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政治，經濟自由化，與2011起義的根源

【編者按】

11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一場群眾運動的風暴席卷了西亞北非地區(qū)的諸多國家，并促發(fā)了隨后的一系列政權更迭與政治沖突。西方媒體稱這一事件為“阿拉伯之春”，將其視為一場區(qū)域性的自由化轉軌；而一些在地的進步活動家們則將其稱為“阿拉伯起義”（Arab Uprising），以此強調這一事件自下而上的“人民性”?；蛘撸覀兛梢越邮芤压实陌＜白笠斫洕鷮W家薩米爾·阿明的評價——這場運動“高于起義，低于革命”。

當然，對這一事件的討論與爭端早已淡出當今主流公共輿論的視野，然而當時輿論所爭論的內容卻依然盤旋在今日的公共討論中：每當一個“遙遠”的第三世界國家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一些“阿拉伯之春”時展現出的思維模式就依然一次次沉渣泛起——時至今日，許多人依然獨斷地認為，如果此類運動不能被理解為國內政治精英與部落教派之間內斗的工具，就一定是域外大國操弄意識形態(tài)偏見或維護地緣政治霸權的“白手套”。即使那些相信群眾可以自我組織，自我動員的聲音，也往往一廂情愿地將其解讀為當地民眾對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追求。我們認為，只有將觀察運動的視角從外部勢力與新舊政治精英那里移開，重新還給群眾，只有強調阿拉伯起義的“草根”屬性，我們才能理解這一運動本身的復雜性及其對隨后十余年政治經濟發(fā)展的意義。

TNI(Transnational Institute)在2020年推出了“阿拉伯起義·十年抗爭”專題，傳遞了運動前后阿拉伯各國政經格局與群眾運動的信息。專題收錄文章的作者包括長期研究中東政治經濟問題的專家學者，在發(fā)達國家高校任教或學習的阿拉伯學者或學生，以及阿拉伯國家國內的活動家、學者與研究者，從多方面分析了群眾運動的背景，意義與挑戰(zhàn)。“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經TNI授權，將挑選翻譯這一專題的文章，介紹給中文讀者。?

專題的介紹大概囊括以下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轉型如何同時加強了中東各國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并為起義的爆發(fā)提供了結構性背景；工人階級與其他勞動人民如何在泥沙俱下，多方角力的運動過程中發(fā)揮關鍵作用，最終卻在政權更迭之后被達成妥協的政治精英聯合彈壓；當地女性如何參與抗爭，并以此重塑我們對女性解放問題的政治想象；域外大國如何介入，壓制群眾運動，并試圖劫持政治沖突以達成其地緣政治目標；傳統的教派與部落勢力如何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進程合謀，以及群眾如何在這一背景下進行抗爭……

當然，橫跨數國的運動無法被短短幾篇文章徹底展現。然而，通過從多種視角切入西亞北非各阿拉伯國家的現實情況，輔以數篇對單個國家政治進程的長線梳理，我們相信讀者能對十一年前的運動及運動前后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現實的復雜性有所了解。

【正文】

威權政治，經濟自由化，與2011年起義的根源

在整整十年之后，我們應該如何理解2011年中東和北非起義的根本原因？當時，許多評論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都簡單應用了“政治和經濟自由”這一口號。從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世界大部分地區(qū)似乎都在擺脫威權國家的政治結構，而中東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陷于威權主義和君主制的統治之中——正如一項關于阿拉伯世界政治的重要研究的導言所說，“這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區(qū)”。根據這些框架，問題在于威權主義對資本主義市場的扼殺作用，這阻礙了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的出現，并阻礙了該地區(qū)的經濟潛力。因此，2011年在中東街頭表達的民眾憤怒可以理解為對“自由”政治制度和“自由”經濟制度的渴望。

奧巴馬

在這種情況下，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1年5月關于中東的一次重要政策演講中指出，該地區(qū)需要“一種模式，其中保護主義讓位于開放，商業(yè)的韁繩從少數人手中轉到多數人手中，這種經濟將會為年輕人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因此，美國對民主的支持將建立在確保金融穩(wěn)定、促進改革、使不同的競爭性市場相互融合病將其融入全球經濟的基礎上”。同樣，時任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認為，突尼斯發(fā)生的叛亂是因為該國存在太多的‘繁文縟節(jié)’，阻礙了人們自由參與資本主義市場。自2011年以來，西方政策制定者不斷重復這一基本論點——威權國家扼殺經濟自由，而“自由市場”對于任何擺脫專制主義的持續(xù)轉型都是必不可少的。作為這種敘述的一部分，西方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IFI）被重塑為良性和善意的行為體——準備支持向民主的“過渡”，并愿意提供必要的技術專家來構建開放的經濟市場。

