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位還是受禪？《三國志》如何評價曹丕？

禪讓與征伐不同，在古代，是政權(quán)的一種和平交接方式，據(jù)說，它基于賢人政治的理念，不是要把政權(quán)交給子孫，而是交給賢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禪讓就是“讓賢”。禪讓的傳說，如堯讓位于舜、舜讓位于禹，先秦時就有，可是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xiàn)，卻是在漢獻帝與曹丕之間。一

《軍師聯(lián)盟》劇照，曹丕登基

真正所謂“三國”的歷史，是從曹丕代漢獻帝而為魏文帝開始，這以后，才有劉備和孫權(quán)的稱帝。

曹丕（187—226）最為人熟知的，是他限曹植（192—232）七步為詩、不成則行大法的故事，這故事并非《三國志》所寫，而是出現(xiàn)在二百年后的《世說新語》里，然而流傳很廣，不知不覺變成真的歷史。宋代江公望在給宋徽宗的上疏里就寫道：“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后笑。”（《上徽宗乞不根治蔡王之獄》）而在民間，給它添枝加葉的自然也不少，如元代的南戲《殺狗記》就說是曹丕將曹植趕到御馬監(jiān)邊，逼他以“馬料”為題作詩，《三國演義》又說是曹丕以“兄弟”命題，卻絕不許曹植在詩里夾帶“兄弟”兩個字。

魏文帝像

中國傳統(tǒng)道德里面有一條，叫“兄仁弟悌”，為兄應(yīng)當寬厚包容，為弟應(yīng)當尊敬順從。《詩經(jīng)》說：“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薄洞髮W》說：“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倍际前研值荜P(guān)系看成最重要的人際關(guān)系，進而看成整個社會和諧有序的前提。不過，就像漢代民謠唱到的：“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币话闳藢τ诂F(xiàn)實里頭的“兄弟二人不相容”，也是心知肚明。

《三國志》對曹丕、曹植的關(guān)系，其實并沒有作特別渲染，只是陳壽評價曹丕，在贊揚他“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有很好的文化修養(yǎng)的同時，指出他如果能“曠大志度，勵以公平之誠”，便可以達到“古之賢主”的標準。說他不夠大度、缺乏公平的誠意，是不是針對他處理與曹植關(guān)系的手法而言，也就是后來人每每為之嘆息的“文雅有余，兄弟恩薄”呢？

根據(jù)陳壽的記載，曹操有二十五個兒子，不過這里面，對曹丕真正構(gòu)成過威脅的只有曹沖和曹植。曹沖聰明、仁慈，起初很受曹操恩寵，曹丕也承認“若使倉舒（曹沖字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但建安十三年（208），他十三歲就夭折了，剩下一個曹植。曹植本來聰明乖巧、率真任性，一度頗討曹操歡心，被視為“兒中最可定大事”的人，曹操晚年為繼任人的事情發(fā)愁，主要就是在他與曹丕之間舉棋不定。

在“立子以長不以賢”的古代傳統(tǒng)里面，曹丕被立為太子，原本順理成章，無奈曹操疑心太重，算計也多，對哪個兒子都放心不下，又擔心他們互相結(jié)怨，落到袁紹兩個兒子袁譚、袁尚那種“親尋干戈”的地步。掂量來掂量去，一直到他封魏王一年半后，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217），才確定由三十一歲的曹丕為太子。

二

陳壽的《魏志.文帝紀》，主要寫的是曹丕稱帝后黃初元年（220）到七年（226）這一段，他三十四歲稱帝前的事跡，都散落在其他人的紀傳里。其中《魏志·崔琰傳》記載崔琰寫給他的信以及他的回信，大概能反映他被立為太子前的狀況。

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并州，曹丕留守鄴城，那時他還是“志在驅(qū)逐”，就是時常外出打獵。崔琰看在眼里，既為他的安全擔憂，又怕他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便寫信給他，從袁氏子弟“盤游寬放，義聲不聞”，到最后“擁徒百萬，跨有河朔”，卻“無所容足”的教訓談起，談到世人對他的期望，勸他不要玩物喪志，“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曹丕回答說一定會改，并讓崔琰監(jiān)督自己：“后有此比，蒙復誨諸?！边@一年，曹丕二十歲。崔琰是漢末大學者鄭玄的弟子，曹操聘他來做曹丕的老師，已可見在曹丕身上用的心思。

