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祠與明代政治

【編者按】

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歷史系教授，曾任美國明史學會會長?！缎√烀荷襞c明代政治》一書首次將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間進行研究，通過大量碑刻記錄、地方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生祠制度，闡發(fā)了對明代政治與思想體系的思考。本文摘自該書導言。

大明王朝的神圣和世俗生活始終交織在一起。皇帝上承天命，需要敬天法祖，尊賢重士，確保治下臣民安居樂業(yè)。祠堂與寺廟廣布于殿閣官署之間，復雜而激烈的爭論亦圍繞現(xiàn)實政策和祭祀禮儀而展開。本書將關(guān)注這些爭論中常被視為虛應(yīng)故事的兩個方面：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和為活人設(shè)立的生祠。

明人的早期著作就表達了家國一體的普遍觀念。元代官員陳天祥稱：

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枪拭窀粍t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

穩(wěn)定的統(tǒng)治秩序需要良好的經(jīng)濟基礎(chǔ)作為保障，這是人們的共識。而天命思想則將統(tǒng)治者與上天的力量聯(lián)系起來。上天，或稱玉帝、天帝，會警示那些不能保障民眾生活的王朝，甚至于最終推翻它。正如明太祖所說：

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蛉司柑炷傅?，而為民父母者也。……不能安斯民于宇內(nèi)，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明太祖將自己視為天地之子、臣民之父，撫育萬民也意味著對他們的責任。但是在現(xiàn)實中，朝廷實際的剝削和忽視往往壓倒了民為邦本的政治理念。然而我將在本書中論證，那些對明代統(tǒng)治神圣性方面的修辭性表達，實際上也賦予了臣民政治參與的權(quán)力。

本書亦旨在考察明王朝的制度性建設(shè)。大大小小的祠寺廣布于王朝版圖之內(nèi)，充當著連接政治和信仰之間的紐帶。它們祭祀神靈、表彰楷模，傳遞著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向祈禱者提供幫助?；实墼诙汲沁B綿不斷的宮闕之內(nèi)祭祀天地。各地官員也在露天祭壇上祭奠神靈和厲鬼，在重檐祠寺中祭奠英靈與模范，在巍巍廟堂里祭奠城隍和孔子。家庭紀念先祖，學校追思先賢。每一個社區(qū)都有著各式各樣的寺廟或更小的祠堂，供奉著曾是人類的仙佛。在這些大大小小的祠廟中，有一部分奉祀的是仍在世的生者。

例如，上文提到的元代官員陳天祥素來重視民生，把它作為執(zhí)政的第一要務(wù)。《元史》記載：“天祥凡所設(shè)施，皆合眾望?！彼鎽懏?shù)匾蜇毨Ф鴾S為盜匪的民眾，受到百姓的愛戴。他治下的民眾因此在生祠中為他塑像，加以崇奉。所謂“生祠”，最早可追溯至漢代，大多是因為祠主關(guān)心民生疾苦而設(shè)立。明朝人認為有些生祠的設(shè)立是應(yīng)當?shù)?，有些則值得懷疑，他們對生祠的質(zhì)疑反倒比認可在歷史殿堂中激起更大的回響。20世紀的改革者們嘲笑生祠是腐敗落后的傳統(tǒng)，后帝制時代的歷史學家們也往往對此視而不見，或因其荒誕怪異而略而不談?；蛟S，在晚明魏忠賢和東林黨人之間激烈的權(quán)力斗爭中，生祠所扮演的角色導致了這種觀念的產(chǎn)生。仔細研究這一著名案例，將會揭示有關(guān)生祠政治的核心面向，而這一面向也體現(xiàn)在明代數(shù)以百計的生祠之中。