在下文中，我們將論證這種對中東政治經濟的標準框架為何是錯誤的。當然，該地區(qū)的政治結構過去是（現在也是）高度專制的，但這種政治制度是過去幾十年中資本主義在該地區(qū)的發(fā)展情況的直接反映。這一發(fā)展軌跡的核心是20世紀80年代在主要國際金融機構支持的結構調整一攬子計劃（SAPs）下開始的影響深遠的經濟轉變。囿于這些協議，阿拉伯國家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前10年開始按照市場驅動的原則調整經濟運作的方向。該地區(qū)采取的政策與全球其他地方的政策沒有什么不同——優(yōu)先考慮私營部門的增長、財政緊縮、向外國資本開放、實施私有化和放松市場管制（包括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這些經濟政策與政治威權主義之間并不存在本質上的矛盾——事實上，市場的開放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整個地區(qū)的穩(wěn)步推進正是依賴于威權統治者（現在也是如此）的支持。最重要的是，這個過程得到了西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他們歡迎了20世紀80年代為該地區(qū)的專制統治者的掌權，并在2011年之前的幾十年里繼續(xù)為這些國家制定的經濟政策方向喝彩。

戰(zhàn)后政治與現代中東

對當代中東的任何分析都需要從該地區(qū)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開始。長期以來，該地區(qū)一直是貿易的戰(zhàn)略十字路口，在20世紀初發(fā)現大量的碳氫化合物（油氣資源）儲備后，該地區(qū)變得特別重要。石油和天然氣在二戰(zhàn)后成為支撐現代工業(yè)生產和運輸的基本商品，在這種情況下，對該地區(qū)的控制和影響決定了戰(zhàn)后全球競爭的權力均衡。此時，作為主導性大國出現的美國特別強調與整個地區(qū)的國家建立特權關系。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該地區(qū)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不斷加深，同時，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在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敘利亞和伊拉克開始掌握權力。這些新政府推翻了與前殖民國家結盟的政權，并試圖推行基于國家主義發(fā)展形式的經濟模式——強調國內對工業(yè)的控制、對教育和大學畢業(yè)生就業(yè)的支持、對食品等基本消費品的補貼，以及國家對土地和其他資源的控制。然而，盡管這些新政府經常提到“阿拉伯社會主義”，他們的經濟戰(zhàn)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資本主義的。這些政策使該地區(qū)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但它們的特點是以壓制性的統治形式來限制任何獨立的政治行動。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最初通過加強與三個關鍵地區(qū)盟友的關系來應對這些民族主義斗爭。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以色列。在海灣地區(qū)，沙特君主長期以來一直依賴美國的政治和軍事支持，并且非常愿意通過石油收入的腐蝕作用來削弱阿拉伯民族主義。沙特對該地區(qū)親西方運動的資助使這些力量能夠否認與西方政府的任何直接聯系。沙特政府還被鼓勵將伊斯蘭教作為民族主義和左翼思想的區(qū)域性制衡力量，組織“伊斯蘭峰會”，宣揚沙特的影響力，挑戰(zhàn)埃及作為阿拉伯領導國家的作用。沙特和埃及政府之間展開了一場尖銳的宣傳戰(zhàn)。與埃及的這種代理沖突在為期八年的北也門內戰(zhàn)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沙特阿拉伯是1962年被推翻的?；逝捎H英勢力的主要支持者，而埃及則支持反（后被推翻的）君主制的共和運動。

1990年，駐扎在沙特阿拉伯的美軍士兵。

就伊朗而言，美國（和英國的軍情六處）在1953年策劃了一場針對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的政變，使一個忠于伊朗君主制、由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領導的親西方政府上臺。美國明確將伊朗視為其控制海灣地區(qū)的主要支點，蘭德公司（一個與華盛頓決策者關系密切的著名智囊團）在1969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伊朗可以在“不需要干預該地區(qū)的前提下幫助實現我們認為理想的許多目標”。1973年，伊朗軍隊被派往阿曼協助英國軍隊鎮(zhèn)壓佐法爾地區(qū)的叛亂——這是一場強有力的斗爭，是阿拉伯半島左翼運動的核心，因此這一行動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伊朗的）這種作用。伊朗軍隊在美國直升機和其他武器裝備的支持下，成功地粉碎了叛亂。從1973年起，美國對伊朗的軍事支持急劇上升，1973年至1975年期間每年達60多億美元。這種密切的關系一直持續(xù)到1979年，那一年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列維君主制，使伊朗脫離了美國在該地區(qū)的影響范圍。

