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楊志玖先生

楊志玖先生（1915-2002）

我第一次見到楊志玖先生本人，也是1982年在上海警備區(qū)招待所召開的《中國歷史大辭典》（下簡稱《大辭典》）主編會議上。那次會議，除了剛剛?cè)ナ赖目傊骶庎嵦焱ο壬?，其余的頭面人物幾乎都到場了。楊志玖先生是《大辭典》的副總編兼《隋唐五代史》卷主編，他在會上也表了態(tài)，聲稱將努力抓好分卷的編纂。那時我在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史地編輯室工作，分管的就是《大辭典》的《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很自然地和楊先生建立了聯(lián)系。

《大辭典》的《隋唐五代史》主編是楊志玖和吳楓二位先生。楊志玖，1915年出生于山東淄博周村的一個貧寒的回族家庭，從小喜歡看書。1934年，在濟南參加全省高中生畢業(yè)會試，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績，因而獲得獎學金，并北上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后又做了姚從吾先生的研究生。1946年，入南開大學任教。1951年，三十六歲時，以教學與科研的出色成績榮任南開大學教授。1984年，又被國務院授予指導隋唐史與蒙元史博士生的資格。能夠同時指導兩個不同方向的博士生，這在國內(nèi)是罕見的。

1984年4月，楊先生準備抽一段時間到上海審讀《隋唐五代史》的稿子。天津與上海兩地相距一千公里，那時沒有動車，更沒有高鐵，全程需二十二個小時，必須在火車上過夜。楊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但精神矍鑠，穿上西裝，系了領帶，一副紳士的雍容氣派，令人見了肅然起敬。當上了接他的小車前往住地時，他客氣地對我說：“您還是《漢語大詞典》的副主編，怎么好意思勞動您來接我！”我一聽就知道，有趣的誤會再一次發(fā)生了。我姓蔣名維崧，先伯祖尉仙公以《詩經(jīng)·大雅》“崧高維岳，駿極于天”語取為我的名字。我們蔣氏世居武進常州，不意常州蔣氏另有一位年長耆宿，也叫蔣維崧，而且是語言文字界的前輩，自成一家之言，因被聘為《漢語大詞典》（下簡稱《漢大》）的副主編。而《漢大》也定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楊先生視野開闊，心細如發(fā)，連工具書的出版動態(tài)都注意到了，我趕緊向他述說因緣由來，以免魚目混珠而掠美，他遂一笑止之。

然而，楊先生本次來滬想多審讀一部分稿子的愿望沒能充分實現(xiàn)。本來他試圖走出南開大學的“圍城”，在上海埋頭于《大辭典》稿子的審讀之中，不意上海住房緊張，不能入住辭書社附近的酒店，因此就不能利用社內(nèi)的圖書資源。辭書出版社的圖書館是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遺留的老底子，為百科詞典定稿而準備的資料庫，當然是多年積累而應有盡有。如今因住地偏遠、鞭長莫及而不能充分利用，實在是很無奈的?！端逄莆宕贰吩凇洞筠o典》的斷代史中是篇幅最大的一卷，達一百零五萬字，詞目有七千多條，所以在上海工作了一星期之后，楊先生不得不決定提前返津，還是在學校工作效率更高些。

楊先生離滬之前，約我談話，交換對審讀稿子后的看法。雖然他是名聲在外的《大辭典》的總主編，著名的史學教授，但毫無居高臨下的架子，以完全平等的態(tài)度與你商討問題。如今回憶，時隔已逾三十八年，仍有如沐春風之感。所談大體有以下幾點：

一，關(guān)于隋人、唐人，還是隋唐之際人。主要以人物生卒年判斷。有的活動縱貫隋唐兩朝者，則以主要活動為依據(jù)。所以正史（如《隋書》、兩《唐書》、兩《五代史》）的《本紀》不容輕忽，現(xiàn)在的詞條作者對《本紀》重視不夠，利用“人名索引”類工具書也不到家。經(jīng)胡三省考訂的《資治通鑒》以及《唐會要》《唐大詔令集》甚至《唐方鎮(zhèn)年表》中都有可資補證的材料，應予重視。