史上最著名同時也是最臭名昭著的生祠是供奉大太監(jiān)魏忠賢的。天啟六年（1626年），五十余座供奉他的生祠拔地而起，廣布于大明王朝的州府郡縣之內(nèi)。北京城內(nèi)遍布四合院形制的小型祠堂，還有宏偉的寺廟，屋頂是閃閃發(fā)光的琉璃瓦。供奉魏忠賢的這些生祠矗立在帝陵和京師孔廟旁，里面有著珠光耀眼的塑像和巧奪天工的飾物，花費了價值數(shù)十萬兩的私家與公共金銀，這一切都受到了嚴密的保護。魏忠賢的生祠規(guī)制宏大，幾乎比得上帝王的宮殿：在開封，十根巨柱支撐起的大殿聳立云霄，無數(shù)的樹木被砍伐作為梁木，數(shù)以百計的房屋因此被拆毀。至少有六十名官員參與了這一生祠的建造。

每處生祠都豎立起一座高大的頌德碑，其中一座留存至今，有三尺寬，一尺厚，一丈二尺高。每一座生祠正中都矗立著魏忠賢的塑像，大多是木制、青銅或鎏金的塑像。督餉尚書黃運泰在迎魏忠賢像進入新落成的生祠時，行五拜三稽首的大禮，這是對皇帝才能行的禮儀。然后他率領(lǐng)文武官員一起叩頭，并且額外叩頭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的諂媚讓旁觀者尷尬不已，“皆汗下浹踵”，時人評說：“一時天下如狂?！碑攦擅麑傧略诖蟮钪辛⑵瘀探鹚芟駮r，布政使也只得默許。另一位官員私下議論魏氏生祠不應(yīng)當占據(jù)天子前往太學的道路，旋遭罷免，因為正是皇帝批準了這些生祠的建立。

魏忠賢出身貧苦，目不識丁，原先橫行市井，后來自閹入宮，得到了天啟皇帝的賞識，并在其身邊聚集起一批士大夫。他的主要對手則是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一批士人，他們自稱“義人”，自1620年起便主導中央政府。他們一再上書彈劾魏忠賢，魏氏則予以反擊，并最終戰(zhàn)勝了他們。正是在天啟六年（1626年），當他全面打壓東林黨人時，閹黨眾人提議為他建造生祠。盡管東林士人遭到了大規(guī)模的鎮(zhèn)壓與逮捕，他們?nèi)匀徊贿z余力地反對魏忠賢修建生祠，不惜為此大聲疾呼，挺身而抗。天啟七年（1627年），在魏忠賢倒臺自殺后，他們提醒新即位的崇禎皇帝，生祠的存在可能鼓動潛在的叛亂。于是這些富麗堂皇的建筑很快被拆除，或是轉(zhuǎn)作其他用途。

東林黨人的義憤影響深遠，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官修《明史》對此的敘事，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后帝制時代的歷史學家們視生祠為反常、荒謬和悖理的存在。在史籍、小說和論戰(zhàn)文章中提到生祠時，它都象征著前所未有的腐敗、專制和個人崇拜。即便是承認這一制度的歷史學家也認為這是不合理的存在，《明代名人傳》的撰稿人提到：“通常，在一位官員過世一段時間后，才會設(shè)立祠堂進行供奉；若是在其生前便設(shè)立生祠，要么出于真誠的感激，要么便是極度的諂媚，后者的典型例子便是魏忠賢?！钡缥覀兯姡鞔纳舨⒉缓币?，它的內(nèi)涵也不僅僅是簡單的奉承或感激。這種復雜性甚至在《明史》本身的記載中便能得到體現(xiàn)。

