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茲五銖錢考——兼論公元前5世紀至7世紀絲綢之路流通貨幣

龜茲五銖錢是絲綢之路北道流通的一種銅幣，鑄有漢文和婆羅謎文兩種銘文，但是背面婆羅謎文尚未解讀。在新疆輪臺、庫車、巴楚古城址及佛寺遺址出土了數(shù)以萬計的龜茲五銖錢，主要流通于漢唐時期龜茲王國（今新疆阿克蘇地區(qū)）。我們最近發(fā)現(xiàn)，龜茲五銖錢兩個婆羅謎文符號中，一個符號為婆羅謎文（mudrā“戳記”）一詞的縮寫mu（=于闐塞語mura“銅錢”）；另一個符號則為婆羅謎文數(shù)字“50”。草擬此文，介紹我們的研究成果，見教于海內(nèi)外研究者。

古代東西方貨幣體系的建立

古代東西方采用不同貨幣體系：西方金屬貨幣起源于安納托利亞半島呂底亞王國（今土耳其西南部），選用呂底亞首府薩爾迪斯附近巴克圖魯斯河中天然金銀礦（金銀含量約三比一）模壓鍛造而成，俗稱“琥珀金”。古波斯金幣即仿造呂底亞金幣，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將呂底亞金幣稱作“斯塔特爾”（stater）。從出土實物看，1枚斯塔特爾重約14克，流通于公元前671－前546年間〔圖一：1〕

圖一 呂底亞、古波斯及其東方行省犍陀羅和大夏出土金銀貨幣

古波斯帝國貨幣制度始于居魯士大帝，分別在波斯的蘇薩、希臘的薩迪斯和兩河流域的巴比倫發(fā)行金銀貨幣。公元前6世紀，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統(tǒng)一波斯貨幣，仿造呂底亞金幣創(chuàng)制大流克（daric）金幣〔圖一：2〕和謝克爾（sekel）銀幣〔圖一：4－6〕。每枚大流克重約8.4克，由波斯王統(tǒng)一模壓打造，不得私造。每枚謝克爾銀幣重5.6克（=1/2盎司），由波斯帝國各屬國自行打造。由于波斯本土黃金匱乏，古波斯貨幣體系采用銀本位，一枚大流克金幣可交換20枚謝克爾銀幣。隨著古波斯帝國的軍事擴張，古波斯貨幣體系對東西方貨幣體系產(chǎn)生巨大影響。

在西方，古希臘人模仿古波斯銀幣，公元前525年創(chuàng)建德拉克馬（tetra-drachma）銀幣。此錢正面是雅典女神像，背面為守護神貓頭鷹圖案〔圖一：3〕。1斯塔特爾（stater）=4德拉克瑪（tetra-drachma）。在東方，古波斯帝國東方行省犍陀羅（今巴基斯坦北部）、大夏（今阿富汗西北地區(qū)）等地模仿波斯銀幣打造薩塔馬納（?atamānas“百錢”）銀幣。所謂“馬納”（manas），源于古巴比倫楔形文字計量單位。一個馬納（約500克）=60巾（gin）。古波斯帝國全面繼承了古巴比倫的文化遺產(chǎn)。從錢幣形制和流通時間看，犍陀羅和大夏銀幣無疑源于古波斯貨幣。

阿富汗、巴基斯坦古代遺址所出土公元前4世紀銀幣有兩種形式：一種與古波斯銀幣相似，形狀呈圓形，打印一朵花枝戳記，重5.8克，不過，大夏戳記花型〔圖一：9〕與犍陀羅戳記花型〔圖一：10、11〕不同；另一種為長條形銀幣，打印兩朵花枝戳記，重9.7－11.7克〔圖一：7、8〕。后者即印度孔雀王朝月護王侍臣喬底厘耶（Kauilīya）《政事論》所言“薩特馬納錢”（?atamānas“百錢”），而前者則為“半個薩特馬納錢”（ardha?atamānas“五十錢”）。

古代中國以銅為貨幣，不僅材質(zhì)與波斯、希臘和印度錢幣不同，而且制造方法亦不相同。兩千多年來，中國以方孔銅錢為主要流通貨幣，皆范鑄成型，而西方錢幣則為模壓鍛造。中國銅幣起源于戰(zhàn)國時期秦國的半兩銅錢，以銖兩為單位：一兩重二十四銖，半兩則為十二銖。秦滅六國后，統(tǒng)一貨幣，廢除貝幣、布幣、刀幣等六國舊幣，并將方孔半兩銅錢作為法定貨幣。中國古代貨幣形態(tài)從此固定下來，并一直沿用到清代末年。