二，釋文宜多用詞典體的短句，少用長句，避免歐化句式。主語在句子不宜過多切換位置，以免引起概念的混淆。

三，生卒年不可考訂者，注意在釋文中突出事件的年份，以便括注公元年，加深讀者的時代感覺。

四，釋文應重視層次感。以“加役流”條為例，首先下定義“增加勞役年限的流刑”。再敘述它的形成過程，突出“加”的含義，釋文便有了層次感。

楊先生回到天津后，很快就給我來了信，表示此行最大的收獲是我們之間“增進了友誼”，相信這對今后工作會大有促進。從此我和楊先生開始了十多年的通信，我得到的教益是非常多的。

《隋唐五代史》的另一位主編是吳楓先生，以學術(shù)聲望而言，與楊先生都是一時之選。吳楓是遼寧興城人，生于1926年，少楊先生十一歲。1951年畢業(yè)于東北師大歷史系。1955年，評上講師時，才二十九歲，這在當時速度不算慢。此后他卻遭受了“丁酉之災”，被打成右派，二十余年遭遇的坎坷曲折與人情冷暖，既一言難盡又大體可以想象。他個人的學術(shù)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了他的專著《隋唐五代史》。剛過而立之年就有專著在人民社出版無疑是學術(shù)的榮耀，不知是否因此致使他臧否失當，招致羅織而榮膺“青年右派”的桂冠？這下的代價太大了，得失太不相當了。許多批判這本書的文章接踵而至，莫須有的罪名層出不窮。等到回歸理性的時代重又到來，他被評上副教授時，已經(jīng)五十二歲了?？偹阌诌^五年，五十七歲時，他評上了正教授。

吳楓以治隋唐史而得名，復出以后又當了唐史學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他的精力與才智已不再局限于隋唐史領域了。他出任了東北師大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連續(xù)帶了幾屆這一方向的碩士研究生，1982年出版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在當年同類著作中堪稱白眉。

吳楓是豪爽開朗的人，極好相處。他將辭書出版社印發(fā)給《大辭典》各位作者寫稿參考的《編纂手冊》戲稱為“我們的憲法”，強調(diào)必須一體遵守。但他自己在寫稿、審稿之際有時也忘了“憲法”的規(guī)矩，因而反給下屬謔稱“違憲”。吳楓一再聲稱，他組的稿子的作者都是教授，至少是副教授。言下之意是水平都不低，質(zhì)量可靠。楊先生卻不以為然，說：“教授怎么了？不認真寫，連講師都不如?！眳菞鳟敃r刻了一枚長寬各二厘米見方的朱文大篆印“吳楓審定”，助手們將作者所交的稿子裝訂成冊，制作了封面，吳楓每審定一冊（約一百條稿子），就鈐上“吳楓審定”的大印，全部審稿到此就告結(jié)束。楊先生對此說：“他們就是圖形式?！?987年在上海決審時，楊先生發(fā)現(xiàn)有一本稿子，從頭至尾，沒有改動過一個字；又有兩本稿子，是同一天簽上名字與日期看完的，也就是說，一天竟審完了二百條稿子。楊志玖和吳楓兩位主編的行事審稿風格迥異于此可見。毫無疑問，凡被編纂處聘任為《大辭典》的斷代史分卷主編的學者，其專史的學術(shù)水平是業(yè)界公認的，但能否編纂出高質(zhì)量的專史辭典，關(guān)鍵在于主編在審核辭條釋文的全過程中核查資料、提煉行文、厘清概念與通貫照應，涉及一系列默默無聞而紛繁細致的工作。楊志玖先生極有古代賢良方正之風，寬厚包容，顧全大局，負責到了最后，看完了三校樣，負重耐勞，確保了《隋唐五代史》卷的質(zhì)量與及時付印，真是一位不掛虛名而名副其實的主編。

