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說的歷史學和歷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歷史是過去發(fā)生的事情,歷史學是我們怎么樣把這些事情告訴、傳達給別人,是傳達一種知識。把這種知識傳達給別人,不是指歷史上所發(fā)生的具體的事情,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墒俏覀冊谌粘S谜Z里邊時常把這兩個東西弄混了,結(jié)果有的時候說歷史怎么樣,其實是指歷史學,可是我們就把它當作了歷史。
歷史是指過去發(fā)生的事情,只有過去發(fā)生事情的一部分流傳下來了,這一部分,我們怎么知道它,這就是歷史學。歷史學是指對過去發(fā)生的事情的知識及研究。一開頭,我們就應該嚴格地劃分歷史與歷史學的界限。
何兆武先生,攝于2007年8月
我們從歷史的研究中獲得的知識,亦即歷史學,是可以傳播的??墒菤v史本身它不能夠傳播,它不能夠把自身告訴別人,這件事情本身是不會說話的,不會告訴別人發(fā)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至于弄清楚過去發(fā)生了什么事情,那是歷史學的任務。歷史學的任務由誰來承擔呢?就由歷史學家來承擔,他們把所知道的事情記錄下來,傳達給別人。
我們做研究的時候,應該分清楚:我們是在研究歷史,還是在研究歷史學。這是兩個不同性質(zhì)、不同范疇的東西。但我們卻時常弄混,結(jié)果就造成一些混亂。
我們時常說歷史教導我們怎么樣。歷史本身并不教導你什么,那是經(jīng)過歷史學家、經(jīng)過學歷史的人的頭腦所得出來的結(jié)論,告訴人們應該從歷史里邊學習什么智慧。又比如說,人們時常說歷史證明了什么,其實歷史本身并不能主動證明。歷史就是有過那么回事,你要是說它證明了什么,那是你從其中得到的、總結(jié)出來的經(jīng)驗和教訓,那是你自己思想的產(chǎn)物。那不是歷史本身,歷史本身沒有教導你這件事。19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就曾教導人們:權(quán)力引導人腐敗,權(quán)力本身是腐敗人的。但是,這是歷史學家從歷史里邊抽出來的教訓,歷史本身并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所說的歷史,就是過去所發(fā)生的事情。實際上,它往往包括兩層意思。一層意思就是指過去所發(fā)生的事情,這個是歷史的事實。還有一層就是指我們從所發(fā)生的事情里邊做出的判斷,得出的結(jié)論。這些東西是歷史學家的任務,也是學歷史的人的任務。歷史的教訓是我們總結(jié)出來的,而不是歷史本身告訴我們的。
事件本身并沒有意義,意義是我們賦予它的,是我們從其中抽出來的東西。我們從其中抽出來的東西是不是正確,就跟科學家從自然界總結(jié)出一條規(guī)律來一樣,是否正確,不好輕易判斷。而且,即使總結(jié)出一條有用的規(guī)律,也可能過若干時間以后,這條規(guī)律又被否定了,或者又被矮化了——這并不意味著對這個規(guī)律的否定,它依然有用,但只在某種條件下有用。打個比方,例如牛頓的運動定律,我們現(xiàn)在認為它還是有效的,然而只是在一定的范圍之內(nèi)有效,在一個慣性系統(tǒng)之內(nèi)它有效,但如果在高速度的運動里邊它就無效了。我想,我們最好時時能夠警惕這一點,這樣就可以避免在歷史研究中犯錯誤。
人類的知識是不斷進步的,但歷史的事實只是一度,它不能夠重復。我們研究一種自然現(xiàn)象的規(guī)律的時候,可以進行幾百次、幾千次研究??墒菤v史的事實只是一度,不會再重復。任何歷史事件都不可能重復,時間不同了,空間不同了,各種條件也不同了。比如說一個征服者,愷撒大帝也好,拿破侖也好,你說他們有相似的地方,可是他們兩個人畢竟是不同的人,出現(xiàn)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在不同的場合之下。歷史事件沒有重復,僅僅出現(xiàn)一次,愷撒就是愷撒,他不是拿破侖,拿破侖就是拿破侖,他不是愷撒。至于我們從其中總結(jié)出的規(guī)律,那是我們的總結(jié),不是它本身的重復??墒俏覀兛偨Y(jié)規(guī)律時,就好像這個規(guī)律是普遍適用的,到處都可以套。這一點做起來要小心,是不是都可以照樣地套,這要打個問號。
