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梁曉聲最新作品，小說《中文桃李》由作家出版社推出。4月22日，北京，出版社為他在集團會議室舉行了一場在京+線上媒體懇談會——見面會原本定于20日舉辦，不想19日午間梁曉聲的健康寶突遭彈窗，活動召集人火急火燎地通知一眾媒體改期再見！在默默的祈禱與等待中，大家盼來了他核酸結(jié)果陰性的好消息。
這段不大不小的“插曲”，窺見疫情之下生活與工作中的諸般不確定。但之于現(xiàn)年73歲的作家本人，有一點是分外確定的：自年初電視劇《人世間》熱播以來，推不開的活動站臺和蜂擁而至的媒體采訪，讓梁曉聲早已身心俱疲。饒是他自1977年復旦中文系畢業(yè)后，在京城兩家國營電影制片廠擔任編劇，“抓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多年，要說對影視圈并不陌生，也被這“流量時代”切身嚇到了。
作家梁曉聲 澎湃新聞記者 王諍 圖
多憂患、多沉重？“我不是這樣的人”
“希望大家能讀一讀我的新小說，這次就不談《人世間》了?！?月22日的懇談會舉辦前，各家媒體的與會記者就收到了這條傳話，并回復確認。
而作家總是無時無刻不在觀察生活的，“這幾個月我注意到一個問題，不管哪一家媒體，大多數(shù)上來，我一說我好累啊，他馬上說一個短視頻就好，就兩分鐘，但兩分鐘我也要倒騰一個小時。請饒了我，體恤我一下。這時，大多數(shù)男生先是無語，你突然感覺到他在手機那頭真的體恤你了，雖然能感到他也很失落。但女生的那種咄咄逼人和抓住就不放的死纏爛打，真讓人抵擋不住。我就有了疑問，女生放棄了又如何？對她的人生、職業(yè)有很大影響嗎？什么影響都沒有，從前是‘半邊天’沒上來，現(xiàn)在一上來，這種極度要強，成功、上升（的感覺）……”會上，梁曉聲一臉無奈。
巧的是，現(xiàn)而今的職場映射也出現(xiàn)在他的新作《中文桃李》中。這部長篇小說照例沒有前言和后記：新千年，兩名80后的中文系大學生，男生李曉東和女生徐冉，從校園時代的歡喜冤家，到婚后走上社會，“京漂”被生活搞得一地雞毛。男生終于因床前盡孝回到故鄉(xiāng)，女生而后夫唱婦隨，兩人一同在故鄉(xiāng)找到了人生的價值與心靈的歸宿。小說是以“我”，李曉東的第一視角展開，考慮到作家本人就有一個80后的兒子，以及在北京語言大學任教的經(jīng)歷，代入感十分明晰。
“?”（duǐ），活靈活現(xiàn)了小說中兩位大學生的人生初見，也是第一章的關(guān)鍵詞。澎湃新聞記者現(xiàn)場拋給作家的第一個問題：“?人”“互?”是八零后的口頭禪，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你竟然關(guān)注到了，能不能講講是怎么發(fā)現(xiàn)這個字的用法和語匯背后的時髦的？
梁曉聲先是一怔，“這個字大家口語中好像都在用，我還跟編輯們有幾次過招，因為我也搞不清楚，我們一般都是用‘懟’（duì）這個字，在央視上看到字幕也是這個字。但‘懟’是一個動詞嗎？好像更多用作形容詞，是我們當下對于古漢語文字不正確的用法。我和編輯們一道找準了這個音正確的寫法，‘?’?！?/p>
“還有一點?！绷簳月暯又f，“寫完《人世間》后，我想放松一些，寫一部不那么沉重的小說，否則大家以為我就是一個不知道有多憂患、多沉重的人，其實我不是。在《中文桃李》中經(jīng)常有小小的幽默掩藏在字里行間，這也是我在生活中比較愿意（處在）的狀態(tài)?！?/p>
他當眾宣告，《中文桃李》的影視改編已經(jīng)提上日程，甚至向在座的記者們征詢意見——小說中兩位主人公的大學老師汪教授，自己已經(jīng)有了心儀的人選，“你們覺得范偉怎么樣？”當聽到有人說，范偉曾憑借《不是問題的問題》摘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后，作家會心地笑了。
寫作《中文桃李》時相對放松的心態(tài)，還體現(xiàn)在作家毫不介意“梁曉聲”的名字，以被調(diào)侃的筆觸出現(xiàn)在小說中。今年2月15日，梁曉聲為小說《中文桃李》落筆收尾，“那個梁曉聲嘛，他如果也像我的冉一樣，經(jīng)常轉(zhuǎn)移于生死二場（小說中，李曉東的妻子徐冉回到家鄉(xiāng)，在市府下屬離退休老干部服務(wù)處當主任，經(jīng)常要主持操辦追悼會），估計他就不會再到處賣他那狗皮膏藥了……”
