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綿延上千年，隨時代而更新改進，是中國古人的一大制度發(fā)明，影響傳統(tǒng)中國至深且遠。清代科舉已然成熟，從多方面維系著帝國的秩序。雖任何良法美制均難免末流之弊，但制度文明絕非一日之功，易科舉實難以善其后。
清季西潮東來，中西競爭不斷加劇，中國屢遭敗衄，踏入了千年未有之變局。因此，如何盡快走上一條變革舊制、仿行新法的富強之路，越來越成為朝野上下追逐的目標。隨著“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的說法漸成“共識”，興學育才就被當成是救時的不二法門。中西新舊對比之下，固有的負責培才、掄才的書院與科舉制度詬病日多。
結果，當英、法、美等國師中國科舉美意，逐漸建立文官考試制度之時，中國的科舉制變革卻漸由“坐言”走向“起行”，至百日維新時幾度頒下改制之諭而達到高潮。迨庚子事變，中國創(chuàng)巨痛深，痛定思痛，厲行新政，科舉首當其沖。所以，甫入20世紀，在興學堂的同時，科舉改制再次啟動。只是究竟如何改，關系國家民族的發(fā)展走向和千家萬戶的切實利益，既異常關鍵，又紛繁復雜。
兩條脈絡的科舉改制
清季科舉制變革，是內(nèi)外諸多因素合力的結果。其中，作為改制方案的制定者和改制決策的參與者，若干實力督撫與朝內(nèi)重臣的主張、運作和權力格局值得特別關注。既往研究更多側重于督撫方面，在中樞、禮部、翰林院方面相對薄弱。
其實，從戊戌變法開始，科舉制變革就包含兩條相輔相成的改制脈絡。一是科舉考試新章脈絡。從廢八股文、試帖詩，改試中國政治史事論、各國政治藝學策、四書五經(jīng)義入手，希望透過改內(nèi)容、調(diào)場次、變文體等措施，注重中國“實學”，引入“西學”時務，拔取應時人才。二是從整飭翰林院到詔開進士館的脈絡。希望以速成之法，教科舉已取之才。既令資深翰林群體研習經(jīng)世實學，而自癸卯科會試開始，新科進士中的翰林、主事和中書須入京師大學堂特設的進士館肄習法政、理財?shù)刃聦W，以期從科舉精英中培訓出略通西學時務的新政人才，同時引導士人學習風氣向“實學”、“新學”轉變。前一改制脈絡旨在直接用所謂的“經(jīng)世實學”取士，后一改制脈絡則對已取之士再課以西學時務，兩相配套，皆為解決科舉為人詬病的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之弊。前者由督撫主動發(fā)起并竭力運作，而受到中樞、禮部的制約；后者因系科舉改制在高層的推進，所以是由部分中樞大臣主動發(fā)起并積極促成的。
就辛丑科舉新章來說，在改制之始，朝臣與督撫、京官與外官以及督撫之間頗有分歧，且一開始就與鄉(xiāng)試、會試展期問題糾葛纏繞。1901年春夏，正在醞釀改科舉的東南督撫劉坤一和張之洞，鑒于科舉新章頗來不及在辛丑鄉(xiāng)試中實施，擔心再考八股舊科舉，不僅會拖延落實作為新政首務的科舉改章，甚至也會影響興學堂等新政次第展開，故奏請辛丑鄉(xiāng)試展期一年（鄉(xiāng)試展期，會試自然延后）。與此同時，清廷高層希望通過盡快舉行鄉(xiāng)試以收庚子殘局下的人心士心。王文韶、孫家鼐等重臣對劉坤一、張之洞一再奏請鄉(xiāng)試展期大不以為然；張百熙甚至代表京官激烈陳奏，“詰責”劉、張。然而，在辛丑之際兩宮西狩、東南互保的權力格局下，劉坤一、張之洞舉足輕重，中央正深倚重。他們既對中樞重申己見，又向各省串聯(lián)施壓，堅持鄉(xiāng)試展期。結果，經(jīng)過多回合明爭暗斗，最終辛丑年鄉(xiāng)試或展或行，雙方主張均未實現(xiàn)。但這加劇了中樞、禮部與東南督撫在科舉議題上的分歧，并投射到了科舉新章的制定出臺上，直接影響了科舉改章的內(nèi)容和走向。
