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yōu)績主義之后是什么
在美國，通過標準化考試來辨別才智出眾者為基礎的教育選拔體制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占據統(tǒng)治地位，這種被稱為優(yōu)績主義的制度如今受到了尖銳攻擊，并正在走向失敗?！陡叩冉逃o事報》近日刊登了一篇題為《優(yōu)績主義之后是什么》（What Comes After Meritocracy？）的文章，作者史蒂文·布林特（Steven Brint）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社會學與公共政策教授，他在文中對有關優(yōu)績主義的爭論與批評以及優(yōu)績主義被推翻后的可能出路進行了探討。
哈佛大學
在現代美國，優(yōu)績主義理念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的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B·柯南特（James B. Conant）,他致力于消除本科生錄取中的繼承資格優(yōu)勢，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招生，并且以成績而不是世系作為選擇標準，這非常倚重標準化考試。哈佛的實踐逐漸在常春藤聯盟和其他大學中傳播開來。優(yōu)績主義在被引入時是一種革命性的理念，并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達成了預想的目的。在1945年到1980年間，眾多考高分的有進取心的學生通過被名校錄取而躍居了原本與他們無緣的重要職位。
用代表性更廣的體制取而代之的計劃很有吸引力，卻不足以解決美國面對的種種問題。足以應對當前狀況的出路是以符合公民理想作為選拔標準，這種取向已經被精英大學所信奉卻尚未被充分采用。
到了1980年代，這一體系的批評者開始指出其缺陷，他們承認至少和貴族模式相比，優(yōu)績主義是一種增加機會的實踐，但他們認為它也帶有自身的社會偏見，這種偏見基于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無論他們自己的出身如何，都會將教育優(yōu)勢傳給孩子。知識精英的后代除了享有某種遺傳優(yōu)勢之外，他們的父母還可以通過傳遞教育稟賦讓孩子更容易獲得成功：早年的精讀經歷、旅行和參觀博物館、好的小學和中學、來自同一社區(qū)的有進取心的同輩、導師和考試準備，等等。對于這類批評者而言，優(yōu)績主義正在轉變?yōu)橐环N新的貴族制度。
這種趨勢在1980年代之后進一步加劇。在幾乎所有的藤校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新錄?。ㄔ诓祭蚀髮W和普林斯頓等一些大學中達到了四分之三）是來自全美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家庭。除了極少數例外，這些大學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學生來自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二的家庭。
現在，經過長達40年的運動，反叛者即將推翻優(yōu)績主義選拔的堡壘。該體制最重要的標志標準化考試正在我們眼前消失。在美國超過四分之三的大學或是不再要求SAT或ACT成績，或是將其改為了“可選考試”。加州大學系統(tǒng)下的十所大學近期決定放棄SAT，可以被看作對于將考試作為大學錄取原則的致命一擊。優(yōu)績主義的捍衛(wèi)者們有他們的理由，但不足以抵擋關于受過高等教育父母的優(yōu)勢的證據積累、為得到充分代表的想要獲得更大份額的群體的動員以及我們的民主正因利用該體制的人而受到威脅的感覺，外加一點點來自競爭獲勝者的對于內卷的筋疲力盡。
優(yōu)績主義時代看起來正在走向結束，我們應該想想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用代表性更廣的體制取而代之的計劃很有吸引力，卻不足以解決美國面對的種種問題。足以應對當前狀況的出路是以符合公民理想作為選拔標準，這種取向已經被精英大學所信奉卻尚未被充分采用。
