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中之三大特色與四大潮流

【整理者按】

數年來董理梁任公著作，每校一書，必廣蒐版本，上下其源，左右其流。其間得若干未曾刊布或結集之篇，今藉澎湃翻書黨欄目，擇其要者陸續(xù)公布，以饗天下好讀任公之文、好議任公之學者。

本篇為任公一九二二年秋在東南大學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講授記錄。曾連載于《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八日、九日、十日、十一日。文前有引言曰：“吾校敦請任公先生來校擔任講學，親炙教澤。時近半載，凡任公先生之口講指畫，均耳濡而目染，致令廓然無我之腦海，涵容古今來之政治真理，心領神會，興味盎然。爰撮舉其思想中之三大特色與四大潮流，以供諸同學耽研政治者之參考云爾。”

記錄者謝守恒，字云驥，武進縣奔牛鎮(zhèn)人。一九一八年六月畢業(yè)于南京高師體育專修科。一九一九年任江蘇省立第一農校學生監(jiān)；此時在東南大學任職，并為《日刊》撰文。

本篇據《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收入，原文排校訛字暨所有西文，皆為核正，不一一說明。

個廠，壬寅清明。

梁任公先生（一九二八年）

中國對于全世界人類文化之最大貢獻，究為何種學術？試再四圖維，厥唯政治哲理。何以故？中國古來之大哲學家與大文學家，即為古來之大政治家。政治為人類進化之樞紐，亦為文化演進之中心點。吾國政治家絞腦汁耗心血，殫畢身精神而研究之，往往有獨到之處，其智慧實有超越白晳人種之上者。故中國人種創(chuàng)造之能力與白晳人種相頡頏，毫無愧色也。

彼白晳人種，在希臘時代，以城市社會生活為發(fā)展人類一切文化之集合體，亦含有最高之政治理想。凡政治、經濟、實業(yè)、教育、文學、藝術與哲學探討、體育比賽、戲劇排演，以及一切公共會場之辯論，無不包括靡遺。此種城市社會之生活與行動，實為近代國家之起源與政治組織之導線，可斷言者。

回溯吾國古昔社會，雖有狩、漁、畜、牧、農業(yè)之別，但構成國家要素，實以游牧民族為最。故古人名郡縣之長為牧，而孟子常稱國君為民牧?？寄磷謴呐?，而義、善等字均從羊，此即為中華民族正義公道基本觀念之表現(xiàn)。況牛與羊均為游牧時代主要產業(yè)，亦為統(tǒng)治民族之要點。觀此吾國初民社會在西歷紀元二千年以前，即播文明佳種，以施行牧民政策，締成最高統(tǒng)治權之團體，而為吾民族光矣。

歐洲哲學，鮮有參雜政治思想；而吾國大哲學家如孔、孟、老、莊以及韓非、申、商之流，往往基于哲學而歸束于政治思想。茲臚述其政治思想中之三大特色于次：

一、世界主義

歐洲自十三世紀以還，國家主義日漸膨脹，探厥其因，實由兩種社會擴大之結果。

（甲）市府社會  希臘城市兀踞于小山之中央，而環(huán)繞于平原山谷之間，故為人類固定棲息之優(yōu)美沃壤，依天然勢力，本人民覺心，而發(fā)展其政治活動之精神。吾人欲追溯西洋現(xiàn)代進化之本源，希臘當年社會生活，實占過去歷史中之重要部分。至羅馬亦為城市國家之一，□造成世界帝國之后，常依城市精神而統(tǒng)治，城市情形而組織。若論及歐洲近代具有城市國家之形式者，以意大利（Italy）威匿思（Venice）、詹羅亞（Genoa）、佛羅倫斯（Florence）、海西亞聯(lián)盟（Hasseatie League）〔整理者按，“Hanseatie League”一般譯作漢薩聯(lián)盟。其后當有脫文。此處所言之“市府社會”，可與《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論》第一章相參看?！?/p>

連載于《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講授記錄

（乙）堡聚社會  意大利值中世紀之間，有一種堡聚社會，為團聚民族之所。彼俄羅斯京城，即為堡聚之一。吾人游歷萊因河旁，見堡聚累累，已成為萊因河風景之點綴品矣。按堡聚性質，與吾國封建時代之采邑相似。唯歐洲封建與吾國略異：吾國封建由王侯分封而成；歐洲封建國家，非由市府放大而成，即由堡聚擴大而來。故一切政治設施，均根據市府與堡聚社會情形而演進。其根本精神有二：