1987年10月，楊先生結(jié)束在滬的工作后返津，在家中繼續(xù)操持終審。一直要到1990年上半年，我結(jié)束了在辭書出版社的編輯生涯，調(diào)往上海古籍出版社，行前將《隋唐五代史》全卷發(fā)排，才算作了一個階段性的了結(jié)。以后還有的讀校樣的工作，在出版社方面，都是我的同事周潔、王國勇幫助完成的，我應該向他們的辛勞致謝。我沒能如楊先生希望的，對《大辭典》的《隋唐五代史》“負責到底”，是心有不安的。

但是，我的調(diào)離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我不想諱言虛飾。事過已三十多年，一定要分辨原委與是非，已無可能與必要。長話短說，當年那位自詡“從嚴治社”而大興“文革”整人遺風的邏輯專家發(fā)難于前，又有另一位巴望“樹碑立傳”樂見釘子被拔除而助成于后者，沆瀣一氣，潑水難收。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挾私行事者深夜捫心，能無愧乎？于我，則尤不能忘記仗義執(zhí)言又多謀善斷的辭書社老領導，前副社長兼副總編的嚴慶龍先生與前副總編王芝芬女史，他們的鼎力相助，使我及時走出了迷惘，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魏同賢先生的果斷接納，使我有了展示自己才智的舞臺。飲水思源，這是我終身不敢忘懷的。

1990年5月，我去古籍社報到。臨行匆匆，未將數(shù)年與各地作者來往的尺牘攜走，包括與楊先生多通討論《隋唐五代史》的審訂意見之函，很是可惜，湮沒了一些與《大辭典》編纂相關(guān)的史料與楊先生的見解。辭書社的辦公樓后來多次遷徙修繕，這些書信早已不復存在于霄壤之間了。幸有近十通楊先生的來函被我攜家保存，楊先生的信函字跡一筆一畫工整有力，從頭至尾，毫不茍且，今選擇1989年、1990年關(guān)鍵之年的三通尺牘，錄文以饗眾，從中可見楊先生一貫的為人處世。第一通尺牘如下：

維崧同志，您好！

十月十八日來信早已收悉。因想趕完兩本寄上后一并復信，故遲至今日。今天上午看完了第13本，茲將12、13兩本寄來。余下第11本《唐前期人物（二）》是張國剛復審我終審。但我看上面沒有我的鉛筆字體，又沒有簽姓名和日期，我不放心，還要再看一遍，爭取本月底或下月上旬看完。另外還有幾篇吐魯番考古的稿子，我還要看，重抄。另外過去在《歷史教學》80年上，有四期歷史辭典稿子，都是我看過的，吳楓同志組稿后，一律未用，其中有許多是知名學者寫的，如胡如雷寫隋文帝，卞孝萱寫朱溫和張全義事，如不用對不起人，也減少本辭典的聲望，是否在未發(fā)稿之前把那幾篇頂下來，也不影響吳公用的那些人，因為他們寫的稿已不少了。如您同意，我可把那些稿重抄一遍一并寄上。我還想再加幾條，是我在改稿和看書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如來不及也就算了。附表既已寄來，藩鎮(zhèn)表如來不及恐怕也不必寫，雖然我對此也有一點興趣。令狐綯不必登了，只要在辭典上應用，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日前已收到思想史辭典了。我想我們改的大部分需要謄抄，而謄抄往往有錯，一定要注意?？?。我改的稿子也往往有筆誤，請注意改正。