“實際上是這樣的，我經(jīng)歷了1980年代，像我們這些人讀了一點書出來，有相當長一個時期太把自己當回事了。我們裝出深刻的樣子，這個深刻要裝的，本身也很吃力，是最吃力的活兒，話也不好好說了，小說也變得晦澀了。其實小說沒那么大，應(yīng)該說許多人拿起筆來寫人生的話，只要文字不錯，它都可以稱作文學作品。你要看網(wǎng)絡(luò)上，動不動評‘十大小說家’，總之還是在把小說拎在一個高處，好像多么玄妙，都是扯淡。你寫小說和從前的靴匠定制一雙好靴子，定制一個高檔的包包，我個人覺得是差不多的，和人家釀出世界名酒，制作出世界品牌香水，都可以放在同一個層次。因此我不認為小說家這一職業(yè)在今天的人類社會可以束之高閣，好像多么高出別的職業(yè)。我可能要表達的是這個意思，調(diào)侃了一下。”梁曉聲說。
小說作家與時代記錄員，“我也經(jīng)歷過撕裂的狀態(tài)”
2017年推出小說《人世間》，2019年藉此摘得“茅獎”，和現(xiàn)而今改編電視劇帶來的巨大關(guān)注度相較，世人多半沒有注意到梁曉聲在近三年來，一口氣推出了三部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2020）、《田園賦》（2021）和眼下的《中文桃李》。
自上世紀80年代側(cè)身“知青文學”登上文壇起，梁曉聲一直秉持現(xiàn)實主義寫作的道統(tǒng)，熟悉他作品的讀者們都清楚，他的“高產(chǎn)”狀態(tài)可不獨是古稀之年后的老驥伏櫪。于小說文學創(chuàng)作之外，自1997年推出轟動一時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他還在這十年間推出了《郁悶的中國人》（2012）、《忐忑的中國人》（2013）、《中國生存啟示錄》（2014）等書店“社科類”上架的著作。2014年，參加文藝工作座談會后，梁曉聲于次年年初推出了《我們的時代與社會》《我相信中國的未來》兩本著述，一樣不乏憂患，同樣又抱持希望。人們從中，看到了那個將知識分子身份定義為“社會良心”的梁曉聲。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他如此描摹“當代中產(chǎn)階層”：中國的中產(chǎn)者們，在中國近代歷史中，幾乎就從未形成過什么不可忽視的階層，更幾乎無任何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代社會中，這階層由于是新生的，則還根本沒有什么階層的意識傳統(tǒng)可言。好比一個三歲兒童，餓了哭、飽了笑、尿了鬧，被一只溫柔的手撫摸感到舒服，拍幾下就會乖乖地睡著過去。它的階層意識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應(yīng)罷了。
《郁悶的中國人》里，他借雨果的三句話表達對大學精神的當下讀解：“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改革意識，是一種道德意識?！薄斑M步，才是人應(yīng)有的現(xiàn)象?！倍凇鹅闹袊恕纷詈?，梁曉聲設(shè)問人文情懷？“更文明的人以自身之文明影響并引領(lǐng)社會文明的自覺而已。高科技是可以用外匯從國外買回來的，但人文精神買不到。希望諸君日后能成為有一等的從業(yè)能力、又兼?zhèn)淙宋那閼训娜恕！?/p>
這些言論，固然可以視作作家在小說作品中付之闕如的前言與后記的補白，但更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二十多年來，梁曉聲如何在小說創(chuàng)作與“社科類”寫作間做身份轉(zhuǎn)換，或者說個人寫作狀態(tài)的轉(zhuǎn)圜？這是澎湃新聞記者現(xiàn)場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梁曉聲略作沉吟，“其實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之前，我也寫過《九三斷想》《凝視九七》等等。實際上中國轉(zhuǎn)型時期開始后，有一年類似拐點，那一年社會上出現(xiàn)了很多現(xiàn)象，我的印象里北京突然間多了好多公司，皮包公司，社會上除了出現(xiàn)好多類似買辦的人，下崗、失業(yè)也出現(xiàn)了。”
