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烏克蘭歷史的綜述

1991年8月25日，烏克蘭基輔，人們揮舞旗幟慶祝烏克蘭獨立

2014年10月21日，烏克蘭東部城市馬里烏波爾附近，一名烏克蘭士兵在使用雙筒望遠鏡。

烏克蘭危機的起因是什么？歷史在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是什么讓烏克蘭人不同于俄羅斯人？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到底應該屬于誰？為何烏克蘭采取的行動會造成巨大的國際震動？近年來，這些問題被一再提出，理應得到全面的解答。要理解當今烏克蘭局勢及其對世界的沖擊背后的各種趨勢，我們需要對這些問題的根源進行考察。粗略地說，這就是這本書的主要任務。我寫作這本書，正是希望歷史能為我們提供對當下的洞見，進而影響未來。無論是預測當今烏克蘭危機的結局及其長遠影響，還是預測作為一個國家的烏克蘭的將來，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將是十分困難的。然而在歷史中漫游仍有助于我們從每日新聞的密集轟炸中找到意義所在，并能讓我們在面對事件時深思熟慮，從而改變事件的后果。

本書在“長時段”尺度上呈現(xiàn)烏克蘭歷史，內(nèi)容起自希羅多德時代，終于蘇聯(lián)的解體和當下的俄烏沖突。烏克蘭和法國國土面積差不多大小，現(xiàn)擁有接近4600萬人口，其歷史上的過客更是數(shù)以億計。如何才能將它超過千年的歷史濃縮到短短數(shù)百頁的篇幅之內(nèi)？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所取舍，這也是歷史學家的一貫做法。然而歷史學家們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現(xiàn)代烏克蘭史學的奠基者米哈伊洛·赫魯舍夫斯基是本書中將會出現(xiàn)的一個人物。哈佛大學的烏克蘭歷史教席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赫魯舍夫斯基將他的研究主題視為一個起自渺茫遠古并歷經(jīng)繁榮、衰落和復興的民族的歷史，其復興的頂點則是烏克蘭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及之后的創(chuàng)生。

米哈伊洛·赫魯舍夫斯基（1866年9月-1934年11月24日）不僅是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

烏克蘭歷史在赫魯舍夫斯基的手中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然而他的許多批評者和繼承者對他的方法提出了疑問。赫魯舍夫斯基的學生們側重烏克蘭國家的歷史；蘇聯(lián)歷史學家將烏克蘭歷史描述為一部階級斗爭史；一些西方作者強調(diào)烏克蘭的多族群特征；而到了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則轉向了跨民族研究。這些后起寫作潮流對烏克蘭和其他民族歷史的處理方式對我的歷史敘事有所影響。晚近史學中的文化轉向以及身份認同史研究也為我提供了養(yǎng)分。我所提出的問題都是當代主義的，對此我并不避諱，但我也力爭不用現(xiàn)代的身份認同、歸屬、觀念、動機和情感等概念來曲解過去的歷史。

本書書名中的“歐洲之門”當然是一個隱喻，但這樣的命名并非無關緊要，也不應被視為一種營銷的手段。歐洲在烏克蘭歷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而烏克蘭在歐洲歷史上同樣如此。烏克蘭地處歐亞大草原的西緣，許多個世紀以來都是通往歐洲的門戶。在某些時代，戰(zhàn)爭和沖突會導致“門戶”的關閉，此時烏克蘭就是阻擋東來或西來侵略者的一道屏障。而在烏克蘭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門戶是開放的，此時的烏克蘭就成為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橋梁，促進著民族、商品和思想的交流。在漫長的歲月中，烏克蘭也充當了各大帝國——從羅馬帝國到奧斯曼帝國，從哈布斯堡王朝到羅曼諾夫王朝——的談判地點（以及戰(zhàn)場）。在18世紀，烏克蘭被圣彼得堡、維也納、華沙和伊斯坦布爾輪流統(tǒng)治。到了19世紀，烏克蘭的統(tǒng)治者就只剩下了前兩個。20世紀上半葉，莫斯科成為大部分烏克蘭土地上唯一的最高統(tǒng)治者。每個帝國都對烏克蘭的土地和財富提出要求，在這片土地和這里的人群特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同時也幫助塑造了烏克蘭獨特的邊境身份和民族氣質。

民族概念是本書的重要分析范疇和敘事要素，卻并非全部。它與變動不居的歐洲概念一起界定了這一敘事的性質。本書講述的烏克蘭歷史的地理邊界是由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民族志學者和地圖繪制者確定的，常與當今烏克蘭國家的邊界重合，但并非一直如此。從中世紀基輔人國家（在史學界被稱為“基輔羅斯”）直到現(xiàn)代民族主義興起，各種觀念和身份概念將這些土地聯(lián)系在一起。本書追隨這些觀念和概念的發(fā)展脈絡，解釋現(xiàn)代烏克蘭國家及其政治民族的起源。在這一過程中，本書將烏克蘭族視為烏克蘭人口構成中最大的民族，也將之視為現(xiàn)代烏克蘭民族和國家創(chuàng)生的主要驅動力，但也沒有忽視烏克蘭的少數(shù)族群，尤其是波蘭人、猶太人和俄羅斯人，并認為多族群、多文化的現(xiàn)代烏克蘭民族尚在形成之中。烏克蘭文化向來都與其他文化共享生存空間，在其早期更是在“他者”的夾縫中生存。烏克蘭社會擁有跨越內(nèi)部及外部邊界并獲取這些邊界所創(chuàng)造的身份的能力，這種能力構成了本書所呈現(xiàn)的烏克蘭歷史的主要特征。