來信說的“苦衷”我不清楚。像您這樣勤懇嚴肅認真的人應該受到重視和重用的。匆此

即祝

編安

楊志玖  89.11.15

楊志玖致蔣維崧信（1989年11月15日）

從此信可見，1987年楊先生自滬返津后，仍在鍥而不舍地決審《大辭典》稿子。即使編委張國剛已復審，他作為主編，仍須有決審簽名才能放心。又提到以前組的稿子曾在《歷史教學》上刊出，而且是名家所為，應該再用。提出有質(zhì)量的名人稿子能增加本辭典的聲望，這是具有戰(zhàn)略眼光的看法。楊先生在信尾表示對我所言的“苦衷”不理解，不知所指何事。他當然不知道，我在辭書社的聘期到1989年底結(jié)束，不能再為《隋唐五代史》效力了。

第二通尺牘如下：

維崧同志，去年陳振江同志帶來信件已經(jīng)收到。知您遭遇，甚為惋惜不平，也為歷史辭典及出版社擔憂。當今人才難得，竟受排擠，殊為詫異。事關(guān)出版社內(nèi)政，本不應多所置辭，但心情難壓，又不得不說幾句。好在以您之才德，在任何地方都可發(fā)揮特長，受人歡迎，正不必為此戚戚，不過我失去一個理想的合作者，總覺悵然若失耳！《藩鎮(zhèn)表》費了三周多時間，每天三單元，于昨晚始趕出，困難之大出乎始料，但因此而弄清一些復雜情況，也不算白費時光。原稿貼補處多起，怕丟失或紙張折損，復制一份寄上。以便保存排印，希望您能對隋唐史卷負責到底，也是我們幾年合作友誼的體現(xiàn)。文化史方面，我校中文系已答應編辭目，但我不擅組織工作，又有其他業(yè)務要搞，恐曠日持久，非幾年內(nèi)所能完成耳。隋唐史辭典前后竟費時十年，此工作之艱巨更可想而知。此情況望向出版社透露，有個思想準備，或另擇高明。近況如何，暇請賜告。

即祝

春節(jié)好！

楊志玖1990年1月22日

楊志玖致蔣維崧信（1990年1月22日）

盡管發(fā)起“不聘”攻勢者是強大的當權(quán)陣營，楊先生也明知不可能扭轉(zhuǎn)乾坤，但根據(jù)自己幾年來的接觸，仍作出了獨立判斷。他的來信，如對床夜雨，舌無留言，令我聞而動容。

第三通尺牘如下：

維崧同志：

前天寄上唐代藩鎮(zhèn)表及信，可能先后收到。忘記了一件事情，即在編表過程中翻閱吳廷燮的一些引證，發(fā)現(xiàn)了可以確定人物生卒年的兩條材料，可以補充歷史辭典中的空白或錯誤，另紙附上。如去年發(fā)稿，可在校稿時增改。我想如能把全唐文中有關(guān)墓碑充分利用，對確定唐五代人物生卒年的工作會大有裨益。傅璇琮的唐五代人物傳記索引不此之圖而把全唐文的小傳作為資料，實在太不高明；馬緒傳的全唐文篇目人名索引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前年招的博士生李燕捷擬作的畢業(yè)論文《唐代人物平均壽命考》要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他現(xiàn)在在看全唐文過程中順手作人物資料索引卡片，將來還要作唐人生卒年表。將來若完成還希望您能介紹出版，這是一項很有學術(shù)價值的工具書。我在前信中對您的近況談了一點感想或感慨。我希望您不要灰心沮喪而要鼓起勁來，迎難而上，奮發(fā)有為，以您的素質(zhì)和毅力，定會有極為光明的前程。人生總要經(jīng)歷些坎坷的路程的，要能放得開，以樂觀達通的態(tài)度、百折不撓的勇氣迎接命運的挑戰(zhàn)。知識分子的寄托和樂趣在求知，書中自有極樂的世界，能除一切煩惱也。即祝