美國權力在更廣泛地區(qū)內的另一個主要支點是以色列。作為一個定居者殖民國家（settler-colonial state），以色列是在1948年通過將大約四分之三的原巴勒斯坦人口從他們的家園和土地上驅逐出來而建立的。以色列得以在敵對環(huán)境中的持續(xù)生存與外部支持密不可分，它對美國來說可以作為一個比任何阿拉伯國家更可靠的盟友。在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的主要外部支持來自英國和法國。但在1967年的戰(zhàn)爭中，以色列軍隊摧毀了埃及和敘利亞的空軍，占領了西岸、加沙地帶、（埃及）西奈半島和（敘利亞）戈蘭高地。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的勝利促使美國鞏固其作為該國主要贊助者的地位，每年向其提供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軍事硬件和財政支持。

1967年6月5日，拉法，以色列裝甲部隊準備在拉法郊區(qū)采取行動。拉法屬于加沙地帶的一部分，當時處于埃及管轄之下。

以色列在1967年的勝利標志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演變中的一個決定性轉折點。雖然親西方的政權繼續(xù)受到各種激進運動的挑戰(zhàn)，新的民族主義政府在南也門（1967年）、伊拉克（1968年）和利比亞（1969年）上臺，但以色列的勝利對阿拉伯團結和抵抗的概念造成了破壞性的打擊，這些概念在納賽爾的埃及得到了最鮮明的體現。1970年納賽爾去世，安瓦爾·薩達特上臺，他隨后采取行動扭轉了納賽爾的許多更激進的政策，這象征性地加強了軍事失敗。1973年，美國對其與以色列關系的重視進一步凸顯，當時以色列與埃及和敘利亞領導的阿拉伯國家聯盟之間爆發(fā)了另一場戰(zhàn)爭。盡管埃及和敘利亞在戰(zhàn)爭開始時取得了初步進展，但美國空運的最新軍事裝備導致了以色列的最終勝利。

威權新自由主義的出現

鑒于這種區(qū)域政治背景，197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衰退對阿拉伯各國政府的國家主義發(fā)展戰(zhàn)略造成了嚴重的壓力。全球經濟衰退打擊了許多阿拉伯國家的非石油出口，同時糧食和能源進口成本增加。此外，與該地區(qū)的持續(xù)沖突（特別是1967年和1973年與以色列的戰(zhàn)爭）相關的大量軍事支出給政府預算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在1979年開始的美國利率急劇上升——所謂的沃爾克沖擊——之后，一場嚴重的債務危機席卷了主要的阿拉伯國家，包括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約旦。

由于這場債務危機，許多阿拉伯國家政府向國際金融機構尋求財政支持，作為回報，它們簽署了結構調整方案，承諾重新調整經濟優(yōu)先事項。1983年，摩洛哥是第一個簽署結構調整方案的國家，類似的改革方案很快在突尼斯（1986年）、約旦（1989年）、埃及（1991年）、阿爾及利亞（1994年）和也門（1995年）被采納。這些結構調整方案試圖加強私營部門，實現與世界市場更緊密的融合。正如世界銀行后來所說，私營部門將成為“強勁和持續(xù)增長的引擎”——這是“新的全球經濟”的一個必要條件，在這種經濟中，“回報......歸于[對資本投資而言]最有利的環(huán)境”。

從20世紀80年代起，阿拉伯國家的經濟政策就像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遵循這樣的規(guī)定。陷入債務循環(huán)并受制于多邊貸款計劃的條件，阿拉伯國家政府接受了以市場為基礎的發(fā)展的標準政策重點：私有化和優(yōu)先考慮私營部門的增長，放松對勞動力和金融市場的管制，降低公司稅率，放松貿易和外國投資的障礙，以及削減包括對糧食和能源的補貼在內的公共開支。這些新政策普遍不受歡迎，其引入與落地導致了罷工、示威和公民與安全部隊之間的暴力沖突——一項調查記錄了1977年至1992年間在該地區(qū)9個國家（阿爾及利亞、黎巴嫩、約旦、埃及、摩洛哥、伊朗、蘇丹、突尼斯和土耳其）爆發(fā)的25次反對結構調整的重大抗議活動。