曹丕寫過一部名為《典論》的著作，其中有一篇《自敘》，講他五歲學射箭騎馬、隨父親出征，早已練就“弓不虛彎，所中必洞”的本領(lǐng)。他又懂劍法，能抄起甘蔗與號稱“空手入白刃”的將軍交手，而“三中其臂”。同時受父親“雅好詩書文籍”的影響，他說自小讀《詩經(jīng)》《論語》，長大后，更是《史記》《漢書》、諸子百家，一切書籍，無不閱覽。他自己寫的詩賦文章，也有六十篇之多。這篇略等于自傳的《自敘》，雖不免葛洪所說“虛自稱揚”的成分，不過其中“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的自述，還是能夠代表曹丕理想中的人格，應(yīng)該是文才武略相當、情感理智均衡。這也就是他表弟卞蘭替他鼓吹時，要用“武夫懷恩，文士歸德”，來形容他文武兼擅的原因。當然更重要的是，這正符合曹操對他們兄弟的要求。后世之人多看到這一點，因此表揚他們父子，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賦詩?！?/p>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為五官中郎將，曹植封平原侯。曹操后來解釋說，曹丕不像其他兒子一樣被封侯，就是已經(jīng)被選了預備做太子。不過這時候，曹操對幾個兒子仍然一視同仁，同樣為他們招到最好的僚屬，如《王粲傳》里寫到的王粲、徐干、陳琳、阮瑀、應(yīng)玚、劉楨等文士，希望曹氏子弟能與這些博聞多識、操翰成章的彬彬君子在一起，“行則同輿，止則接席”（曹丕《與吳質(zhì)書》），耳濡目染，增進修養(yǎng)和才干。

只是從此以后，曹丕與曹植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三

曹丕被立為太子，決定性的因素，按照陳壽在《魏志·陳思王（曹植）傳》中的說法，是他的對手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厲勵，飲酒不節(jié)”，他卻能“任之以術(shù)，矯情自飾”。就是說，一個放任、不自律，一個理性、有政治手段。

曹丕出生時，傳聞有一團青云像車的頂篷罩在他頭上，會看云氣的人都說這是“至貴之人，非人臣之氣”。大好的前程，顯然早由天注定，可曹丕自己卻似乎常懷隱憂，總不樂觀。在他寫的詩賦里，就有許多與他身份不合的幽怨、感傷，比如他最有名的兩首《雜詩》“漫漫秋夜長”和“西北有浮云”，寫游子思鄉(xiāng)，充滿了“郁郁多悲思”“向風長嘆息”“客子常畏人”這樣的詩句，清代的吳淇就曾根據(jù)這種情緒判斷這是曹丕被立為太子前寫的作品，他說因為詩里面有太多的“疑懼”，仿佛在訴說“不可一刻離君側(cè)”的心情。

《魏志·賈詡傳》寫曹丕做五官中郎將時，因為曹植與他旗鼓相當、各有黨羽，心中忐忑，便派人去向“策謀深長”的賈詡尋計策。賈詡告訴他：“愿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yè)，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币馑际且龊米约涸撟龅?，不必多想。曹丕銘記在心，“深自砥礪”。傳說他同時又找人相面，相師也安慰他“其貴乃不可言”，雖四十歲會有個坎兒，一旦過了坎兒，便大可無憂。這些記載和傳聞，還包括他寫的詩文，都反映出在被立為太子前的那六七年，他經(jīng)歷過怎樣的煎熬。由此，當被立為太子那一天，他才掩飾不住內(nèi)心的狂喜，抱著辛毗連聲發(fā)問：“辛君知我喜不？”而這一瞬間的真情爆發(fā)，也才讓辛毗和他女兒恍惚看到另外一個人，并且很不以為然：“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但從曹丕當時給曹操的上書來看，他實際還是“憂惶踧踖”，深懷“喜懼之心”。他的這種自我克制、自我壓抑，應(yīng)當說，同曹操對兒子出了名的約束和管教不無關(guān)系。

曹丕的同母弟，還有一個曹彰。曹彰最能打仗，他的理想，就是當一個“被堅執(zhí)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的將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qū)戎狄”?？墒?，曹操對這一介武夫并不滿意，曾訓斥他：“汝不念讀書慕圣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建安二十三年（218），曹彰受命征烏丸，臨行前曹操又警告他：“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不讓他有一點可以徇私情的念頭。對曹植，自然也有很高的要求。建安十九年（214），曹操自己出征，行前也曾教導留在家里的曹植好好反省自己：“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因此，他的兒子們大多循規(guī)蹈矩、謹言慎行，例如才華出眾、公認僅次于曹植的曹袞，就時常自我檢點，以為自己這一代人，“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因而一輩子戒慎戒懼，修身自守，感動得監(jiān)督他的人最后都要上書表彰他，卻還是被他制止。