在社會拐點來臨的時候，梁曉聲說自己把寫作這件事定義為時代記錄員，“我也不是直接記錄，所以就變成像魯迅他們那樣，就是個雜文，這時候確實放下了小說構(gòu)思，想起了雜文接近戰(zhàn)斗性那樣一個狀態(tài)，可能這個狀態(tài)持續(xù)得比較長。到寫《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時候，它就是相對更宏觀一點，有一點跨界的感覺。”
現(xiàn)場他若有所思，“這么大的跨界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是不太多的，可能王蒙先生有時候會在文學和隨筆間跨界，但直接跨界到寫這么多‘社會性作文’的是我，而且我不會因為自己一個時期的跨越而覺得害羞，我覺得那些也都是值得寫的。我甚至有時候還會沾沾自喜，覺得我寫得還是可以的，因為中國社會各階層，當年我們的領(lǐng)導到社科院去的時候還聽人家講，你看我們要做的事情讓梁曉聲給做了，說明我寫的東西還是受到了關(guān)注。我在《光明日報》上發(fā)過一篇文章叫《老地稅員的自白》，差不多是整版，之后有位地稅專家在上課的時候還說，你看我們上課討論講這些問題，小說家?guī)浊ё志桶阉鼘懺谀莾毫?。?/p>
梁曉聲坦言，那些寫小說、看小說時，眼里就只有小說的作家，自己是不同他們來往的。“我覺得小說家眼中要有更多的事情，更多的現(xiàn)象。我們回過頭去看文學史，好多優(yōu)秀的小說家都是如此，托爾斯泰如此，雨果如此，狄更斯如此，屠格涅夫如此，甚至包括雪萊、拜倫、海涅這些詩人也如此，他們從來就是這樣，我認為他們那個時候還是把自己放在既是詩人，同時又是知識分子的狀態(tài)，是到后來就開始相對變得平和。這跟年齡有關(guān)，跟歲數(shù)有關(guān)?！?/p>
于作家的身份之外，梁曉聲還當過兩屆十年的海淀區(qū)政協(xié)委員，當過三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他介紹說，自己在四十多歲后開始接觸到“另外一類”知識分子，“他們可能還是官員，聽他們談國是。在這個平臺上，大家參政議政提出建言——這么長時間至少讓我學會了一點：只要你說的對，當然還要有可操作性，各級政府幾乎都會采納。這就迫使你要去更全面、更客觀地看待社會，提出問題?！?/p>
梁曉聲說在會上，自己也有“聲高”的時候，“聲音那么高，把你的憂慮、意見都表達完了之后，就覺得脾氣釋放了些，可能再寫小說的時候就不會覺得撕裂。（反之）你在小說里面開始使暗勁，我覺得這樣的小說家活得也比較擰巴。”他笑言自己在政協(xié)會上的“段子”是比較多的，“我該怎么說全說了，我已經(jīng)表達了，到小說里邊我可以不那樣了。我也經(jīng)歷過撕裂的狀態(tài)，到逐漸逐漸不撕裂的狀態(tài)，更像知識分子?！?/p>
面對媒體的提問，他有時候還會把自己的問題拋給記者，“你來北京多久了？有沒有自己的房子、車子？我給你舉個例子，我的碩士生當年畢業(yè)后，回到重慶，在當?shù)仉娨暸_新聞部工作。他回去之后就哭，要是我的兒子我會踹他一腳，太矯情了，哭什么，重慶怎么了？重慶電視臺怎么了？你在北京又怎么了？何況在北京等著他的不是什么好工作，還沒有單位（戶口）。我覺得在人生規(guī)劃中，這個規(guī)劃一定會包含我生活在哪個城市，但要說北京就是我的規(guī)劃重心，那就太要命了?！?/p>
以下是整場見面會的速記整理（有順序調(diào)整與刪節(jié)），以梁曉聲口述的形式呈現(xiàn)。
作家梁曉聲 澎湃新聞記者 王諍 圖
小說里的汪教授就是“我”
在1980年代，中文可是非常風光的一個專業(yè)、一個系，曾經(jīng)的才子和才女們都在中文系，一個學校如果沒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像中央美術(shù)學院、舞蹈學院，那時的學生們也都辦文學刊物，都是寫詩的。所有的報紙幾乎都搶著辦副刊。