面對這種對經濟變革的普遍反對，阿拉伯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威權特征。事實上，2011年被推翻的幾個政權都是在這一時期上臺的，它們引領了各國向新自由主義發(fā)展模式的轉變。例如，1987年突尼斯的本-阿里政變后，該國決定性地轉向國際金融機構主導的結構調整。同樣，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其前任安瓦爾·薩達特被暗殺后于1981年成為總統，他鞏固了鎮(zhèn)壓性的統治體系，包括中止憲法、實施《緊急狀態(tài)法》、進行新聞管制、未經指控的拘留以及引入軍事法庭來審判政治對手。1991年，穆巴拉克同意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方案，然后將他的安全部隊轉向反對由此產生的勞工罷工和整個90年代的大規(guī)模示威活動。同樣，約旦、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政府在這一時期也變得更加威權主義。不過，西方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還是支持這些政府，認為他們的鎮(zhèn)壓行為是削弱社會對新自由主義措施的普遍不滿的必要手段。

這些經濟措施扭轉了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所接受的許多以往的政策。這方面的一個跡象是在此期間國有企業(yè)的大規(guī)模私有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字，1988年至1999年期間，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約旦、黎巴嫩和也門從私有化中獲得的總收入達到80億美元多一點，其中一半以上來自埃及一國（41.72億美元）。在隨后的十年里，私有化的規(guī)模大幅擴大，在2000年至2008年期間，私有化的收入總額超過270億美元。在后一個時期，該地區(qū)有更多的國家參與了資產出售，并從工業(yè)和制造業(yè)的私有化轉向電信和金融部門的私有化。盡管參與私有化的國家越來越多，但埃及仍然是私有化交易數量最多和出售資產價值最大的國家（1988年至2008年為157億美元）。

該地區(qū)結構調整的另一個核心優(yōu)先事項是通過降低（或廢除）最低工資和離職金，以及放寬有關雇用和解雇的法律來放松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敦促阿拉伯國家政府實施“更靈活的雇用和解雇程序”，作為減少“政府作為雇傭關系的主導”的一種手段——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全面降低勞動力成本。特別是，那些被指定為私有化的公司將不必與公共部門更好的勞動條件競爭，從而對潛在投資者更具吸引力。在整個2000年代，埃及、約旦、摩洛哥和突尼斯都通過了放松對勞動力市場管制的重要法律。

在此期間，國際金融機構在該地區(qū)的另一個重要政策重點是農業(yè)部門的自由化。在這里，政策的目的是發(fā)展新的農業(yè)綜合企業(yè)模式，將生產與全球市場更緊密地聯系起來。除了將土地商品化和拆解集體所有權的法律外，其他措施還取消了農業(yè)投入（如化肥、農藥和水）的價格上限，并試圖將農民納入農業(yè)企業(yè)的商品鏈。埃及的情況已被記錄得特別清楚。1992年，穆巴拉克政府通過了第96號法律，允許地主在不通知或不與租戶協商的情況下出售土地，并取消了長期以來對農村租金的上限。由于這項法律，一些地區(qū)的租金增加了300%到400%，埃及農村地區(qū)超過三分之一的租戶家庭（約100萬戶）失去了地權。作為在農業(yè)領域建立私有產權的總體政策的一部分，第96號法律得到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熱烈支持。美國國際開發(fā)署贊助的一項研究對埃及政府通過這項法律表示贊賞，認為它消除了“40多年來地主和佃戶之間的不平衡關系”。

這些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邏輯通過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簽署的國際貿易和金融協定得到了進一步加強。這里特別重要的是作為歐洲地中?；锇殛P系（后來成為歐洲睦鄰政策）的一部分與歐盟簽署的協議。1995年至1997年間，約旦、摩洛哥和突尼斯與歐盟簽署了結盟協議，而埃及在2004年緊隨其后。這些協議承諾向這些國家提供財政援助和更多進入歐盟市場的機會（歐盟是中東北非地區(qū)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以換取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深化。除了與美國簽訂類似的雙邊條約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外，這些國際協議構成了減少貿易壁壘和向外資開放新部門——如金融、電信、運輸和能源——的重要推動力。

