鐮刀下的……城市社會史研究

《鐮刀與城市：以上海為例的死亡社會史研究》，[法]安克強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12月版，402頁，88.00元

似乎很久沒聽《上海灘》的主題曲了，近日在友圈中時有響起，真有一種熱流奔涌之感。“浪奔浪流/ 萬里濤濤江水永不休/ 淘盡了世間事/ 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愛你恨你問君知否/ 似大江一發(fā)不收/ 轉(zhuǎn)千彎轉(zhuǎn)千灘/亦未平復此中爭斗/……就算分不清歡笑悲憂/ 仍愿翻百千浪/ 在我心中起伏夠……?！蹦鞘?980年從港島傳唱到內(nèi)地的《上海灘》，顧嘉輝作曲、黃沾填詞、葉麗儀演唱，那是許文強（周潤發(fā)）與馮程程（趙雅芝）的上海灘。轉(zhuǎn)眼幾十年，爭斗中分不清歡笑悲憂。

談到上海灘的濤濤江水淘盡了世間事，自然會想起“上海學”（上海史）的研究。法國學者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是國際知名的上海史和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者，多年前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專門的上海史研究基本是從中國之外開始發(fā)端，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現(xiàn)在法國、美國、奧地利、英國等的上海史研究都比較活躍，國外的上海史研究在史料數(shù)字化和網(wǎng)絡化上，做得比中國好。我不知道今天的情況是否仍然如此。他指出，與“巴黎史”“倫敦史”相比，“上海史”是一個明確的概念和研究領域，上海的歷史變遷更復雜，材料更浩繁、更復雜；在某種程度上，海外的上海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他還呼吁開放資料、資源共享，反對壟斷學術材料的低層次競爭。（參見任思蘊《安克強：地理信息系統(tǒng)是關涉到想象力的技術——訪法國里昂第二大學特級教授安克強》，http://www.workercn.cn2013-07-01）安克強的上海史研究著作有多種，中譯本有《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袁燮銘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權、地方性和現(xiàn)代化》（張培德譯，“上海史研究譯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以及最近出版的《鐮刀與城市：以上海為例的死亡社會史研究》（原書名：Scythe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Death in Shanghai，2016；劉喆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2年1月）

《鐮刀與城市：以上海為例的死亡社會史研究》“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話、也是全書的第一句話就讓我這個學歷史的人感到有點震撼：“研究死亡對歷史學家來說為什么重要？因為死亡在歷史研究中比比皆是。……說到底，歷史學家始終在同死亡打交道。歷史學著作中不時遭遇死亡——戰(zhàn)爭、叛亂、謀殺、刺殺、行刑、自裁、疾病、瘟疫、饑荒等諸多事件，給歷史學領域留下一地尸體。但是，這些都是死亡的具象表達，是實實在在的個體或集體的死亡。這無關死亡本身，而關乎一個社會在歷史上如何構建對死亡的感知和表征，關乎怎樣處置那些死者?！闭f得非常形象和深刻，關于歷史學領域中“一地尸體”的研究的確重要但是又容易被史家忽視。

《鐮刀與城市》這個書名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可能有點奇怪，作者說最初想給這本書取名“死在上?！保ā癉eath in Shanghai”），他覺得這個名字簡單明了，是他通過文獻和影像對在上海發(fā)生的死亡所產(chǎn)生的深深共鳴。他還談到盧基諾·維斯康蒂的名作《魂斷威尼斯》和加繆的《鼠疫》，“小說和電影都傳達了面對疾病和瘟疫，個體改變自身命運的無力。這也是上海的大量個體所面對的殘酷命運，在危急時期特別是戰(zhàn)爭時期，這種殘酷達到了非人的程度”。（中文版序）最后，“大量犧牲者靜靜地、無足輕重地死去，最終說服我回到歐洲文化中死亡的經(jīng)典意象——鐮刀，既是用來收獲糧食的農(nóng)具，更是死亡降臨最強烈的象征。鐮刀在中國文化中并不能引起這樣的共鳴，但我估計讀者也能理解《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的隱喻，這啟發(fā)我最終定下了書名”。（同上）就這樣，鐮刀（scythe）這個歐洲文化中的經(jīng)典意象，在上海收割死亡。雖然作者和編輯好像都對這把中文的“鐮刀”不太滿意，但是現(xiàn)在看來在不同的語境中倒是挺有另類意味的。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的腳注有兩種，譯者注和編者注。在第九章中有八處的編者注說明“此處有刪除”，這應該成為翻譯的最基本職業(yè)規(guī)范，這也是一個長期以來沒解決的出版規(guī)范問題。