最復雜的是,自然界沒有思想,人類有思想。人有思想,而最麻煩的是,你不能夠真正地理解他的思想。歷史的主體是人,人的任何行為,特別是重要的行為,背后必然受一個思想的支配,特別是文明社會,人類越文明,思想動機越深,越起作用。構(gòu)成歷史的恰好就是人的思想。其他物種的行動大概都不是深思熟慮的,都是本能的。人是有思想的動物,他為什么這么做,背后的思想動機是歷史里面最難把握的事情。你不可能知道別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白居易曾經(jīng)有兩句詩:“唯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比诵南鄬χg,離著一尺的距離,他的內(nèi)心是怎么想的,我們很難知道,只能憑推測。所以,我們看到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怎么來探索它的因果關(guān)系,歷史學家們對這個任務的完成,是非常困難的。
這跟自然科學家不同,自然科學家的對象沒有思想。假如你要研究天文學,你不用了解太陽有什么思想,月亮有什么思想。自然世界沒有思想,只有人類有思想。文明程度越高,思想的含量就越大,思想含量越大,你就越不容易把握。畢竟一個人不是另外一個人肚子里的蛔蟲,他無法真正地知道別人是怎么想的。但如果你不知道這一點,就好比畫龍要點睛,究竟最重要的一點是什么,你恰好不知道,點不出這個睛來。歷史學家在這一方面不但是心理學家,而且更重要的,他還得是一個文學家。
歷史學家寫一件事情的時候,里面貫穿了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你沒有摸索到人的思想感情的深處,你寫出來的歷史就是膚淺的。可是你如何才能摸索到別人的思想深處呢,這個事情簡直是太困難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妒酚洝返淖髡咚抉R遷,他是文學家,他的文學家的一面是赤裸裸的。他經(jīng)常發(fā)牢騷,這一點如果按嚴謹?shù)摹⒖陀^的歷史學來說是不應該的,你不能把自己的感情加進去。比如司馬遷寫屈原傳的時候,那里邊大量內(nèi)容都是寫他自己的,都是司馬遷自己在那兒發(fā)牢騷,嚴格講起來,這是不符合科學規(guī)范的。但是,正因為司馬遷也是滿腹牢騷,他看到屈原那些事情,非常同情,禁不住就發(fā)牢騷。通過他發(fā)的那些牢騷,使我們間接地能夠推測一下屈原的滿腹牢騷。這一點是文學家的工作,不是歷史學家的工作,可是恰好這一點使他完成了一個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他探索到人心的深處了。因為你只有探索到人心的深處,你才真正地理解歷史。在這一點上來說,古代所謂文史不分是有道理的。
當然,也有些歷史學家企圖更深一步。比如心理史學,就是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拿來,用來研究歷史,究竟這種方法能夠有效到什么程度,現(xiàn)在還很難說。比如說研究希特勒,一個大獨裁者的心態(tài),認為希特勒在小的時候受過什么挫折,養(yǎng)成一種病態(tài)的心理,所以他成年后有那樣的表現(xiàn)。當然這也許有道理。你想那種沒有同情心的大獨裁者,猶太人六百萬人,他要全部絕滅,一般人做不到。法國心理學家勒龐,他研究群眾心理,也是第一次的嘗試。群眾心理也很可怕。比如說紅衛(wèi)兵一起來,就施行酷刑,抓著所謂“階級敵人”,就殘酷迫害,坐噴氣式飛機,跪在地上曬太陽,剃了光頭,如果這種行為也可以算是人性的表現(xiàn),那簡直比動物性還不如了。老虎吃羊的時候,它是因為饑餓,并不是看見羊流血覺得那是一種享受。就此而言,歷史學研究的是人性。可人性是怎么樣的呢?這個問題真是千變?nèi)f化,非常難捉摸。所以,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就在于他能夠有洞見,有一個insight,他能夠看到人內(nèi)心深處的東西??墒牵@一點并不是輕易可以做到的。
