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是西方研究中國考古和古代藝術的重要學者之一,1987年起,擔任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任,后受聘于牛津大學,曾任牛津大學副校長。她的研究領域涵蓋整個古代中國,尤其是從考古和物質文化的角度詮釋早期中國與歐亞大陸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動。
本文經(jīng)授權選摘自杰西卡·羅森《蓮與龍:中國紋飾》第三章《動物紋》。英文版原著由大英博物館于1984年發(fā)行。
摩羯(Makara)或魚紋
魚的圖案在元代瓷盤中央的圓形空間內十分常見【圖100】,它在中國藝術中的發(fā)展最為獨特。早在漢代,雙魚圖案就被用來裝飾青銅器和陶盆。這一母題的來源尚不清楚——也許人們只是覺得魚紋特別適合裝飾用來盛水的盆。3世紀以后,魚的圖案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摩羯取而代之,這是一種兇猛的水怪,在印度受到普遍崇拜。
圖100 青花瓷盤,飾有水草和魚紋,元代,14世紀,直徑47.1厘米,大英博物館收藏。
這種動物獸首尖牙,長有魚身,它們出現(xiàn)在印度阿旃陀(Ajanta)的早期佛教石窟中。盡管參與佛教工程的中國工匠知道摩羯的形象,而且摩羯也偶爾出現(xiàn)在墓葬裝飾中,但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在一件瓣狀盤的中央:細小的摩羯躍入波浪中。這件盤雖出土于大同地區(qū)的一座5世紀的窖藏,但有可能是在印度北部或中亞制作的。第一章中提到的高足杯【圖15】也出土于同一地點。這種圖案遠不如前文所述的獅子圖案常見,但中國有不少摩羯形象的例子一定已廣為人知,因為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的許多唐代銀盤上飾有成對的、奇特的魚。這些魚的圖案只能解釋為以摩羯為原型??咂旖巡爻鐾恋囊恢汇y盤上飾有一對這樣的兇猛動物【圖101】。盡管身體非常像魚,它們的大長牙和朝天鼻透露出圖像的來源。江蘇省丹徒縣丁卯橋則發(fā)現(xiàn)了另一件圖案類似的盤子。
圖15?鎏金高足銅杯,飾有葡萄藤圖案,出土于山西大同,但有可能源自中亞,5世紀,采自國家文物局:《絲綢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62頁。
圖101?唐代銀盤圖樣,有鍍金紋飾,內蒙古喀喇沁旗,8世紀晚期,直徑47.8厘米,采自《考古》1977年第5期,第328頁,圖3。
江蘇坐落于中國東南部,該省毗鄰浙江省,圖102中的瓷器殘片就是在浙江發(fā)現(xiàn)的。殘片出自一件越窯的瓷器,上面刻有一條魚,是這種奇特的雙魚之一。這條魚長著跟喀喇沁旗銀盤子上的摩羯一樣的牙齒、長牙和朝天鼻,而蝴蝶狀的雙翅也出現(xiàn)在丁卯橋出土的盤上。這是陶瓷借用銀器圖案的生動的例證。
圖102?越窯瓷器殘片上的摩羯圖樣,據(jù)說出自浙江九巖,五代,10世紀,長25.2厘米,大英博物館收藏。
在從銀器到陶瓷的轉移過程中,摩羯的輪廓保留了下來,但它也從世俗器皿的裝飾母題中消失了。也許人們不再能理解摩羯的形象,或是認為它不適合裝飾此類器物。于是,普通的魚逐漸取代了它的形象。遼金時期北方白釉綠彩盤中心的雙魚圖案強調了這種生物的普通性【圖103】。這里沒有越窯瓷器殘片上摩羯形象一躍而下的線條,也不見長牙和牙齒,而是利落、修長的、半寫實的魚的形象。一種用魚紋裝飾瓷器的新傳統(tǒng)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魚出現(xiàn)在定窯系、磁州窯系的器皿上,尤其是在景德鎮(zhèn)生產的瓷器上。許多雙魚圖案都僅有其中一條魚得以留存,四周圍繞著茂盛的水草?!緢D100】在后來的瓷器上,這些魚換成了跳躍的鯉魚。與其他動物圖案類似,這類紋飾在外銷市場上十分流行,而且除了景德鎮(zhèn)以外,其他瓷窯也生產了種類繁多的飾有魚紋的瓷器。
圖103?白釉綠彩陶盤,中央飾有雙魚,邊緣為蓮花圖案,遼金時期,12世紀-13世紀,內蒙古敖漢旗博物館收藏,作者拍攝。
花卉與園林植物
雖然把花卉和相關圖案放在這章來談似乎有些不合適,但這是考慮到它們引出了象征庭園的圖像,并經(jīng)常替代動物主題。與動物紋樣不同,花卉似乎毫無古老的象征意義。出現(xiàn)于8世紀末和9世紀銀器上的大型花卉圖案是從銅鏡的裝飾紋樣中發(fā)展而來,特別是有螺鈿裝飾的鏡子。螺鈿為圖104漆杯上鑲嵌的鎏金銀片花葉裝飾提供了樣本。
