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杜立特”

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飛行中隊出其不意地突襲日本，投下炸彈和燃燒彈。這是二戰(zhàn)開始后日本本土首次遭到攻擊，日本大受震懾，盟國大為振奮。“其實，整個突襲行動包含兩部分，不僅有前面的轟炸，還有后面中國老百姓對美國飛行員的營救，”杜立特行動的民間研究者鄭偉勇說，“沒有營救，轟炸日本就不能算是成功?！?0年后，當(dāng)鄭偉勇再次談起這段歷史，仍能感受到當(dāng)時的驚心動魄。

轟炸日本本土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視其為“一個無恥的日子”。遇襲后幾個小時，美軍就開始研究轟炸日本本土的作戰(zhàn)計劃。日本和美國之間任何陸地機場都隔得很遠，超過了當(dāng)時轟炸機的飛行距離。航母特混隊倒是有可能隱蔽前進到打擊范圍內(nèi)，但是艦載機必須從離日本海岸不到200英里的地方起飛。如此，航母就處于一個極易遭受攻擊的位置上——因為它必須等待飛機返航。損失一艘或者多艘寶貴的航母，這種風(fēng)險是美國無法承受的。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軍襲擊了南太平洋馬紹爾群島（1942年2月1日）、拉包爾東部海域（2月20日）、威克島（2月24日）、馬庫斯島（3月4日）與新幾內(nèi)亞的萊城和薩拉馬瓦（3月10日），但這些攻擊既沒有對日軍造成嚴重破壞，也沒有延緩日軍進攻的速度。

日本當(dāng)然害怕遭到報復(fù)，不過美軍的戰(zhàn)事不利讓他們放心不少。1942年2月，《國際寫真情報》雜志向讀者保證，東京已經(jīng)沒有遭受轟炸的危險，因為作戰(zhàn)范圍內(nèi)的所有航空基地都在日軍的掌控之中?！霸S多美國軍人害怕炸彈，”《日本時報與廣知報》在1942年4月17日的報道中稱，“他們?yōu)槿毡救虽撹F般的意志所震驚?！?/p>

美國海軍高級參謀F.S. 洛（F.S. Low）的“靈光一閃”打破了僵局。在視察新建成的“大黃蜂號”航母時，他注意到海軍基地跑道上畫著飛行甲板的輪廓，突然想到：雖然雙引擎中型轟炸機無法在航母上降落，但是這種飛機卻有可能頂著狂風(fēng)從航母上起飛。如果轟炸機的配置適用于一定的長距離飛行，一個轟炸機中隊就可以在離日本海岸500英里遠的地方起飛，在日本完成投彈后飛往對岸中國東南沿海的機場降落。

陸軍航空隊司令阿諾德（Henry Harley Arnold）渴望將這一設(shè)想付諸行動，他任命傳奇飛行員詹姆斯·H. 杜立特（James H. Doolittle）中校為行動指揮官，秘密推進這個計劃。杜立特選中B-25“米切爾”轟炸機，經(jīng)過改裝，B-25可以攜帶1噸重的炸彈，飛行范圍可達2400海里。杜立特從美國陸軍航空隊第17轟炸機大隊中招募了一批志愿飛行員，由海軍飛行教官亨利·米勒上尉訓(xùn)練他們短距離起飛技術(shù)。

詹姆斯·H·杜立特

一切準備就緒。4月1日，舊金山的阿拉梅達海軍飛機場，16架B-25“米切爾”轟炸機被起重機吊到航空母艦“大黃蜂號”的甲板上，用結(jié)實的麻繩固定住，擺成交錯的兩列，擠滿整個飛行甲板的后段。第二天，“大黃蜂號”出海，11天后與從珍珠港出發(fā)的“企業(yè)號”航母會合，合編為第16特混艦隊，一同歸海軍上將哈爾西（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Jr.）指揮。

