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東陵盜寶案”堪稱是我國古代文物史上最嚴重的劫難之一，不僅乾隆墓和慈禧墓被毀，而且大量價值連城的稀世國寶遭到搶劫，從此流落民間甚至海外。對于這一事件，很多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多有表現(xiàn)，比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洋洋五部的《東陵大盜》系列電影，在上映期間曾經一票難求。但是，這些文藝作品為了吸引受眾的眼球，難免杜撰了一些恐怖驚悚、懸疑獵奇的內容，卻無形中稀釋了事件本身足以警醒后人的慘痛教訓。
筆者日前在翻閱晚清大臣耆齡的日記時，看到了他與寶熙、徐埴、陳毅等人參與東陵盜寶案善后工作時所寫的記錄，可以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即晚清遺老的視線和心境，來了解“清東陵盜寶案”的真實景況，體味其觸目驚心之處。
《耆齡日記》
一、滿目瘡痍是東陵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駕崩后，時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的耆齡被派往東陵菩陀峪查看慈禧陵寢的工程進展和沿途情況，此后他又兩次前往東陵查工。也正是因為他對陵工的熟悉，并于辛亥革命后擔任清室善后委員會成員，所以清東陵盜寶案發(fā)生后，他就成為了被溥儀派往東陵“查勘情形”的必然人選。
耆齡
清東陵盜寶案發(fā)生在1928年的農歷五月，清室得到消息后，一開始不敢相信。據寶熙所撰《于役東陵日記》中所述，“兩陵盜發(fā)之變，本年陰歷六月初即微有所聞，方冀其言不實也”，在六月十三日得到確切消息后，“一面請派得力軍隊，迅往保護；一面請究辦盜陵人犯，并即報告天津行幄”。
六月十九日晚，耆齡抵達天津，隨即趕往張園進見溥儀。他在日記中記載：“上以東陵被盜，情形重大，派耆齡、寶熙、陳毅馳往詳查……又示以罪己特諭，哀痛迫切，淚隨聲下?！碑斠梗三g“徹夜未能合眼，天曉始睡”。在天津盤桓兩天，與諸多在津遺老見面和協(xié)商后，他才坐上了返京的火車。耆齡的身體本就不好，這一番奔波又是可以想見的心緒敗壞，于是在他的日記里，此后就是一連串的生病。先是“胸膈痛漲，每食必噎”，居然到了睡著覺能被痛醒的地步，接著又發(fā)生心悸，“汗下如雨，氣短不支”。但這時要為前往東陵做各種準備，他強撐病體“至前門買布鞋三雙，雨衣一襲”。這之后的幾天，胸膈痛到“汗出如漿，臥息許久才止”的地步。醫(yī)生來診時，“謂是肺氣壅滯，急則治標，須先通肺氣，開一方，有瓜蔞、薤白”，耆齡服下后，“似覺氣息調暢，胸膈間滯象稍去”。這一天是七月初四，按照計劃，清室赴東陵的調查團將在第二天出發(fā)。
誰知第二天起床后，“胸膈猶痛”，但這時耆齡已經顧及不了自己的身體，與同人集合，出朝陽門，到通州，渡潮白河，抵三河縣，至邦均鎮(zhèn)。這里的旅店都已為亂兵所占，他們沒辦法，再三尋覓“始得一小飯鋪后房三間，牛溲、馬勃、雞矢、豬糞之氣俱備”，臭不可聞。一行人等都已經餓得前胸貼后背，雖然小飯鋪只剩下了粥，他們照樣在當院大啜。因為疲憊已極，用完飯后每個人都是“就枕即睡”。按照同行的寶熙在《于役東陵日記》中估算：“計日已行有一百四五十里?！?/p>
