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yī)學院生理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被認為是當代研究人類社會與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此次中信出版社一舉推出他四部相互之間有內在聯(lián)系的著作，非常有價值。以下是我對這四部著作的解讀。從總體上來看，《槍炮、病菌與鋼鐵》最具思想深度和啟發(fā)性，《崩潰》次之，另兩部的啟發(fā)意義雖或稍減，但也頗有可取之處。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1997）
戴蒙德在本書開始設置了一個“亞力的問題”，亞力是太平洋上新幾內亞島當地的一位政治領袖，他的問題是：“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這么多貨物（指現代工業(yè)制品），再運來這里？為什么我們黑人沒搞出過什么名堂？”戴蒙德寫這本《槍炮、病菌與鋼鐵》，就是試圖回答亞力的問題。
亞力實際上是在問：為何現代化（工業(yè)化）出現在歐洲而沒有出現在新幾內亞？這個問題和中國學術界比較熟悉的“韋伯（M. Weber）之問”（為何中國印度這樣的東方社會沒能在政治經濟科學乃至藝術領域走上獨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和“孔飛力（P. Kuhn）之問”（為何中國沒有發(fā)展出近代國家）實際上異曲同工。
在這類問題中，韋伯或孔飛力的西方中心立場是顯而易見的，比如韋伯之問要成立，他所說的“理性化道路”只能理解為“西方化道路”；孔飛力之問要成立，他所說的“近代國家”也只能理解成“西方式國家”。對此我們不必過多糾結，反倒是亞力的問法，更不容易發(fā)生這方面的問題。
而將這類問題嘲笑為“就是問梨樹上為何沒結出蘋果”，雖然從形式上有力消解了這類問題的理論價值，但確實不如嘗試正面回答這些問題更有建設性。
戴蒙德就是試圖從正面來回答這些問題——認真解釋梨樹上為何結不出蘋果。
要正面回答亞力的問題，前人已經嘗試過幾種路徑。
第一種是從人種上來論證，即亞力之問中提到的“白人”和“黑人”有何不同。但這個路徑直接指向種族歧視，政治上嚴重不正確，如今在“白左”主導的美國大學中是嚴厲的禁區(qū)，戴蒙德當然不敢去涉足，他還駁斥了這樣的理論路徑。
第二種路徑是“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這一路徑堪稱源遠流長，也不存在政治不正確的問題，所以戴蒙德選擇了這一路徑。他說如果要他用一句話來交代《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的宗旨，那就是：“各族群的歷史循著不同的軌跡開展，那是環(huán)境而非生物（按即人種）差異造成的?！?/p>
戴蒙德嘗試對“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給出更為精細的論證，他設立了關于地理環(huán)境的四條標準：
一、食物資源，包括可馴化的動物資源和可利用的植物資源。有了豐富的食物才能喂養(yǎng)更多的人口，才能有人力從事覓食之外的工作，從而形成文化積累。
二、傳播與遷徙的條件。有了傳播與遷徙，文明才可能傳播和交流。例如歐亞大陸顯然有利于傳播和遷徙，而新幾內亞作為太平洋中的島嶼，傳播和遷徙的條件非常不利。
三、洲際傳播的條件。歐亞大陸又獨占優(yōu)勢，而美洲就比較差，澳洲就更差了（可以看成放大版的新幾內亞）。
四、面積和人口。必須有足夠大的土地面積，和足夠多的人口，文明才能高度發(fā)展。
按照這樣四條標準操作下來，最有利于文明發(fā)生發(fā)展的地區(qū)，毫無疑問，必定在歐亞大陸的某處。事實上，戴蒙德在歐亞大陸找到了兩處這樣的地方。
第一處是“中東肥沃新月地帶”，大體上就是兩河流域及其周邊地區(qū)，也就是古稱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及其周邊地區(qū)，根據現今已發(fā)現的證據，該地區(qū)確實是人類文明發(fā)達的最早地區(qū)。第二處則是中國，在戴蒙德眼中，中國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區(qū)。
但是，接著問題就來了：肥沃新月地帶和中國，都沒有出現歐美的“現代國家”，這怎么解釋呢？
戴蒙德對肥沃新月地帶命運的解釋是“先馳得點，后繼無力”：“歐亞大陸西部地區(qū)幾乎每一項重要的創(chuàng)新——馴化動植物、文字、冶金、輪子、國家等等——都是在中東肥沃新月地帶發(fā)明的?！倍涍^亞歷山大東征和羅馬帝國的征服之后，權力中心一再西移，新月地帶最終只能為他人作嫁衣裳，自身卻從此衰落了。
如果我們同意戴蒙德對新月地帶命運的解釋可以及格，那么他接下來最大的難題就是解釋中國的命運了。戴蒙德知道，在公元1450年之前“中國是世界的技術領袖”。