1.對內團結，

2.對外抵抗。

此兩種精神，始釀成為牢不可破之國家主義。凡欲鼓勵國民愛國之沖動熱忱，即揭此旗幟以相號召，時時運用其欺騙國民之手腕，仇視外人，遂致德人中其毒，日人被其蠱惑而不之悟。譬之種樹然：歐人在十七世紀時，經營培植；至十九世紀，枝葉暢茂，美麗奪目；迄二十世紀歐戰(zhàn)告終，此樹方為群斧所斫而倒。彼提倡國家主義者，可憬然悟矣。

吾國祖若宗，夙不以國家為人數最高團體，而提倡超國家主義，目政治為一切人類行動之對象。其最高團體，以天下為目標。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以家為政治統(tǒng)治之起點，天下為政治統(tǒng)治之極則。其最高統(tǒng)治權，不以一部分利益而存在，以全體人類利益而存在，實為產生世界主義之肇端。觀孔子對于國家與政府夙抱有最高尚之政治理想，其載于《禮運》之言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吾國民族，日夕受大同思想之薰染與世界主義之浸漬，致令對外抵抗觀念薄弱，對內團結力亦不堅強。披覽二千年來之史乘，被他民族所蹂躪者屢，即為超國家主義之結果。雖滿族為吾族所同化，反足以令河山增色。然以超國家主義之民族，與彼國家主義之民族相遇，往往一敗涂地，甚至瘡鉅痛深，飲恨于心坎間而不能忘。將咎吾祖若宗流傳主義之不當乎？抑為華會告終公理戰(zhàn)勝強權世界主義為增進人類文化唯一之元素？

二、民本主義

近代歐洲政治思想，以平等與自由為之鵠。吾國夙稱數千年專制之邦，然人類平等自由之精神，則流行于天壤間。讀“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之句，吾國民族無特殊階級為平等自由之障者，可見一斑。前清科舉時代，“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者，數見不鮮。

此種平民主義之表現(xiàn)，即法國民族擲如許頭顱、流如許赤血而購得之平民精神，亦不過爾爾。論及中國元首，毫無特權之可享，故“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語幾成為社會父老之口頭禪。彼英、日人民承認國王有先天特權，儼若天經地義而不可變者。吾國民族發(fā)達為最早，非無因也。遙瞻歐洲白晳人種，悉為階級所支配，故貴族與平民之爭，勢成兩橛。彼美國林肯之放黑奴，亞力山大之放農奴，法國經數載革命之流血，此非階級戰(zhàn)爭而何？人民欲享自由平等之幸福，須出自由平等之代價。貴族之勢焰雖大，而群眾反抗之心愈烈。凡爭之愈烈者，則得之也維艱；得之愈艱，故愛護之也惟恐不周。中華民族素無階級制度觀念，在不識不知中，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故愛護之心也輕且薄。譬之古懂，得之艱者寶之愈甚，傳之子孫，則寶不寶矣。況中國既無貴族，又無資本家，其與爭者誰乎？

雖然，中華民族富有革命精神者也。湯放桀，武王伐紂。桀、紂為殘賊之人，“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此為孔孟提倡平民革命之思想，亦即為民本主義之表現(xiàn)。此種主義，既入吾國人民之腦海中也深且久，一遇暴君污吏，即怒發(fā)而不可遏。故吾國由君主專制，一躍而為共和國者，實由國民涵育民本主義已根深蒂固。種民本主義之因于前，食民本主義之果于后也亦宜。

三、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之思想，歐洲自十八世紀即胎生而出。一時風起浪涌，鼓蕩于新舊大陸之間，政治家與經濟家往往以社會主義為思想之出發(fā)點。吾國哲學兼政治學家如孔孟輩，不教民以富，即教民樹墻下以桑，其經濟思想之出發(fā)點，亦含有社會主義在。彼歐洲經濟家之鼻祖，如亞當·司密斯之生產論、馬克斯之分配論，而尤以亞氏之價值論為世界言經濟學者不祧之宗。然其研究經濟學說之線索，均以社會為之先導。吾國地曠人稀，物產豐富，分配較生產為尤要?！墩撜Z》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欲將一國經濟上之富源，須平均分配于全國之民，方合經濟原則。此與經濟學中均產主義相似：人民有享受均產之利益，則壟斷者無所施其技倆。此為社會主義之唯一要素。乃縱覽吾國載籍，由唐迄周，二千馀年，重農主義，盛于一時。降及春秋、戰(zhàn)國之際，衛(wèi)文公之通商惠工，管子之重商，墨子之重工，白圭、計然、范蠡之善貨殖，均帶有社會主義之色彩；若許行則為絕對之無政府主義，孔孟為極端之社會主義。其根本精神，均以裁抑豪強兼并為第一要義。彼歐洲民族，鮮有能享受經濟平等之機會，吾國民族則反是，此實受社會主義之賜也。