“大黃蜂號”載著B-25轟炸機駛向日本

4月18日早上，第16特混艦隊被日本哨戒船發(fā)現(xiàn)，行蹤暴露。雖距放飛地點尚有150海里，哈爾西也只能下令轟炸機立即起飛。80名突襲隊員5人一組分乘16架B-25逐次起飛，轟炸機上裝載數(shù)枚炸彈或集束燃燒彈，有些炸彈系著日本政府戰(zhàn)前向美國軍人頒發(fā)的勛章，還有些炸彈上潦草地寫著“我不想燒掉世界，只要燒了東京就行”以及“你們將被炸上天”。

杜立特將日本勛章系在炸彈上

4月18日中午，第一批轟炸機來到東京灣上空。船上和地面的日本觀察哨以為入侵者是友機，歡快地向他們揮手。載著日本首相東條英機的飛機當(dāng)時也飛過東京灣，這架飛機離轟炸機很近，一個乘客甚至看出對方的飛行員是白種人。12:30，東京遭受初次襲擊，日本陷入混亂。

返航的第16特混艦隊在東京廣播電臺的播報中，得知了杜立特中隊突襲的戰(zhàn)果。當(dāng)?shù)貢r間兩點左右（東京的中午），英語播報員突然中止了播報，大約沉默了30秒后，變成了刺耳的日語播報，雖然幾乎沒人能聽懂日語，但大家還是能從背景音中聽到呼嘯的空襲警報聲。船員們一陣歡呼，杜立特行動成功了。

遭受轟炸后的日本

二戰(zhàn)后，美軍公開的日軍文件中顯示，杜立特突襲給日本造成的實際損失為：50人死亡，252人受傷，90座建筑物遭到破壞被徹底摧毀。日本民間統(tǒng)計比官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略高。雖然行動的戰(zhàn)果并不顯著，但其起到的戰(zhàn)略意義以及給盟軍帶來的信心是數(shù)字無法體現(xiàn)的。

降落中國

以后世眼光來看，杜立特突襲者們注定要與衢州（當(dāng)時稱衢縣，為行文方便，下文均寫作衢州）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按計劃，杜立特中隊完成在日本的轟炸后，將飛到當(dāng)時中國空軍控制的最東面的機場——衢州機場，加滿油后再飛往重慶機場。為此，衢州機場在1942年3月下旬到4月中旬間，加速完成了一次大規(guī)模擴建。在萬分困難的條件下，這項“重大國防工程”依靠人力手工勞動，完成了寬60余米、長1200米的土石跑道一條，隱蔽線4條共5000米，適合各種機型的起降和隱蔽。但衢州機場只有輕裝備，沒有專門的加油、掛彈設(shè)備，沒有塔臺，也沒有夜航燈光等設(shè)備。

然而，由于美方的過度保密以及中美雙方溝通的失誤，中國方面并未收到杜立特突襲行動的通知，未開放機場，也沒有開燈。據(jù)當(dāng)時中國空軍的一名翻譯回憶：衢州機場不敢開燈，怕日本飛機來轟炸。

16架轟炸機飛離日本時，天氣由好變壞，云霧包裹著每一架飛機，暴風(fēng)雨敲打著機身，駕駛員和副駕駛員奮力保持平衡，維持正確航線。8號機因為油耗過高選擇飛往蘇聯(lián)，17：25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以東95公里烏納施的機場降落。其余15架B-25傍晚飛到中國海岸時，燃油均所剩無幾。

4架飛機選擇在浙江東部沿海迫降，另外11架飛進內(nèi)陸，繼續(xù)徒勞地尋找著預(yù)計著陸的機場。在無法找到引導(dǎo)降落衢州機場無線電信標(biāo)的情況下，隨著引擎逐漸耗盡最后一滴燃油，飛行員和機組成員們只能系好降落傘，打開艙門，縱身一躍，跳進茫茫夜色之中。在所有隊員中，只有杜立特有過跳傘經(jīng)歷。

當(dāng)杜立特中隊全部迫降或棄機跳傘的幾個小時后，身處上饒的第三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顧祝同才了解情況，連夜通知地方政府和軍隊營救美國飛行員。但最早發(fā)現(xiàn)并幫助杜立特突襲者的是中國的老百姓，當(dāng)時營救通知尚未傳達到民眾，大部分百姓還是第一次見到白種人。