從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研究來說，戰(zhàn)爭、災難、疾病、暴力犯罪等導致人口死亡的歷史事件研究當然備受關注、成果無數(shù)，但是對于死亡的直接產(chǎn)物尸體的處理并沒有被研究者關注，對于普通個體生命在正常生活中的死亡雖然涉及人口變化與統(tǒng)計研究，但是也難以進入近現(xiàn)代史研究的領域。喪葬史研究的常規(guī)視野還是關注文化與地方風俗中的葬禮、陪葬物等，與近現(xiàn)代社會中的墓地的公共管理、葬俗物品的商業(yè)生產(chǎn)、靈柩的停放與運輸?shù)妊芯恳暯侨杂休^大距離。僅舉一例。盧漢超《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罚ǘ螣?、吳敏、子羽譯，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是從上海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視角研究現(xiàn)代上海史的力作，對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研究、論述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就連上海人的木制馬桶和每天生活的前奏曲就是倒馬桶這件事也有好幾頁的詳細描述。正如周錫瑞（J. W. Esherick）所講，“這項龐大研究的細節(jié)密度和文獻記錄的完整性讓我心生敬畏?！钡牵松械纳?、老、病、死幾件大事，偏偏就沒有談到“死”。唯一談到死亡的地方是在“轎子和獨輪車”部分，“用于婚喪喜慶而特別裝飾的轎子也有出借，通常不是在轎行，而是在專營‘紅’（婚禮）‘白’（葬禮）事務的商店里租用”。圖35的解說是：“西式婚禮有時會引起上海人的憧憬，而城市中的葬禮幾乎完全是中式的。圖中這一有錢人的送葬隊伍很有特色：以一條巨龍作為裝飾物，送葬者穿著傳統(tǒng)的亞麻布衣服，送葬隊伍經(jīng)過布滿西式餐館和基督教堂的租界馬路——這表明了上海中西混雜的生活方式?！保?88-289頁）這張圖也出現(xiàn)在安克強的書中，他的說明是“由32位抬棺人抬著的中國精英的靈柩臺”。（220頁，圖7.6）

因此，正如安克強所說，“近現(xiàn)代中國城市社會對死亡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即便時至今日仍敬而遠之。在我寫這篇中文版序，搜尋以死亡為主題的中文參考文獻時，我逐漸意識到中國史學家尚未涉足此領域，以至于我無功而返。但我希望出版這本書的中文版能引發(fā)學界對這一話題的興趣。中國死亡史應該有它的“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中文版序，第2頁）這個阿利埃斯是專門研究西方死亡史的法國歷史學家菲利普·阿利埃斯，他的研究不僅對這個領域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而且形塑了這個學術領域。說中國史學家尚未涉足死亡史，應該指的是近現(xiàn)代中國城市的死亡史，這當然是一個不應出現(xiàn)的空白。安克強的研究自述是：“在研究上海死亡史的過程中，我的興趣主要在大都市背景下的死亡形式和表達，大眾與死亡有關的行為和信仰是如何經(jīng)由時光演變的，以及從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0年之間管理死亡的模式。盡管信仰和習俗可以慢慢變化，但不同的因素和事件會促使對新殯葬習俗的逐步適應和最終接受?！保ㄇ把?，第5頁）在這些方面，安克強的研究可以說是既填補了上海史研究的空白，同時也為近現(xiàn)代中國城市史研究提供了范例。

具體來說，他一方面依據(jù)實證的、盡可能量化的數(shù)據(jù)，對原始資料的深入研讀，以及對視覺圖像資料的選擇與運用，共同形成了對于微觀細節(jié)的堅實研究；另一方面則是在中國近現(xiàn)代城市史的宏觀歷史語境中聚焦于城市人口的統(tǒng)計、死亡記錄、死者身份、尸體管理、葬禮過程以及墓地管理，實際上是以城市人口的死亡為中心的社會史、人口史、城市管理史、政商關系史、民俗文化史以及與身體和靈魂相關的死亡觀念史等領域的跨學科研究。從時間跨度來看跨越了清晚期、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十年代，因而這也是以死亡處理為研究視角和敘事主線的政治變遷史。

作者在書中收集和使用了大量來自各種檔案、資料匯編的人口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還繪制了各種圖表、示意地圖，顯示了極為扎實的微觀研究成果，但是也發(fā)現(xiàn)“年報和類似出版物中所披露的數(shù)字和在檔案中所找到的數(shù)字大相徑庭”。（16頁）在客觀上，上海的人口流動極大，如作者所說集中了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人。據(jù)1935年的記載，有超過五十二個國家的人來到上海生活。因而“縱觀整個歷史，上海是所有混亂的溫床，這些混亂在所有其他城市，特別是在那些每年都要接待從全世界前來的上萬人的港口城市中都能找到”。（23頁）

