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金融的非常與日常》，潘曉霞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5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潘曉霞撰寫的《近代中國金融的非常與日?！芳磳⒏惰鲉柺溃@是一部頗具特色的金融史研究專著。
在中國近代金融史著作和教材的框架體系中，各次重大的金融風潮通常有專門章節(jié)，以特定金融風潮案例為對象的論文也時有刊行。但是，如何從長時段和多視野的角度看待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背景與成因、各方對風潮的應對，以及如何深化對金融風潮的認識，這往往是通貫性金融史著述沒有聚焦討論，而單個案例的專題研究無法闡釋的。潘曉霞的這本書把近代中國的金融風潮定義為“經濟金融運行的非常狀態(tài)”，認為“近代中國金融的非常態(tài)已幾成常態(tài)”，以此作為研究的出發(fā)點，結合宏觀審視和微觀剖析，不僅推進了對金融風潮的研究，并由此“看到近代中國金融的日?！?，提出了若干重要學術見解。
該書首先從宏觀角度探析了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時代背景與成因，指出伴隨近代金融體系的引入、近代意義金融市場的萌生和發(fā)展，金融工具越多，金融運行越復雜，金融在社會經濟中所占比重越高，發(fā)生大規(guī)模金融風波的可能性也就越高。雖然可以把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主要成因歸納為外來輸入、過度投機、管理失控、政治動蕩等，在實際金融運行過程中，可能某種因素起著更具決定性的作用，但往往多種因素交錯出現，甚至各種危機同時爆發(fā)，表現為經濟金融的全面危機。而在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應對方面，該書主張從更長的時段進行考析，既要看到近代中國在金融風潮應對上的被動與總體應對能力的嚴重不足，也要看到金融風潮來襲時中國的政治力量、金融體系并非只是坐以待斃，而是在應對金融風潮的同時努力學習，試圖克服并防范金融風潮，從而增強風潮應對能力。
1937年上海外灘景象
該書正文各章基本為金融風潮的典型案例研究，予以重點考察的分別有晚清的兩次倒賬風潮、北京政府時期的兩次擠兌風潮及國民政府時期1930年代的金融危機等。作者從過度投機和經濟泡沫的角度出發(fā)，分析了1883年上海錢莊倒賬風潮和1910年前后橡膠股票風潮爆發(fā)的原因，進而揭示了晚清金融的混亂乃至整個社會不斷破敗的大趨勢。至于1916年和1921年的兩次擠兌風潮，作者的觀照視野更廣，指出北京政府時期政治失控、財政窳敗、銀行經營財政化、社會承受力低下、幣制落后等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導致與北京政府關系密切的中國、交通兩大銀行信用急劇下降，從而使危機迅速生成、發(fā)酵。而對于1934—1935年的白銀危機和金融恐慌，該書沒有簡單搬用屬于近代中國長時段背景的一般意義上的經濟與財政原因，也不否認眾多論著所提到的美國白銀政策是重要原因，而是努力追索實體經濟并不十分困難背景下的市場運行狀況，進而探析危機前上海地產的瘋狂投機、金融組織本身的不健全，以及白銀本位貨幣制度與外部世界的日漸暌違等因素的疊加作用，從而點明了這場危機的本質之一是貨幣供應嚴重不足。
除了對歷次金融風潮的成因有新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有關風潮應對的內容。如在關于晚清兩次金融風潮的第一章，就有專節(jié)研究晚清的危機應對，從“應急舉債、維持穩(wěn)定”、“主持清理、查賬追賬”和“商事立法、規(guī)范破產”三個方面展開分析，指出與1883年上海錢莊倒賬風潮相比，1910年橡膠股票風潮的危機程度雖然更嚴重，但在地方政府牽頭、中央政府提供支持、各地商會配合的有效作用下，其危害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減少了危機對社會、對金融秩序的破壞。該書尤其在上海道臺的危機應對方面著筆較多，包括舉借外款以緩解金融風潮，對倒閉企業(yè)進行查賬追賬、清理破產等。關于北京政府時期兩次擠兌風潮，該書既比較了1916年擠兌風潮期間中國、交通兩行處理措施的區(qū)別，指出兩者的經營理路不僅決定了兩行不同的危機處境，而且直接影響了在危機中的應對和生存能力的區(qū)別。該書更對以往金融史著述中通常忽略的1921年擠兌風潮的應對處理進行了較充分的梳理剖析，認為1921年擠兌發(fā)生時北京政府沒有倉促采取停兌措施，而是首先急謀撥款救助市面；另外直接承受擠兌壓力的中國、交通兩行及整個銀行界基本上步調一致、合作良好，顯示經過1916年風潮的歷練之后，無論北京政府還是業(yè)界都提升了風險應對能力。至于南京國民政府對于1930年代金融危機的處置應對，該書第四章“危中之機：1930年代經濟危機中的銀行改組”、第五章“溫和通脹的期待：1935年法幣政策的出臺”有較深入的探究。作者從中國如何較迅速地擺脫金融危機和迎來財經新局面的大視野出發(fā)，對中國、交通兩行改組和國家銀行體系建立、滬市救濟和實施金融統(tǒng)制、廢除銀本位制和推行法幣政策等金融史和民國史上的重大事件進行了縝密審視，評析客觀，新見紛呈，非常值得品讀。