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期間，美國海軍威斯康辛號戰(zhàn)艦（BB-64）向伊拉克海岸發(fā)射了一枚火炮。

這些經濟協議也與西方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加強對該地區(qū)的軍事和政治干預有直接聯系。最重要的是，這包括在1990年代對伊拉克實施長達十年的制裁，最終導致2003年美國/英國領導的入侵，推翻了伊拉克統治者薩達姆·侯賽因，并導致了一系列毀滅性的社會和經濟危機，該國至今仍未擺脫危機。同時，美國和歐盟試圖使以色列在該地區(qū)的地位正?；?0世紀90年代支持命名有誤的（misnamed）奧斯陸和平進程，并推動一系列旨在加深以色列與約旦、埃及和海灣國家關系的地區(qū)倡議。就伊拉克戰(zhàn)爭和以色列-阿拉伯談判而言，美國的戰(zhàn)略目標帶有明確的經濟層面的（經常被忽視的）意義，旨在加深該地區(qū)與全球貿易和資金流動的融合——戰(zhàn)爭、政治和該地區(qū)的經濟轉型需要被視為密切相關。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中東國家都以同樣的程度融入了全球經濟和西方的軌道。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國家基本上站在美國主導的體系之外，而是尋求與其他大國建立關系——特別是蘇聯（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以及后來的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國家的領導力建立了權力高度集中的威權政權——利比亞的卡扎菲和敘利亞的阿薩德家族——在這些政權中，國家權力建立在高度世襲的結構上，在敘利亞的情況下，政權故意扶持起教派統治的模式。由于國家控制力的強化支撐著這些政權，同時它們與西方市場的相對隔絕，利比亞和敘利亞沒有像其他阿拉伯國家那樣在整個1980年代采用國際金融機構主導的結構調整計劃。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其傳統的國際支持者衰落之后，敘利亞和利比亞都開始尋求與西方的和解。這一舉動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它還包括向世界市場開放，并采取初步的經濟自由化措施。就利比亞而言，卡扎菲強烈支持美國在2001年對阿富汗的入侵，后來還參與了中央情報局的引渡航班和酷刑計劃。2003年，在1992年聯合國解除對利比亞的制裁后，該政權的關鍵人物開始游說經濟自由化，卡扎菲的兒子賽義夫·伊斯蘭（Saif el-Islam）在2008年利比亞青年論壇的一次演講中堅稱“一切都應該私有化”。然而，由于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在卡扎菲家族手中，政權在私有化與自由化方向上只采取了試探性的措施。盡管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1年2月15日指出——就在導致政權被推翻的起義開始的前兩天——“一項雄心勃勃的銀行私有化和發(fā)展新生的金融部門的計劃正在進行中。銀行已經部分私有化，取消了利率控制，并鼓勵競爭......在IMF的協助下，利比亞中央銀行的重組和現代化工作正在進行”。

巴沙爾·阿薩德

就敘利亞而言，在其父哈菲茲·阿薩德去世后，巴沙爾·阿薩德于2000年上臺，開始了經濟改革的重要步驟。年輕的阿薩德開始推動敘利亞經濟的私有化，并開放了外國投資限制，導致關鍵工業(yè)部門，如冶金、化工和紡織業(yè)被私人資本控制。據一位敘利亞經濟分析家稱，到2007年，私營部門的規(guī)模已從2000年的52.3%上升到略高于GDP的60%。與中東其他國家一樣，私有化使一小部分與阿薩德政權關系密切的商業(yè)集團受益，他們通過國家合同和與外國投資者的聯合項目發(fā)財。隨著這些改革在2005-2010年期間的加速，敘利亞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嚴重惡化。

敘利亞和利比亞的案例證實，到2000年代第一個十年末，市場主導的發(fā)展的核心假設已經被整個地區(qū)的國家和統治階級精英廣泛接受。盡管敘利亞和利比亞有時會對美國的中東政策表示反對——然而，這種反對通常是言辭上的，而不是實質性的——它們的統治者實行了與該地區(qū)其他國家類似的經濟模式，并尋求進入世界市場。這些政策的特點是威權統治和經濟權力的相互交織，對這些政策的擁護表達了加強位于政治體系核心的人的權勢的企圖。

