,展演民族主義的敘事符碼。

某種程度上,這一世紀初的民族之喻,也巧妙地與《雄獅少年》的當代個體書寫形成互文。從影片的主海報可以看出,影片主旨為“病貓崛起,爛泥發(fā)光”。影片伊始,阿娟觀看村子里的舞獅表演,卻受到本地“陳家村”獅隊一行人的欺負與嘲笑。在他人眼中,阿娟、阿貓、阿狗不僅僅是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少年”,也是“廢柴”/“病貓”的代名詞。同樣,他們的師傅“咸魚強”雖有獅王之名,但在現(xiàn)代化市場邏輯下,傳統(tǒng)文化逐漸被淘汰,咸魚強不得不靠運送咸魚為生,即邁入社會底層分工秩序中,成為不被認可、黯淡無光的“爛泥”。如果說中文語境中,“發(fā)光”尚且是個體化濃重的敘述,那么“崛起”則顯然指向了今日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高速發(fā)展下的某種群體/階層。影片中,當阿娟一行三人找到咸魚強,店鋪外收音機里響起的朗頌聲“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這段話出自梁啟超著名的《少年中國說》。在此,少年之夢成功與家國情懷融入在一起,具有了強烈的情感能量。因此,這一歷史轉喻在當下可以如是表述:孱弱的,被欺負、被忽略的“阿娟”們,正如飽受屈辱的近代中國,唯有“喚醒”青少年心中沉睡的那頭雄獅,步履堅定,自立自強,方能于世界/社會中屹立不倒。所以,“醒獅”——不僅代表著一個當下的表述,而是穿透了社會歷史,具備了深層的文化認同邏輯。

二.“慕強”:社會達爾文主義下的成長悖論

對于影片的整體期待,監(jiān)制張苗在面對采訪時提到:“過去人們常說,好的電影就是能讓人走進影院,睜著眼睛夢一場。《雄獅少年》像是我們釀的一壺酒,希望能讓觀眾在大銀幕前醉一場。”[3] 實際上,“夢一場”、“醉一場”的電影理念,恰如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的縫合策略,其代表了一種特定的電影與現(xiàn)實的關聯(lián):與其說電影處理其與現(xiàn)實的關系,毋寧說“現(xiàn)實”位于缺席之狀態(tài)。克拉考爾說道:“一個時代在歷史進程中所占據(jù)的位置,更多是通過分析其隱蔽的表面加以界定的,而并非取決于該時代對自身的判斷?!盵4] 接下來,我將分析《雄獅少年》中的“隱蔽的表面”,試圖論證影片“現(xiàn)實主義關懷”自身的悖謬之處——即影片實際上化約了“夢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種種結構性矛盾,從而導致了許多曖昧性的縫合式表述,與內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與危機。

“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由來已久,1944年,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 Hofstadter)的《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書出版,標志著“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正式流行于英語世界。在霍氏看來,斯賓塞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最主要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其次要算得上斯賓塞在美國的擁躉、社會學家薩姆納(William G. Sumner)。[5] 學理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具體內容和范圍尚存在一些爭議,但總的來說無外乎對社會競爭關系的強調、反對國家干預、自由主義與放任主義思維,為個體道德行為賦予生物學基礎。通過閱讀達爾文,斯賓塞發(fā)展了自身社會學概念的生物學版本。他認為,社會文化、人類思想總體都處于“進化”之中,社會發(fā)展的基礎,“……是人類對于自身所生存的環(huán)境的適應,而邪惡的根源則是‘對環(huán)境的不適應性’。最終,會發(fā)展出一種適應文明生活的道德體系。”[6]

《雄獅少年》劇照。

《雄獅少年》劇照。

事實上,影片中“阿娟”的成長之路,正處于這一極端的“道德體系”之下。90年代中后期,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與經(jīng)濟結構的調整,中國沿海地區(qū)逐漸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為主、對外出口的“世界工廠”,也催生出大批進城打工的農(nóng)民工群體。對于阿娟而言,想要出人頭地,奪取功名,就必須走出鄉(xiāng)村,邁入城市,贏得獅王頭銜;同時,父親突發(fā)疾病,也使得阿娟不得不暫時放棄理想,面對赤裸裸的經(jīng)濟壓力,成為“民工”群體的一員。換言之,阿娟最終能夠參加獅王爭霸,本身即是一個偶然事件,這一代價也是巨大的:身體的損耗、意志的考驗、經(jīng)濟的負擔——“阿娟”這一個體形象最終成為了一個絕對理想的英雄形象,而更多普通人,即最終沒能“勝利”的阿娟們、阿貓阿狗們、咸魚強們,則只能黯然跌入這一巨大的城鄉(xiāng)二元裂縫之中。影片最終走向了現(xiàn)實的反面,淪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與英雄史觀的注腳。