14號機副駕駛西姆斯（Jack A.Sims）與村民交流時畫的圖

1號機的突襲隊隊長杜立特算是比較幸運的。他降落在浙江于潛縣盛村的一塊稻田里，沒有受傷。只是這塊稻田剛施過肥，杜立特腰部以下都浸濕了，還沾上令人作嘔的大糞味兒。天亮后一位村民把他領(lǐng)到盛村以南一千米的白灘溪，這里駐扎著浙西行署青年營。他的出現(xiàn)讓中國官兵深感疑惑，直到找到降落傘，青年營少校立刻同杜立特握手，將其送到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處。杜立特詢問此地距日占區(qū)多遠，營長告訴他約40公里，杜立特不禁感嘆：好險??！早跳幾分鐘就變成俘虜了。

3號機的曼奇（Jacob E.Manch）降落在浙江遂昌縣北洋村以北的山上，在被村民發(fā)現(xiàn)時，他又累又餓，手、臉都被茅草劃破了，鮮血淋淋。村民們護送他下山，見他實在走不動了，村民毛繼富主動要求背他。毛繼富身高174厘米，年輕力壯，背起193厘米的曼奇毫不費力，只是他的雙腳拖在地上，得由另一個人幫忙托著。后來，曼奇送給幫助他下山的村民一只金掛表，山里人清苦，這只金掛表后被換成了糧食，沒能留下來。

同是3號機的領(lǐng)航員奧扎克（Charles J.Ozuk）降落在浙江江山縣長臺鎮(zhèn)大見坑尾山上，落地時左小腿被尖銳的巖脊劃開一道大口子，脛骨都露了出來。他在山頂上待了兩天兩夜，才掙扎著用樹枝做了一個拐棍，努力尋找下山的路，被巡山人發(fā)現(xiàn)。大見坑村村民朱財、朱天才等人上山，找到奧扎克，攙扶他下山。保長廖詩元把奧扎克抬到自己家，妻子周蘭花為他清洗傷口，敷好草藥。白天讓他躺在堂前的竹躺椅上曬太陽，隨時移動躺椅位置，好讓他總能曬到太陽。晚上，廖詩元的弟弟廖詩清把自己的房間讓給奧扎克，自己在閣樓上打地鋪。

廖詩元和周蘭花

奧扎克曾在這張床上休息

4號機投彈手史蒂文斯（Robert J.Stephens）降落在福建崇安縣北部的五府山上，他冒著大雨在山上待了四天四夜，沒有東西可吃。第五天，他遇到了幾個游擊隊員，給了他米飯和湯水。史蒂文斯隨著游擊隊員們來到一處營地。當(dāng)晚，他跟十名中國士兵同睡在一起。多年后，他仍能回憶起山上的寒冷。“我現(xiàn)在還常常夢到他們，因為第二天早上當(dāng)我醒來時，我發(fā)現(xiàn)所有的被子都蓋在我身上。”

泰德·勞森（Ted W.Lawson）試圖駕駛7號機降落在浙江三門縣南天島大沙村東面的海灘上，但在下降過程中兩個引擎突然熄火，飛機墜落在近岸的海水里。除位于后艙的戴維·撒切爾（David J.Thatcher）受輕傷外，其他四人都受了重傷。勞森受傷最重，他的臉被撞凹進去，牙齒脫落，左腿剮到了掛耳機的金屬鉤，傷口從大腿一直延伸到小腿，深達骨頭，左邊的肱二頭肌被切了下來，翻倒在肘彎里。大沙村的村民聽到動靜前來幫助，把他們抬到村里。第二天，鄭財富的游擊隊護送他們到島的另一頭，找來船從五嶼門洋面偷越敵艦封鎖線，將其送到三門縣治海游鎮(zhèn)，又轉(zhuǎn)送到臨海恩澤醫(yī)院，中國醫(yī)生陳慎言和他父親陳省幾參與了傷員救治。勞森的左腿最終被截了肢。