社會不平等和財富的兩極分化

在整個經濟轉型時期，在財富的所有權和控制權、資源的獲取、市場的準入以及政治權力的行使等方面出現了巨大而持久的差距。除了持續(xù)的高失業(yè)率、不斷增加的貧困人口和大量的農村人口被剝奪之外，該地區(qū)的一小部分人從新的經濟政策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私有化和新的市場機會為參與貿易、金融和房地產投機等領域的關系密切的商業(yè)集團提供了有利可圖的機會。國家精英和軍隊也開始掌握重要的經濟權力，與私人資本集團建立了一個高度不透明的關系網。這些不平等的模式通過獨裁統治和國家鎮(zhèn)壓得以維持。事實上，該地區(qū)高度專制的政治結構與1980年代以來實施的市場主導型發(fā)展模式的政策（和結果）是不可能分開的。

這些模式的一個重要表征可以在工作和就業(yè)統計中看到。在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之前，埃及、約旦、黎巴嫩、摩洛哥、敘利亞和突尼斯的平均官方失業(yè)率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qū)。年輕人和婦女受失業(yè)的影響最大——該地區(qū)大約有五分之一的阿拉伯婦女和四分之一的青年失業(yè)。這些數字掩蓋了巨大的地區(qū)差異：在馬什里克次區(qū)域（Mashreq sub-region，即埃及、約旦、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以及西岸和加沙地帶），2011年所有年輕女性中有超過45%的人失業(yè)，是年輕男性失業(yè)率的兩倍以上。中東地區(qū)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也位居世界末尾，該地區(qū)不到一半的人口被認為是勞動人口的一部分。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和26%的婦女在工作，或積極尋求就業(yè)。在老年男性壟斷政治權力的國家，年輕人和婦女的這種嚴重邊緣化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影響。

在埃及Benha，婦女采摘棉花。

該地區(qū)勞動力市場的另一個特點是非正式和不穩(wěn)定的工作普遍存在。2009年，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報告說，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非正規(guī)工作的增長是世界上最快的之一（達到所有非農業(yè)就業(yè)的40%至50%）。在埃及，從2000年到2005年，四分之三的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加入了非正規(guī)部門，而在1970年代初，這個數據只有五分之一。這些趨勢不僅影響了就業(yè)的特點，還對城市空間的使用方式以及中東地區(qū)出現的各種社會和政治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政府對開羅、卡薩布蘭卡、阿爾及爾和貝魯特等城市中密集的非正式定居點的居民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和懷疑態(tài)度。

這些高度不平等的就業(yè)和勞動力市場結果導致了該地區(qū)整體貧困水平的惡化。在起義前的十年里，約旦、摩洛哥、敘利亞、突尼斯、毛里塔尼亞、黎巴嫩、埃及和也門沒有辦法獲得基本營養(yǎng)和基本非食品項目（“貧困線上限”）的人口比例平均接近40％。健康和教育成果也反映了獲得國家服務和社會支持的不平等。2000年至2006年期間，埃及和摩洛哥約有五分之一的兒童因營養(yǎng)不良而出現發(fā)育不良。在整個馬什里克國家，營養(yǎng)不良率從1991年的6.4%上升到2011年的10.3%。2010年，在起義前夕，該地區(qū)30%的成年人是文盲（15歲及以上女性的文盲率上升至40%），令人震驚。教育機會也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現象。例如，在埃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五分之一的最貧困[兒童]根本無法進入小學，而幾乎所有富人的孩子都能進入高中”。

中非班吉，老師在家給授課，孩子們沒有筆記本和書本。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在社會狀況普遍惡化的同時，該地區(qū)的許多主要經濟體正經歷著非常高的增長率，并被贊譽為經濟改革的成功案例，值得全球南方其他國家效仿。例如，埃及在世界銀行2008年的《營商環(huán)境報告》中被列為“世界頂級改革者”（world's top reformer），并在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前一直位列全球改革者前十名。同樣地，世界銀行2010年關于突尼斯的發(fā)展政策審查贊揚了該國的“穩(wěn)定的結構改革和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這為突尼斯贏得了“在新興經濟體集團中表現領先”的地位，并為該國的窮人帶來了“令人羨慕的成就”。對威權政府的這種支持仍然是國際金融機構今天在中東大部分地區(qū)的政策標志（如埃及的塞西政權）——鑒于這些機構試圖改寫其在該地區(qū)的歷史記錄，記住這一事實至關重要。