曹丕當然了解他父親的心理，而不敢有一點點松懈，即使入主東宮，也依然是“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戒盈賦》）。他在《典論》里寫到過他那時有兩重憂慮：一是擔心在他們兄弟間，會發(fā)生袁氏兄弟“二子相屠”那樣的悲劇。當年辛毗作為袁譚的使者來向曹操求和，就向曹操講過袁氏兄弟“不務(wù)遠略而內(nèi)相圖”，而“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的情形。劉表在給袁尚的信中，也談到過“每與劉左將軍（備）、孫公祐（乾）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蜀志·孫乾傳》）。二是擔心父親和自己的關(guān)系，也會像劉表及其長子劉琦那樣，“隔戶牗而不達”。那一年，曹彰打敗烏丸后去見曹操，曹丕就有這樣一番囑咐：“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yīng)對常若不足者。”時刻保持謙虛，不能夠得意忘形，這其實也就是他自己在父親面前的姿態(tài)，是賈詡提醒他的所謂“不違子道”。西晉時的閻纘就曾以他為例教導當時的太子，說他立太子后，仍然怕有變數(shù)，處處小心，“竟能自全”。宋代的劉克莊也曾分析他的處境，說：“當（曹）操無恙，（曹）植以才，倉舒（曹沖）以惠，幾至奪嫡，謂之多憂可也?！保ā逗蟠逶娫挕罚┒鄳n，就是提心吊膽，就是不敢怠惰。所以，當年吳人陸機來到洛陽，見曹操的遺囑上有一段寫給兒子的話：“小憤怒，大過失，不當效。”大感意外，孰料一向苛刻、令人生畏的這個父親，心底里也有柔軟如許處。

曹丕被立為太子，對曹植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他年少得寵，恃寵而驕，一貫“負才陵物”，沒料到是這么個結(jié)局，于是完全失控。陳壽寫他酒后駕車，居然跑到魏王專用的行車道上，使曹操大為震驚，不僅從此“異目視此兒”，對其他兒子能否約法三章，也喪失了信心，一怒之下，頒布了一系列對諸侯極為嚴厲的禁令。

四

曹操對曹丕兄弟本來有很高的期許，在他們封了諸侯以后，一面仍然“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給予正面的教育和引導，還有一面則是上升到“治亂”“存亡”的高度，加以嚴格管控，包括禁止他們之間相互聯(lián)絡(luò)、走動：“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边@里說的“馬援之遺誡”，是指東漢馬援留給他侄子的遺訓，叫他不要妄議長短是非：“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倍懿僖?guī)定之所以有諸侯私底下往來，罪同“犯妖惡”，主要也就是要防止他們煽動輿論、結(jié)為朋黨。

曹丕登基，繼承曹操這套“薄骨肉”的辦法，甚至于頒布了“諸侯不朝之令”，不許曹氏兄弟隨便進首都洛陽。陳壽在為曹操子孫寫的《武文世王公傳》里，最后總結(jié)道：“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意廢?！闭f的就是他們表面上擁有自己的諸侯國，可是手里什么權(quán)也沒有，實際上等于被軟禁，而這是與《詩經(jīng)·小雅·常棣》講的“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相違背的。這里面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曹植，他先封平原、封臨淄，但是在曹丕稱帝后才去臨淄就國的，可是第二年就被貶安鄉(xiāng)侯，不久徙封東阿，不久再遷雍丘，直到黃初四年（223），才獲準赴洛陽朝拜。而照曹丕的說法，這還是“朕于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曹丕死后，他又封浚儀、封陳，居無定所，輾轉(zhuǎn)流離，所以他后來對魏明帝抱怨說：“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曹丕命曹植七步作詩的傳說，應(yīng)當就起源于這樣一個背景，不管它是不是事實，都很真切地反映了曹氏兄弟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也反映了曹魏政權(quán)從一開始就有的困境。

從曹操到曹丕，并非沒有“欲立萬世之業(yè)，使子孫長有天下”的打算，可是他們對于宗族內(nèi)的問題過度焦慮，防內(nèi)甚于防外，“不思藩屏之術(shù)”，以致“雕剪枝干”“委權(quán)異族”（東晉孫盛語）。據(jù)高隆堂說，在魏文帝時，他就已經(jīng)看到有“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的兇兆，提出過要警惕“鷹揚之臣于蕭墻之內(nèi)”，并主張放權(quán)特別是兵權(quán)給一些諸侯，使他們能像棋盤上的棋子，從四周圍形成保衛(wèi)皇室的陣勢，“鎮(zhèn)撫皇畿，翼亮帝室”，可是這些建議都沒有得到落實。等到曹魏中期，曹氏宗族的曹冏對于這種“薄骨肉”政策帶來的禍患，看得更清楚，他在《六代論》中寫道，這么多年下來，結(jié)果是“子弟亡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內(nèi)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曹氏政權(quán)缺乏網(wǎng)絡(luò)式布局，外無援手，勢單力孤，給司馬氏取代曹魏帶來了機會。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分析曹魏之所以亡，還是緣于曹操對曹植的偏愛，使曹植有了與曹丕一較短長的念頭，這才是根本，“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矣！”（《讀通鑒論》）這都是傳統(tǒng)的看法。