張騫通西域與中國貨幣首次走出國門

漢承秦制，漢初貨幣仍采用秦方孔半兩銅錢，每枚重十二銖〔圖二：1、2〕。由于允許民間私鑄錢，漢初半兩錢往往改鑄成名不符實的八銖、六銖、四銖半兩錢，乃至嚴重偷工減料的“榆莢”半兩錢。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始行三銖錢〔圖二：3〕?！稘h書·食貨志》曰：“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shù)?！贝送猓瑵h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還發(fā)行大額虛幣“白金三品”。《史記·平準書》記載：“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選’，值三千；二曰以重養(yǎng)小，方之，其文馬，值五百；三曰復(fù)小，撱之，其文龜，值三百?！?/p>

圖二 漢武帝前期流行的半兩、三銖、五銖錢和白金三品

1961年，夏鼐先生撰文對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四枚圓型寫有希臘銘文的龍紋鉛餅詳加考證，首次指出應(yīng)為一種漢代貨幣。隨著考古材料不斷積累，研究者終于認識到這種龍紋鉛餅就是漢武帝發(fā)行的白金三品的“龍幣”〔圖二：5〕。20世紀80年代，研究者逐漸從出土文物中分辨出白金三品的“龜幣”和“馬幣”〔圖二：6、7〕。

元狩五年（前118），漢武帝將地方鑄幣權(quán)收歸中央，把各地私鑄錢運到京師銷毀，并“廢三銖錢，改鑄五銖錢”〔圖二：4〕。元鼎三年（前114），漢武帝又廢止大額虛幣“白金三品”，結(jié)束了漢幣發(fā)行的混亂局面。漢武帝太始二年（前95）始鑄馬蹄金，那么漢武帝在位前期流通半兩錢、三銖錢、白金三品、五銖錢凡四種貨幣。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時（公元前139－前126），了解到西域諸國“不知鑄錢器”。《史記·大宛列傳》記載：“自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以西至安息（伊朗高原的帕提亞王國），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不過，同傳又說安息“以銀為錢”，那么所謂“不知鑄錢器”，并不是說西域諸國無貨幣，而是說它們不用鑄造方法制作錢幣。

所謂“黃白金”，似指漢地傳入中亞地區(qū)的鉛錫合金。印度和中亞古代居民獲得希臘－羅馬金幣、波斯銀幣或漢地鉛錫合金后，往往用來制作器皿或改造為本國貨幣。印度盛產(chǎn)黃金，但白銀匱乏。遲至中世紀，印度拉賈斯坦邦著名鉛鋅銀礦才開始大規(guī)模開采，因此古印度十六大國發(fā)行的銀幣多由波斯銀幣改制而成。公元2－3世紀，貴霜王朝發(fā)行的金幣用羅馬金幣改制而成，而大月氏人和粟特人往往將羅馬金幣用作冥幣含在死者口中下葬。古代印度和中亞人這種有來無往的貿(mào)易方式，導致羅馬帝國黃金嚴重匱乏，極大阻礙了絲綢之路國際貿(mào)易的正常進行。由于白銀匱乏，古波斯銀本位貨幣在南亞次大陸難以為繼，因此，印度笈多王朝改用金本位，開始發(fā)行蘇伐納（suvara）金幣。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前116－前115），組建了300人的龐大使團，攜帶數(shù)以千萬計的錢幣和絲綢作為饋贈西域諸王的禮品?！妒酚洝ご笸鹆袀鳌酚涊d：“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shù)，赍金幣帛直數(shù)千巨萬，多持節(jié)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面文“五銖”二字的方孔銅錢最初鑄于元狩五年（前118）。張騫出使烏孫于元鼎元年（前116）啟程，那么他攜往西域的數(shù)以千萬的錢幣自然包括五銖錢。

張騫在伊犁河谷拜訪烏孫王后，就返回長安。不過，結(jié)束烏孫訪問后，“（張）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中亞阿姆河北岸）、大夏、安息（今土庫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郊舊尼薩古城）、身毒（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下游）、于寘（今和田）、扜罕（今克里雅河下游）及旁國”。這是中國貨幣第一次走出國門，大規(guī)模在西域各地流通。

漢魏絲綢之路西域通貨與中外文化交流

作為東方泱泱大國，中國貨幣歷史上對西域貨幣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如漢佉二體錢、龜茲五銖錢、粟特方孔銅錢、高昌吉利錢、回鶻日月光金銅錢、突騎施錢、回鶻方孔銅錢，以及伊利汗國發(fā)行的波斯紙鈔。