陳慎言和陳省幾

當(dāng)然不是所有人都有幸能夠活下來。位于3號機后艙的法克特（Leland D.Faktor）沒有跳傘成功，發(fā)現(xiàn)飛機遺骸的遂昌縣柘德鄉(xiāng)北洋村村民把他的遺體運到村里停在板上，搭起棚子守護了兩天兩夜，后轉(zhuǎn)送至衢州汪村第十三航空總站臨時指揮部。在一個月后的5月19日，衢州第十三航空總站站長陳又超少校和200位航空總站人員，代表中國空軍以軍禮安葬了法克特，汪村小學(xué)的學(xué)生也參加了葬禮。他的墓地坐西朝東，沒有墳丘，墓穴一前一后立著兩塊青石碑，高的那塊約120厘米高、80厘米寬，石碑上沿為半圓形，上部刻著美國航空隊的飛翼標(biāo)志。法克特的遺骨于1947年遷回美國，當(dāng)時新聞報道“最后一位杜立特隊員回家了”，并給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墓前的兩塊青石碑留了下來，1980年代年還有當(dāng)?shù)厝艘姷竭^，青石碑的石料被用來鋪路。后來改造修路，青石碑又被挪作何用，就無人知曉了。

……

杜立特中隊80名突襲者，3人在跳傘時犧牲，5人在蘇聯(lián)降落，8人被侵華日軍俘虜，64人被中國百姓救起。

四個機組在衢州第十三航空總站防空洞前合影

杜立特突襲隊員在衢州的簽名

大部分獲救的杜立特突襲隊員聚集到衢州，經(jīng)過休整，分批撤向重慶。4月25日，第一批20位突襲隊員出發(fā)，經(jīng)衡陽到達重慶。4月29日，第二批21位突襲隊員出發(fā)，途中遇到后來成為語言學(xué)家的周有光先生，周有光臨時當(dāng)起了他們的翻譯，一路同行到衡陽，突襲隊員經(jīng)衡陽去到重慶。5月3日，在衢州的最后13位突襲隊員出發(fā)，三天后在衡陽與9號機五名隊員會合；5月14日，這18位突襲者乘DC-3飛機到達重慶。5月18日，7號機的四位重傷隊員以及留下來照顧他們的15號機懷特醫(yī)生（Thomas R.White）也開始后撤，他們于5月28日到達桂林，6月4日抵達昆明。

宋美齡在重慶為杜立特、希爾格（John A.Hilger）等人授勛

震驚世界的杜立特突襲行動，至此告一段落。

尋找“杜立特”

鄭偉勇是衢州江山人，他第一次知道“杜立特行動”是在1980年代當(dāng)?shù)氐囊环菸氖焚Y料上，那時他還是一名學(xué)生?！爱?dāng)時是當(dāng)故事書看的，后來又看到親歷者寫的回憶錄，也在檔案館里看了民國檔案、翻舊報紙，慢慢地整個事情完整清晰起來。”

1994年，鄭偉勇參加工作，同時也正式開啟了他對“杜立特行動”的研究之路。了解得越是深入，就有越多細節(jié)模糊不清。他想了解每架飛機、每個隊員的降落位置；想知道是哪些村民救助了美國飛行員；想弄清楚這些飛行員是怎么被轉(zhuǎn)移的。

2008年，鄭偉勇開始實地探訪，尋找“杜立特”。他先根據(jù)已有的文字資料劃出可能的地點，再到現(xiàn)場實證調(diào)查，收集當(dāng)?shù)乩先说目谑鰵v史。首個目標(biāo)是到淳安尋找10號機，“飛機墜落的地點和五名飛行員跳傘的點全都找到了，還在村民家花50塊錢買到了一塊飛機殘骸。這塊鋁質(zhì)蒙皮被做成了火熜缽，裝在竹編殼子里，冬天作為烤火的容器?！?/p>

雖然開了個好頭，但像這么順利的實地探訪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一次次無功而返。最令鄭偉勇難受的是尋找5號機的過程，“機組五個人，四個人的降落地點在檔案上都記載得清清楚楚，實地考察也都得到了映證，但其中的副駕駛員的降落地點就是找不到。他明明就是降落在我們江山附近的，很惱火，就是找不到。差一個就不完美了嘛！”