該書還討論了1940年代后期全面內戰(zhàn)背景下國共兩黨同時應對嚴重通貨膨脹的不同結果。雖然金融史著述通常涉及相關史事，但缺乏比較視野下的深入探究。作者提出需要思考如下史實：“同樣經受了殘酷戰(zhàn)爭，國民黨控制區(qū)經濟最終被惡性通貨膨脹拖垮，而中共何以卻能有效控制通脹，成功化解危機？”為什么國民黨在大陸統(tǒng)治的最后兩個年頭里，相繼經歷了法幣和金圓券的徹底崩潰，國統(tǒng)區(qū)經濟運行完全失序甚至停擺？對此，書中明確提出：“1948年后國民黨控制區(qū)的金融動蕩更多是政治軍事失敗的結果，而不是金融動蕩導致了國民黨的失敗?！迸c此同時，該書沒有回避中共主導下的解放區(qū)也存在嚴重通貨膨脹的史實，并以東北解放區(qū)為例，分析了中共能夠有效控制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東北根據地之所以沒有像國民黨控制區(qū)那樣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失控，離不開中共在戰(zhàn)場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更離不開財政經濟方面的努力，也離不開東北這一資源優(yōu)勢。”作者對戰(zhàn)爭環(huán)境與通貨膨脹應對處置之間的關系，有如下精辟的闡釋：“前方和后方的勝敗是相互聯系的，絕非單向關系，前方的失敗會加劇后方的困難，而前方的勝利又會讓后方的財政困難大大紓解。從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戰(zhàn)爭打的是錢，戰(zhàn)爭也會打出金錢?！边@就告訴讀者：防范應對金融風潮的根本之道，在于順應歷史發(fā)展的方向砥礪前行。
上海銀行博物館內，一張面額達60億的紙幣，這是中國歷史上面額最大的紙幣。這張紙幣在當時的上海市場上只能買到70余粒米。
關注社會變局與金融失序對各階層各群體處境和命運的影響，包括大銀行的“主事者”和底層社會大眾，是這本書的又一亮點。對于前者，第三章“政商博弈：南北大變局中的金融界”分別討論了交通銀行、中國銀行和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的代表性人物梁士詒、張嘉璈、陳光甫，力圖揭示銀行界頭面人物如何“高度敏感于時勢的變化，以其各自不同的經歷、背景及政治取向，對時局變化表現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因應”。在作者看來，銀行家雖然被視為“經營、掌控主要經濟資源的社會群體”，然而一旦涉及嚴酷的政治紛爭和無止境的政商博弈，則不啻“處于巨大政治風暴之中”，雖然奔波于多種政治勢力之間，希冀“借政治以自重和尋求獨立發(fā)展”，但往往無法左右逢源，或被迫離開曾是安身立命之地的銀行，或屈就于金融統(tǒng)制的高壓，勉力維系經營；即便能給自身帶來某些特殊利益，也并不能對現狀有真正的改變，這是強權政治下所有試圖與其博弈者的共同命運。而對于底層大眾，該書一方面明確定義為金融風潮最直接的受害者，在相關章節(jié)中不乏關于金融風潮如何嚴重影響社會穩(wěn)定和民眾生活的史事，尤其是對以往學界關注相對較少、研究較薄弱的淪陷區(qū)民眾的日常生活，設專節(jié)進行較細致的考察。同時，該書從行為金融學的視角出發(fā)，指出應重視考察民眾心態(tài)及活動在風潮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為大規(guī)模金融風波的釀成不可避免會有廣大的民眾參與，金融風潮如何傳導到民眾，民眾如何應對，民眾在金融風潮中的具體生活狀態(tài)，以及民眾在多大程度上會反作用于金融風潮的發(fā)生，都是應該著力去搞清楚的問題。
毋庸諱言，金融風潮對近代中國各主要領域的運作都產生了負面沖擊，特別是在整個社會都處于貨幣信用關系崩壞和市場嚴重失序的情況下，包括金融界在內的各階層、各群體都難以幸免。那么，應當如何看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給后人留下的啟示？正如作者強調指出的：“要了解金融風潮，不能僅僅就金融看金融，需要把政治、社會、經濟、財政、中外關系等多個層面的因素納入”，書中結語部分歸納了如下幾點：第一，保持本國的金融主導權，保持社會和政治的穩(wěn)定發(fā)展；第二，金融秩序的建立、規(guī)范、發(fā)展，要跟上經濟發(fā)展的步伐；第三，政府不應該在金融活動中缺位，但政府在管理中應認識和尊重市場，避免斫喪金融運行本身的活力；第四，信用是銀行運營的基礎，銀行、政府和社會應協(xié)力于信用風險的防范和信用危機的化解；第五，金融需要創(chuàng)新，但創(chuàng)新應建立在有益于實體經濟的基礎上，對過度投機要始終保持高度警醒；第六，重視培養(yǎng)抵御金融風潮的社會和文化環(huán)境，沉穩(wěn)應對、輿論透明和適度的導向在控制風潮中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這些觀點的得出，可視為作者對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研究最為獨特的意義之所在。史學研究既要尊重歷史，也應理解歷史?？陀^、全面、深刻地揭示對于歷史本質的認識，必然具有超越時空的洞悉力和穿透力。潘曉霞在追求這一境界上取得了可喜成就，在此期待她不懈努力，向讀者奉獻新的研究成果。
本文系《近代中國金融的非常與日?！罚ㄅ藭韵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5月）一書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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