再從研究方法來看，安克強的上海死亡社會史研究主要建立在兩個基本層面上。

一個是從個體視角出發(fā)，關注死者的社會身份、地域歸屬、年齡層次、死亡原因以及在人口統(tǒng)計中的狀況等議題，這主要在第一章“死神與上海：評估死亡”中論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誰在上海離世”是一個難題，因為“所有和死亡有關的數(shù)字都反映了一個基本問題：許多死亡并沒有被記錄下來。只有外國人的數(shù)據(jù)被按時記錄，大部分中國居民并沒有上報死亡，而未記錄死亡中數(shù)量最多的情況是那些被丟棄在城市后巷和空地上的尸體”。（13頁）作者只能大量利用會館、公所等民間團體在上海管理死亡事務中的作用來尋找相關信息、數(shù)據(jù)，如以湖州會館的資料發(fā)掘了有關死者的籍貫和生卒年月等信息，大致推算出相關的基本數(shù)據(jù)。

另一個是社會管理的層面，揭示了城市中的官方管理與民間機構在尸體處理事務中的不同角色、作用與變化狀況，其中涉及移民城市中多元的社會管理與習俗、商業(yè)化的殯葬服務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公共衛(wèi)生與城市用地對于死亡管理的要求與社會各界的反應，以及貫穿在戰(zhàn)爭與革命的歷史主線之下的死亡事務處理的意識形態(tài)變化等等復雜面向。

該書第一章的題目有點嚇人：“死神與上海：評估死亡”。這當然是死亡史研究中最基礎的工作：“誰死在上海？上海的死亡情況是如何變化的？本章試圖對死亡進行評估，來審視死亡是如何對不同年齡和階級的人造成影響，以及又是什么原因?qū)е铝巳藗兊乃劳觥！蓖瑫r作者承認：“必須直接說明一點，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上海生活和死去。”（第7頁）這是因為“上海的人口統(tǒng)計學仍是一個謎，這幅拼圖缺了很多碎片。數(shù)據(jù)能提供某個時間中一個情況的最佳反映，但是它們通常都不能展現(xiàn)動態(tài)變化……”（33-34頁）與人口統(tǒng)計的困難相比，關于死亡的記錄同樣存在很多困難。1949年以后，上海的人口死亡率處于下降的狀態(tài)，但是死亡數(shù)字仍然隨著人口膨脹而上升，有大量民眾的死亡未被記錄在案，仍然有很多尸體被傾倒在大街上。有一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從1950年7月到1951年6月，記錄的死亡總數(shù)達到六萬四千八百三十四人，但街邊拋尸的總數(shù)達到四萬四千六百六十一人。（16頁）

1953年12月，上海第一次作出處理所有死尸的規(guī)定，所有機構——醫(yī)院、殯儀館、善會和法院——都必須遵守，所有死者在入葬前都必須強制登記。政府對私人殯儀行業(yè)的接收主要通過價格控制和稅收實現(xiàn)，同時也就牢牢控制住私人公司的內(nèi)部操作、收入和支出。起初大部分公司都有兩本不同的賬本，一本遞交官方報告，里面會掩蓋收入和財產(chǎn)，另一本則用來記錄公司的內(nèi)部經(jīng)營狀況。（283頁） 再往后，殯葬業(yè)同樣經(jīng)歷了三反五反運動，政府在五反運動時期從殯儀業(yè)公司一共收取了一千三百八十七萬元的罰款。在1955年衛(wèi)生局開展了對社會主義化的討論之后，六百十八家公司在1955年7月1日被合并成棺柩外運站這一個單位?！半S著殯葬業(yè)公司數(shù)量的急劇減少、城市及鄰近區(qū)域中關閉的墓地不斷增加和同鄉(xiāng)組織的消失，死亡從公眾眼中逐漸消失，這也是1945年之后市政府想做到的事情，至少對于最敏感的市區(qū)中的寄柩問題或者露尸的運輸問題而言是如此。除了葬禮之外，市政府希望那些最明顯的、視覺可見的死亡展示能從城市消失。1949年之后，當局明確要將所有殯葬公司從市中心趕走，并禁止任何在城市空間內(nèi)的死亡展示。死神帶著鐮刀被趕出了這座城市?！保?90頁）“文化大革命”時期，墓地以及家屬在墓地中祭拜的儀式成為紅衛(wèi)兵們破“四舊”的對象，上海大概有四十萬座墳墓被破壞和完全毀壞。最后由有關方面接管墓地，到那時為止，已經(jīng)有九個墓地被改建成了各式工作單位（工廠、醫(yī)院、倉庫），接管了剩下的二十四個墓地。（297頁）