人是歷史的主人,歷史就是人創(chuàng)造的。那么,創(chuàng)造歷史的人,一切的作為都有思想上的動機。你把這個思想上的動機抓住了,你才能夠真正搔到癢處。抓住這個思想動機,一方面要求歷史學家有豐富的經(jīng)驗、深厚的知識;另外一方面,他還得有“慧眼”,有思想的深度。沒有那個思想深度不行,抓不住要害——歷史上的要害。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歷史學是一門特殊的學問,它實際上是研究人類心靈運動的規(guī)律。人的心靈是怎么運動的,它體現(xiàn)為歷史。在粗淺的層次上大概比較好掌握。越到高的、比較復雜的層次上,越難掌握。比如說一個人到了最窮困的時候,吃不上,喝不上,饑寒交迫,他的心理生活接近于動物的生活;可是等到他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愁吃,不愁喝,他的許多心理活動你就難猜測了。甚至于一個人做了皇帝,是最高的權(quán)威,他忽然要這樣,忽然又要那樣,大概他的心理就更難猜測了。歷史學家研究這些問題,就要既是一個文學家,又是一個心理學家,要能夠抓住人心里面最微妙的那些東西,而這些東西確實是最難抓住的,所以歷史學總是會留下很多的疑問。這些疑問要一代一代的歷史學家去解決,然而卻很難有最終的答案。
何兆武先生近照
歷史學家應該是一個人性學家,他應該是研究人性的。從這一點上說,歷史學是科學嗎?它有科學的一面,但它也有不是科學的一面。從物質(zhì)層次上來說,歷史是服從自然規(guī)律的。比如說今年歉收,荒年,假如糧食減產(chǎn)了一半,那么就會有比如30%的人,或者20%的人要餓死,這個基本上由自然規(guī)律來支配??墒怯行〇|西就不受自然規(guī)律的支配了。你看起來是一回事,可是結(jié)果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樣。人性那些幽微的地方,現(xiàn)在的科學尚且研究不到,可是這些東西在歷史上是最起作用的。
所以,歷史的規(guī)律應該是一種特殊的規(guī)律,跟自然規(guī)律不一樣。自然規(guī)律是死的,是必然的。歷史的規(guī)律不是必然的,為什么呢?因為它多了一個因素,除了自然的因素以外,還有自由的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人的思想有很大的自由度,這個自由決定了歷史的形成。不但對個人來說決定著歷史的形成,對于群體來說,也是如此。所以我時常想,歷史所描繪的那條曲線,是由兩個坐標組成的。一個坐標是必然的,那是物質(zhì)的;一個坐標是自由的,是思想上的,這個思想上的坐標是不固定的,因而歷史的形成是不固定的。所以,歷史有一部分是可以預言的,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預言的。就可預言的那部分來說,歷史有規(guī)律可尋;就另外一方面,自由的因素來說,歷史沒有規(guī)律。既然是自由,它就沒有規(guī)律,就不是必然,它要是必然,就不是自由了。
可是有的人在這方面比較樂觀。李白有一句詩,“天生我材必有用”,也就是說人的才干必然要發(fā)揮出來??档碌臍v史哲學的第一條也是這么說的,即人類的聰明才智是必然會充分地發(fā)揮出來的。意思是說大自然(他不用上帝,其實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賦給人的聰明才智必然會充分地發(fā)揮出來,不然它給你這聰明才智做什么。就好像給你兩條腿,那就是讓你能走路的?;蛘呓o你兩個眼睛,就是為了要使你看得見東西的。那么大自然既然給了你那么多聰明才智,就是準備要你充分發(fā)揮出來的。