春節(jié)好

楊志玖1990.1.24

楊志玖致蔣維崧信（1990年1月24日）

發(fā)出1月22日上信以后不兩天又有此信，可見關(guān)切之至。除了談吳廷燮《唐方鎮(zhèn)年表》的利用與收獲，并感慨傅璇琮唐人傳記資料索引不收神道碑之可惜。信末又談及我的去向，斷言“定會有極為光明的前程”，希望不要灰心。又生發(fā)出對知識分子志趣，即“求知”的議論來。真是值得我終身銘記的教誨！

楊先生多次談起自己研究元史的起因，“因為生在回族家庭”。起步是從193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開始的，步入堂奧得有個過程。有意思的是，他在1942年二十七歲時，完成了《元代回漢通婚舉例》的論文。又過了四年，他和一位端莊賢慧能干的漢族姑娘張錦云喜結(jié)連理，并逐漸有了多個子女。他不僅回溯了元代回漢通婚的史實，還以個人的行為實踐證明了異民族以婚姻的形式體現(xiàn)的融合是合理與必然的潮流。這一個案不禁使我們回想起楊先生1942年的回漢通婚舉例的論文，文章的初衷難道是自我作古的鼓吹，還是未雨綢繆的暗示？不禁莞爾。

聽說楊先生去世時，按照回族的習俗，沐浴后以白布通體包裹然后安葬。我想這一定是他的遺愿，得到了師母和子女的理解與尊重，完成得非常好，圓滿地體現(xiàn)了民族融合的漸進式全過程的最后一步。

傳道、授業(yè)、解惑方面，楊先生也做得十分成功。他弟子眾多，特別出色的是兩個博士研究生，即隋唐五代史的張國剛與蒙元史的李治安。畢業(yè)時通過嚴格的答辯程序，張國剛出版了《唐代藩鎮(zhèn)研究》，李治安出版了《元代分封制度研究》，二書均由楊先生寫序。學界對他們兩人的學術(shù)成果均予以充分的肯定，被譽為南開歷史系楊先生門下的雙子星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兩人當然銘記導師楊先生對他們無私的栽培。兩人都分別被學術(shù)界推舉為唐史學會會長與元史學會會長。這既是對他們二人成果的肯定，也是培育他們的導師楊先生的榮光！

1987年，楊先生住滬定稿時，我們談起，南方某大學一著名教授招收兒子讀自己博士生的消息。當時輿論蜂起，質(zhì)疑不少。也有人建議楊先生效法，招已經(jīng)碩士畢業(yè)的女兒西云讀自己的隋唐史博士。楊先生恬淡地拒絕說：“我的女兒我自己知道。她應該靠自家的努力?！边@種嚴于律己的謙德，以及培養(yǎng)學生的秉公與無私，比諸歷史上晉國的祁奚“外舉不棄仇，內(nèi)舉不失親”又應該如何衡量高下呢？