最早受中國貨幣體系影響的西域古幣，是絲綢之路南道于闐王國（今新疆和田）的漢佉二體錢，亦稱“和田馬錢”。這種銅幣采用西方造幣方式和古希臘錢制鍛造而成，有大小兩種幣型：大錢重4德拉克馬（tetradrachma），漢銘寫作“重廿四銖銅錢”〔圖三：1、2〕；小錢重1德拉克馬（drachma），漢銘則作“六銖錢”〔圖三：3－5〕。這種巧妙的錢幣設(shè)計，便于和絲綢之路流通的東西方各種貨幣進行兌換。例如：大錢幣值二十四銖，可兌換2枚半兩錢、5枚五銖錢、8枚三銖錢和1枚貴霜德拉克馬大銅錢；小錢幣值六銖，可兌換0.5枚半兩錢、1枚五銖錢、2枚三銖錢和1枚貴霜德拉克馬小銅錢。

圖三 漢佉二體錢之二十四大錢和六銖小錢

受中國貨幣體系影響的第二種西域古幣，是絲綢之路北道龜茲王國（今新疆阿克蘇地區(qū)）鑄造的龜茲五銖錢，亦稱“漢龜二體錢”。1928年，黃文弼在新疆庫車縣蘇巴什古城、巴楚縣托古孜沙來古城、和田北部沙漠遺址考察時，發(fā)現(xiàn)許多龜茲五銖錢。他在考古報告稱之為“龜茲小銅錢”。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平先生在輪臺縣屯頭古城發(fā)現(xiàn)一批窖藏龜茲五銖錢，共220枚，系銅制澆鑄，鑄幣圓形方孔，均具有狹緣、廣串、薄肉特點，肉厚0.1－0.15厘米。1986年，庫車縣文管所附近高大寺遺址又發(fā)現(xiàn)上萬枚龜茲五銖錢，絕大多數(shù)為紅銅質(zhì)，盛在一個兩端無底的紅陶水管內(nèi)。

蘇巴什古城即龜茲國著名的雀離大寺，而托古孜沙來古城則為龜茲國郁頭州據(jù)史德城。顯然，這種小銅錢是古代龜茲國發(fā)行的一種銅幣，可稱“龜茲五銖錢”。不過，有研究者稱為“漢龜二體錢”，則不一定正確。龜茲文是一種用來拼寫吐火羅語B方言的婆羅謎文變體文字，目前所見龜茲文壁畫題記和佛經(jīng)寫卷皆不早于南北朝，而龜茲五銖錢的產(chǎn)生時代不晚于三國時期。換言之，龜茲五銖創(chuàng)建時龜茲文尚未產(chǎn)生。因此，我們不能稱其為“漢龜二體錢”，也不能用龜茲語解讀錢幣背面婆羅謎文符號。

龜茲五銖錢婆羅謎文解讀

龜茲五銖模仿中國方孔銅錢范鑄而成，因銘文分布不同，亦可分兩種幣型：一種龜茲五銖錢雙面有字，正面鑄有漢文“五銖”或“五朱”二字，背面鑄有兩個婆羅謎文字母或符號；另一種龜茲五銖錢背面無字，正面所鑄中外銘文與第一種龜茲五銖錢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龜茲五銖錢婆羅謎文有個類似阿拉伯數(shù)字“0”的符號。目前國際通行的十進制計數(shù)法就建立在阿拉伯數(shù)字0的基礎(chǔ)之上，馬克思在《數(shù)學手稿》中譽為“最妙的發(fā)明之一”。

殊不知，阿拉伯數(shù)字真正發(fā)明者是印度人。公元前4世紀，印度語法大師波你尼（Pāini）在其名作《八章書》（Aādhyāyī）提到?ūnya一詞，意為“零、空”或“缺失”。公元2世紀，印度大乘佛教中觀學派發(fā)展了“空”的概念，中觀派創(chuàng)始人龍樹（Nagārjuna）在《中論》和《大智度論》強調(diào)“一切皆空”，以“遁入空門”為最高精神境界。在此基礎(chǔ)上，印度數(shù)學家發(fā)明了數(shù)學十進制符號“0”。印度中央邦西北瓜廖爾堡（Gwalior Fort）查圖布伊寺（Chaturbhuj temple）有一塊876年所刻婆羅謎文石碑，此碑刻有印度數(shù)字“210”，用一個圓圈表示“0”。由此可證，數(shù)學十進制符號“0”確為印度人一大發(fā)明。