這也引出了影片的核心邏輯——“慕強”,而“舞獅”民俗本身含有的競技特質,則更為強化了這一邏輯基礎。影片開頭,“陳家村”獅隊萬般刁難阿娟,辱罵阿娟等人為“廢柴”。之后,影片并未著墨于兩者的關聯(lián)互動。吊詭的是,當阿娟最終擊敗對手,進入決賽時,一向恃強凌弱的“陳家村”獅隊領隊卻對阿娟豎起了拇指。盡管這應當是編劇為了建置人物沖突、增強戲劇張力之所需,但我們仍能從中管窺到深層的社會矛盾根源——在“陳家村”獅隊的觀念中,個體的價值與獨立性并不在于個體的道德意志,而是建立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學本源之上。同樣,在如今的消費社會之中,現(xiàn)代個體看似自由自然,實際上卻是建立在商品交換中的等價的抽象,是市民社會母體抽象出來的產(chǎn)物。人的獨立性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這正是馬克思所言之“抽象成為統(tǒng)治”。

對于阿娟而言,他無從選擇,盡管他試圖以身體逃離世界符號化地暴力,但他只有步入這一抽象秩序中去,他才能徹底拯救家人,并救贖自己——這是一場悲劇性的救贖。當阿娟手攥木棉花對女孩招手,試圖向女孩證明自己時,影片迎來了最為戲劇性的一幕:鏡頭平移,女孩身邊出現(xiàn)了一位時髦帥氣的男人。那一刻,阿娟明白,兩人之間的階層鴻溝可能永遠也無法跨越,他也永遠沒有可能向女孩表達自己的微妙情愫。當然,編劇在此進行了一次巧妙的“找補”:當阿娟面臨困境時,女孩心急不已。此時,男人卻忙于打電話,似乎對這場獅王大賽的結果并沒有什么興趣。以精神分析理論言,這一行為給予了觀眾充分的“合理化”基礎:這一刻,男人的不解,使得女孩能夠暫時地“跨越階層”,與阿娟共同進退。但這亦代表著兩人“情感線”的悲劇性殘缺,如巴迪歐所述:“……只是某種相遇,幾乎算不了什么,但由相遇中的相異性而非相同性出發(fā),人們可以經(jīng)驗到一個世界。甚至,人們?yōu)榇私邮芸简?,為此承受痛苦?!盵7]

三.結語

《雄獅少年》劇照。

《雄獅少年》劇照。


影片末尾,阿娟自知依照常規(guī)流程無法贏得比賽,他望向了眼前那一座最高的樁臺。師傅說過,這一根高樁是為了提醒人們,一山更比一山高,要永遠心存敬畏。也許,這正是“舞獅”這一民俗傳統(tǒng)最為特別的意義——它始終提醒我們,始終有一個超越性之物大于我們自身的存在,成為我們道德實踐的自律基礎。影片以十分文學化的方式解構了這一敘述困境,既不能動搖“高樁”的超越性基礎,又必須滿足觀眾對圓滿結局的期待——最終,獅頭上樁,阿娟墜下,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而當阿娟贏得獅王大賽、夢想實現(xiàn)后,他該去向何處?阿娟與女孩的樸素的感情,兩人的未來是否還會相交,或是最終遺憾地錯過?影片并未給出最終的答案。當然,這一答案也不可能能夠給出。


參考文獻:

[1] 段全偉. 舞獅運動教程[M]. 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2006:7. 轉引自蔣明智. 佛山“醒獅”的起源及其文化內涵[J]. 文化遺產(chǎn), 2011(4):155.

[2] 石川禎浩. 晚清“睡獅”形象探源[J].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5):91.

[3] 李麗. 《雄獅少年》廣州首映,“九連真人”連唱三首還要帶娃三刷[EB/OL]. (2021-12-13) [2021-12-23]. http://ent.ycwb.com/2021-12/13/content_40447760.htm.

[4] 西奧多·阿多諾等. 電影的透明性——歐洲思想家論電影[M]. 李洋. 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7:107.

[5] Hofstadter, 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M].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201-204. 轉引自羅力群.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由來與爭議[J]. 自然辯證法通訊, 2019(8):107.

[6] 邵鵬. 社會達爾文主義:被時代拋棄的主流思潮[N]. 經(jīng)濟觀察報,2021-2-22(36).

[7] 阿蘭·巴迪歐. 愛的多重奏[M]. 鄧剛.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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