但到這里，戴蒙德似乎感覺“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已經無能為力了，他轉而求之于政治制度。他認為歐洲的分裂要優(yōu)于中國的大一統(tǒng)，他找到的證據是：歐洲有幾百位王公，所以哥倫布可以在幾次碰壁后最終找到贊助人，贊助他去“發(fā)現”美洲；而大一統(tǒng)的中國只要政府一聲令下，鄭和龐大的艦隊就全面停擺。所以，大一統(tǒng)的中國最終落后了，分裂的歐洲最終勝出了。而且戴蒙德相信，只要中國繼續(xù)保持大一統(tǒng)，“同樣的災禍將再次重演”。
這里我們必須注意到《槍炮、病菌與鋼鐵》出版于1997年，完成于1996年，那時中國還沒有成為世界工廠，否則亞力的問題就會換成“為什么是中國人制造出這么多貨物再運來這里”了。在1996年，戴蒙德不可能想象到中國今天這種規(guī)模的崛起，這是我們考察戴蒙德的分析論證時必須注意的一個重要歷史局限。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2005）
在本書中，戴蒙德的興趣更多地轉向了環(huán)境問題。這與《槍炮、病菌與鋼鐵》中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也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有限地球時代”，意思是說，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同時地球容忍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其實我們人類從一開始就是處在有限地球時代，只是我們直到很晚的時候才明確意識到這一點。在此之前的很長時間，地球上的資源，地球容忍污染的能力，似乎都已經被假想為無限的。即便在理性的層面沒有否認其有限性，但這兩個極限也被推到了無窮遠處——在眼下就可以先當作無限來盡情榨取。因為那時地球上還有大片的處女地未被開墾，在已經被人類居住的土地上，低下的生產力造成的污染，和今天相比也還極為有限。但是工業(yè)文明和現代科學技術一旦出現，就顯出驚人的加速度。以人類歷史的大時間尺度來看，幾乎是轉瞬之間，那兩個遙遠的極限就猝不及防地來到了我們面前。
今天，許多人還想當然地將環(huán)境保護問題理解成一個科學技術問題。以為只要進一步發(fā)展治理污染的技術，就可以逐步解決問題。但是事實上，今天的環(huán)境保護問題，首先不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甚至幾乎就不是科學技術問題。戴蒙德在《崩潰》的結尾處已經明確宣告：“我們不需要科學技術來解決問題！”他的理由是：“雖然新科技可能會有所作為，但大部分問題，只是需要政治力量來實施已有的解決方案?！?/p>
《崩潰》全書正文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現代蒙大拿”，基本上只是一個引子，類似中國明清時代小說中的“楔子”。他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的“亞力的問題”基本上也是如此。
第二部分“過去社會”，首先考察了歷史上幾個社會的崩潰，包括復活節(jié)島、皮特凱恩和漢德森島、阿納薩茲人、瑪雅人、維京人。一個基本的結論是：這些社會之所以會崩潰，主要原因就是環(huán)境惡化了——主要是當地可利用的資源耗竭了。當時那些社會中自然沒有今天的科學技術（否則可以開發(fā)利用更多的資源），也沒有全球化（否則有可能從別處奪取資源），和今天的發(fā)達國家相比，維持其社會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太弱，所以早早崩潰了。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第九章）討論了新幾內亞、日本等處的案例。這從另一方面支持了前面七章的結論——即“環(huán)境惡化導致社會崩潰”。這一結論對于全書的觀點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第三部分“現代社會”，討論了四個個案：盧旺達的種族屠殺、多米尼加共和國與海地的對比、中國、澳大利亞。本書原版出版于2005年，所以書中依據的是中國二十年的情況和數據。戴蒙德在本章中花費了大量篇幅談論中國的資源短缺和環(huán)境污染，時有危言聳聽之嫌。至于他將中國稱為“搖擺不定的巨人”，則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有著中央集權的傳統(tǒng)。這方面他的認識仍停留在十年前《槍炮、病菌與鋼鐵》中的狀態(tài)。