時至今日，印度數(shù)字在阿拉伯國家仍不流行，阿拉伯人根據(jù)印度數(shù)字創(chuàng)建了另一套阿拉伯數(shù)字符號。在伊朗考察時，我們還見到伊朗人也不用世界各地通行的阿拉伯數(shù)字，伊朗車牌和門牌號碼都用阿拉伯人發(fā)明的另一套數(shù)字符號。這種真阿拉伯數(shù)字與印度數(shù)字風馬牛不相及。例如：真阿拉伯數(shù)字“7”用羅馬數(shù)字V來表示，而羅馬數(shù)字V倒過來則是真阿拉伯數(shù)字“8”。印度數(shù)字“0”在真阿拉伯數(shù)字中用來表示數(shù)字“5”。

1881年，印度塔克西拉西北140公里（今巴基斯坦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秃丈忱锎迕癜l(fā)現(xiàn)一部婆羅謎文寫本，由70頁樺樹皮組成，今稱“巴赫沙里手稿”（Bakhshali manuscript）。這部手稿扉頁有個殘缺的單詞[…]rtikāvati，似指巴基斯坦西北塔克西拉城附近一個叫做“馬爾提迦瓦塔”（Mārtikāvata）的地方。這個地方可能是這部手稿的抄寫地點。許多學者試圖解讀這部手稿，均未成功，后來轉(zhuǎn)給了正在印度某大學執(zhí)教的德國梵學家霍恩勒（A.F.R Hoernle）。他成功解讀出寫本大部分內(nèi)容，并指出這是一部古代佚名作者的數(shù)學手稿。巴赫沙里手稿的重要價值在于記錄了數(shù)以百計的數(shù)字符號“0”。

1902年，英屬印度殖民政府將巴赫沙里手稿贈予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近年該圖書館研究人員從樺樹皮手稿中隨機選取了3個樣本進行碳14年代測定，發(fā)現(xiàn)這3個樣本分別出自不同年代，第一份（folio 16）出自224－383年，第二份出自680－779年，而第三份則出自885－993年。換言之，早在公元3－4世紀印度人就開始使用數(shù)字符號0了，比科學史家原來認定的數(shù)字0的使用時間提前了500多年。消息傳出后，在西方學界和新聞界引起極大轟動。

巴赫沙里手稿的數(shù)字符號“0”用一個圓點“·”表示，在手稿中出現(xiàn)了數(shù)百次〔圖四〕。殊不知，這個表示“0”的圓點符號在近年阿富汗出土佉盧文犍陀羅語樺樹皮佛經(jīng)寫卷中多次出現(xiàn)，有時也寫成一個圓圈，字形和印度數(shù)字符號“0”完全一樣，年代在公元前1世紀。不過，在佉盧文犍陀羅語樺樹皮寫卷中，圓點或圓圈符號皆用來表示空格（或一首偈頌的結(jié)束），并非數(shù)學十進制符號“0”。

圖四 笈多體婆羅謎文數(shù)字表

龜茲五銖錢婆羅謎文也有一個和數(shù)學十進制“0”一樣的符號。從笈多體婆羅謎文碑銘和寫卷看，這個符號應(yīng)為婆羅謎文數(shù)字“50”，而婆羅謎文表示“0”的數(shù)字符號往往寫成一個圓點“·”〔圖四〕。既然如此，那么龜茲五銖另一個西域文字也要從婆羅謎文找答案。據(jù)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平先生請教過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認為這個符號是婆羅謎文數(shù)字“50”。如前所述，婆羅謎文數(shù)字符號“50”寫得像阿拉伯數(shù)字“0”，我們認為實乃龜茲五銖錢另一個婆羅謎文符號〔圖五：1－3左側(cè)〕。

圖五 漢唐絲綢之路流通的龜茲五銖、直百五銖、太平百錢

我們認為，龜茲五銖錢右側(cè)那個令人困惑的符號〔圖五：1－3右側(cè)〕與笈多體婆羅謎文字母mu的字形〔圖六右上〕最為接近，很可能是于闐塞語mura（錢）字的縮寫。據(jù)劍橋大學貝利（H.W.Bailey）教授考證，在于闐塞語文獻中，“銅錢”一詞寫作?āvī-mūra，簡稱mūra、mura、muri或murai等，在于闐塞語文獻中頻繁出現(xiàn)，特指中國銅錢。他還認為，于闐塞語mura一詞源于梵語mudr?。ㄓ≌?、戳記），相當于中古波斯語mwhr（印章、戳記）。