對優(yōu)績主義的新批評則超越了如今被廣泛接受的不公平指控，而是試圖對其進行更為根本的打擊。對于這些批評者而言，優(yōu)績主義選拔不僅是不公平的，即便在一個更公平的世界中優(yōu)績主義仍然會損害美國社會。21世界的批評者指出，通過聚焦心智能力和勤奮工作，我們創(chuàng)造出了撕裂美國人民的社會分野，并對兩方都造成了痛苦。
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丹尼爾·馬爾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優(yōu)績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中指出，優(yōu)績斗爭的失敗者會認為自己不值得，獲勝者則被更努力工作的要求以及極少的自我實現機會所扭曲，并在下一代中重復這一異化過程。類似的，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2020年出版的《優(yōu)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中指出，“優(yōu)績主義削弱了我們將自己視為共同命運的分享者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過教育的精英“養(yǎng)成了看不起失敗者的習慣”。兩種觀點存在差異，馬爾科維茨提供的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式的分析，認為教育成就取代資本力量進行階級剝削和異化，桑德爾喚起的則是一種民主生活的精神危機，這一危機是由過于強調“聰明”而低估實用智慧和公民美德所造成的。
對精英大學生活的人類學描述和這些批評者說的一樣令人沮喪。娜塔莎·瓦里古（Natasha K. Warikoo）2016年的著作《多元性協議》（The Diversity Bargain）指出，本科生對于更具包容性的大學課堂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以不損害他們的職業(yè)成功機會為限。這些學生會“檢查”他們的特權，但僅僅是出于戰(zhàn)略目的。另有研究顯示，在被入學錄取前用志愿服務時間給簡歷鍍金的孩子如何在四年后對咨詢和金融行業(yè)無聊卻收入豐厚的工作趨之若鶩。桑德爾還懊惱于大學校園里幾乎所有活動都需要通過面試，大一新生飽受被拒絕之苦，最終變得“成功卻受傷”。
文章作者布林特認為馬爾科維茨和桑德爾對優(yōu)績主義批評有過火之處，例如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和醫(yī)學院的絕大多數成員在本科階段上的都是名校，頂尖的記者、公共知識分子、智庫專家也是一樣。類似的，擁有多項專利的人大多畢業(yè)于理工科名校，例如麻省理工、斯坦福和佐治亞理工等等。布林特幾年前的一項研究顯示，全國商業(yè)和政治領袖本科畢業(yè)于排名前40的名校的比例約為18%，這個比例當然很高，但藤校畢業(yè)生顯然沒有壟斷財富500強企業(yè)高管的位置。只有少數幾個高度可見化的行業(yè)是由名校畢業(yè)生所主導的，例如金融業(yè)、娛樂業(yè)和互聯網行業(yè)，而在汽車、化工、建筑和食品生產領域大約只有10%的高管擁有一流大學的本科學位。馬爾科維茨和桑德爾還將很多遍布美國整個制度結構的罪惡歸咎于優(yōu)績選拔。只有2%-3%的高中生能夠進入私立名校，半個世紀以來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不能都歸咎于他們。相反，許多經濟力量和政策失敗造成了收入和財富差距：全球化，工會衰落和技術變革無疑對此負有一定責任。稅收減免和漏洞讓超級富豪獲利，錯誤的伊拉克戰(zhàn)爭和阿富汗戰(zhàn)爭浪費了社會安全網的資金，超黨派化的媒體降低了人們集體行動的能力。優(yōu)績主義的受益者們對此欣然接受，說明優(yōu)績主義至少間接地和這些問題相關，但并不是所有社會疾病的根源。