我想,他們都是樂觀的。說“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有天賦才能,最后是一定充分發(fā)揮出來的,也不見得。有的人很聰明,一輩子也沒成績。按康德的解釋,充分發(fā)揮不是在一個人的身上,而是在全人類的身上。就人類全體來說,這個聰明才智最后是要充分發(fā)揮出來的。這個論點,我覺得充滿了啟蒙時代的樂觀精神。不過這些都是形而上學的假設(shè),你無從證明,大自然是否確實有它的意圖,要你們發(fā)揮自身的聰明才智。
所以,歷史究竟應該怎么樣,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一個文學家可以是個人道主義者,可是,我們知道,也有些文學家或者哲學家謳歌戰(zhàn)爭。像尼采,他就謳歌戰(zhàn)爭,戰(zhàn)爭怎么樣使人偉大,激發(fā)人的心靈,他只判斷這一面。所以,歷史學作為一門人文科學,它涉及很多道德或者倫理方面的判斷,而這些判斷應該怎樣納入科學的軌道,卻是需要繼續(xù)探討的。19世紀的實證主義者說,歷史學就是科學,不多也不少。其實在我們今天看起來,歷史學自有科學的一面,但是它比科學多了點什么,少了點什么。它比科學多的那個,就是它要有倫理的道德感,道德上的價值判斷。
歷史學使人有智慧,可是歷史學也給人類帶來了很多的惶惑。有一個法國作家叫作法朗士,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大意如下:有一個回教的哈里發(fā),年紀老了,就培養(yǎng)他的兒子接班,做回教領(lǐng)袖。怎樣培養(yǎng)呢?他知道學習歷史可以鑒往知來,于是就請他們國內(nèi)最有名的一個歷史學家來教他的兒子學習歷史。這個歷史學家?guī)砹耸ヱ橊?,駱駝背上堆的都是歷史書。年輕的王子后來繼位做了國王,這個歷史學家問他,歷史學得怎么樣了呀?他說,哎呀,你的書太多了,我現(xiàn)在沒有那么多時間學,你能不能給我簡化一點,我再學。歷史學家就領(lǐng)了命令回去,把他那么大撂的書刪成十本,十年之后又來見這位哈里發(fā)。哈里發(fā)說,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做了這么多年國王,事情煩得不得了,而且我身體也不行了,你這十部書我看不完,能不能再給我減掉一些,我再來讀。于是,這個歷史學家又回去,費了十年工夫,把全部的歷史縮成了一本書。當他走到宮門的時候,侍衛(wèi)跟他說,國王現(xiàn)在病重了,正在等你呢,趕快去吧!國王一見到他就說,哎呀,我現(xiàn)在老了,恐怕活不久了,你這本書我也看不完了。你能不能用最簡單的話告訴我,什么是人類的歷史?這個學者想了一下,回答他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他們活著,他們受難,他們死了。法朗士是法國作家,這句話用法文表述就是六個字,這就是全部人類的歷史。
這也教會我們應該從什么角度去看人類的歷史。人類總是希望美好的生活,可是實際上充滿了苦難,應該怎么解決?這是最讓人為難的地方。19世紀的時候,實證主義風行,達爾文的進化論也深入人心,自然科學大踏步地前進,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充滿了樂觀的情緒,以為將來隨著科學的進步,人類的世界就會一天比一天美好。到了20世紀,科學更加進步了,可是人類的生活好像并不能證明就一天比一天更美好??偠灾?,我們要給歷史總結(jié)出一套哲學來,這是很困難的事。反過來說,作為學術(shù)研究,你不能因為它困難你就不干。這是擺在歷史學家面前的兩難境地。(文/何兆武 口述 岳秀坤 張云波 整理)
(摘自何兆武著《可能與現(xiàn)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本文由何兆武先生口述,岳秀坤、張云波記錄、整理。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