張之洞
因此，雖然辛丑年（1901）七月清廷部分采納《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之建議，下詔改科舉、興學堂。但是，科舉詳細章程的擬定和頒行充滿爭議。盡管劉坤一、張之洞屢次奏請鄉(xiāng)試、會試采用分場去取之法，但中樞、禮部對科舉大典的理解顯然頗為不同，在穩(wěn)定士心、三場平衡、可操作性等方面另有考量，終不松口，然又不能完全否決彼時權勢煊赫的劉、張，故“兩害相權取其輕”，議準其臨時提出的廢謄錄主張，以為“補償”。千年以來“無害于選才而有益于防弊”的糊名易書制度就此廢除，給鄉(xiāng)試、會試帶來了嚴重惡果，與科舉改制的初衷背道而馳。
進言之，張之洞辛丑年提出的科舉新章是由其戊戌新章延續(xù)而來。但后者因有與康梁派競爭“學術霸權”的考量，所以不免炫博，以中體西用為標榜，號稱熔科舉、經(jīng)濟、學堂于一爐，實則求全求難，標置太高，未必適于改章之初的社會實情；雖曾頒行天下，但卻是在百日維新的特殊時期，未經(jīng)廣泛討論就由光緒帝徑自允準的。但正因曾經(jīng)頒行，加以張之洞、劉坤一在辛丑時地位凸顯，所以張之洞的科舉方案自然占了上風，成為新政伊始科舉改章的底本。雖然張之洞也意識到其戊戌新章規(guī)定二場考試聲光化電太過“荒唐”，辛丑改章時將其刪除，但其方案中頭、二場論、策題量太多，內(nèi)容偏難，頗有可議之處，四書五經(jīng)既置于三場且題量甚少，自然又難免荒經(jīng)之弊。但是，急于富強，不惜倡導西學皮毛亦可救國的張之洞，在辛丑時已有廢科舉、專重學堂之心，所以改科舉方案只是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因而就既未能跳出學堂、科舉新舊勢不兩立的非黑即白式的認識局限，更未能站在更高的層面，深入理解科舉對國家、社會與文化的意義，將制度設計斟酌妥當。
因此，1901年沈曾植的變法條議雖然作為《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的底稿，但其中更為穩(wěn)健的不廢八股，科舉、學堂分途考試方案，卻被劉坤一、張之洞舍棄。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的科舉、學堂分途考試的思路與其戊戌年為總理衙門擬定的經(jīng)濟常科方案一脈相承，意在保留科舉舊法以安頓舊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對穩(wěn)定，同時開辟新科舉之途，為學堂“新學”學生謀出路。二者分途進行，兩不相妨而相安。期望漸進地轉移風氣，實現(xiàn)新舊人才的穩(wěn)妥交替，使中國的固有秩序、禮教、文化不致斷裂崩潰。當年這一業(yè)經(jīng)頒行的方案被康梁派急進的改科舉行動所推翻；迨辛丑之際，又被同樣急于效西法的張之洞所舍棄。其實，在未受庚子事變巨大刺激之前，舊學權威但頗為趨新的吳汝綸，就中學、西學，科舉、學堂的分合問題，亦有類似的冷靜思考。所以，戊戌至辛丑改科舉的思路和方案還有更多選項，歷史的復雜性和可能性顯然超過我們既有認知。這也提示我們?nèi)ヌ骄坑绊憞颐褡迩巴竞兔\的重大決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何以最終形成了如此局面。總之，變法改制既急切進行，決策高層又分歧巨大，群臣不能平心靜氣地從容探討，將掄才大典斟酌至善，為國家策萬全之安，而是權謀相加，輕變舊制。所以改制決策頗多可議，為此后的考試實踐埋下了隱憂。