安克強在研究中廣泛收集和使用了包括了地圖和歷史照片等視覺材料，而且這些圖像并非僅是作為書中的插圖來使用，而是帶有圖像證史的研究性質(zhì)。其實，在近現(xiàn)代史家中，作者對于視覺圖像的重視和研究是相當突出的。他主編的《可視化中國：歷史敘事中的圖像》（Visualising China, 1845-196. Moving and still images in historical narratives , 2012，ed. by Christian Henriot & Yeh Wen-hsin）和《歷史中的圖像：近代中國的圖像與公共空間》（Images in History: Pictures and Public Space in Modern China ，2012，ed. by Christian Henriot & Yeh Wen-hsin）表明了他在圖史研究方面的強烈興趣與成績。他的論文《街頭文化與視覺碎片和日常生活：講述上?，F(xiàn)代小販》（Street Culture, Visual Fragments, and Everyday Life. Narrating Peddlers in Shanghai Modern ，from Visualising China, 1845-1965. Moving and still images in historical narratives , 2012）以圖像與文獻資料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探索從街頭小販的生活中折射出來的中國城市文化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典型的城市生活史中的圖史互證研究。這當然也反映了他對底層社會歷史的研究興趣，正如他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所說的：“我是平民出身，因此也一直對普通人有興趣。在完成《1927-1937年的上?！纺潜緯鴷r，我已經(jīng)決定了會繼續(xù)研究上海，同時也決定要研究底層老百姓，如乞丐、毒販、妓女等等?！也皇浅鲇谌魏握瘟鲆蛩?，或是因為身為馬克思主義者才研究底層群眾，我研究底層群眾，只是因為對他們有興趣?！保ā秾ＴL｜安克強：歷史學家如何談論“死亡”》，劉喆、侯玥然采訪，澎湃私家歷史 2022-04-06）

關于中西文化不同的死亡視覺文化，他有一段比較集中的論述：“從中世紀歐洲開始，豐富的視覺形象向信教者所展現(xiàn)的不僅僅是基督之死，而是死亡的系列呈現(xiàn)：‘視覺文化向人們展示了他們?nèi)粘Ｉ钪械乃劳??！谥袊鴧s不是這樣，恰恰相反，死亡被認為擁有一種無處不在的負面影響，而且應該眼不見為凈。死亡僅有的視覺呈現(xiàn)是死者的肖像畫，后來被照片所代替。中國畫家不會畫任何類似于表現(xiàn)死亡或者表示死亡存在的內(nèi)容，而這在歐洲畫中是常見的。即便是在20世紀，照片也不會拍攝遺體或者死者的棺材。但總的來說，照相機記錄了殯葬習俗的方方面面以及葬禮空間，這有時能幫助填補文字檔案的空白。頗為重要的是，試圖從涉及死亡、捎帶提及一個角色去世的文字文本中來辨析死亡是無法提供任何確鑿證據(jù)的。中國文化將死亡圍上了一堵厚厚的無聲之墻?！保ㄇ把?，第6頁）

應該說，中國古代當然不是沒有與死亡有關的藝術表現(xiàn)，只不過主要表現(xiàn)為“黃泉下的美術”，在墓葬中的畫像、圖案、空間裝飾等。在日常生活中也并非總是忌諱看到死亡的存在，幾十年前我下鄉(xiāng)當插隊知青的時候，剛到農(nóng)村就對兩種與死亡有關的視覺經(jīng)驗印象深刻。一是在農(nóng)民的房間屋梁上擱著的木質(zhì)空棺材，那是為老人百年準備的，甚至帶有某種財富象征的意味；二是在村旁路邊山坡或田埂邊的立面上常有放在小土龕里的瓦甕，俗稱“金塔”，里面放的是死人的尸骨。村民天天經(jīng)過，有時會對我們說那是誰家太爺?shù)?，并不是眼不見為凈。開始的時候我們知青感到怪嚇人的，后來也就習慣了，只是在野地方便的時候不會忘記說一句口頭禪。