后來文學開始邊緣了，當書中的主人公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情況已經(jīng)不一樣了。中文系好像變成了一個“筐”——過去是喜歡中文才去讀，現(xiàn)在可能是權(quán)宜考慮，可能是在理科方面不能夠與男生們在競爭時取得優(yōu)勢，是屬于一種無奈的考慮。雖然你們記者中女生多，我認為尤其是女生，現(xiàn)在恨不得考進中文系，考研時趕快再搖身一變跳出去擺脫中文。我們是經(jīng)歷了這些的，后來她們也會感恩于中文，因為最后她們的從業(yè)能力還是靠的中文。
小說里那位汪教授就是我，包括他講課的內(nèi)容基本上也是我講過的課。我有一個什么想法呢？大家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坐在大學課堂里，尤其是家境不太寬裕人家的兒女，還要承擔學費壓力，如果在中文的課堂上只是來帶著大家如何讀懂一部小說，那就顯得太沒有智性了。我個人覺得如果是古文課，一定需要老師們、老先生們來談?，F(xiàn)代文學的話，是不需要老師來講的，學生們到了高中之后幾乎就沒有讀不懂的現(xiàn)代文學書籍，只不過是不同的懂法。因此我覺得更好的上課形式是通過一部文學作品引發(fā)了怎樣的思考，思考性的話題以及延伸的討論才是有價值的。
中文其實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專業(yè)，特殊性就在于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蕩得很厲害，裝出特別深刻的樣子，這點不但有時候會使學生如此，可能老師講課的時候也會不由自主地如此。因此我們在聽學過文史哲知識分子說話的時候，總覺得有時貌似深刻，仔細琢磨起來又覺得不著調(diào)。你看現(xiàn)在一些知識分子講話的時候，把許多場合都變得有娛樂性了，開場白不像脫口秀一樣熱一下場，好像就不能進入正題。一堂課45分鐘，時間都是人家交學費才有資格坐在那兒，這種情況可能是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一個問題。
我在上大課的時候，有時候周邊林業(yè)大學、地質(zhì)大學、礦業(yè)大學的學生也來聽課，他們也沒讀過多少小說，現(xiàn)在誰還看完過《戰(zhàn)爭與和平》呢？有一版曾經(jīng)是六卷，我讀的是上中下三卷，可考研之前誰讀過呢？我?guī)麄內(nèi)タ措娪啊冻鲎廛囁緳C》，后兩堂討論，會讓同學出去買飲料、面包和糖果，大家可以含著糖趴在桌子上聽課，怎么舒服怎么來，只是老師一人在講臺上拿著粉筆走來走去。我覺得文學課其實這樣講才對路，但可能在其他大學里不允許。
我在2002年到北京語言大學，那時班里有將近10名男生或者還要多，他們都是沖著“中文”兩個字來的，你擋不住他那種激情，要辦刊物，當年北語的刊物辦得還不錯，吸納了周邊高校同學們也來投稿，而且他們自己還辦專欄，有評論、有創(chuàng)作、有詩歌，我還給他們頒發(fā)過證書。
我有時候上二百多人的大課，周邊的同學也來。再后來，男生越來越少，最少的時候一個班里只有兩三個男生，這應(yīng)該是六七年前開始的。男生少到這樣程度，如果他們又很內(nèi)向，不發(fā)言，實際上你聽到的那些討論之聲都是同一性別的觀點，這對討論本身是一種遺憾。討論問題可以說這種聲音、那種聲音，不同的觀點，其實還有一點——性別，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看？這個碰撞也是很有意義的。
小說中，兩位主人公徐冉和李曉東走出校門，在社會上打拼，也一同來到了北京。實際上，在書中我也寫到了，不是說成為北京人就是最好的人生選擇，這絕對是一個可笑的人生方向。也不是非要出人頭地，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小說中有三層場景，臨泉、省城和北京，我想表達的是主人公最終的選擇沒有所謂對錯，它只是一種利弊，一種權(quán)衡。當然，如果北京的房價要是要很低的話，我還是贊同大家在北京的（笑）。