沈曾植
科舉改制的另一條脈絡，是從庚子前后整飭翰林院到壬寅年（1902）十一月詔開進士館。這一脈絡是在最高層調(diào)適科舉與學堂關系的重要步驟，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中樞大臣主動變革科舉的努力，既與辛丑科舉新章相配套，是科舉改制的擴大，又蘊涵著抑科舉而揚學堂的深意，因而在科舉改制中具有風向標的意義。研究顯示，整飭翰林院主要由孫家鼐發(fā)起和主持，而詔開進士館是瞿鴻禨、榮慶極力推動的結果。此舉延續(xù)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舉已成之才，實現(xiàn)了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重大變革，并與京師大學堂仕學館的籌備工作緊密銜接。但在政務處初期討論中，王文韶、鹿傳霖與瞿鴻禨意見參差，既包含理念之爭，又牽扯人事安排，反映出翰林院與大學堂、科舉與學堂關系的重重糾葛。由于翰林院不僅接近政治核心，而且與科舉關系至密，是士人觀瞻所在，故其改革直接反映清廷推行科舉改制的決心與力度，極具示范效應。同時，開設進士館還涉及官員的養(yǎng)成制度，關系新進士的出路和仕途，自然影響甚大。
正因為如此，詔開進士館不僅在樞臣中頗有論爭，在京外官、士子群體及報刊輿論界，更引發(fā)了多方面回響。雖然當局此舉有意抑科舉而揚學堂，但彼時津、滬報界已經(jīng)傾向廢科舉，故并不滿足此漸進改革。所以，開進士館不僅未能贏得一年前廢八股時那樣的好評如潮，反而引來不同程度的差評。趨新的報界輿論并以此為絕好題目，將批評開進士館演化成了廢科舉的宣傳鼓吹。同時，開進士館給新進士心理層面與實際出路皆帶來不小沖擊。不少新進士頗為抵拒也就可以想見，而依戀科舉的朝官亦多有訾議。這導致進士館章程屢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它的落實和成效。當局擴大科舉改制的努力遭遇重重阻力。在這樣紛紛擾擾以及學堂、科舉勢不兩立的聒噪下，科舉的形象進一步遭受貶損。
從改科舉到廢科舉
當樞臣瞿鴻禨等籌劃詔開進士館之時，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端方等督撫也在串聯(lián)著推進三科遞減漸廢科舉。其實，從1901年開始，在改、廢科舉過程中，趨新督撫就形成一個交互激進的模式。1901年袁世凱之所以在新政復奏中提出用實科徹底取代舊科舉的主張，就頗因張之洞的助推之力。隨后，劉坤一、張之洞在《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提出三科遞減科舉方案，也受到陶模、袁世凱的“啟發(fā)”。劉坤一去世后，袁世凱舊事重提，擬訂三科遞減奏折，會同張之洞于1903年陳奏，遭到王文韶以下諸多京官的強烈抵制。當年張之洞進京，努力半載，最終實現(xiàn)了三科遞減方案。故1903年至1904年的三科遞減一事，出頭在袁世凱，達成卻是張之洞。袁世凱在給徐世昌的私信中就說：“此老（指張之洞）竟將科舉辦減，近日稱贊不去口。”