第四部分“實踐教訓”重點論述為什么環(huán)保問題不是科學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戴蒙德知道：“如果告訴中國，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國家的生活水平，中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態(tài)度?！钡悄阋谝皇澜鐕胰嗣穹艞壦麄內缃竦纳钏剑麄儺斎灰膊荒苋萑?。而大家都過上“窮奢極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這樣一來，環(huán)境問題、資源問題、發(fā)展問題，自然就成為未來最大的政治問題了。
曾經烏黑發(fā)臭的泰晤士河后來又流水清清、游魚可見了，這經常被說成是“污染治理”的成果，但問題是，如果只是通過產業(yè)轉移，將污染的工廠從泰晤士河邊搬遷到第三世界的某一條河邊，從整個地球的角度來看，污染還是同樣的污染，這算什么“治理”？
不幸的是，第一世界的許多污染都是這樣“治理”的。實際上經常發(fā)生的是，污染從第一世界轉移到第三世界，從發(fā)達地區(qū)轉移到不發(fā)達地區(qū)。后者為了快速脫貧致富，還往往樂于接受這種轉移。
由此我們就不難知道，環(huán)境污染問題，歸根結底，是因為有一部分人搶先過上了窮奢極欲的生活而帶來的。于是在這個問題上，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各方利益的殘酷博弈，誰手里牌更大，誰出牌更精明，誰就更能趨利避害，這不就成為赤裸裸的政治了嗎？
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們能夠認識到，即使你們現在還可以向第三世界轉移污染，但終究會有無法繼續(xù)轉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們對地球環(huán)境的影響，在政治上不可能實現。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地球承受污染的極限也很快就要到了。雖然戴蒙德給自己定位為“謹慎的樂觀派”，但是他下面這段話還是充滿了悲觀氣氛：
由于當前的人類社會過著不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種方法，世界的環(huán)境問題都必須在今天的兒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決。唯一的問題在于，是以我們自愿選擇的愉快的方式來解決，還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來解決，如戰(zhàn)爭、種族屠殺、饑荒、傳染病和社會崩潰等。
《昨日之前的世界：我們能從傳統(tǒng)社會學到什么？》（2012）
本書可以視為一部關于新幾內亞的文化人類學著作，因為作者在當地生活過很長時間，對當地社會進行了相當細致的觀察和思考。
書中討論了新幾內亞當地社會的九個主題：社群、解決爭端、養(yǎng)兒育女之道、如何對待老人、如何面對危險、宗教、語言及其多樣性、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
這種對當地社會文化的描述和討論，原是歐洲學者的文化人類學著作中常見的，不過早期許多這樣的描述和討論，往往會帶有不同程度的西方中心視角，和歐洲人傲慢的文化優(yōu)越感。戴蒙德和他們不同的是，他將重點放在本書的副標題上——“我們能從傳統(tǒng)社會學到什么”。他認為新幾內亞當地社會中的傳統(tǒng)和處事方式，有值得現代西方人借鑒之處。這樣的觀點，在今天歐美高校中無疑屬于政治正確的范疇。
《劇變》（2019）
本書挑選了七個國家，從歷史事件中討論它們如何應對危機。這七個國家是：芬蘭、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亞、德國、澳大利亞、美國。
書中討論的歷史事件，大部分也是關心歷史的讀者耳熟能詳的，不過戴蒙德著眼于“如何應對危機”來敘述這些事件，就為這些事件賦予了更多的意義。比如芬蘭雖然在蘇芬戰(zhàn)爭中讓蘇聯(lián)付出了代價，但最終仍以對蘇聯(lián)妥協(xié)來為蘇芬戰(zhàn)爭善后。又如日本以對外開放來應對1853年美國的“黑船來襲”，這一決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再如關于智利的討論，當然又會聚焦到阿連德政權的垮臺和皮諾切特的軍人統(tǒng)治，但戴蒙德對此的敘述居然讓他的美國朋友感覺“這章內容是全書最可怕的部分”。
戴蒙德自述此書“采用敘述性寫作風格”，在他的認識中，“這是歷史學家傳統(tǒng)的寫作方式，最早可追溯至兩千四百多年前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將歷史發(fā)展為一門學問時”。他也曾考慮過“計量史學”之類的方法，但后來放棄了，原因是樣本太少（只有七個國家），“這個任務只能留到以后的項目中去完成了”，讀者或許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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