圖六 尼泊爾本《十地論》婆羅謎文字母Ma與各種元音拼寫一覽表

如前所述，在犍陀羅出土古代銀幣中，打印兩個戳記的長條形銀幣為“薩特馬納錢”（百錢），而打印一個戳記的圓形銀幣為“半薩特馬納錢”（五十錢）。龜茲五銖錢呈圓形，與犍陀羅出土半薩特馬納錢幣型相同，故寫有婆羅謎文數(shù)字“50”；另一字母則為婆羅謎文mudr?。ā按劣洝?，=于闐塞語mura“銅錢”）的縮寫。無論如何，龜茲五銖背面婆羅謎文應(yīng)讀作：50mu（ra），意為“銅錢五十文”或“當五十錢”。

中國發(fā)行大面額虛幣，始于漢武帝所鑄“白金三品”和西漢末王莽時期大泉五十?！稘h書·食貨志下》記載：“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quán)，于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惫盼摹板X”，或稱“泉”。從出土實物看，王莽時期發(fā)行的大小錢銘文無“錢”字，皆寫作“泉”。三國時期，蜀國發(fā)行更大面額的虛幣，如直百五銖〔圖五：4－5〕、太平百錢〔圖五：6－7〕、太平百金、世平百錢等。這些大面額貨幣直到隋代仍在絲綢之路流行，故《隋書·食貨志》記載：“（梁）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并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zhuǎn)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后，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勝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fù)計數(shù)，而唯論貫?！?/p>

2012年7月，新疆庫車縣對老城棚戶區(qū)實施改造工程時意外發(fā)現(xiàn)古錢幣，多達1.4萬余枚，其中包括三國時蜀國發(fā)行的太平百錢。由此推測，龜茲五銖創(chuàng)建于三國時期，最初用來和蜀國進行絲綢之路貿(mào)易。從背面婆羅謎文銘文“當五十錢”看，1枚龜茲五銖可以交換1枚大泉五十和10枚五銖錢；2枚龜茲五銖可交換1枚蜀國直百五銖或太平百錢。

龜茲五銖錢之年代

龜茲五銖錢鑄有漢文和婆羅謎文兩種文字，那么這種雙語錢幣產(chǎn)生年代應(yīng)當在婆羅謎文傳入龜茲國之后。婆羅謎文傳入龜茲王國始于公元2－3世紀貴霜王朝。20世紀初，德國吐魯番考察隊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在拜城縣克孜爾千佛洞考察時，發(fā)現(xiàn)大批寫在樺樹皮和棕擱葉上的婆羅謎文梵語佛經(jīng)殘片。

德國哥廷根大學梵學家呂德斯教授（Heinricht Lūders）隨即對這些婆羅謎文佛經(jīng)殘片進行?？保l(fā)現(xiàn)其中有許多梵語戲曲劇本殘片，并于1911年出版《佛教戲劇殘本》一書。據(jù)呂德斯考證，這批婆羅謎文梵語寫經(jīng)中有三部佛教戲曲殘卷，用貴霜體婆羅謎文抄寫〔圖七：1〕。其中《舍利弗劇》比較完整，原有9幕，現(xiàn)殘存最后兩幕，共計150葉（編號MIKl.26）。卷末跋尾有題記，注明是“金瞳（Survaa）之子馬鳴所著《舍利弗劇》”。內(nèi)容主要講述佛世尊大弟子舍利弗和目鍵連放棄婆羅門教而皈依佛教的故事。該劇本抄于貴霜王迦膩色伽或胡維色伽時期，也即公元2世紀中葉。類似的貴霜體婆羅謎文還見于敦煌漢長城烽火臺遺址出土婆羅謎文絲帶〔圖七：2〕，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M.A.Stein）第二次中亞考察期間發(fā)現(xiàn)（編號T.XV.a.iii.57），文中提到“絲綢”（paa“捆”）一詞，現(xiàn)藏大英圖書館。