第二天天還未亮，調查團又動身了，在馬伸橋他們遇到亂兵，加上道路泥濘不堪，“后車陷者數(shù)輛”，不得已停下來三個多小時。眼看著天陰欲雨，大家抓緊向前，沒走多久大雨傾盆而至，“冒雨行道極難，顛頓許久，始過昭西陵”，眼前的一幕讓耆齡倍感凄涼，過去清東陵界內有喬松巨柏百萬余株，參天蔽日，而今“入圈墻界，竟無一松，遍地禾黍，大碑樓破爛不堪，石象生亦均殘毀”。幾個守陵人呈上“在裕陵石門外拾得肋骨一、腳骨二、膝骨一”，還有一本御名香冊和一件繡龍袍……望著這些，耆齡等人欲哭無淚，在當天的日記中留下了“心中郁郁，不能成眠”的字樣。
二、顱骨脛骨辨乾隆
七月初六，調查團一行前往孝陵（順治皇帝陵寢）、景陵（康熙皇帝陵寢）細勘，發(fā)現(xiàn)這里保存尚算完好。但在考察期間，耆齡的胸痛病突然發(fā)作，“幾不支”。第二天，“晨雨，極涼”，耆齡等人開始檢視遭劫掠最為嚴重的裕陵，但進入裕陵隧道并到達頭道石門時，發(fā)現(xiàn)“門內水深四尺余”，大家踩著階梯下到水邊，“望見二道石門，門亦半開，隔水不能再進，其中陰寒徹骨”。徐埴在日記里說，他試探著下了水，感覺“不禁寒栗”。大家商量著唯有找來抽水機把水抽干凈，才能進入裕陵。就在這時，有人來報，說慈禧太后下葬的菩陀峪隧道打開了，“或者無水，可以先殮”。于是耆齡決定兩下同時動手，一方面抽裕陵之水，一方面先勘菩陀峪地宮。
七月初十，耆齡等人“至菩陀峪地宮隧道，蛇行而入。到券門石墻根，由原拆之穴匍匐以進”，只見石床下的梓宮欹側而立，外棺已毀，棺蓋擱在一旁，上面蓋著一塊板子，打開就是慈禧的遺體，“面朝下，左手搭于背上，頭發(fā)散亂。上半露體，下半有袴有襪，襪已將脫。遍體生斑，上有白毛”。陳毅“望之猶識為當日極尊嚴之慈禧太后也，中懷感傷，不絕失聲而哭”。他們把一具沒有毀壞的朱棺放在石床上，然后叫來隨行的幾位婦女，以黃緞褥兜住慈禧的遺體緩緩轉正。只見遺體“面色奇白，有毛已滿，兩目深陷成黑洞，唇下似有殘破”，并將遺體抬進朱棺重新入殮，“又在棺外拾得當年殉殮已落之牙、剪下指甲，用黃綢包好，置于衾外，所拾珍珠十五粒，錘碎藏于石床”。全過程，調查團的人們都神情肅穆，幫助抬扶。直到掩棺后，用漆封口完固，才一起走出了地宮。
河北遵化清東陵慈禧陵地宮里的棺槨位置
當夜大雨傾盆，耆齡疲憊已極，早早就躺下了，但“聽雨聲風聲，萬端感愴，轉側久之”。
從七月初九開始的裕陵抽水作業(yè)，漸漸收效，兩天以后，“水痕已退在三尺外，所余約在二尺”。到十四日抽水完成，可以進入時，耆齡突然膈間疼痛得不能起床，歇息到中午才趕往裕陵。地宮里“棺槨顛倒，衾禭堆積，骸骨散亂，到處皆是”，不知哪具是乾隆皇帝的遺骨，哪具是后妃的遺骨，“污泥水浸，慘不忍睹”……晚上回到住處，念及明天就是中元節(jié)，耆齡望著皎潔的月色，心中一片凄惻，幾欲落淚。
