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論》的幕后功臣

嚴復在天津時期，因為準備科舉，具備了中國古典文化與文字運用的修養(yǎng)，同時他比較系統(tǒng)地閱讀西方典籍，對西學有更深入的認識。不久即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其中使他“暴得大名”的第一個作品，即《天演論》。

隨著1898年《天演論》的正式出版，嚴復不但躍居中國“第一流之人物”，同時也獲得國際性的聲望。1899年9月，日本《萬朝報》主筆、專研中國歷史的學者內(nèi)藤虎次郎（1866—1934，號湖南）至天津訪問，通過《國聞報》館主西村博，以及該報記者方若、安藤虎男等人的介紹，與天津“精通時務”的六位名士會面，其中名列首位者即嚴復。從兩人的會談內(nèi)容，可見嚴復在當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根據(jù)內(nèi)藤虎次郎在《燕山楚水》中的記載，他在與嚴復見面之前，所得到的相關訊息如下：

嚴復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現(xiàn)為北洋候補道、水師學堂總辦?！瓏缽湍挲X四十七，二十年前曾游日本，十年前游學英國三年，能英語，已譯赫胥黎之書，名曰《天演論》，已經(jīng)印行。

兩人見面時，采取筆談的方式，其中論及翻譯問題。內(nèi)藤氏說閱讀《天演論》之后，覺得“文字雄偉，不似翻譯，真見大手筆”。嚴復則回答：“因欲使觀者易曉，不拘原文句次，然此實非譯書之正法眼藏?！庇终f：“近所譯《計學》一書，則謹守繩墨，他日書成，當有以求教?！眱?nèi)藤所說的“不似翻譯”一語是對《天演論》的贊美之詞，這也顯示《天演論》在“化西為中”的文字功夫上達到很高的造詣。不過，嚴復也感覺到《天演論》偏重“信、達、雅”翻譯三原則中的“達”，而在“信”方面有所缺失。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

《天演論》的成就并非一蹴即得，而是多次修改的成果。在1901年南京富文書局版的《天演論》中，書名由呂增祥題字，內(nèi)文則有吳汝綸的序言，由此可以顯示嚴復與呂、吳之深厚關系。事實上，呂、吳都對《天演論》翻譯文字的修改、潤飾有重要的貢獻，可謂該書的幕后功臣。

呂增祥（字君止，號皇道山人）乃嚴復“至交”“執(zhí)友”，安徽滁州人。呂、嚴也是親家，呂的大女兒蘊玉嫁給嚴復的學生伍光建，二女兒蘊清則嫁給嚴復的長子嚴璩（伯玉），兒子呂彥直（曾設計南京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等建筑）為著名的建筑師。嚴復經(jīng)常與呂增祥“商榷文字”，《天演論》初稿完成之后，嚴復亦曾請呂增祥修改。呂增祥也是嚴復與吳汝綸結(jié)交的牽線人。如1897年 3月，呂將《天演論》譯稿從天津帶到保定，請吳汝綸指正。1900年義和團事件期間，吳汝綸擔心嚴復家庭與《原富》稿本的安危，曾寫信問呂增祥：“嚴又陵如何情形？兩令婿現(xiàn)在何處？盧木齋曾否在省？其所挾又陵《原富》底稿七冊未遺失否？至念！至念！”關懷之情表露無遺。呂增祥則告知嚴復全家南下上海避難，平安無恙。1901年初，呂增祥還幫助嚴復聯(lián)系吳汝綸，將修訂后的《原富》稿本，交同鄉(xiāng)鄧太守帶去上海，交還嚴復。

許多人都提到嚴復曾拜吳汝綸為師，學習桐城古文。但實際上嚴復只能算是吳的私淑弟子，并非入室門生。如果從現(xiàn)存兩人的通信來看，吳汝綸寫給嚴復的信有 8封，最早的一封是 1896年8月所寫，最晚的一封是 1901年6月；嚴復寫給吳汝綸的信有3封，最早的一封是 1897年底，第二封在 1900年，第三封在1901年底。再者 1893年以前，嚴復忙于準備科舉，而水師學堂所在地的天津與吳汝綸擔任知州（1881—1889）的冀州，以及主講的保定蓮池書院（1889—1901）之距離，超過 150公里，難以當面請教。由此可見，兩人認識無疑是嚴復 1880年到天津之后，但是比較密切的往來，應該是1896年至1903年之間的事情。

嚴復

嚴復在 1900年致吳汝綸的信中，談到本身中學方面的背景，以及他與吳汝綸的交往。他感嘆地說，如果早些遇到吳汝綸，自己在文章寫作上，可能會有更好的表現(xiàn)。嚴先后請吳指正《天演論》與《原富》譯稿，并請吳為這兩本書寫序，1902年，兩人同在京師大學堂共事，直至 1903年吳汝綸過世，才告終止。1903年春，嚴復翻譯的《群學肄言》完稿，擬寄請吳汝綸作序，這時才聽說吳已遽歸道山，嚴復在該書《譯余贅語》的最后一段中，以充滿感傷的語調(diào)，寫下無比的思念與感懷。

