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帷薄不修案”始末考

熙寧四年(1071)六月，歐陽修“未及引年”，為“全晚節(jié)”“惟有早退”，（《清波雜志》，卷九）于是歸隱潁州。次年，閏七月二十三日，一代文壇盟主、北宋“古文運動”的領(lǐng)導(dǎo)者歐陽修溘然長逝。

今人普遍將歐陽修之死歸咎于治平四年（1067）誣謗事件的打擊，但是，進(jìn)一步將“濮議之爭”視為誣謗的誘因，值得存疑和推敲。嘉祐、治平年間，仁宗“倦勤”，英宗不壽，宰輔韓琦、曾公亮、歐陽修專權(quán)，從而引發(fā)與前宰相富弼、文彥博等人之間的權(quán)力之爭，后者借與其游從甚密的言官之口，“欲擊去之”。與此同時，甫一即位的宋神宗則借機(jī)罷去韓琦、歐陽修，重振皇權(quán)。

歐陽修像

一

《皇宋通鑒長編紀(jì)事本末（卷五十八）》將“歐陽修誣謗”單列為一個章節(jié)，其中，有關(guān)最終壓垮歐陽修的“帷薄不修”（或曰“長媳案”）的緣由，延續(xù)了南宋史學(xué)家李燾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九，以下凡引自該書，只標(biāo)明卷數(shù)）中最早將“歐陽修誣謗”溯及“濮王追崇事”，即“濮議之爭”的說法：

“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歐陽）修者眾，欲擊去之，其道無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劾，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齒。修長子發(fā)，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謗修帷薄，事連吳氏。集賢校理劉瑾與修亦仇家，亟騰其謗，（彭）思永聞之，間以語其僚屬（蔣）之奇。之奇始緣濮議合修意，修特薦為御史，方患眾論指目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遂獨上殿劾修，乞肆諸市朝?！?/p>

“歐陽修誣謗”始作俑者，是薛良孺（歐陽修凡三娶，初娶胥偃女，再娶楊大雅女，終娶薛奎女，而薛良孺即薛奎從子），授意僚屬以此劾罷歐陽修的，卻是彭思永。但同書卷二百七，李燾對彭思永在“濮議”中的表現(xiàn)卻頗有微詞。

一言以蔽之，在針對歐陽修的“濮議之爭”中，彭思永“媕阿不一言”，是缺席的，這便與上引作為“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的彭思永義終齟齬，因而我們不能不對彭思永彈劾歐陽修的動機(jī)和意圖存疑。

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時，引《宋史·彭思永傳》：“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庇枰赞q駁，今人也同樣認(rèn)為“彭思永倒是一位較為廉恕且有雅量之人，他之所以授意蔣之奇彈劾歐陽修，可能出自御史中丞的職責(zé)和對形勢的錯誤估計?！保ā稓W陽修兩次被誣始末思考》，中州學(xué)刊，1999年9月號）

但所謂“孤證不立”，四庫館臣所依據(jù)的《宋史·彭思永傳》，其唯一的史源很可能是其女婿程顥撰寫的《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而四庫館臣所謂彭思永之“上疏”，則出自程顥弟程頤代作的《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行狀撰于歐陽修病逝的同一年，程顥“為尊者諱”，甚至不惜虛構(gòu)彭思永在“濮議”中的積極表現(xiàn)，既可為當(dāng)時士大夫之間的公議——“（濮議中）思永不應(yīng)默”“思永雖言之，必不力”“思永媕阿……議者丑之”——做辯白，又可為彭思永與歐陽修之致仕乃至離世之間的聯(lián)想解套，從而將彭思永攻擊歐陽修的初衷暗示或鎖定于作為禮義之爭的“濮議”，即當(dāng)時所謂“公議”，而非以“陰私丑詆”，也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

事實上，現(xiàn)存有關(guān)“濮議之爭”的諸多文獻(xiàn)中，都找不出彭思永作為臺官領(lǐng)袖參與其中的只言片語。與此相反，如果說唯一保存下來的《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也代表著彭思永本人立場的話，那么，“程頤（即彭思永）與歐陽修屬于同一陣營?！保ā侗彼沃衅谑看蠓蚣瘓F(tuán)的分化：以濮議為中心》，張鈺翰，《宋史研究論叢》，第14輯）

