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福爾摩斯的冒險中讀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19世紀末，倫敦，大英帝國的首都，生于1859年的阿瑟·柯南·道爾在此行醫(yī)。他是一名年輕醫(yī)生，也是一個天主教徒，卻在一個基督教國家行醫(yī)。診所門庭冷落，他有許多閑暇，于是就用寫小說來打發(fā)時間?！堆盅芯俊烦霭嬗?887年，這是福爾摩斯和他的同伴華生醫(yī)生的第一次亮相。新的人物誕生了。這個偵探讓他的創(chuàng)作者贏得大名。從此，他們的冒險譽滿全球，超越了大英帝國的國境線。

阿瑟·柯南·道爾

同一時期，維也納，奧匈帝國的首都，生于1856年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此行醫(yī)。他也是一名年輕醫(yī)生并且是猶太人，卻在一個天主教國家行醫(yī)。他與傳統(tǒng)醫(yī)學決裂了。1899年，他出版了《夢的解析》，這是第一項精神分析性質(zhì)的研究成果。從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就與他的眾多發(fā)現(xiàn)融為一體了。精神分析家，這個由他創(chuàng)造的角色，逐漸聲名顯赫，超越了奧地利的國境線。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巧合絕非偶然。把這兩個人的命運聯(lián)結(jié)起來的，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心靈感應游戲。阿瑟·柯南·道爾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是醫(yī)生，所以他們都關(guān)心人間疾苦。他們都接受了在那個時代占上風的理性主義的訓練，對解決那時的常見問題都已經(jīng)駕輕就熟。他們定居在各自帝國的中心，對于當時所有的最新發(fā)明與發(fā)現(xiàn)，也都了然于心。他們并不供奉宗教神明，而且他們家庭的宗教也與他們定居地的宗教不同，這就可能有助于他們超越傳統(tǒng)的信仰。他們對真理的追求需要一種新的實踐，一種新的職業(yè)。福爾摩斯不僅是一個小說人物，也是現(xiàn)代調(diào)查員的原型，許多警察都承認這一點。福爾摩斯說：“我有自己的職業(yè)，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彼a充說，一些令人絕望的案件被送過來，“就像醫(yī)生有時會把他們無法治愈的病人送到江湖郎中那兒一樣”。這兩個論斷都非常適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職業(yè)生涯的早期，他接待的那些患癔癥的女人，她們的病癥，用其他方法治療都沒有效果。

細心傾聽前來咨詢的人，明了他們的請求，通過分析一些看似無關(guān)緊要的跡象，發(fā)現(xiàn)隱藏的東西。在西方，偵探和精神分析家是古代占卜、神諭等祭司傳統(tǒng)的一部分。然而，與后者不同的是，他們不依賴上帝，不依賴任何宗教信仰。阿瑟·柯南·道爾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兩個19世紀科學主義的孩子，都是非常世俗的。解決之道不是求助于任何彼岸，而是使用一種成熟的技術(shù)，一種在各個方面均得到證明的技術(shù)。

德文初版《夢的解析》扉頁

1950年，醉心于中國文化的荷蘭外交官高羅佩，出版了一系列關(guān)于狄公的偵探小說。這個人物的原型是唐朝的士大夫狄仁杰。在中國，關(guān)于他的探案故事在18世紀已經(jīng)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要素材。從本質(zhì)上說，這個古代調(diào)查官的工作模式與阿瑟·柯南·道爾所描述的模式具有相似性。但有所不同的是，被我們今天定義為幻想的維度，在狄仁杰的故事里是顯在的：他會遇到一些鬼魂，尤其是被害者的鬼魂；他也做夢，但這是那些死者，那些在傳說當中存在的鬼魂給他托夢，向他表明一些信息。弗洛伊德的或者福爾摩斯的方法與這個觀念是徹底決裂的。當主人公做夢時，他們的夢是他們自己的。死者或者靈魂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東西，這些夢屬于夢者，這些夢是主體的話語，這些夢見證著此人的無意識欲望。如果鬼魂現(xiàn)身，并不是死者的幽靈從他們的墳墓中飄了出來，并不是死去的靈魂獲得身形，而是消失的意識或無意識的記憶在擾動主體。這當然是一種現(xiàn)實，但卻是精神現(xiàn)實；是幻想的，絕不是鬼怪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冒險中讀出精神分析的活力源泉，這些冒險有著世俗的維度。重要的可能不是解開謎團，而是為了解開謎團所進行的必要行動，為了治療（不僅僅是調(diào)查）能夠?qū)嵤┒M行的必要行動?？履稀さ罓柕哪切┕适驴梢员唤庾x為精神分析動力學的具象表現(xiàn)。

英劇《福爾摩斯歷險記》（1984）中的福爾摩斯與華生

然而，作家創(chuàng)作的是一個虛構(gòu)人物，弗洛伊德發(fā)明的則是一種實踐，經(jīng)由精神分析家們的推行，這一實踐已遍及世界各地。前者并未面對一個警察的現(xiàn)實（確切地說，他試圖這樣去做，但并未成功），但是后者被臨床的迫切性推動著，他從未停止過修改理論，以至于今天，我們也還在修改理論的過程中。在這一點上，兩位創(chuàng)造者分道揚鑣了。阿瑟·柯南·道爾離開了其創(chuàng)作的小說主人公的科學邏輯，開始相信鬼魂、靈媒，開始相信與游魂的溝通。他開始熱衷于通靈論。他可以忘記自己創(chuàng)作的人物，那些充滿理性的，被認為具有弗洛伊德式理性的人物。因為這些人物只不過是紙上的存在，而精神分析家是活生生的存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文學之上的，他從不間斷地參考著臨床，而臨床拒絕仙女們的在場。

從儒勒·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開始，我嘗試著闡釋與一位精神分析家在第一次會面期間發(fā)生的事情：請求的表達。同樣，我也理解了《奇妙的旅行》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們對待讀者，就像精神分析家在分析當中對待來訪者那樣。通過對達芙妮·杜穆里埃《蝴蝶夢》的閱讀，我可以更好地理解身體形象的概念。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讓·桑德伊》以及《蓋爾芒特家那邊》，讓我勾勒出“孤獨存在的能力”的形象，而“孤獨存在的能力”是精神分析家唐納德·溫尼科特提出的概念。弗洛伊德一直認為作家的創(chuàng)作會證實精神分析的發(fā)現(xiàn)，因為作家的發(fā)現(xiàn)總是比精神分析家領(lǐng)先一步。

“但我們得停在這兒了，否則的話，我們可能就真的忘記了哈羅德和格拉迪瓦只是一本小說中的人物?！备ヂ逡恋略谒P(guān)于威廉姆·詹森的《格拉迪瓦》的論文中總結(jié)道。這些被創(chuàng)作出來的人物，他們不是來找精神分析家咨詢的人，忘記了這一點，就會忽略一個事實：根本性的東西存在于臨床中。

本文為《福爾摩斯與無意識偵探》中文版序。

《福爾摩斯與無意識偵探》，【法】帕特里克·阿夫納拉/著 姜余、黃可以/譯 嚴和來/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