現(xiàn)實中，我的學生凡是回到了自己原籍的，現(xiàn)在生活都相對滋潤。所謂回到原籍，多半都是在省會城市。第一省會城市有較好的工作，雖然北語既不是211，也不是985，但在人文學科這方面還可以，另外他們談到自己的老師曾經(jīng)是梁（梁曉聲），回去工作還相對好找（笑）。房價也低，可以用較少的錢買到大房子，很快在職場上也會上升，成為忠誠的、執(zhí)行力很強的一些骨干，然后在那兒生兒育女，開上車，經(jīng)常到北京來看下老師。
當然，我留在北京的學生也很優(yōu)秀，有的做了公務(wù)員，有的在出版社，但現(xiàn)實的生活壓力是明擺著的。做老師的都希望學生們幸福，我的學生到北京來，我都會問他們，房子買的還是租的？我建議他們買下來，我還會非常具體地問多大面積？在我印象中，底線是120平米，120平米在北京可能得1200萬，還不見得是特別好的地段。我覺得這才是人生，至于其他方面是在這個物質(zhì)基礎(chǔ)上開始的。這是不是有一點被認為很俗？不浪漫，不激情。
小說《中文桃李》
女主人公的人生是“報告文學”
小說女主人公徐冉說生活可以分為歌類的、詩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史詩類的，我已經(jīng)記不清楚我是怎么寫的，但徐冉最后說的是“報告文學”。這是過來人的看法，我已經(jīng)70多歲了，70多歲的人對于人生的看法和對于文學的看法，可能或多或少會有一些些的宗教情愫。一些科學工作者在他們從事了畢生的科學工作之后，對于那么多的不可解有時最后也會處于困惑，實際上人文知識分子也是如此。
在《人世間》中，我也通過光明這個角色寫到了?！度耸篱g》寫到光明最后出家，我跟兩位責編探討過這個問題，小說出版前此處我曾想加一段，就是光明那時候已經(jīng)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了，當他去到北普陀的路上，沒有想到中途下了大雨，他又是盲人，然后迷路。我腦海中始終有那么一個畫面，那畫面我一想自己就很感動：迷路又遇上暴雨傾盆，天上閃電雷鳴，這個十八九歲的瞎少年就地盤坐，在天地之間，他也不知道該往哪兒走了。他是在發(fā)燒的情況下被北普陀寺的僧人們背回去了，老僧人問他：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他說我要回家。老僧人聽罷，說，你到家了。
寫到這的時候，我個人也走過了70多歲的人生，我始終有那么一種想法，就是人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什么是最主要的？想來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確實過眼煙云。我可能從少年時期就在想自己的人生，這輩子就是“報告文學”，寫實來不得半點的浪漫、抽象、虛偽，因為你家里那么困難，父親在外省，母親體弱多病，她撐起來這個家，你還有一個生病的哥哥……雖然我看了很多小說，但當時并沒有浪漫起來，我的這種浪漫情愫可能最多是在早期一些知青小說里頭出現(xiàn)過。
實際上我從一開始寫作，就是在寫“情”，只不過這個“情”不僅僅是愛情。當別人問我《人世間》中哪些地方最感動我，我跟他們說，男女之情不會打動我，我從最早讀書的時候，可能是男孩子的緣故，我們怎么會被賈寶玉和林黛玉、唐明皇和楊貴妃感動呢？那是你們女生的事。我個人可能更感動的是男人和男人之間的情誼，女人和女人之間友情又會是如何的？徐冉是菜農(nóng)的女兒，所以她的人生注定了是“報告文學”，男主人公李曉東倒是有一點小資。
《中文桃李》里也寫到了兩代人的婚姻觀。在我看來，門當戶對是這個地球上所有生物，植物、動物和人類之間從來的共性。你很少能看到，兩株很大的植物在自然界中生長得很緊密，有一株肯定要爭奪養(yǎng)分?；橐霾粌H僅是兩個人的事，是兩個家庭的事，門不當戶不對，差不多就是周秉義那么一個結(jié)果。當然，我個人覺得，現(xiàn)在的年輕人中是不大存在周秉義的，另一半差不多也是自己這個階層的。