在布林特看來，具有理想主義精神和社區(qū)意識的高中生之所以在讀完大學之后變成了蜂擁前去從事表格和算法相關的常規(guī)工作的焦慮的年輕人，是因為涌入他們郵箱的工作邀請、公司在招聘期間提供的奢華派對以及他們提供的六位數工資和各種優(yōu)厚福利，他們?yōu)閮斶€助學貸款擔心并且需要通過職業(yè)生涯證明他們和父母做出的犧牲是正確的。是社會潮流引導著他們走上了這條道路。然而當下的美國社會并不需要最具雄心、最勤奮、最聰慧的學生成為金融和科技創(chuàng)業(yè)公司的從業(yè)者，美國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包括氣候變化、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及其后果、政治極化以及保持國際地位和競爭力，次一級的問題包括工作的持續(xù)外包、缺乏工業(yè)的銹帶小鎮(zhè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預期壽命的最大下降、出生率下降和家庭形成的放緩、允許學生在沒有基本技能的情況下畢業(yè)的學校、放棄上大學而沒有其他可選路徑的低收入學生，以及不斷蔓延的槍支暴力。這些領域都需要美國年輕人的投身。排名前20的私立名校中的15所和排名前20的所有公立名校都在大學的使命中提到了改善或服務社會，有什么比幫助解決國家面臨的最具挑戰(zhàn)性的問題更好的服務呢？
羅馬詞匯“civica”在中世紀擴展為公民概念，在理想情況下居住在同一個城鎮(zhèn)的人有責任為其安全和福祉做出貢獻。布林特認為在今日美國和世界面臨的狀況下，對于受過最好教育的人口應該有同樣的期望，他將這種新體制成為“公民主義（civocracy）”。公民主義體制不會也不能削弱追求卓越的個人奮斗，但將以和優(yōu)績主義體制不同的方式將這種努力引向一組不同的目標。公民體制會和優(yōu)績選拔體制共享一些特征，比如重視智識和職業(yè)道德，會比優(yōu)績主義更認真地看待機會平等。不同的是，它會將這些品質與更廣泛的社會目標聯系起來，并且不會癡迷于考試成績而使其凌駕于其他對于改善公共生活至關重要的品質至上。
公民主義錄取體系會更加重視申請人是否有動力和準備通過研究、解決問題和創(chuàng)新為更廣泛的社區(qū)做出貢獻。這一取向的實施有賴于精英大學關注點的調整。如果一流大學的關注點在精英行業(yè)獲得高薪的畢業(yè)生身上，那么當前的體系就是為實現這一結果而設計的。如果大學真的希望培養(yǎng)有能力和動力迎接國家所面臨的挑戰(zhàn)的人才而不僅僅是在學校網站上展示這些目標，那么它們就又可能被說服招收更多真正會服務社會的學生。公民主義的錄取體系應該包括更有效地跟進申請人在高中所參加的項目而不是擔任的職位，鼓勵在高中畢業(yè)和上大學之間服務一年，探究申請人研究公民問題的途徑的論文和面試，更大程度聚焦當今和未來關鍵問題的通識課程，對做出突出公共貢獻的學生的新形式的認可，更多地邀請致力于解決國家和全球重大問題的人士做講座，以及在經費許可的情況下減免不追求高薪職業(yè)的學生的學雜費，等等。一旦被錄取的學生的形象以及校園討論的類型發(fā)生變化，同輩效應會強化學生們對于以公民精神參與社會的信仰，那么未來的學生及其家長也會抓住新的重點而后做出相應調整。
公民主義的錄取標準還有著消除傳承和捐贈者偏好的額外好處，除非這些享有特權的學生能向持懷疑態(tài)度的招生工作人員證明他們將利用所繼承的優(yōu)勢為國家或世界造福，否則他們不會再得到特別的考慮。在公民主義體制下，大學將致力于為來自過去被排除在外的群體的年輕人提供機會，并會持續(xù)關注他們的表現。在解決貧困和不平等問題方面，經歷過困苦的學生只要能將自身的觀察和體驗轉化為可以帶來改變的想法，就可以在競爭中獲得優(yōu)勢，這將有利于進一步平衡大學校園的代表性。
藝術界是富人的天堂
許多被凍結資產的俄羅斯超級富豪與藝術界有著深厚的聯系，最近幾周，隨著這些資產的帷幕被拉開，藝術在創(chuàng)造和維持這1%的人中所起的作用再次被揭示出來。James Rushing Daniel在《雅各賓》雜志撰文呼吁人們意識到這一問題。
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是一個在米爾豪斯資本和切爾西足球俱樂部擁有利益的億萬富翁，他的英國資產被凍結并被禁止進入該國。通過看似合法的手段和涉及眾多空殼公司的不正當金融交易相結合，阿布拉莫維奇積累了驚人的財富，與同級別的其他億萬富翁相比，阿布拉莫維奇更愛炫耀。
2022年3月29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俄羅斯寡頭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打電話。