圖104?飾銀漆碗,飾有花卉圖案,9世紀-10世紀,直徑11.2厘米,大英博物館收藏。
從帶有這類紋飾的銀器中產生了一整套花卉紋樣,用于白瓷和陜西耀州的青瓷。像在銀器上一樣,單枝花通常會出現(xiàn)在瓷盤中心,不搭配其他圖案,但在一些12到13世紀的宋晚期和金代的瓷器上,花簇出現(xiàn)在花園里,或是插在瓶中,這是借用了繪畫中的場景。這些場景有時也見于元代瓷器,但花朵同樣用于填充瓣狀開光。一旦這類裝飾不再流行,單枝花便再次出現(xiàn),安排這些花卉的布局過程又開始了。其實,宋元瓷器上的花卉圖案像動物紋飾一樣,它們的背景經(jīng)常暗示圖繪,而不單是裝飾性的表面【圖62】。
圖62?帶有凹槽的制瓷模具(盒或碗),其中飾有花鳥,12世紀-13世紀,直徑13.7厘米,大英博物館收藏。
梅花尤其如此,這種圖案與繪畫的關系似乎十分密切。江蘇黃悅嶺一座12世紀晚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銀器上就有這類紋飾的早期范例。圖105中大英博物館所藏的銀杯也是一個相關實例。圖案布局不對稱,這意味著它可能源自繪畫,而不是直接從唐代花卉紋樣發(fā)展而來。梅花紋飾出現(xiàn)在南方的吉州窯陶瓷上的時間也大致相仿。這種圖案有可能還用于螺鈿漆器上,現(xiàn)已無實物存。
圖105(左) 銀杯,飾有一枝梅花和一彎新月,南宋,12世紀-13世紀,直徑7厘米,大英博物館收藏。
圖105(右)青瓷盤,飾有梅樹、新月和蝙蝠,元代,13世紀-14世紀,直徑12厘米,大英博物館收藏。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中國北方和南方都開始用單枝的梅花裝飾陶瓷,圖105中青瓷盤的紋飾是極為出色的代表。這一圖案自14世紀下半葉開始流行,在最精美的景德鎮(zhèn)瓷器上,許多動物主題被各種花卉圖案取代了。一件14世紀晚期瓷瓶上的紋飾是一種典型的新圖式:梅花與庭園中的其他植物一同出現(xiàn),尤其是松和竹,這一組合后來被稱為“歲寒三友”【圖106】。
圖106?釉里紅瓷瓶,飾有植物圖案,包括歲寒三友:松、竹,梅,明初,14世紀晚期,高26.7厘米,大英博物館收藏。
這種組合的圖式有點像動物圖案背后的植物背景【圖90】。植物圖案逐個添加,直至整個場景像是庭園的樣子,但我們并不會真的相信這是庭園。描繪同一主題的較晚的例子表現(xiàn)得更復雜,似乎受了繪畫中類似布局的影響。在一件15世紀初的瓷瓶上飾有姿態(tài)舒展的松、竹、梅【圖107】,但枝條受裝飾空間格局所限。這種手法在中國的花鳥畫中十分常見。這最后一個例子最接近于描繪真實世界的畫作。
圖90?瓷罐上的雌雄孔雀、巖石和植物圖案,元代,14世紀,高31厘米,大英博物館收藏,
全圖見圖89。
圖89?瓷罐,飾有花卉環(huán)繞的一雄一雌兩只孔雀,元代,14世紀,高31厘米,大英博物館收藏
圖107?青花瓷瓶上的松、竹、梅圖案,明代,有“宣德”(1426-1435)年款,大英博物館收藏。
其實,本章談到的所有動物和花卉主題都傳達出真實場景的感覺,甚至是敘事性圖繪的味道,而第二章中的纏枝花紋就不會讓人產生這種印象。我們知道,動物和植物存在于描繪它們的建筑和器物裝飾以外的世界,而且動物表現(xiàn)出的動感和植物背景讓我們覺得自己只瞥見場景的一小部分,或是一個正在發(fā)生的事件,無法追蹤其后續(xù)發(fā)展,但我們不應被這種感覺欺騙。比如,瓷器上的動物和花卉圖案極少有敘事意圖。自唐代以來,這些母題就開始與祥瑞相關。這種關聯(lián)一部分由同音詞所支持,例如蝙蝠的“蝠”與“福”諧音【圖105】,或者比如松樹被視為長壽的象征【圖107】。
選擇這種紋飾也是因為其悅目的效果,而且它們適用于所裝飾的器物。此外,陶工們也不自覺地利用了我們想要探索和理解自己所見的愿望。動物和花卉主題的裝飾效果十分突出,因為它們會讓人聯(lián)想到生活中的動植物。當它們出現(xiàn)在背景中時,這類主題就接近于敘事畫,我們努力解讀時便被吸引。然而,陶工在創(chuàng)造這類圖案時既未借鑒敘事性的圖畫,也沒有從現(xiàn)實生活中獲取靈感。就像發(fā)明了纏枝紋的工匠主要基于現(xiàn)有紋飾來設計新圖案一樣,運用動物和庭園母題的陶工也以現(xiàn)有的裝飾傳統(tǒng)為基礎。我們看到的并非敘事性或象征性的描繪,而是一種紋飾,它利用解讀敘事性或象征性圖像所引發(fā)的反應達到了裝飾效果。
《蓮與龍:中國紋飾》[英] 杰西卡·羅森/著 張平/譯 上海書畫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