區(qū)域秩序與2008年全球危機

國際金融機構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強加給中東的經濟政策不僅在國家范圍內重構了社會結構，而且還在區(qū)域層面上催生了新的經濟和政治等級制度。這些新出現的等級制度的一個關鍵特征是，海灣地區(qū)的六個阿拉伯國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巴林和阿曼）在區(qū)域政治經濟中的分量越來越重——以及海灣地區(qū)的資本積累與該地區(qū)其他地方的階級形成和國家建構過程之間也形成了聯系。

從整體上看，海灣阿拉伯國家的特點使它們與該地區(qū)的其他國家不同。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君主制國家，其豐富而相對廉價的碳氫化合物資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氣）使海灣地區(qū)成為整個20世紀西方在中東地區(qū)戰(zhàn)略的核心焦點。同時，海灣地區(qū)君主國的社會結構與中東其他地區(qū)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海灣地區(qū)對大量臨時移民工人的依賴，他們大多來自南亞，其次是鄰近的阿拉伯國家，現在他們占海灣地區(qū)5600萬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以勞動力的百分比來考慮，非國民在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和科威特的就業(yè)人口中占59%到86%，在卡塔爾和阿聯酋則更多，大約92%到95%。由于被剝奪了勞動、政治和公民權利，這些移民工人一直是海灣地區(qū)城市人口增長和資本積累模式的基礎；他們還支撐著海灣社會的“垂直分割”（vertical segmentation），公民通過擔保人制度（kafala system）被納入對移民人口的監(jiān)視和控制。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國際社會對海灣地區(qū)碳氫化合物的需求不斷增長——在2000年至2014年中期石油價格幾乎持續(xù)上漲的支撐下，海灣地區(qū)的財富水平大幅提高。這有助于培育海灣地區(qū)大型資本主義企業(yè)集團的發(fā)展，這些企業(yè)與執(zhí)政的君主國和國家密切相關，其活動涉及建筑和房地產開發(fā)、工業(yè)加工（特別是鋼鐵、鋁和混凝土）、零售（包括進口貿易、擁有購物中心和商場）和金融等部門。

雖然海灣地區(qū)持有的大部分剩余資本被投資于北美和歐洲，但在整個2000年代，大量資本也流入了鄰近的阿拉伯國家。重要的是，海灣地區(qū)資本的這種擴張是以上文討論的結構調整方案以及隨后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許多阿拉伯國家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自由化和開放為前提的。因此，海灣地區(qū)的資本是整個地區(qū)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主要受益者——它成為整個中東地區(qū)資本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密切參與者。

這些區(qū)域等級制度對于理解2008-09年全球經濟危機對中東地區(qū)的影響至關重要。如前所述，在這場危機之前的幾年，該地區(qū)已經面臨著非常嚴重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除了青年失業(yè)、社會排斥和貧困等問題外，食品和能源成本的上升也給許多家庭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不斷增長的進口賬單意味著阿拉伯國家政府在維持已經減少的補貼水平方面面臨巨大困難；同時，較貧困家庭的生活成本也在上升。這促使該地區(qū)的窮人數量大增——根據非洲開發(fā)銀行的一項估計，在2008年全球危機發(fā)生之前，埃及、約旦、巴勒斯坦、敘利亞和也門共有111萬人跌落到貧困線以下。

隨著2008-09年危機的展開，這些預先存在的經濟發(fā)展模式影響了該地區(qū)不同地區(qū)對全球動蕩的感受。非石油出口國因全球對農產品、紡織品和服裝以及其他制成品的需求下降而受到嚴重打擊。同時，由于危機籠罩著歐洲的農業(yè)、建筑業(yè)和低技能制造業(yè)，海外匯款水平下降，而許多阿拉伯移民（包括有證和無證的）都在歐洲的上述部門工作。最后，整個新自由主義時期的金融自由化使許多國家面臨外國資本流入的潛在波動，特別是旅游消費和外國直接投資的波動。

然而，在海灣地區(qū)，危機的經歷是不同的。海灣國家最初被2008年7月至12月油價的短暫下跌（以及相關的全球需求下降）以及導致海灣地區(qū)房地產泡沫（尤其是迪拜）破碎的外資撤離所沖擊。但是，作為回應，海灣地區(qū)利用積累的財政盈余來支持受到危機威脅的大型私營和國有企業(yè)集團，啟動了大規(guī)模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項目的支出計劃（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此外，海灣地區(qū)的君主國能夠利用其對臨時移民工人的結構性依賴，將危機的負擔轉嫁給鄰國——雇用新工人的速度放緩，現有的工人可以隨著項目的取消而被送回家。到2010年，油價開始再次上揚，進一步鞏固了海灣地區(qū)走出全球危機的道路。