可是，僅僅一年多之后，袁世凱、端方等人又聯(lián)絡奏請立停科舉，結果在1905年9月2日，延續(xù)一千多年的科舉制被清廷宣告立停。在此過程中，袁世凱、端方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1905年亦甚特殊。因為有恩科及庚子事變的沖擊，科舉考試的年份被徹底打亂，其中1901年至1904年，鄉(xiāng)試、會試連綿舉行。同時，按照此前上諭，1906年、1907年將分別舉行鄉(xiāng)試和會試。所以，從1901年到1907年，只有1905年沒有鄉(xiāng)、會試。鑒于鄉(xiāng)、會試之年，例不言科舉。因此，除了議修京師貢院和王文韶出軍機等因素外，對于趨新督撫來說，1905年也是奏?？婆e的最佳年份。
同時，督撫請廢科舉，經(jīng)歷了一個從分奏到聯(lián)銜的過程，體現(xiàn)了中樞與督撫權力格局的變化。在辛丑議復新政時，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本欲聯(lián)銜會奏，但中樞示意分奏，所以最終劉、張二位參預政務大臣聯(lián)銜會奏，其他督撫則單銜復奏。迨1903年奏請三科遞減，袁世凱、張之洞本欲多拉幾位督撫以壯聲勢，周馥、端方、岑春煊亦愿意會銜。但之所以最終僅袁、張會奏，蓋有“京友”提醒“不宜多會銜，恐嫌為疆臣要在必行”，說明中樞高層仍不愿督撫聯(lián)銜奏事。然而，1905年立?？婆e之奏，則由袁世凱、端方、張之洞、周馥、岑春煊、趙爾巽等多位督撫聯(lián)銜，再不見中樞高層示意反對，既折射出中樞與督撫權力格局的變化，也很可能是迎合上意的結果。無論如何，這為1910年多位督撫奏請開國會、設責任內(nèi)閣的聯(lián)銜行動開了先河，而清廷再也管束不住督撫的串聯(lián)活動。
國史上最后的兩科會試
借闈河南開封貢院的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國歷史上最后的會試，亦是清季科舉改制的重要實踐。因為英國公使薩道義在《辛丑條約》談判中固執(zhí)己見，堅持北京五年內(nèi)不可舉行鄉(xiāng)試、會試，結果有清一代會試不在京師舉行，這還是頭一遭。所以，遭庚子兵燹焚毀的京師貢院也就沒有了迅速修復的緊迫感。迨1905年再議修復時，科舉三科減額方案已經(jīng)頒行，最終定議緩修。但北京不能會試，并不意味著定要借闈河南。事實上，南京曾是禮部和議和全權大臣奏請借闈的首選地，但由于兩江總督劉坤一態(tài)度消極，政務處最終退而求其次改選河南。借闈河南令廣大東南士子頗感不便，導致考生人數(shù)較往常減少許多。各省士子人數(shù)的多寡起伏，又直接影響到會試考中的機會。同時，借闈河南也影響了科舉的聲價。
劉坤一
考官基本按照辛丑科舉奏定新章主持了會試大典。從三場考試題目來看，注重觀照現(xiàn)實，連史論題和經(jīng)義題都有影射現(xiàn)實的意思在。頭場中國政治史事論題意在鼓勵士子究心經(jīng)世實學，二場各國政治藝學策題意在引導士子關注新學時務。史論題效果稍好，但考題以輔佐富強為上，且首道題不出周秦范圍，考生既不難預擬題目，考官出題亦易撞題，似較八股時代更甚。策題指向性強，答卷雷同度高，尚難稱其為“學”，效果實屬有限。四書五經(jīng)義題置于三場，且題量太少，荒經(jīng)之弊不可避免。從閱卷取中的實際過程來觀察，重頭場主要是薦卷、閱卷程序導致的。但二、三場既有補薦機會，且兩科會試，尤其是甲辰恩科頭場區(qū)分度明顯下降，以致頭場薦卷率大幅提升，故二、三場的作用亦不可輕忽。