既然彭思永因“濮議之爭”而“欲擊去之”的說法不確，那么，彭思永自知“以陰訟治大臣誠難”，卻仍然一意孤行的初衷又是什么呢？其實，彭思永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時，曾直言不諱，“大臣朋黨專恣?！边@或許才是他授意僚屬攻擊歐陽修的真實動機(jī)。

二

彭思永，字季長，江西廬陵人，天圣五年進(jìn)士，他既和歐陽修、劉沆同鄉(xiāng)，又和韓琦、文彥博同年，此外，還是晏殊侄婿，而富弼則為晏殊婿，按宋人說法，彭思永和富弼是“友婿”或“僚婿”關(guān)系，由此，他們在政爭中步調(diào)一致，這在朋黨政治盛行的北宋政壇上，絕非意外。

反觀嘉祐、治平間，富弼和韓琦、歐陽修之間卻漸行漸遠(yuǎn)，甚至決裂，對此，劉子健先生在《歐陽修的治學(xué)與從政》中早有論及，“富弼與韓琦決裂，同時，對歐陽修也抱反感?！?/p>

“慶歷初，杜祁公（即杜衍）、韓（琦）、富（弼）、范（仲淹）四人在朝，欲有所為。文忠（歐陽修謚文忠）為諫官，協(xié)佐之?！保ā妒直苁钿浽挕?，卷三）于是，“慶歷新政”于焉登場，期間，歐陽修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和衷共濟(jì)，銳意革新，被交指為“黨人”，相繼遭罷逐。之后，隨著范仲淹于皇祐四年在徐州黯然離世，昔日攻守同盟，終將淪為權(quán)力場上角逐的對手。

至和二年（1055），文彥博、富弼、劉沆同為宰相，次年，劉沆先遭臺官劾罷，嘉祐三年（1058）六月丙午，御史再劾罷文彥博，同一天，富弼拜昭文相，即首相，韓琦拜集賢相，即次相。期間，富弼、韓琦短暫并相，但嘉祐六年三月己亥，富弼丁母憂而罷相，閏八月庚子，韓琦繼富弼為首相，曾公亮接替韓琦為次相，同一天，歐陽修除參知政事，即副相，直至治平四年（1067）三月，彭思永、蔣之奇劾罷歐陽修，九月，韓琦遭王陶劾罷，歐、韓徹底遠(yuǎn)離朝廷。

但嘉祐初，仁宗“倦勤”（一般認(rèn)為中風(fēng)，嚴(yán)重時，僅能以點頭或搖頭表示可否），之后，英宗繼位，同樣“恭默無語”，從而為宰輔專權(quán)創(chuàng)造了條件。而嘉祐六年（1061）八月至治平四年（1067）九月，一直是韓琦、曾公亮并相，此前慣例，宰相多為三員，分別帶昭文館大學(xué)士、監(jiān)修國史、集賢殿大學(xué)士之職，但這期間，韓琦身兼昭文館大學(xué)士、監(jiān)修國史，一身二任，而歐陽修作為副相，與韓琦共執(zhí)國柄，“公（指韓琦）晚與永叔（歐陽修，字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保ā端稳溯W事匯編》，第二冊）

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六）中稱，“（曾公亮與韓琦）勠力一心，更唱迭和?！秉S震也在《黃氏日抄》（卷50）中直言，“（曾、韓）公共政務(wù)。”《宋史》也將曾公亮傳與韓琦傳置于同一卷，且將曾附于韓后。據(jù)《宋史·曾公亮傳》，“（熙寧間）凡更張庶事，（曾公亮）一切聽順（王安石）?！笨梢韵胍?，嘉祐、治平年間，大抵也是這樣，由此，韓琦、歐陽修二人把持中書，當(dāng)是某種常態(tài)，對此，韓維在《富文忠公（弼）墓志銘》中如此描述，“時仁宗倦勤，庶政皆仰成宰相?！痹卦凇对珟煿列袪睢分幸灿蓄愃聘爬?，“當(dāng)是時，天下無事，仁宗委政大臣，垂拱仰成?！毕噍^于韓維、曾肇的溫文與含蓄，司馬光、呂誨等人在英宗朝治平年間的上疏，則更加犀利和直白，“大臣坐得專權(quán)之利者也?！薄按蟪紝?quán)甚于先朝。”“今（韓）琦……日益專恣，廣布朋黨……惟求附己之人?！保ň矶倭?/p>