綜合來看，全球危機的這些不同的區(qū)域軌跡意味著海灣國家能夠在2008年之后的幾年里出現在一個區(qū)域性的強勢地位，而相鄰的阿拉伯國家則面臨著越來越多的財政和社會負擔。正是在這種情況下，2010年12月突尼斯首次出現了大規(guī)模抗議活動，并迅速蔓延到整個地區(qū)。在2011年這些抗議活動的第一階段，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權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被推翻了。敘利亞、巴林、約旦、阿爾及利亞、阿曼、摩洛哥、也門和利比亞的政府也面臨著起義和抗議活動，這些活動表達了對威權統治模式和大部分人口經歷的不斷惡化的社會經濟狀況的反對。在這個意義上，起義的目標是西方金融機構在過去幾十年里大力推動的經濟政策，以及與之相伴的政治結構。當然，并不是所有起義的參與者都以這種方式思考抗議活動，但無處不在的aish, hurriyah, 'adalah ijtima'iyah（面包、自由、社會正義）的口號體現出這種經濟和政治領域的融合相當明顯。

結語

盡管那些參加了2011年非凡斗爭的人有這樣的愿望，但該地區(qū)財富和權力的極端兩極分化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中東現在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qū)，最富有的10%的收入者獲得了總收入的64%——而西歐為37%，美國為47%，巴西為55%。對于該地區(qū)的極端富裕人口來說，這些數字更加鮮明：在中東，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份額約為30%，而在西歐為12%，美國為20%，巴西為28%，南非為18%，中國為14%，印度為21%。這些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現象既存在于區(qū)域層面——海灣地區(qū)的富裕國家與中東其他地區(qū)之間，也存在于各個國家內部。

這些高度的不平等直接歸因于近幾十年來以市場為基礎的發(fā)展模式，這些模式在起義后基本沒有改變，而且繼續(xù)被主要的國際金融機構所推動。國際金融機構領導的多維爾伙伴關系（Deauville Partnership）清楚地表明了這種連續(xù)性，這是2011年5月在法國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上發(fā)起的一項倡議，承諾向“轉型期”阿拉伯國家提供高達400億美元的貸款和其他援助。該伙伴關系的核心前提是在五個目標國家——埃及、突尼斯、約旦、摩洛哥和利比亞——加倍努力開放市場，目標是“消除現有的結構性障礙”，鼓勵“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作為“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的主要引擎”，并追求“區(qū)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作為]經濟發(fā)展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如何為該地區(qū)的結構調整開辟了道路，2011年后的危機被視為擴大過去政權的政策軌跡的一個機會。正如歐洲投資銀行在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被推翻后不久指出的那樣，政治變革的時刻也可以代表一個加強或改進現有體制框架的機會。

在“多維爾伙伴關系”等倡議的支持下，國際金融機構自2011年以來已采取行動，通過提供新的貸款協議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來擴大其在該地區(qū)的地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歷史悠久的機構在這一過程中發(fā)揮了領導作用，同時與過去十年才開始在該地區(qū)運作的其他機構（如歐洲復興開發(fā)銀行）一起工作。在敘利亞、也門、利比亞和伊拉克等國，圍繞沖突后重建的討論也以同樣的市場驅動邏輯為標志，而且，正如歷史充分說明的那樣，戰(zhàn)爭、沖突和危機（包括當前的全球大流行病）的后果經常被視為重新制定權力安排和加速經濟變革的機會。

十年過去了，2011年起義的經驗表明，僅僅關注政治要求（如新的選舉或政府腐敗）而不同時解決資本的社會和經濟力量（國家、地區(qū)和全球）是不夠的。在一個繼續(xù)以犧牲社會正義和平等為代價促進不受約束的增長和所謂的“自由市場”的經濟體系下，不可能與專制的國家結構有根本的決裂。2011年起義的主要弱點之一是沒有認識到這一戰(zhàn)略教訓。但最近的政治抗議周期中的抗議者——特別是2018-21年橫跨黎巴嫩、蘇丹、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伊拉克的起義——似乎已經從2011年的經驗中吸取了教訓，明確地將對專制政治精英的挑戰(zhàn)與扭轉財富控制和分配方面的極端不平等現象聯系起來。在這個意義上，雖然2011年的愿望仍未完全實現，但那一刻的教訓、經驗和希望將成為未來斗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