五

曹操突然死在洛陽，曹丕頓時張皇失措，他有詩抒寫此時的心情：“我獨孤煢，懷此百離”“嗟我白發(fā)，生一何早。長吟永嘆，懷我圣考”（《短歌行》）。據(jù)說是司馬孚提醒他：“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他才醒悟過來。

勸禪碑

事實上曹操死后不到一年，漢獻帝就宣布“眾望在魏”，效仿傳說中的“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將帝位禪讓給新的魏王曹丕。禪讓與征伐不同，在古代，是政權(quán)的一種和平交接方式，據(jù)說，它基于賢人政治的理念，不是要把政權(quán)交給子孫，而是交給賢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禪讓就是“讓賢”。禪讓的傳說，如堯讓位于舜、舜讓位于禹，先秦時就有，可是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xiàn)，卻是在漢獻帝與曹丕之間。

受禪碑

也許曹丕看自己，以為早養(yǎng)成漢文帝一般的“圣賢之風”，然而依照清代趙翼的看法，自古以來，改朝換代，只有“禪讓”“征誅”兩條路，如果是臣下奪權(quán)，就叫“篡弒”，曹丕是既想奪漢家的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因此假托“禪讓”，而行攘奪。這是把一切的表面文章戳破。歷史上，認同這一看法、質(zhì)疑曹魏政權(quán)合法性的人很不少，《三國演義》第七十九回寫“曹丕廢帝篡炎劉”，就不但把漢獻帝被逼不過、戰(zhàn)栗不已的樣子，寫得很可憐，又說曹丕在受禪壇上接受群臣呼“萬歲”的時候，忽然被一陣怪風卷來，驚倒壇上，也是病了好多天，大為狼狽。后來，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講到慈禧對光緒發(fā)動的這場政變，是“廢立而非訓政”時，還引曹丕的例子說：要知道西后垂簾是不是光緒皇帝所懇請，只要去讀一讀漢獻帝禪位于曹丕的詔書，“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則可謂曹丕之踐祚，實由漢獻之懇請乎”？

曹丕有一首六言詩，寫在他登基為魏文帝的第二年：

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

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以時整理。

復子明辟致仕。

這首詩收在裴松之注引的《獻帝傳》里。曹丕用了《尚書》里周公還政于成王的典故，在這里表明他會將政權(quán)交還給獻帝，這便是最后一句“復子明辟致仕”的意思。而詩的前四句，講的都是他有改良社會、賑濟人民的決心。經(jīng)歷了漢末長時間的戰(zhàn)爭動亂，“吾將以時整理”，他誓言要以重新整頓秩序，來挽回民心。

陳壽在《文帝紀》中，逐年記錄曹丕在任七年所立規(guī)章、所做事情，除了像頒布九品官人法、詔令魯郡重修孔廟以及限制宦官外戚參與政治等，還有如：

黃初二年，復五銖錢。

黃初三年，開倉廩賑濟冀州災(zāi)民。南征孫權(quán)，孫權(quán)臨江拒守。

黃初四年，詔令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令博舉天下俊德茂才、獨行君子。

黃初五年，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立太學，制五經(jīng)課試之法。禁設(shè)非祀之祭。

黃初六年，使者巡行，問民疾苦，貧者賑貸之。為舟師東征，三月出發(fā)，十月至廣陵，冰凍而還。

這幾年間，似乎都不見什么大的動靜。后來人對于他在軍事上毫無建樹尤其感到遺憾，包括今天一些歷史學家也都認為他是滿足于孫權(quán)的表面稱臣，沒有抓住時機，直搗江東，但是他稱帝的這幾年，卻給魏國帶來安定，這倒是和漢文帝相仿佛的。

《三國志》講義

戴燕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7-1

相師早有預言，說四十歲的曹丕會遇到一個坎兒，他果然沒能邁過這個坎兒，沒能像漢文帝一樣，有更長的政治生命。但無論如何，從建安二十二年被立為太子開始，他對于曹魏的政治、文化就有了越來越深的實際影響，而接受曹操“神武之績”，受禪即皇帝位，這一新的政權(quán)轉(zhuǎn)移模式，更是在他手里創(chuàng)造性地完成。清代末年的孫寶瑄曾強調(diào)孔孟對于中國的貢獻，不亞于英國洛克以及法國盧梭、孟德斯鳩對他們本國的貢獻，因為孟子提出過兩種社會變革方案，一為堯舜禪讓，一為湯武征誅，“禪讓之義，謂庸暗幼弱之主，不宜擁天位也。征誅之義，謂昏暴之君，當受誅于天下也”，所以很了不起。而曹丕代漢，就是由于天子庸暗幼弱，因此強臣奪國、代為天子，理所宜然，“何愧禪讓之義！”

（《忘山廬日記》）

本文摘自《講義》戴燕 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 2017-1 。篇幅所限，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