人生的伴侶，當然比你的工作選擇，城市的選擇重要。當然你也可以獻身工作，我們有這樣的典型人物。革命年代的革命烈士都獻身于信仰，但他們也要結(jié)婚，因此我覺得伴侶比一切都重要。
小說《中文桃李》
“《中文桃李》是我倒數(shù)第二本長篇小說”
說句實在話，有一種絕好的東西，超過任何一個家族財富的東西，留給絕大多數(shù)像我們這樣平凡而普通人家的兒女，就是書籍。任何個人、家族都無法壟斷，你再往細了想，他們對于我們從書籍中獲得怎樣的能量也不在意。如果我們仔細考察的話，相當多普通家庭的兒女，從先人留下文化書籍的源流中獲取過力量，一代一代都會有人承擔起來。作家中這樣的人有很多，在17、18世紀啟蒙的時候，作家是貴族行業(yè)，但到后來就不是了，回歸到平民，這里產(chǎn)生了作家、學者、教授，他們的著作是屬于我們的，只看你讀到什么程度。
80后現(xiàn)在都40多歲了，40多歲的人，生活上沒有壓力是很少的。80后的作家，我看過東三省，尤其是沈陽的作家，看過他們的小說，其他的看的就很少了。所以說，我這一次想寫寫年輕人的愛情，但這個代溝不是想沒有就沒有的，不是說我們要深入群眾，要到人民中去，到年輕人中去，和他們天天打成一片就沒有代溝了。比如我現(xiàn)在對互聯(lián)網(wǎng)還是不大熟悉，前年剛剛學會用手機回短信，現(xiàn)在都不會用手機約車、付款。但是代溝不影響我們在沒有代溝的方面去交流，你在“溝”那邊，我在“溝”這邊，還是可以親密地交流，前提是你不能認為你所知道的，理解的都是對的。
我把寫小說看成跟一個面點老師傅開面館是沒有多大區(qū)別的，要保證食材的環(huán)保，做了一輩子，也就做到這個程度上。人有的時候還是要放下，人也不要太執(zhí)拗，放下一些事情，只不過我現(xiàn)在缸里還有一團面，這團面不能浪費。我為80后學子，為我教過的學生們寫一本書，始終是一個心念，寫這本小說很大程度上是完成這種心念。
所以敘事上我有親近感，換位思考嘛，就站在他們的角度上。另外，在寫《我和我的命》的時候，那本小說也是以“我”的視角展開，但寫的是女孩，所以語言上和性別上總有一種不完全匹配的狀態(tài)。雖然我70多歲了，但覺得自己寫男孩子也還可以。我是不愿意靠愛情線索和愛情內(nèi)容來撐起一部書，但有時也會沾沾自喜，雖然70多歲了，寫年輕人的愛情還可以寫到信手拈來。當然，寫年輕一代對我而言是一個挑戰(zhàn)，首先語言是不一樣的，現(xiàn)在的語言變化太大了，尤其是網(wǎng)語出現(xiàn)后，我沒有辦法融入到那個語言中去。但80后還好，就是我兒子的年齡，他跟我的語言有一些貼近。
我其實發(fā)現(xiàn)，80后、70后的不少作家們寫起自己同代人的時候，都或多或少有頑主的氣質(zhì)，好像不那樣寫就不像自己的同代，寫女孩子的話差不多都有劉索拉筆下女孩的樣子，一到寫作的時候就會有一個有意代際的標簽化。但在生活中，我接觸下來，會發(fā)現(xiàn)尤其是我的學生們根本不是這樣，我更喜歡我筆下的這些80后們，他們也開玩笑，也幽默，但身上沒有頑主的氣質(zhì)。
老實說，我在現(xiàn)實生活中也不喜歡頑主，無論是任何年齡的，我是不喜歡的。生活就是生活，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要莊重對待的，如果你在應(yīng)該莊重去思考和認知問題時摻雜進了游戲，摻雜進了討好，有了取悅聽眾和觀眾這個心思——至少在《中文桃李》中我沒用這樣的橋段。徐冉最后做的工作是我比較喜歡的，我突然覺得又有點像《人世間》里春燕的兒子。這是巧合，我寫《中文桃李》時完全忘了春燕那回事，可能也是越來越在想生死是怎么回事，所以安排了她那樣一個工作。一個人經(jīng)常參加追悼會，我覺得她應(yīng)該把許多事情都能夠參透。
《中文桃李》用第一人稱“我”的敘述展開故事，還因為我現(xiàn)在在做的事情之于自己是非常的事情?！吨形奶依睢肥俏业箶?shù)第二本長篇小說，還有一本在寫著，那本寫完后，不管水平怎么樣，“梁記面食店”就要關(guān)張。沒有再下一部了，再下一部，我就是坐路邊曬太陽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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