楊先生一輩子浸潤于唐史、元史，兼及中西交通史，但卻沒有到過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鎮(zhèn)——昔日的刺桐城，即今日的泉州港。五代時，大批由海道東來的商人、旅行家由此登陸，開展商貿(mào)等活動，留下了異國情調(diào)的蹤跡。1992年，唐史學會在廈門開年會，有就近去泉州考察的安排，楊先生亟愿參會，以了夙愿。但天津到廈門沒有直達航班，須去北京轉(zhuǎn)機，而同去廈門開會的學生李燕捷不能坐飛機，不能全程陪送楊先生赴會。師母張夫人與女兒西云均不讓楊先生孤身一人去廈門，楊先生因而沒去成泉州。事后他給我寫信說：“別提有多后悔了！”其實那次會議，比楊先生還年長四歲已經(jīng)八十一歲的何茲全先生都去了。不過，何先生是由何師母陪去的。我以此批評西云，應該陪楊先生去，讓他遂愿！西云也自悔，給老父留下了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從泉州之行我又想起旅途中聽前輩們對楊先生的有關(guān)議論，譬如兩個“湖南佬”高敏和張澤咸的話。高敏（1926-2014）是湖南桃江人，小他三歲的張澤咸是湖南寧鄉(xiāng)人，兩人是大同鄉(xiāng)，年齡相仿，鄉(xiāng)里不遠，專業(yè)接近，志趣相投，共同語言必然較多。1989年，張國剛利用洪堡基金的資助，以交換學者的名義去了西德。那個時候，交換學者的舉措并不多見，前途也并不明朗。高敏得知后非常反感，批評張國剛有負楊先生的培養(yǎng)，措詞甚為尖銳。反而是作為導師的楊先生很恬淡坦然。他給我的信中寫道：年輕人想出國去看看，心情也可以理解。當然，對國剛的去國，他除了惋惜，更多的卻是無奈。幾年后，國剛雖然在國外受到重用，生活也很優(yōu)渥，但還是覺得國學的中心畢竟在國內(nèi)而回了國。到這時人們應該折服于楊先生的目光如炬了吧？正如楊先生所說“知識分子的樂趣和寄托在求知”，施展抱負的舞臺之得與失的吸引力，有時會超越物質(zhì)利益的追求，張國剛不是一例么？

楊先生永遠是平和而處變不驚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沒有那種居高臨下、好為人師的盛氣，他始終是真誠地虛懷若谷，所以張澤咸說起西北某高校的一位教授，寫成文章投寄雜志，居然對編輯說“一個字也不能改”，真是“狂妄到了極點”。而張澤咸對楊先生贊美曰：“楊志玖是謙虛到了極點！”兩相對比，褒貶又何其鮮明也！

元史界有兩個楊先生，一位即本文的“傳主”楊志玖先生，表字佩之；另一位是楊訥先生。他們都曾勸我戒煙。1987年佩之先生住上海辭書出版社定稿時，我每天晚上去他房間聊天并探討稿子的問題，收獲頗豐。但那時我有吸煙之癖，尤其與人談話時，更喜以淡巴菰提神醒腦。那個年月，對香煙的危害宣傳不力，尤其是一室之內(nèi)，旁聽者被動吸煙受害更大的解說更是不為人知。我與楊先生聊天時就這樣吸煙?；氐教旖蚝螅o我的信結(jié)尾時婉轉(zhuǎn)地說：“我看您吸煙好像太多了，是否應該戒掉，有益于健康？”那時我仗著年輕，不以為意，也就沒有戒煙。而另一位楊先生（訥）口氣則完全不同，他是干脆麻利，敢于當面說“不，不”的人。他批評我的抽煙嗜好時說：“我見到的年輕人抽煙多的，沒有一個是身體好的！”信到此即戛然而止，等于宣告孰是孰非，何去何從，請君自己選擇！如今兩位楊先生均已成了故人，而我也終于在去年（2021年）自己七十四歲之年，無奈之下戒了煙，希望有生之年不再重蹈覆轍，也算告慰兩位關(guān)心我的楊先生的在天之靈吧！

楊志玖先生在工作中

1990年5月20日楊先生又有一信給我，說他正在研究元代的吉卜賽人問題，須查伊斯蘭全書。南開大學圖書館的那部分不全，南京大學圖書館也無此書，而1987年上海定稿時，在辭書出版社外文資料室找到過這部書，并復印了一部分，現(xiàn)在還須增補。他說：“我研究的這個問題很新，已集一部分資料，現(xiàn)在就不知道目前中國還有沒有吉卜賽人，外國人百科全書上說中國有，不知他們根據(jù)什么資料。但他們并不知道早在元代就有吉卜賽人到中國了，所以我對這個問題興趣頗大?！痹缭?941年，楊先生曾沙里淘金，從劫余殘存而卷帙浩繁的《永樂大典》中輯出元代《經(jīng)世大典·站赤》的公文史料中，考證出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真實記載，一舉震動了中外學術(shù)界！現(xiàn)在是半個世紀后的九十年代，楊先生已七十五周歲，還在孜孜不倦地擴大戰(zhàn)果，追索新知，真有“春蠶到死絲方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勁頭呵！真可謂一生都奉獻給了學術(shù)之林。