為了找到這名飛行員，鄭偉勇從江山一路走下去，一個村一個村地找，仔細爬梳檔案里的蛛絲馬跡，前后用了四年的時間，探索了方圓700公里的區(qū)域，終于在江山縣大橋鎮(zhèn)蘇源村找到了5號機副駕駛員魏爾德（Rodney R.Wilder）的降落地點。

“找到蘇源村的時候，我問村里人有沒有飛行員掉下來。村里一個老人說有，是美國人轟炸東京的飛行員。我一聽身上的汗毛都豎了起來，接著問怎么把飛行員送走的，老人說送到下鎮(zhèn)火車站了。這跟戴維·瓊斯（David M.Jones，同乘5號機）的日記完全對應(yīng)起來了！”

江山縣營救友機降落飛行員出力人員事實清冊

在實地探訪的過程中，方言是一大考驗。衢州周邊的方言鄭偉勇也不一定都能聽懂，而到了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只能找當(dāng)?shù)啬贻p人幫忙翻譯。此外，最大的問題來自他“民間研究者”的身份。當(dāng)時參加營救的很多都是地方上的保長、鎮(zhèn)長，新中國成立后受到?jīng)_擊了，于是很少愿意說起從前。鄭偉勇來到村子里，“人家就問你是哪里來的？你有證明嗎？如果有問題，先讓村干部找我，我再跟你說?！泵鎸ΨN種質(zhì)疑，他不得不說些善意的謊言?！拔抑荒苷f我是記者，如果我說我是業(yè)余愛好者來調(diào)查，村民就很難對我這個外鄉(xiāng)人暢所欲言。但是我堅信這段歷史值得我們?nèi)パ芯?、去銘記。我這么說是不得已而為之，同時堅持不能做傷害他們的事?！?/p>

就這樣，鄭偉勇花了十年時間，從檔案到實地，尋訪浙閩贛皖四省幾百個村莊，一點一點確認了降落中國15架飛機的墜落地點以及68名飛行員的準確降落位置。“有七個飛行員的降落點確實找不到了，時間畢竟久遠，當(dāng)事人大多作古。人降落以后是要移動的，他們的降落傘被拿走之后，就一點痕跡都沒有了。我最后只能確定這七個降落點的大致區(qū)域，具體地點實在是找不到了。”

他覺得“多跑點路、花點錢，自己吃得差點、住得差點都無所謂”，能收集記錄這些將要湮滅的歷史細節(jié)都是值得的。“這么一個影響了整個二戰(zhàn)發(fā)展進程的歷史事件，中國老百姓是做出很大貢獻的，也付出了很多的犧牲，這些老百姓的名字我覺得都應(yīng)該被記住?！?/p>

通過“杜立特東京突襲者協(xié)會”，鄭偉勇還得到了部分杜立特中隊隊員的日記，有厚厚幾大本。雖然英文不好，他仍然一邊查字典一邊試著翻譯。這些日記讓鄭偉勇看到了“歷史的另一面”。如，抗戰(zhàn)期間生活艱苦，在招待美國飛行員的同時，負責(zé)接待的政府官員把藏起來的酒都拿出來喝了，自己也順便改善了一下生活。再如，有中國官員問，晚上要不要找婦女陪你睡覺？飛行員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了。

轎夫費收條、人力車費收條

鄭偉勇覺得，這些“小插曲”也是雙方增進了解的一個過程。從中美高層看，雙方交流不暢，多有齟齬；但是通過救助杜立特突襲隊隊員，美國平民和中國平民的有了一次非常深入的交往。美國士兵被中國百姓救起后，改變了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充分感受到了中國百姓的善良，進而看到兩國民眾很多共同的價值觀，也給予中國人民更多的同情。

11號機駕駛員格里寧（Chas R.Greening）記錄了他沿途的見聞：

我們通過街道被護送到山區(qū)。這是難以忍受的體驗：在那些日子里，這一地區(qū)的中國人是多么艱難。當(dāng)他們伏在路邊溝里躲避日本戰(zhàn)斗機掃射轟炸時，許多人被殺死在街頭。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他們被堆積在了一起，就像積木一樣，等待某種方式來處理。如此大量的尸體，對于我們來說是很痛苦的景象，因為我們以前從來就沒有看到過這種狀況。