除了他的超級游艇艦隊和一架787夢幻客機外，他還擁有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投資組合。雖然他在肯辛頓宮花園的1.2億英鎊的豪宅是最突出的，但他在英國有53處豪華住宅；在科羅拉多州的斯諾馬斯有一處價值5000萬美元、面積達1.4萬平方英尺的山莊；在安提布角有一座龐大的別墅，以前曾住過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已故希臘船王，曾是世界首富）和愛德華八世。
阿布拉莫維奇在藝術界也是一個強大的存在。多年來，他一直被列為世界頂級收藏家之一。在2008年為期兩天的瘋狂購物中，他在盧西恩·弗洛伊德的《睡覺的救濟金管理員》和弗朗西斯·培根的《三聯畫》上花費了將近1億美元。他也是一個重要的藝術贊助人。與他的前妻達莎·朱可娃一起，他在2008年創(chuàng)辦了車庫當代文化中心，這是一個場景級的藝術中心，2015年搬到了莫斯科高爾基公園內雷姆·庫哈斯設計的空間。阿布拉莫維奇因此成為該領域最引人注目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并不孤單。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幾十位俄羅斯精英也同樣在藝術界占據了重要位置。
那些在巴塞爾藝術展或威尼斯雙年展上與他們打交道的人很樂意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在游艇、房屋和藝術品上花費的數十億美元是從俄羅斯民眾那里吸走的。
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俄羅斯富人開始購買藝術品。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收購是恢復和慶祝俄羅斯文化歷史的一部分。正如哈弗福德學院社會學客座助理教授、《轉型的藝術：后蘇聯時期俄羅斯的藝術領域》一書作者 Elise Herrala 所說，俄羅斯藝術界有很多收藏家，比如Viktor Bondarenko，是出于保護俄羅斯遺產的“國家責任感”。
然而，對其他人來說，藝術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手段，使財富多樣化。通過私人賣家或國際拍賣行購買的藝術品，成為了比房產或現金更不透明的投資，使精英們能夠偷偷摸摸地洗錢和流通財富。
2016 年，巴拿馬文件揭開了大量金融雙重交易的面紗。關于藝術，他們詳細介紹了包括俄羅斯的Dmitry Rybolovlev在內的精英如何利用空殼公司和離岸外包來非法轉移數十億美元的藝術品。2020 年，國會調查人員揭露了Rotenberg兄弟如何利用空殼公司來逃避制裁，并在美國購買了數百萬美元的藝術品，包括像勒內·馬格里特的《La Poitrine》。正如調查人員得出的結論，這對兄弟“被藝術市場運作的秘密和匿名性所支持”。
2002年，弗拉基米爾·波塔寧（Vladimir Potanin）在拍賣會上以10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了卡齊米爾·馬列維奇（俄羅斯至上主義藝術奠基人）的《黑色廣場》，作家塔季揚娜·托爾斯塔婭稱之為“人類最著名、最神秘、最可怕的畫作”，這比曼哈頓的住宅要價中位數還低。
三年后，波塔寧給肯尼迪中心提供了500萬美元，用于資助“俄羅斯休息室”，這個文化空間似乎是為了展示一個世界性的、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形象，為國際商業(yè)合作做好準備。正如波塔寧基金會的網站所描述的那樣，休息室的作用是“向美國觀眾展示一個脫離傳統(tǒng)歷史和文化窠臼的當代俄羅斯形象”。該網站繼續(xù)夸大了建筑師Sergey Skuratov設計的“壯觀的建筑形式“，并指出該空間“是人類渴望超越的永恒野心的寓言，是對運動的渴求，是克服物質邊界的幻覺”。
除了國際投資之外，許多俄羅斯最富有的人還試圖將俄羅斯本身變成一個當代藝術天堂，并將其帶入國際藝術目的地的群島。除了車庫，莫斯科現在還擁有由Renzo Piano設計的GES-2文化之家，該文化之家由億萬富翁Leonid Mikhelson創(chuàng)立。