這都和上引彭思永所謂“大臣朋黨專恣”的情形遙相呼應(yīng)，其中的“大臣”，當(dāng)指韓琦、歐陽修無疑，與此同時，富弼與韓、歐之間的矛盾與權(quán)力爭斗也開始暗流涌動，而越積越深。

蘇轍在《龍川別志》中記載了富弼與韓琦之間最初交惡的情形，嘉祐間，富、韓并相，但富弼母親年邁，他想為起復(fù)預(yù)留后路，便故意向韓琦提及“宰相有起復(fù)視事者”，韓琦顯然洞悉富弼的言外之意，以一句“此非朝廷盛事”，打消了富弼的念頭，蘇轍認(rèn)為，“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所謂“起復(fù)”，據(jù)《朝野類要》：“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擢用者，名曰起復(fù)?！奔床槐厥匦ⅲㄆ跐M），便可回朝任職。由此可見，富、韓二人最初交惡實出于權(quán)力之爭，而韓琦阻擊富弼復(fù)出為相的記載，所在多有，比如，富弼服喪期間，有人建議韓琦應(yīng)辭首相，留待富弼終喪之后，完璧歸趙，遭韓琦果斷拒絕。（卷一百九十五）

嘉祐、治平間，三蘇與韓琦、富弼、歐陽修之間均有交集，而且，熙寧四年九月，二蘇赴潁州拜謁歐陽修，相從兩旬有余，別后未一年，歐陽修撒手人寰，后來，蘇轍為歐陽修撰寫神道碑，蘇軾為富弼撰寫神道碑，因此，蘇轍有關(guān)富、韓交惡的記載，必有所據(jù)，可信度極高。之后，李燾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則大致延續(xù)了蘇轍的記述，也認(rèn)為“自是（富弼、韓琦）二人稍有間云”。

三

富弼復(fù)出為樞相，但是，“屬于使相，已無實權(quán)?！保ā侗彼蚊喔诲鍪寺墓巽曄的昕坚尅?，龔賢明）而且終仁宗、英宗兩朝，再未能入中書為宰相，在此期間，韓琦以昭文相大學(xué)士、監(jiān)修國史而一身二任（不僅如此，韓琦還一度欲以歐陽修為樞密使，徹底堵塞富弼復(fù)出之路），其中，刻意排擠富弼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北宋文武殊途，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分掌民政、軍政，合稱“二府”。寶元年間，由于西夏崛起，文武分途暫時走向協(xié)商。但是，富弼為樞密使后，韓琦卻將二府協(xié)商機(jī)制棄如敝履，將富弼排斥在核心決策之外，“弼自是怨琦益深?！保ň矶僖唬┰俅巫C實朝野對于韓琦專權(quán)、“跋扈”的質(zhì)疑，接下來的“濮議之爭”則將富、韓之間的權(quán)力之爭進(jìn)一步擴(kuò)大為中書與兩制、臺諫之間的分裂與沖突。

仁宗無子，英宗以旁支入繼大統(tǒng)，他既要遵循禮制，推尊養(yǎng)父仁宗及皇太后曹氏，確立皇位繼承的合法性，即“尊尊”；但出于人情，他又想尊崇生父濮安懿王，即“親親”，而推尊生父濮安懿王的背后，還暗含了英宗渴望宣揚“天命在我”，借以塑造自身的皇權(quán)合法性和權(quán)威的需要。

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中書派順應(yīng)英宗意志，認(rèn)為英宗應(yīng)該稱濮王為“皇考”，即“親親”，但很快激起以司馬光、呂誨為首的兩制、臺諫派的強(qiáng)烈反彈，他們認(rèn)為英宗應(yīng)該稱濮王為“皇伯”，而以仁宗為“皇考”，即“尊尊”，雙方各執(zhí)一詞，爭訟不已，這便是“濮議之爭”。