后來者清王朝編纂了《明史》，正如明朝纂修了《元史》。后人在修撰過程中通過“褒貶”前朝史事來輔助當朝的治理，既在政策人事上糾正是非，又在人物聲譽上懲惡揚善。魏忠賢的惡行和生祠在《明史》中占據(jù)著顯著的位置，贊成或反對為他建造生祠成為判斷忠奸的標志。例如，東林士人鄒元標的傳記中提到了朱童蒙，朱童蒙曾經(jīng)彈劾鄒元標，還參與建造了一座魏忠賢的生祠，所以朱童蒙是奸惡之徒，而鄒元標為忠善之士。太子洗馬賀逢圣當面告訴魏忠賢，他沒有請愿在湖廣為之建立生祠，魏氏隨即怒氣沖沖地離去，次日便罷免了他的官職，賀氏卻因此受到廣泛的贊譽。但是《明史》的記載之中，除了這些正義官員反對的為閹宦和腐敗官僚建立的生祠之外，還有為紀念將領(lǐng)所取得的軍事成就而建立的生祠——無論是在明代的前期、中期還是后期。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那些獻身于當?shù)亟ㄔO(shè)的官員，往往在他們生前便被人供奉于生祠。魏忠賢并非《明史》所記載的唯一建立生祠之人，而生祠也并不注定就是邪惡而又荒謬的。事實上，《明史》淡化了東林黨人的觀點，有意忽略了那些無比尷尬的旁觀者，也承認一些有良知的官員除了討好魏之外別無選擇。為什么魏忠賢的生祠會讓東林黨人如此憤怒？簡而言之，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與生祠密切相關(guān)。

東林書院的成員中有許多人主張建設(shè)生祠。李思誠，天啟六年時任禮部尚書，曾兩次忤逆魏忠賢。十二年前，在他送別一位知縣的文章中寫道，當?shù)厝丝赡軙蚋屑に闹卫矶鵀橹⑸?。當龔勉生前被奉祀于城南書院時，東林黨的創(chuàng)始人顧憲成為他撰寫了紀念碑文。就在韓爌激烈反對魏忠賢生祠落成前不久，他還撰文紀念另一位同事的生祠。禮部尚書李標，曾幫助韓爌擬定魏忠賢閹黨名錄，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抱怨當時在任的地方官多被授予了過高的榮譽，不過他所紀念的則名副其實。東林黨人激烈反對魏忠賢的生祠，同時卻也在紀念其他生祠。

與此同時，一些生祠也為表彰東林士人而建。歐陽東鳳是東林黨人之一，也是講學活動的堅定支持者。在講學中，他擴大了交往的范圍，影響了更多非士子的普通民眾。在16世紀90年代，他因一場自然災害而越級上奏以尋求幫助，當?shù)匕傩招拇娓屑?，為他建立生祠以資紀念。呂維祺，曾致信開封士紳反對魏忠賢生祠的建立，他在1614—1619年于兗州任職時，平定了當?shù)氐呐褋y（見徐鴻儒傳），得建生祠。姜志禮，被魏忠賢勒令致仕，也在泉州享有生祠供奉。有碑刻稱，姜氏在投身于工作時，完全沒有考慮生祠的建立。丁啟濬，在魏忠賢監(jiān)禁周順昌和其他東林黨人時曾仗義執(zhí)言，也在其生前即為家鄉(xiāng)百姓所奉祀。李守俊，因反對全國各地建造魏氏生祠而罷官，卻因其減稅舉措而為商人所感激，被立祠供奉。被閹黨罷官奪爵的尚書李宗延，在世時得享生祀。至少有三位在元氏縣任職的東林黨人贏得了生祠。

魏忠賢的生祠讓東林黨人大為震恐，正是因為他們將此項制度視為近來張穎所研究的“儒家形象政治”的一部分。通過廣建生祠，魏忠賢對嚴肅的生祀理論和實踐都做出了無情的嘲弄。米海瑞（Harry Miller）稱，東林士人與受過教育的地主——無論在不在朝——即士紳，宣稱是他們而非皇帝，享有制定國家政策的“主權(quán)”（sovereignty）。在萬歷年間，士紳們挑戰(zhàn)作為財政改革者和集權(quán)者的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到了天啟年間，他們則對魏忠賢發(fā)起了反抗?；蛟S魏忠賢渴望建立生祠并不僅僅出于虛榮，而是為了提高政治地位，加強他所代言的皇權(quán)的權(quán)威。東林士人則絕不允許魏忠賢的挑戰(zhàn)。這項制度給予了士人無上的榮耀，魏忠賢的染指意味著對其權(quán)威不可容忍的挑戰(zhàn)，這一點將在本書結(jié)束時清晰地體現(xiàn)出來。

《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美]施珊珊著，邵長財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