頭場未薦而二場新學出彩、三場經(jīng)義湛深，通過補薦而中式的考生，大約占會試中額的十五分之一。從閱卷取中的因素和內(nèi)幕來看，改章之后，史學功底、古文素養(yǎng)的作用更為凸顯，答卷則須新警動人，廢謄錄突出了楷法的重要性，而認字取中的弊端亦所不免。從貢士舉人科分構成來分析，由于壬寅、癸卯兩科“策論”舉人已通過科舉改制下鄉(xiāng)試的“洗禮”和選拔，在知識結構、答題技巧、楷法等方面更為擅長，所以在癸、甲會試中表現(xiàn)格外出色。這同時也說明，科舉改制后的鄉(xiāng)試、會試確實變動不小，拔取的人才也與此前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構性和一體性。但由于科舉新章之不善，科舉改制的成效尚難言樂觀。
浮沉進退與流風遺韻：最后的進士群體的命運
1904年進士館正式開館，近百名新進士入館肄習法政、理財?shù)刃聦W。在科舉、學堂此消彼長的轉型時代，進士的選擇和趨向業(yè)已多元，分化已經(jīng)開始并正在加速。因此，如錢振锽、溫肅等抵拒入館的進士固然所在多有，但像甘鵬云、湯化龍等希望入館學習，更新知識結構、改善地位、實現(xiàn)抱負的與時俱進之士，亦不乏人。隨后，有多批進士出洋游學，絕大多數(shù)赴日，但也不乏負笈歐美者；留日進士以法政大學速成科為主，但亦有在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法政大學肄業(yè)三年以上，獲得選科甚至本科文憑者；專業(yè)雖以法政為主，亦有學習工商，甚至軍事者。進士館和留學的背景，使得癸、甲進士中許多人成為特殊的一代：科舉知名士、學堂肄業(yè)生。無疑，對于大多數(shù)進士的新學造詣，我們不宜過高估價。但在清末民初的轉型時代，這樣的雙重身份和背景，卻迅速拉高了他們的地位和身價。
在預備立憲時代，策論出身且擁有法政、理財?shù)刃聦W背景的部分癸、甲進士，恰好適應了新政需要。加以部院擴張，缺分增多。因此，癸、甲二科主事、中書的補缺及升遷速度，竟遠超其進士前輩。進士分部學習主事通常非一二十年不能補缺的既往認知，已與清季最后幾年的實情不符。在辛亥鼎革中，癸、甲兩科部屬群體因其衙門多有承繼，既不像翰林群體因翰林院被裁而集體失業(yè)，亦非如知縣群體守土有責，在革命洪流沖擊下紛紛丟官去職。因此，雖然不乏像陳毅、陳曾壽、王季烈、蘇輿等實缺司官掛冠而去，甘做遺老，不仕民國，但絕大多數(shù)癸、甲部屬仍官新朝，尤以度支部到財政部、郵傳部到交通部、法部到司法部的延續(xù)性明顯。不過，因民初教育部由蔡元培、范源廉和董鴻祎等極新人物掌控，原在學部兼差的近二十位癸、甲翰林幾乎全部退出。
廢科舉切斷了榜下即用知縣的來源，地方進士出身的知縣日少，物以稀為貴，各省即用知縣反而逐漸吃香。近2/3（至少136人）的癸、甲即用知縣在中進士后的七八年內(nèi)已補實缺，遠快于此前通常十余年得缺的速度。因此，奇詭的是，廢科舉對癸、甲進士中的即用知縣竟似“利好”。但是，“得官偏遇國亡時”，辛亥鼎革對實缺知縣沖擊甚大。雖亦有少數(shù)癸、甲進士繼續(xù)在原省任州縣官，且有像呂調(diào)元那樣驟升至封疆者，但大多數(shù)則經(jīng)歷了被迫丟官或主動去職的過程。此后或不再出仕，或在仕幕之間，雖亦不乏數(shù)十人“光復舊物”，但已頗受波折。