“濮議之爭”看似是一場封建禮義之爭，但其實質(zhì)則是“（兩制）臺諫官要求遏制、削弱宰輔權(quán)力的結(jié)果”?！板ёh之爭”愈演愈烈，發(fā)展到后期，兩制、臺諫們將攻擊的矛頭重點指向歐陽修，呂誨、范純?nèi)实热烁枪恢赋?，“（歐陽修）希意邀寵，倡為邪說。”“歐陽修首起邪說……韓琦等依違附會。”

“濮議之爭”中，富弼與兩制、臺諫派步調(diào)一致，對此，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卷三）有更具體的描述，“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还笕ヒ鎴?，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

毋庸置疑，富弼與兩制、臺諫們是將韓琦、歐陽修等中書派視為一體的，只是歐陽修個性過于突出，成為眾矢之的，“臺諫官至政事堂（宰輔辦公處）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啟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zhí)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shù)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保ň矶倬牛?/p>

四

邵伯溫將治平間富弼“求去”，歸因于“濮議之爭”，有為富弼諱飾而避實就虛之意，而以文彥博、富弼、劉沆為首的前任宰輔集團(tuán)與以韓琦、曾公亮、歐陽修等繼任宰輔集團(tuán)之間對于所謂“定策之功”的爭議與爭奪，才是其中關(guān)鍵，而有關(guān)“定策之功”的爭奪，更早在“濮議之爭”前。

英宗即位之初，便為宰輔們集體遷官，可視為英宗對擁立自己登基的宰輔們的集體酬傭。但三日后，“弼以不預(yù)定策懇辭”，且非同尋常地一日之內(nèi)三次上奏，可謂一波三折，其背后的政治意涵以及三次奏疏之間的層次和轉(zhuǎn)圜顯而易見：

遷官制詞明確肯定韓琦、曾公亮、歐陽修的“定策之功”，卻將富弼明褒暗貶，排除在外，對此，富弼頗有微詞，于是，他借由將英宗自身的皇權(quán)合法性奠基于仁宗的“顧復(fù)之恩”及皇太后的“擁佑之力”，從而對韓琦、歐陽修等自詡的“定策之功”這一事實本身的存在與否都給予了一種釜底抽薪式地徹底顛覆。

但英宗對于其皇權(quán)的合法性極度敏感，因而宰輔或近臣中但凡有異議的，都難以寬容，甚至被追究，最典型的就是有“計相”之稱的三司使蔡襄，因傳聞其“有異議”而遭罷職。因此，在揣度了英宗的上述態(tài)度之后，富弼最終退而求其次，選擇離開朝廷，委曲求全。

富弼在奏疏中未能一吐為快的弦外之音，隨即被司馬光、呂誨一再借題發(fā)揮，“且如建儲定策，始議之，終立之，皆自琦等，則是大寶之位，系人臣之力，于義可乎？其如先帝之命何！其如皇太后之恩何！”（卷二百二）而司馬光、呂誨借推尊仁宗及皇太后，從而貶黜乃至否定韓、歐“定策之功”的邏輯和意圖，與富弼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而在彈劾宦官任守忠時，富弼更明確站在司馬光、呂誨陣營，與韓琦等針鋒相對，否定韓、歐等人邀權(quán)固寵的所謂“定策之功”。

李燾轉(zhuǎn)引《文潞公私記》：“弼奮而前曰：‘……此輩乃自云某人有功，某人有勞，臣不知此何等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于何地耶！’上韙弼之言，于是琦悚然失色，卻立數(shù)步。”（卷二百二）

文潞公即富弼奏疏中，“（與己）在中書日嘗議建儲”者之一的文彥博，二人和“誣謗事件”中“與修亦仇家，亟騰其謗”，從而與彭思永合謀的劉瑾之父劉沆所組成的宰輔集團(tuán)，正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的前任，也是最早建議仁宗立儲者，但最終獲益者，卻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顯然，這才是文彥博在《私記》中“毀（韓）琦特甚”的根本原因。而御前會議上，富、韓的這場爭議，或許才是富弼最終遠(yuǎn)離朝廷的根本原因，而非邵伯溫所說的“濮議之爭”。

五

拋卻具體話術(shù)，無論是“定策之爭”，還是“濮議之爭”，富弼與司馬光、呂誨等人的政治立場和敘事邏輯，都是一脈相承的，并與韓、歐勢不兩立，這究竟是“不謀而合”，還是“謀定而后動”？