作者很重視在圖像中獲取有價值的信息，例如在上海街道上行進的送葬隊伍的照片，“盡管大型的出殯活動在上海較少，這樣的事情通常會造成嚴重的交通擁堵，即便在早期只有馬車和人力車是主要交通工具的時候亦是如此?！崩缫粡埡芸赡苁堑つ崴碱D·蘇列文（Denniston and Sull）照相館沿街拍攝的南京路1900-1910年左右的照片，和同時期另一張照片展現(xiàn)了沿南京路前行的一支超長送葬隊伍的局部，都是在幾乎同一個位置拍攝的。（216頁）還有另一張照片（圖7.4）“很可能這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員的送葬隊伍，可能是1903年導致上海工部局和領事（領事館的最高官員）爭端的事情”。（同上）他還發(fā)現(xiàn)在《點石齋畫報》中有一幅1889年的畫展現(xiàn)了一支西式樂隊在一支祭祀媽祖的中國隊伍中，旁邊的文字說這支樂隊也會在葬禮上演奏，由此談到了在上海的西式樂隊和中國樂師一起，出現(xiàn)在私人和官方葬禮的場合；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張照片中，一支由中國樂師著西式制服組成的西式樂隊就走在靈車之前，而且看起來位于出殯隊伍的前列。（218-219頁）他甚至還會抱怨自己掌握的圖像資料很有局限：“盡管筆者有一些上海街頭出贖的靈柩照片，但沒有一張能真正和高延所描述的或者和北京的照片中最高等級的靈柩臺所吻合?！保?20頁）另外，他對于在1917年盛宣懷的葬禮上商務印書館拍攝的中國第一部紀錄片《盛宣懷大出喪》很可能在1932年的淞滬會戰(zhàn)那場燒毀書局大樓的大火中被付之一炬深感惋惜。

談到視覺材料的運用，有點遺憾的是，作者似乎沒有留意到在清末上海就出現(xiàn)通過對尸身拍照來協(xié)助確認死因和驗證死者身份，這可是關于尸體處理中的重要事項。葛濤、石冬旭在《具像的歷史：照相與清末民初上海社會生活》（“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1年8月）中談到一件事：1890年12月，太古公司的上海輪在長江失火，死難者達三百余人，上海仁濟善堂的慈善家施少卿雇用救生船連日打撈，共撈上二百余具尸體，收殮后分別給尸身拍照存案。后來施少卿在處理遺體善后工作的過程中總結經(jīng)驗，提出設置息影公所，其職責就是專門給從沿江撈起的無名浮尸拍照存案，以待其親屬日后前來認領。1893年11月7日的《申報》首頁刊有一篇題為“論照相認孩之善”的文章，從利用照相認領走失孩童論起，敘述了照相在社會生活領域中發(fā)揮的種種新作用，其中也提到了這次航難事故的遺體拍照程序，并稱施少卿的提議備受輿論稱道，“有關部門遂照此執(zhí)行。此后死者親屬前來認領遺體時，由于備有照片，果然未發(fā)生錯認事件”。（《申報》，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禮拜二，參見葛濤、石冬旭在《具像的歷史：照相與清末民初上海社會生活》，134-135頁） 那么，除了航難事件外，發(fā)生在上海的其他意外事故中非正常死亡的遺體處理，是否也有拍照以備驗證的程序或習慣，在安克強的這部書中似乎找不到相關的論述。在第四章“最后的安息之所：從墳地到現(xiàn)代墓地”中在談到義冢的時候，提到在意外事件和可疑案例中身亡的死者的身份難以辨認，“在報紙的出現(xiàn)之后，當局會刊登一則簡要的敘述，包括受害者的隨身物品、大致年齡，要求任何親屬或熟人前來”。（129頁）在第二章“會館、善會和同鄉(xiāng)社團對死亡的管理”中，作者也談到發(fā)現(xiàn)了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的寄柩所建筑的照片（52頁），但是都沒有提到關于遺體拍照的問題。另外，在上海市檔案館的照片資料中，也有在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時期租界當局派車輛將死難者尸體運去埋葬和被埋葬的未成年人的歷史照片（見上海市檔案館編《日軍占領時期的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52、53頁），都是可以補充到該書論述中的圖史資料。

“上海曾是一座致命的殺戮之城。這種說法聽上去很殘忍……高死亡率所體現(xiàn)的是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死狀況。移民是這座城市賴以為生的養(yǎng)分，他們?nèi)绯彼銚砣脒@座城市，可能還懷揣著發(fā)財?shù)膲粝?，但死神的鐮刀提前收割了他們的生命和希望。”?91頁）作者最后說，“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人民所享有的更大自由以及經(jīng)濟方面的巨大發(fā)展都挑戰(zhàn)著過去所留下的局面”。（294頁）無論如何，“浪奔浪流/ 萬里濤濤江水永不休/……愛你恨你問君知否/ 似大江一發(fā)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