12號機駕駛員鮑爾（William M.Bower）在日記中寫道：

我們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在洞穴里看日本佬的轟炸練習(xí)，這是一種犯罪。但沒有反擊的跡象，我們只需要一架飛機。我們沒有一架飛機正常降落，太糟糕了。這些中國人是真正的男人，只字不提四年戰(zhàn)爭所造成的苦難?；蛟S我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我希望。

這些記錄讓鄭偉勇真真切切地感到，“當(dāng)時這些飛行員跟中國百姓是一個戰(zhàn)壕里的隊友！”

日軍的報復(fù)

時間撥回80年前。杜立特突襲行動落幕了，日軍隨之而來的瘋狂報復(fù)卻剛剛拉開帷幕。

1942年4月22日，日軍大本營下令“擊潰浙江省方面之?dāng)?，摧毀主要的航空根?jù)地，以粉碎敵人利用該方面轟炸我本土的企圖”。5月15日，浙贛會戰(zhàn)正式爆發(fā)。日軍第13軍五個師團由杭州往西進攻，第11軍的兩個師團則由南昌往東進攻，14萬日軍大舉進犯，金華、蘭溪、衢州先后陷落。

日軍海軍航空兵在浙贛戰(zhàn)役時轟炸衢州城

在曾營救美軍的地區(qū)，日軍特別殘暴，受懷疑參與救助的人都被折磨致死，他們的家人也不例外，為了報復(fù)，還在多處進行滅村式屠殺。曾經(jīng)幫助過杜立特中隊5號機隊員的江山湖前村、臺長賀陳村，據(jù)湖前村村民徐馀泉回憶：浙贛會戰(zhàn)時，湖前村民抓住一個落單的日本鬼子小隊長，當(dāng)?shù)厥剀娪檬貍}庫的中國兵的槍打死了這個鬼子。守倉庫的中國兵已逃離，日本鬼子大隊人馬殺到村里進行報復(fù)，在村里殺害了許多村民。根據(jù)江山檔案館的民國檔案記錄：湖前村被日寇殺害13人，被毀房屋455間；賀陳村被日寇殺害14人，被毀房屋11間。

美機降落地居民被敵打死統(tǒng)計表、美機降落地被敵房屋焚毀統(tǒng)計表

衢州機場的命運令人唏噓。侵占衢州后，日軍沒有急于破壞衢州機場，反而先行修復(fù)，便于其飛機運送傷員、運輸掠奪物資。數(shù)千名擄劫來的平民和被俘軍人每日被槍押繩牽，搜掘地雷，填平壕塹，稍不如意，即予殺戮，死尸狼藉。撤退前，日軍令中國苦役用鋤頭及圓鍬挖土，每隔一段距離挖一與跑道垂直的壕溝。溝寬2-3米，深1.5米，長800米，53道這樣的壕溝垂直排列于2000米的跑道上。跑道硬度高，開挖量大，日軍規(guī)定每人每日進度，如不能達到要求，立即就地槍決，因此死于機場者不知其數(shù)。衢州歷史學(xué)家徐映璞在《衢州機場記》中寫道：“時值酷暑，終日揮鋤，饑不得食，渴不得飲，汗不得浴，倦不得休，老者、弱者、病者、疲者、索食者、逡巡欲遁者，輒殺之，尸骸稠疊，幸而免者，什不二三?！?/p>

更加駭人聽聞的是，為了阻止中國再度修復(fù)機場，日軍決定在機場周圍地區(qū)撒布多種細菌，“以返回居民為目標(biāo)，造成無人地帶?！比哲姵吠撕?，江西南城、玉山，浙江衢州、金華、麗水機場一帶，數(shù)種疫病肆虐。

發(fā)動細菌戰(zhàn)在當(dāng)時日軍指揮官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贊成。日本陸軍中將、第13軍司令澤田茂在他的《陣中日記》中記載：“辻中佐稱，大本營考慮要使用石井部隊，（我）陳述了反對意見卻被擱置，這將在日中關(guān)系上留下百年傷痕，而且不知利與害，給我方防疫上也帶來麻煩，還將犧牲山區(qū)、田園百姓，何益之有？”