在吳汝綸的“獎誘拂拭”之下，嚴復對他深感“服膺”。在晚清文界，吳師事曾國藩，乃桐城派后期大師，不但對古文有很深的造詣，“為文深邈古懿，使人往復不厭”，也是嚴復所謂和郭嵩燾一樣，是極少數(shù)的“舊學淹貫而不鄙夷新知者”。嚴復在他的影響之下，仔細研讀姚鼐（1731—1816）所編的《古文詞類纂》、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等書，并進而探究六經(jīng)，以及曾國藩所推薦的七部典籍：《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鑒》，因而在文字功夫上，獲益良多。

吳汝綸又為嚴復譯稿“一為揚榷”以求“斟酌盡善”，《天演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嚴復寄給吳汝綸請求指正的稿本，現(xiàn)存于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題為《赫胥黎治功天演論》。該手稿為墨書，并以紅、藍、綠各色筆做修改，其中黃、藍色的批注乃吳汝綸所下。吳汝綸為嚴復修改譯稿后，兩人又有書信往返，討論相關問題。根據(jù)這些通信，吳汝綸對嚴復的翻譯工作，至少有以下的幾點建議：一、強調(diào)精確的重要性。二、當翻譯精確與文字典雅有沖突之時，吳汝綸主張“與其傷潔，勿寧失真”。三、吳主張參考晉、宋翻譯佛書的先例，將翻譯文本與個人的論述嚴格區(qū)分，“凡己意所發(fā)明”歸于文后“案語”。四、更改標題：他建議“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以明宗旨。五、吳汝綸斟酌字句得失，刪除了一些原稿中不妥當之處。

從手稿本修改的痕跡可知，嚴復幾乎完全接受了吳的建議。再者，嚴復接受大部分吳汝綸所擬定的小標題。由此可見，《天演論》以目前的面目出現(xiàn)，吳汝綸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吳汝綸雖不通西文，但是他從中國翻譯傳統(tǒng)所汲取的觀念，使他對翻譯體例、文字精確與典雅等方面，有很清楚的想法。尤其是一方面尊重原作、重視精確，另一方面以“與其傷潔，毋寧失真”的原則來解決信與達雅之沖突，此一想法對嚴復后來的翻譯工作有深遠的影響。

吳汝綸對《天演論》的貢獻還有一個一般人較少注意之處，即《吳京卿節(jié)本天演論》一書。該書于 1903年6月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同一年，北京華北譯書局出版的期刊《經(jīng)濟叢編》第3冊至第6冊，也刊載了《吳京卿節(jié)本天演論》。對照此一節(jié)本與目前各種《天演論》的版本可知，它實際上是錄自吳汝綸的日記，也就是1897年春天，吳汝綸在為嚴復修改手稿本《赫胥黎治功天演論》時“手錄副本”者。

或許在吳過世后，其子吳闿生（1877—1950）整理其父手澤時發(fā)現(xiàn)此一節(jié)錄，因而交給廉泉（1868—1931，吳芝瑛之夫、吳汝綸之侄女婿）所經(jīng)營的文明書局出版。吳闿生指出，“此編較之原本，刪節(jié)過半，亦頗有更定，非僅錄副也”，這樣的觀察是非常正確的。

如對照嚴譯原文可見：一、節(jié)錄的字數(shù)只有原文的三分之一左右；二、吳汝綸刪除了枝蔓之后，使文字變得簡潔、緊湊，成為典雅、純正的中文，完全沒有翻譯的痕跡；三、文中以“物競”“天擇”之原則來觀察世變之主旨，顯得非常突出；四、吳汝綸增加了說明段落主旨之小標題，置于節(jié)錄文字之后。

此一節(jié)本在出版后頗受歡迎，當時有些學校即采用該書為國文教科書。1905年，14歲的胡適就讀于上海澄衷學堂，他在《四十自述》中說：

澄衷的教員中，我受楊千里（天驥）的影響最大……后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jié)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伸其義”。（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長曹錫爵先生和現(xiàn)在的校長葛祖蘭先生曾在舊課卷內(nèi)尋出，至今還保存在校內(nèi)。）這個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fā)揮，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后，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yōu)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的意義?！瓗啄曛?，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的心和血。

胡適的經(jīng)驗應該有其代表性?！秴蔷┣涔?jié)本天演論》除了由文明書局印行出版，還有一些人親手抄錄，蘇州大學圖書館即藏有一手抄本。這顯示吳汝綸的節(jié)本對于《天演論》的傳播，尤其是從“‘優(yōu)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的意義”來理解該書，起了極大的作用。

本文節(jié)選自黃克武著，《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F(xiàn)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