1990年的下半年，我已奉調(diào)至上海古籍出版社，10月被派遣至天津藝術(shù)博物館編拍館藏敦煌文獻。該館藏品大多為周叔弢先生捐獻，量多質(zhì)高，聞名遐邇。我自然先去拜訪楊先生，他告訴我，曾有人持私藏的敦煌卷子請他鑒別真贗，聽說后來為天津歷史博物館收藏。天津是北京的門戶，北洋軍閥時代，多少政客、文人、商賈等等浪跡于此，許多珍貴的文物也從這里流散于國內(nèi)甚至國外。我于是去天津歷史博物館尋訪，果不其然，亦有幾十號敦煌藏品。后經(jīng)雙方館長、社長會談達成協(xié)議，我于1993年率攝影師完成了現(xiàn)場編拍任務?？上б驗榉至烤帪橐粌陨邢硬蛔?，沒有及時出版，致使這些攝片至今未能化身千百而見諸天日也。

還有一件遺憾事是，張國剛?cè)ノ鞯潞?，我央楊先生去信，請國剛幫忙了解德國收藏的吐魯番文獻情況。國剛十分豪爽熱情，回信說“敢不從命”。他利用假期，自費去了東德，走訪了藏家。這時正值歐洲局勢動蕩，原蘇聯(lián)陣營有分崩離析之勢，東德人普遍感到惘然不安。他們的部門負責人蒂洛（Ｄr.Thomas Tilo）很愿意通過與中國的合作出版，保住他們機構(gòu)的繼續(xù)存在，進而“保住他們的飯碗”。后來蒂洛說動了他們的館長，于1991年7月給古籍社的魏同賢社長發(fā)來了正式邀請信，邀請去德國進一步磋商。這是很不容易走到的一步?？上r機來得早了些。上海市出版局認為《俄藏敦煌文獻》合作出版還剛啟動，不宜四面出擊，于是就擱了下來，辜負了國剛的擘劃和奔波與花費的錢財。那些保存得很好的德藏吐魯番文獻至今還在館方的書柜里睡大覺，不知何年何月哪一代中國人有緣喚醒它們呢？

我珍藏的楊先生的手澤不多，這次整理遺札感懷頗多，尤其是讀到1991年12月15日他的來信，可見當年蘇東劇變對世人的震動。楊先生說：“蘇聯(lián)的解體令人震驚惋惜，也從中吸收了教訓，對我國的長治久安可能有所借鑒?！睏钕壬睦潇o與睿智可見一斑。這次整理遺札重睹了楊先生與女兒西云共署的明信片，由西云開出地址與姓名，并寫了祝語，楊先生確認后，簽名與日期“楊志玖 2001.1.10”再發(fā)出。盡管身體已虛弱，楊先生還不忘向舊雨新知轉(zhuǎn)達新年的祝福。他給我的賀卡中又加了一句：“代問曉敏同志好！”曉敏即張曉敏，當年是本社歷史編輯室主任，后來成為世紀出版集團的副總裁，與楊先生多有聯(lián)系。我聽西云說，2001年是楊先生最后一次簽發(fā)賀卡，越明年，就因病重而無法握筆了，所以這張父女合璧的賀卡就是最后的紀念手跡了。這兩天，我為著寫追思楊先生之文，反復讀他給我的信，以及西云寄來的《楊志玖文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似乎時光倒流，又回到三十多年前，一室之中，隔幾而坐，聽他娓娓道來，直抒胸臆……楊先生，珍視您的著作，步武您的道德，享受您的思想光華，永遠懷念您——我的佩之先生！

楊志玖致蔣維崧明信片（2001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