但大本營的命令澤田茂無法違抗。石井四郎親自帶領(lǐng)731部隊和1644部隊的“遠征隊”，在金華、衢州、麗水、上饒等地撒播細菌，在20多個縣域造成大面積的污染，使用的細菌包括炭疽/鼻疽、傷寒、副傷寒、霍亂、痢疾。

“浙贛會戰(zhàn)中的日軍細菌戰(zhàn)，是日軍首次在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中部署細菌武器攻擊?！奔毦鷳?zhàn)研究者、“中國細菌戰(zhàn)受害者訴訟團”團長王選告訴澎湃新聞，“細菌戰(zhàn)不僅給中國軍民帶來災(zāi)難，甚至日軍人員自己也防不住。根據(jù)日軍的戰(zhàn)時記錄，浙贛會戰(zhàn)中第13軍人員第二階段的‘戰(zhàn)病’人數(shù)從第一階段的近500人猛增20倍，達到近1萬。攻打麗水的日軍支隊總?cè)藬?shù)為5千人左右，有3千多人‘戰(zhàn)病’，不得不用飛機從麗水機場運往杭州。當(dāng)時杭州的日軍陸軍醫(yī)院人滿為患。日軍參戰(zhàn)部隊、人員多處提到會戰(zhàn)前的混合疫苗接種，尚發(fā)生如此多的感染，毫無防備，缺醫(yī)少藥的中國農(nóng)村老百姓的疫情就可想而知了。衢州、金華浙贛鐵路沿線一帶，連片的稻田無人收割，因為村民都病倒了?！?/p>

日本關(guān)東軍作戰(zhàn)參謀主任井本熊男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次細菌攻擊的細節(jié)：對廣信、廣豐、玉山投放鼠疫菌，分別用投放毒化跳蚤、施放經(jīng)過注射的鼠、把鼠疫干燥菌混入米中的方法投放，達到鼠、蚤、人間的傳染；對江山、常山用霍亂菌攻擊，將細菌直接投入井中、撒布在食物上、注射于水果中的方法進行傳播；對衢縣、麗水是用傷寒與副傷寒菌攻擊的。

日軍采用不同的細菌和不同的投放方式，以平民為對象，進行種種實戰(zhàn)實驗。他們將染毒的糕餅放在門邊、墻邊、石頭上，讓人看了就像遺忘在此一樣?；丶业拇迕癯粤诉@些糕餅，就會感染死亡?！斑h征隊”專門制作3000個燒餅，注射入傷寒與副傷寒菌，分發(fā)給在玉山等地戰(zhàn)俘集中營里的中國戰(zhàn)俘吃，然后把戰(zhàn)俘放走，目的是引起傷寒與副傷寒的流行。

浙贛會戰(zhàn)后，衢州、江山、金華、龍游、麗水、松陽一帶戰(zhàn)事發(fā)生地，特別是在鄉(xiāng)間，暴發(fā)大范圍的疑似日軍炭疽、鼻疽攻擊所致的“爛腳病”。上饒、衢州、金華各縣浙贛和麗水的城鄉(xiāng)居民區(qū)相繼發(fā)生鼠疫、霍亂、傷寒、副傷寒等傳染病。

1943年，浙贛交通沿線各縣城鄉(xiāng)鼠疫、霍亂、傷寒與副傷寒、痢疾、瘧疾與惡性瘧疾、炭疽等多種傳染病繼續(xù)流行。直至1948年末，疫情才得到有效控制。

最后的祝酒

撤到后方后，杜立特突襲隊員陸續(xù)收到了返回美國的命令，但最終仍有16名隊員留在了中緬印戰(zhàn)區(qū)和日本人繼續(xù)戰(zhàn)斗，其中5位飛行員后來陣亡在駝峰航線上。

羅斯福為杜立特授勛

回國的杜立特和突襲者們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Doolittle Tokyo Raid”（杜立特東京突襲）成為一個專用名詞。這些英雄一直對幫助過他們的中國人念念不忘。

1943年，7號機機長泰德·勞森根據(jù)自身經(jīng)歷寫成《東京上空三十秒》并出版發(fā)行，扉頁上寫著：獻給所有幫助過杜立特中隊的中國人。米高梅公司據(jù)此書改編的同名電影于1944年8月上映，該片獲第17屆奧斯卡最佳特效獎。