伴隨著改、廢科舉的新政過程，往日清貴顯要的翰林群體迅速式微。雖亦有個別癸、甲翰林遽補司道實缺，但整體來看，后科舉時代翰林受到的沖擊最大，地位降低得最快。作為最后的兩科，癸、甲二科翰林在光宣之交是翰林院內(nèi)最大的群體。故宣統(tǒng)年間翰苑的生死存亡危機，他們感受最切，因而也更努力地奔走保存翰林院。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于保住衙門，但又迅速在辛亥鼎革的洪流中失去了家園。民國肇建后，癸、甲翰林中不乏遺老，甚至像胡嗣瑗、章梫、溫肅、商衍瀛、朱汝珍、黎湛枝等人皆是復辟干將，但自狀元王壽彭、劉春霖以下，奔走于民國官場、效力于大員門庭者實繁有徒。所以，癸、甲翰林在民初的“遺民”和“貳臣”互見，勢力相當。
此外，湯化龍、譚延闿、蒲殿俊、張國溶、陳黻宸、沈鈞儒、梁善濟、楊毓泗、蕭湘、杜嚴、方貞等癸、甲進士，借清季立憲之東風而崛起，領導各省諮議局，發(fā)起國會請愿，成為預備立憲精英。辛亥鼎革前后，此輩多乘時而起，與革命合流，致身通顯，隨后又通過組織政黨而擴充實力，在政壇占據(jù)一席之地。
總之，最后的進士群體在科舉廢除后既未明顯地邊緣化，也未籠統(tǒng)地出路更寬。在新舊劇變的轉型時代，部分人與時俱進，仕途順遂，火速升遷，部分人衙門被裁，地位驟降，無所適從。同年之間的分化更為嚴重。鼎革之際，癸、甲進士的出處浮沉至為不一。將停廢科舉與辛亥鼎革通盤考慮，從較長時段著眼，可以更好地觀察最后的進士精英的政治生命。
科舉時代，政學相依，仕學并途。翰林、進士群體作為全國精英，既占據(jù)大多數(shù)官場高位，又是學問與知識的化身，代表著士大夫的文化時尚。癸、甲進士孕育于科舉、學堂此消彼長的變局之中，不少人因應時趨，入館納新知，出國求新學，在后科舉時代，承繼在籍翰林、進士出掌書院山長之流風遺韻，廣泛參與了清季的興學大潮，人數(shù)近百，無省無之。
民國以降，陳黻宸、李景濂、左霈、袁嘉谷、商衍鎏、王天木（汝榆）、郭家聲、易順豫、狄樓海、孫智敏、賴際熙、區(qū)大典、章鈺、郭則沄、尚秉和、甘鵬云、李景銘等一大批癸、甲進士在大學、書院內(nèi)外，守先待后，傳授舊學，培養(yǎng)后輩。當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后，不少癸、甲進士痛感斯文將喪，強烈抵拒白話詩文，堅持經(jīng)史詩文的獨立地位。以關賡麟、郭則沄、顧承曾、何震彝、何啟椿、林步隨、靳志、陳宗蕃、溫肅、朱汝珍、李景濂、王揖唐、吳璆、饒孟任、劉敦謹、郭宗熙、胡嗣瑗、陳曾壽、章鈺為代表的一大批癸、甲進士，尤其是關賡麟和郭則沄，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主持寒山、稊園、蟄園、冰社（津）、須社（津）、清溪（寧）、瓶花簃、咫社等詩詞社，吟詠酬唱，維持風雅，自民初至五十年代，歷半個世紀之久。但在后科舉時代的學校教育體制下，吳汝綸稱之為吾國之瑰寶的詩賦，終難以扭轉逐漸淪亡的命運。當諸人年事漸高，一旦去世，曾經(jīng)盛極一時的詩詞結社便難以維持。要之，在后科舉時代，癸、甲進士對本國人文傳統(tǒng)的種種護持、堅守和傳承，皆構成中國歷史上最后的進士的流風遺韻。
（本文摘自《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韓策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5月。經(jīng)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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