圖七：1 龜茲出土《舍利弗劇》婆羅謎文殘片與敦煌漢長城出土婆羅謎文絲帶

圖七:2 龜茲出土《舍利弗劇》婆羅謎文殘片與敦煌漢長城出土婆羅謎文絲帶

公元2世紀，貴霜王朝在罽賓國（唐代稱作“迦畢試國”，今阿富汗貝格拉姆遺址）為塔里木盆地諸國王子建有佛寺，玄奘稱作“質(zhì)子迦藍”?！洞筇莆饔蛴洝肪硪诲犬呍噰|(zhì)子迦藍條記載：“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余人，并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蔥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zhì)。迦膩色迦王既得質(zhì)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zhì)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既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zhì)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后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yǎng)。故今僧眾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為諸質(zhì)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于今?！薄逗鬂h書·西域傳》記載，疏勒國有一位國王名叫“臣槃”。我們認為，臣槃之“臣”來自梵語amatya（大臣），應(yīng)為貴霜王賜予疏勒王的封號。

據(jù)西安碑林博物館藏《曹全碑》記載：“建寧二年（169），舉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弒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兗膿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戰(zhàn)，謀若涌泉，威牟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據(jù)馬雍先生考證，這是東漢王朝最后一次維持西域綱紀，此后塔里木盆地諸國一度在貴霜王國統(tǒng)治之下。從克孜爾石窟出土貴霜體婆羅謎文戲曲劇本殘卷看，貴霜王“治兵廣地，至蔥嶺東”發(fā)生在東漢末年（2世紀末）。塔里木盆地最早的佛教信徒，當為疏勒、于闐和龜茲等國送到貴霜王朝當人質(zhì)的西域王子。魏晉時期，有三位龜茲高僧不遠萬里，到黃河和長江流域弘揚佛法。第一位名叫“帛延”，亦稱“白延”。從姓氏看，此人當為龜茲王室成員。據(jù)《出三藏記集·首楞嚴后記》記載，東晉寧康元年（373），《須賴經(jīng)》《首楞嚴》《除災(zāi)患經(jīng)》《上金光首經(jīng)》等漢譯佛經(jīng)面世，而譯者即龜茲高僧帛延。

第二位龜茲高僧名叫“帛遠”，俗姓萬，字法祖，河內(nèi)（今河南武陟）人。從姓氏看，帛遠祖上亦為龜茲王室成員。少年出家，勤于佛學，博學多聞，精通梵漢雙語，并對《方等經(jīng)》頗有研究。西晉時期在長安建造精舍，宣講佛法，聽者多達數(shù)千人。他曾經(jīng)駁斥道士王浮《老子化胡經(jīng)》，與之辯論佛道優(yōu)劣。講法之余，以譯經(jīng)為要務(wù)，相繼譯有《菩薩逝經(jīng)》《菩薩修行經(jīng)》《佛般泥洹經(jīng)》《大愛道般泥洹經(jīng)》《賢者五福德經(jīng)》等十六部佛典，如今僅存上述五部。帛遠后赴隴西（今甘肅東部）弘法，西晉惠帝末不幸遭秦州（今陜西西北）刺史張輔殺害。

第三位龜茲高僧名叫“帛尸梨蜜多羅”，西晉永嘉年間來洛陽傳法，號稱“高座法師”。后避戰(zhàn)亂南渡。東晉永昌元年（322）抵達建康（今南京），入住建初寺，受到丞相王導禮遇，許多名士爭相與他交往。他精通密教諸義，最早將密教傳入中國內(nèi)地。精通梵文，善作梵唄，先后譯有《大孔雀王神咒經(jīng)》《孔雀王雜神咒》《大灌頂神咒經(jīng)》等。東晉咸康年間，圓寂于建初寺。

總之，佛教和婆羅謎文傳入龜茲王國當在東漢末年，不晚于三國曹魏時期，而龜茲五銖錢的產(chǎn)生年代亦在這個時期。

公元7世紀初，玄奘西行途經(jīng)絲綢之路北道的龜茲國。他在《大唐西域記》寫道：“屈支國（龜茲國的別稱），東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國大都城（今庫車皮朗古城）周十七八里，宜穈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chǎn)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zhì)。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弦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發(fā)巾帽。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

《隋書·食貨志》記載：“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余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案：交州和廣州）之域，全以金銀為貨……后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及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并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從南北朝至唐初絲綢之路流通的西域貨幣看，龜茲國的金錢、銀錢和小銅錢分別為羅馬金幣、薩珊波斯銀幣和龜茲五銖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隊在發(fā)掘庫車蘇巴什佛寺遺址時，發(fā)現(xiàn)唐代錢幣與龜茲五銖錢共存于同一初唐文化層，說明7世紀初龜茲五銖仍在絲綢之路北道流行。

2021年9月6日于京城藍旗營寓所

（本文首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2期，原題為《龜茲五銖錢考——兼論公元前5世紀至7世紀絲綢之路流通貨幣》，作者林梅村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