《東京上空三十秒》封面

醫(yī)治過泰德·勞森和他戰(zhàn)友的中國醫(yī)生陳慎言，于1944年獲邀公費赴美學(xué)習(xí)。1945年3月15日，陳慎言受到美國副總統(tǒng)杜魯門接見，當(dāng)天晚上還特意為他一人放了專場電影《東京上空三十秒》。電影中，陳慎言看到了恩澤醫(yī)院，也看到了自己，熱淚盈眶。

1946年，周有光到紐約杜立特的辦公室敘舊。杜立特對周有光說：“時間過得真快，你見到的那些小伙子們，現(xiàn)在都禿頂了?！?/p>

二戰(zhàn)結(jié)束時，80名突襲隊員共有60人活了下來。他們除了1951年和1966年因為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以外，每一年都聚會一次，還成立了“杜立特東京突襲者協(xié)會”。

中美正式建交后，由“杜立特行動”帶來的友誼得以延續(xù)。1980-1990年代，1號機領(lǐng)航員亨利·波特（Henry A.Potter）和杜立特的朋友布萊恩·穆恩組織考察團來到中國探訪杜立特突襲者迫降點。1992年轟炸東京50周年時，五位曾經(jīng)幫助過杜立特飛行員的中國老人獲邀訪問美國，在明尼蘇達州雷德溫市與部分突襲隊員重逢。1994年，衢州市與雷德溫市結(jié)交為“姐妹城市”。

1999年毛繼富與美國杜立特行動研究者共同拿著一大片3號機碎片

研究了多年歷史，鄭偉勇自己也走進了歷史。2012年，“杜立特行動”70周年時，鄭偉勇獲邀參加。當(dāng)時只有五位突襲者在世，四位參加了紀念活動。

2012年鄭偉勇（后排左二）與杜立特中隊老兵合影

第二年的另一場活動更加令鄭偉勇印象深刻。1956年，杜立特獲贈一瓶他出生年份——1896年釀制的軒尼詩干邑酒，突襲者們約定，等到只有最后兩位突襲者在世時，他們就打開這瓶酒對飲，舉杯祭奠逝去的戰(zhàn)友。1959年，亞利桑那州圖克森市贈給杜立特突襲者協(xié)會80只銀質(zhì)高腳杯，每只杯子上刻著一位突襲者的名字，當(dāng)突襲者謝世時，有他名字的那只杯子就倒置過來。

2013年下半年，僅剩四只高腳杯挺立，這四位突襲隊員均已年過九旬，于是他們決定，11月9日在美國空軍博物館舉行最后的慶典。最終，三位突襲者出席，16號機的羅伯特·海特（Robert L.Hite）由于身體原因未能參加。

鄭偉勇是唯一現(xiàn)場見證這場慶典的中國人。當(dāng)年的1號機副駕駛理查德·科爾（Richard E.Cole）端著百年美酒，緩緩站起身來，說了最后的祝酒詞：“先生們，我提議為我們在任務(wù)中犧牲的和已去世的戰(zhàn)友們干杯，非常感謝你們，愿他們安息?！?/p>

最后的祝酒

鄭偉勇從中國帶了一些特殊的紀念品。他送給7號機機械師兼機槍手戴維·撒切爾一瓶沙子，它來自7號機迫降的海灘；送給15號機投彈手兼機械師愛德華·塞勒（Edward J.Saylor）16枚貝殼，這些貝殼來自15號機迫降點旁邊的檀頭山島；送給理查德·科爾一小塊來自1號機的碎片，科爾接過禮物，久久凝望著，這是他當(dāng)年駕駛過的那架飛機上的一小部分。

鄭偉勇將1號機碎片贈給科爾

2018年的4月3日，最后一位杜立特突襲者理查德·科爾去世，享年103歲。同年10月25日，位于衢州市羅漢井6號的杜立特行動紀念館正式開館，鄭偉勇和朋友們拿出多年的收藏，做了精心布展，他希望這段歷史能夠永遠被世人銘記。

（薛瑞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