外部和內(nèi)部的政治過程可以為歷史敘述提供一個很方便的框架，然而在本書的寫作中，我發(fā)現(xiàn)地理、生態(tài)和文化是更為持久的元素，因此就長期而言有更大的影響。從“長時段”文化趨勢的角度來看，當代烏克蘭是兩條移動中的邊界相互作用的產(chǎn)物。一條邊界由歐亞大草原和東歐稀樹草原的分界線確定，另一條則由東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線確定。第一條邊界還是定居人口與游牧人口之間的分界線，并最終將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世界分隔開來。第二條則要回溯到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對羅馬帝國的分裂，是存續(xù)至今的歐洲東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異的標志。許多個世紀以來，一系列獨特的文化特征在這兩條邊界的移動中產(chǎn)生，并成為當代烏克蘭身份的基礎。

不講述烏克蘭各地區(qū)的故事，就無法講述整個烏克蘭的歷史。邊界移動造成的文化與社會空間從來不是同質化的。作為國家與帝國的疆界在由烏克蘭族群邊界所確定的土地上移動。各不相同的文化空間在這樣的移動中被創(chuàng)造出來，成為烏克蘭各地區(qū)的基礎。這些地區(qū)包括被匈牙利人統(tǒng)治過的外喀爾巴阡、歷史上曾屬于奧地利的加利西亞、曾被波蘭占領的波多里亞和沃里尼亞、第聶伯河的哥薩克左岸及下游、斯洛博達烏克蘭，以及俄羅斯帝國開拓的殖民地——黑海沿岸地區(qū)和頓涅茨盆地。與之前的大部分學者不同，我不會嘗試將烏克蘭各個地區(qū)——如曾經(jīng)的俄羅斯統(tǒng)治區(qū)和奧地利統(tǒng)治區(qū)——的歷史在不同的章節(jié)各自講述，而是會將它們視為一體，為它們在特定時期的變化提供一個比較視角。

最后，我要就術語的使用說上幾句。現(xiàn)代烏克蘭人的先輩曾在數(shù)十個前現(xiàn)代的或現(xiàn)代的公國、王國和帝國治下生活。在時間的長河中他們獲得了各種各樣的名稱和身份。他們用以界定自己這片土地的兩個關鍵詞是“羅斯”和“烏克蘭”。（“羅斯”的西里爾字母拼寫是Русь，其中最后一個符號是軟音符號，表示對其之前的輔音進行腭音化。）在9世紀至10世紀間，基輔羅斯人將維京王公和戰(zhàn)士們招攬來，并將他們斯拉夫化?！傲_斯”一詞即由維京人傳播到這片地區(qū)，并被基輔羅斯人吸收。今天的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的祖先使用的“羅斯”包括斯堪的納維亞/斯拉夫化的“Rus’”和希臘化的“Rossiia”等不同形式。到了18世紀，莫斯科沙皇國采用了后者，將其作為國家和帝國的官方名稱。

根據(jù)他們所處的地區(qū)和時代的不同，烏克蘭人有過各種不同的稱呼。他們在波蘭被稱為盧森人（Rusyns），在哈布斯堡王朝被稱為羅塞尼亞人（Ruthenians），在俄羅斯帝國則被稱為小俄羅斯人（Little Russians）。到了19世紀，烏克蘭民族的締造者們決定放棄“羅斯”這個名字，以終結這種混亂，并將他們與其他東斯拉夫世界居民，尤其是俄羅斯人，區(qū)別開來。在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他們都選擇采用“烏克蘭”和“烏克蘭人”這兩個詞來定義他們的土地和族群?！盀蹩颂m”一詞起源于中世紀，在近現(xiàn)代被用來表示第聶伯烏克蘭地區(qū)的哥薩克國。在這些19世紀社會活動家的集體心理中，大部分哥薩克人都起源于本地，是最純粹的烏克蘭人。為了將“羅斯的”過去與“烏克蘭的”將來連接起來，米哈伊洛·赫魯舍夫斯基把自己的十卷本巨著命名為“烏克蘭-羅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事實上，今天任何講述烏克蘭歷史的作者都必須使用兩個或更多的名詞來定義現(xiàn)代烏克蘭人的祖先。

在本書中，我在涉及中世紀時期時，大部分時候會使用“羅斯人” 一詞（但并非全部如此）；在涉及近現(xiàn)代時，我會使用“羅塞尼亞人”；在涉及現(xiàn)代時，我則會使用“烏克蘭人”。從1991年獨立烏克蘭國家的建立開始，這個國家的公民，不管其族群背景，都被稱為“烏克蘭人”。這一用法反映了當下歷史學界的慣例。雖然這會造成一些麻煩， 但我希望它還不至于讓人誤解。

“來吧，你會看見。”現(xiàn)代烏克蘭史學奠基之一《羅斯史》的佚名作者在其作品前言的結尾寫道。我無法想出比這句話更好的邀請來作為本書前言的結語。

本文為《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的導言。本書作者謝爾?！て致寤⊿erhii Plokhy）是哈佛大學烏克蘭史教授、哈佛烏克蘭研究院院長，生于俄羅斯，成長于烏克蘭。

《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美】謝爾希·浦洛基/著 曾毅/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