首先，仁宗不豫時，文彥博、富弼、劉沆三人共相，與參知政事王堯臣最早“定議乞立皇子”。其中，劉沆、王堯臣早逝，而富弼、文彥博則游從甚密（文氏和晏殊頗有淵源），神宗朝初年，富弼再入相，旋罷，但神宗問“誰可代者”，富弼答以文彥博，之后，富弼與文彥博以“共乞立英宗為皇嗣”的“定策之功”，坦然接受遷官，這和前文懇辭的態(tài)度迥異，也間接證實了當(dāng)初懇辭背后的政治意涵。（《邵氏聞見錄》，卷三）

其次，司馬光和呂誨同年，且在“定策之爭”及“濮議之爭”中始終共進(jìn)退，后來，司馬光為呂誨撰寫墓志銘及文集作序，宋史學(xué)者何冠環(huán)（《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jìn)士》）以及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jié)構(gòu)研究》）認(rèn)為，同年關(guān)系及為他人撰寫碑銘都可被視為宋人結(jié)為朋黨及政治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重要路徑。

再次，熙寧五年，歐陽修病逝之際，“洛陽耆英會”粉墨登場，富弼、文彥博、司馬光是其主要發(fā)起人（呂誨已病逝），可見司馬光與富弼、文彥博之間關(guān)系匪淺，而“耆英會”堪稱北宋中后期最為顯赫的洛陽文人集團(tuán)的一面旗幟，程顥父珦及邵伯溫父雍都先后從屬于這一集團(tuán)，但尚在世的韓琦未能榮膺其中，而且，富、韓始終未釋憾，據(jù)《鐵圍山叢談》，“熙寧中，魏公（韓琦）薨于鄉(xiāng)郡，而鄭公（富弼）不吊祭?！?/p>

最后，“濮議之爭”中，與司馬光、呂誨一起攻擊歐陽修最力的范純?nèi)剩退抉R光兄旦為兒女親家，富弼是其父范仲淹門人，范仲淹對歐陽修有知遇之恩，而范仲淹自認(rèn)為晏殊門人，晏殊則是歐陽修座主，但慶歷、至和間，歐陽修與晏殊、范純?nèi)氏群簖e齬不斷。

慶歷四年，晏殊因歐陽修被劾罷，晏、歐交惡，后來，范純?nèi)恃麣W陽修、富弼分別為其父撰寫碑、銘，卻引發(fā)筆墨官司，范、富立場一致，韓、歐則同聲相應(yīng)，而富弼與歐、韓之間的立場差異，關(guān)乎的卻是彼此對“慶歷新政”及其政治遺產(chǎn)的詮釋，韓、富、歐相繼入主二府，就獲益于此，或許這才是三人分道揚鑣的最初原因，而這早于蘇轍認(rèn)定的時間。

綜上，人們喜歡把歐陽修與韓琦、富弼等北宋名臣，視為“慶歷新政”中志同道合的改革先鋒，而這種關(guān)系的延續(xù)也被視為某種常態(tài)，但嘉祐、治平間，改革失敗之后，富弼與韓琦、歐陽修之間的權(quán)力爭奪才是這一時期的主軸，而富、韓琦之間的分歧與爭斗由來已久，與此同時，歐陽修卻與韓琦結(jié)成政治同盟，并因為個性突出，而成為眾矢之的。

另一方面，仁宗朝以來，臺諫與宰執(zhí)之間勢不兩立，甚至臺諫可以左右宰執(zhí)任免的政治氛圍和政治文化，為富弼及其盟友劾罷歐陽修、韓琦創(chuàng)造了可能性，但英宗早逝使其無機(jī)可乘，而英宗長子神宗即位之后，不滿于宰輔專權(quán)，借見縫插針，借富弼一黨擊去歐陽修、韓琦，重振皇權(quán)，歐陽修所謂“帷薄不修案”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醞釀產(chǎn)生的。

韓、歐遭劾罷之后，富弼復(fù)出，繼韓琦之后，再為首相，而朋附文彥博的吳奎則接替歐陽修為參知政事，另外，神宗對于參與制造了“誣謗事件”的蔣之奇則態(tài)度曖昧，這一切都恰好從另一個側(cè)面說明了這一點。（卷二百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