在過去的幾年里，由達莎·朱可娃經營的莫斯科車庫博物館在為俄羅斯的當代藝術提供庇護所方面發(fā)揮了關鍵作用，同時表達了一個時髦的、與全球相關的形象。朱可娃是亞歷山大·朱可夫的女兒，她也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Shed的董事會成員，紐約Frieze展自2021年以來一直在這里舉行。
該博物館包括一個出版部門、藝術家工作室，以及在2021年之前，與Michael Rother和Ibeyi等藝術家合作的音樂系列。它的雜志在2014年被VICE接管（盡管自2021年以來它沒有發(fā)布新的內容）。與其地位相稱的是，車庫已經舉辦了許多大牌藝術家的展覽，如Louise Bourgeois、Rirkrit Tiravanija和草間彌生。
2015 年，車庫舉行了星光熠熠的重新開放。為期多天的活動旨在以熱情好客讓客人眼花繚亂。與會者享用了“香檳浸泡過的魚子醬”早餐和“魚子醬、伏特加酒、身穿白色廚師服的大個子切大塊煙熏鮭魚”的正裝晚餐，配樂為《曼波五號》 。
該活動吸引了一些最杰出的藝術和文化人物：藝術品經銷商和畫廊主拉里·高古軒——他本人由阿布拉莫維奇和以色列-俄羅斯億萬富翁、阿爾法銀行創(chuàng)始人米哈伊爾·弗里德曼資助——與包括杰夫·昆斯、伍迪·艾倫、喬治·盧卡斯和哈維·韋恩斯坦。出席重新開放的還有前模特、編程圈名人兼約書亞·庫什納的妻子Karlie Kloss，以及魯珀特·默多克的前妻鄧文迪·默多克。
在庫什納的風險投資公司的資助下，朱可娃和默多克在2009年共同創(chuàng)立了Artsy，一個在線藝術經紀公司，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線藝術市場。值得注意的是，它還為烏克蘭舉辦了一場慈善活動，即“藝術家在現場：為烏克蘭舉辦的慈善拍賣會”，為顧客提供了與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坐在一起的機會，再現了她2010年的表演“藝術家在現場”。
剝削和資本主義的過度行為從未遠離過藝術界的高層。雖然阿布拉莫維奇和其他人是一種特別浮夸的資本家，但他們最終只是一個更大的生態(tài)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生態(tài)忽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一些最糟糕的過度行為（當然，也從中獲利）。
所有部門的藝術工作者都受到了虐待和低薪。正如記者Nastia Voynovskaya所說，藝術工作者的熱情常常被當作一種剝削的手段?！耙驗樗麄円员硌荨⑴恼栈驅懽鳛闃?，旁觀者將從事這項工作的機會本身視為一種特權—并利用這一理由為缺乏補償或福利辯護。”近年來，入門級藝術工作者報告了臭名昭著的惡劣勞動條件，包括在疫情期間被迫回到畫廊，并被迫簽署非披露或非競爭協議。2021年，一項研究發(fā)現，有色人種的藝術工作者的工資比白人工作者低35%。
與此同時，藝術界仍然是少數非常富有的藝術家的天下，他們似乎毫無顧忌地追逐利潤。達米安·赫斯特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藝術家。對于他在高古軒不列顛街的最新展覽，Jonathan Jones斯寫道：“這是為寡頭的頂樓設計的藝術，他們從窗戶向外看，問誰真正關心那些在下面走動的肉塊”。 2020年，據報道，盡管赫斯特從英國政府獲得了2100萬美元的資金，但他還是解雇了六十三名員工。3月下旬，據透露，赫斯特從英國COVID救濟基金中申請了130萬英鎊。
也許最重要的是，世界上的主要藝術收藏家包括許多來自商界和政界的不懷好意的人物。除了寡頭阿布拉莫維奇和雷波洛夫列夫之外，這個小圈子還包括主持亞馬遜糟糕工作條件的杰夫·貝佐斯，沃爾瑪女繼承人愛麗絲·沃爾頓，其公司因低工資和反對工會而臭名昭著，以及對沖基金億萬富翁丹·奧奇，他因向非洲領導人支付數百萬美元的賄賂而在2016年被罰款4億美元。該名單還包括卡塔爾前首相謝赫·哈馬德·本·賈西姆·本·賈比爾·阿勒薩尼，據稱他的辦公室與向“征服沙姆陣線”（al-Nusra Front）的資金轉移有關。
這些參與者的中心地位，以及藝術界對他們違法行為的容忍度，表明問題絕不僅僅是阿布羅莫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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