吾國民族棲息于神州大陸之上，受各主義之浸漬與各學說之調和，而產生一種特殊之文化，以貢獻于全世界之人數。歐洲人士，食而化之，擴而充之，推闡入微，以還餉我國人，此互以文化相溝通，亦互以文化相報酬者也。

茲更推論政治思想中之四大潮流：

一、儒家思想

儒家之鼻祖為孔子。其講道論政，均以人生哲學為出發(fā)點，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語，即為其思想之結晶體。以同情心為結合社會之唯一元素：“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即根據同情心而謀人數意識之擴大，本人類互讓與互助精神，以盡量發(fā)展同情心于可能性的范圍。至政治目的，不外于提高人格。其政治方法，即為推廣教育。以人類最低限度之同情心，導引至最高限度之同情心，而達到理想之仁的社會與倫理的社會。唯同情心之擴張，有親疏厚薄之分，“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順親疏厚薄之等差，以表現(xiàn)同情心之真結合。以德為施政之基礎，以禮為施政之工具，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為儒家超權利政治之觀念，亦即為儒家從物質與精神兩方面提高人類優(yōu)美高尚之生活。彼希臘政治思想，以養(yǎng)成高貴人格為目的。大哲學家柏拉圖氏以倫理國家為完成高尚人格之機關，與儒家人治主義或德治主義，若合符節(jié)云。

二、墨家思想

兼愛為墨家唯一之主張。其兼以易別者，兼為全體，易為部分。墨家思想，重全體而輕部分。其同情心雖與儒家同，而差等心則絕對否認。墨子以利害心為出發(fā)點，故抱定交利主義。其交利之法：“有馀力以相勞，有馀財以相分。”與英、美實利主義，及邊泌氏之以最大多數即為最大利益相似。其摩頂放踵利天下之犧牲精神，實系人生哲學上最重要之位置；而利天下之方法，均為有所為而為，與儒家無所為而為者，迥然不同。資本家則力為排斥。勞動則視為唯一之生產要素，凡有不勞動而得之利益，即視為盜竊行為，與馬克斯社會主義相埒。希臘哲學家索謝馬秋氏（Thrasymachus），視專制君主以整理國家產業(yè)作為己有，即為盜竊行為，與墨子謂“虧奪民衣食之財”，有何上下之別？至論其物質生活，則減至零度，洵具有東方基督教之犧牲精神。視天為有人格，故以天為其宗教運動，其政治則絕對建設于平等之上。抱民本主義而發(fā)為“君臣萌（萌即民），通約也”之言論，與歐洲十八世紀之盧梭民約論，真可后先輝揚于兩半球之上。故名之曰民約主義。

三、道家思想

道家之鼻祖為老莊。其五千言之《道德經》，即奉為金科玉律。以自然法為其出發(fā)點，恃萬物之自然而莫敢為，為則敗之；恃萬物之自然而莫敢欲，欲則禍之。故有“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之語。為則為自然之損，欲則為自然之累；其無為即無所不為，無欲則無所不欲。否則，“有嗜欲者天機淺”。視自然之道，先天地而生，亦先天地而存。其政治建設于絕對自由理想之上，使民無知無欲，老死而不相往來，以達其“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之的。吾故名之曰自然主義。厥后流而為楊朱之為我，倡“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之論調，冀達其“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而天下治”之理想政治。此與西歷紀元前三○六年在雅典講學之愛璧鳩魯氏（Epicurus）之自然論（On Nature），中西如出一轍也。其結果非至實現(xiàn)無政府狀態(tài)而不止。

四、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以物有準則，藉權衡尺寸，為法之工具；藉規(guī)矩方圓，為治國之要綱。法家主義，雖有術治與勢治之別，而以物準為思想之出發(fā)點則一。故舍己而以物為法，即為法家思想之根本精神。人民在政府萬能之下，為物準所束縛，而不能參加絲毫自由之意志，致令人數個性之特質，隱伏而不能顯現(xiàn)。倘人民意志、自由活動于規(guī)矩繩墨范圍之外，則施行其極端之嚴極干涉主義?！豆茏印分^“不為愛民虧其法”，《韓非子》謂“背法則亂”，此即法治精神之表現(xiàn)。故名之曰法治主義，頗為精確。

以上四種政治思想之潮流，自吾祖若宗，經數千年流傳而下，日漸調和，日漸濡染，縈回吾人之腦海中，優(yōu)游涵養(yǎng)。如飲食然，調和五味而食之，無不覺其味之美也。即有嗜好之不同，而美味之可口，則有同然焉。積四千馀年之薰染陶育，遂鑄成一種酷好真理與酷愛和平之民族，而相生相養(yǎng)于東亞大陸之上。其眼光不為國與種族之界限所囿，故謂為全世界人數各個的人格“交感”“共動”，“互發(fā)”而“駢進”之優(yōu)秀民族，誰曰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