七月十五日，調查團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分辨遺骨的身份上。徐埴在日記中記述，他們發(fā)現(xiàn)了五具被孫殿英的部隊劈碎的棺材，其中一具的蓋子上被斫了一個大洞，“于此棺內檢出顱骨一”。徐埴發(fā)現(xiàn)，其他棺材里面的顱骨上殘存的牙齒多，而這枚顱骨上只剩一顆牙齒，“可為高年之證”（乾隆帝享年89歲）；而且“在此棺內檢出脛骨一，亦較其他脛骨為長，更可證為男骨無疑”，因此徐埴推斷：“此骨決是高宗純皇帝之骨?！?/p>
既然確認了乾隆皇帝的遺骨，接下來兩天便是重新奉安玉體和其他后妃的遺骨，并“掃除地面，洗滌石床，掩石門，封隧道”……一切都進行得匆匆忙忙，以至于連分詣兩陵的告祭之禮都草草收尾。寶熙在《于役東陵日記》中黯然寫道：“處變之時，不能求全責備，傷心慘目，自不待言?！?/p>
三、架槍瞄準防僵尸
事實上，令耆齡、寶熙和徐埴等人“傷心慘目”的，不過是盜寶案發(fā)生多日后的景象，如果盜寶案發(fā)生時他們就在現(xiàn)場，恐怕當時就能被氣死過去，因為全過程只能用“喪心病狂”四個字來形容。
辛亥革命元老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中回憶了一件事：清東陵盜寶案發(fā)生以后，他在漢口與一位當軍長的同鄉(xiāng)喝酒，那位軍長拿出大東珠十八顆，說是慈禧棺材里的陪葬物，又拿出碧洗一方，“此乾隆某妃棺中所獲也”。劉成禺很吃驚，問這些寶物是怎么到他手里的，那位軍長說是孫殿英所贈，“所以封吾輩之口也”。而且一位當時參與了盜寶行動的連長，現(xiàn)在就在此軍長的麾下，劉成禺希望詳細了解盜寶的經過，就把這位連長叫來一敘。
那位連長說，盜寶案發(fā)生時，他隸屬孫殿英軍譚溫江所部，正在昌平的東西陵一帶任守衛(wèi)，“忽聞奉天馬團長勾合土匪謀變，孫殿英軍馳至擊破之，于是宣布戒嚴，斷絕峪口各陵行人往來”。據陳毅在《東陵道詩注》所述，馬團長即奉軍團長馬福田，此人當時占據了裕陵，孫殿英軍正是打著“平叛”的幌子進入裕陵，并以“斷道備戰(zhàn)”為借口將裕陵設為軍事禁區(qū)，以便進行盜墓行動。正如那位連長所言：“實則奉軍并無叛變之事，蓋欲藉故肅清奉軍，獨占利益，并借此戒嚴，塞斷諸峪口，便發(fā)掘耳?！?/p>
《世載堂雜憶》
整個盜墓行動歷時八天，“自是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以火藥轟開陵道石門，搜獲寶物而去”。其中給這位連長印象最深的是挖掘慈禧的陵寢：“當時將棺蓋揭開，見霞光滿棺，兵士每人執(zhí)一大電筒，光為之奪，眾皆駭異。俯視棺中，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長白毛寸余?！庇袔讉€士兵大喊起來，把槍架在棺材上瞄準慈禧的遺體，“防僵尸起而傷人”，但其實并沒有發(fā)生任何異狀。再仔細看棺內“霞光”，乃是所藏珠寶放射出來的。士兵們先將放置在棺材四角的四個翡翠西瓜搬出，“瓜皆綠玉皮紫玉瓤，中間切開，瓜子作黑色，霞光由切開處放出”。比之更加奪目的是慈禧口中所含的一顆大珠放出的白光，還有她所枕的一塊“長尺余，放綠光”的玉枕，亦奪目生輝?！捌渌閷殻逊e棺中無算”，都令盜墓者們目瞪口呆。緊接著，搶劫開始了，“大者由官長取去，小者各兵士陰納衣袋中”，然后他們移動慈禧的尸體，“悉取布滿棺底之珠寶以去”。這時孫殿英下令，扒掉慈禧所穿的龍袍，“將貼身珠寶，搜索一空”，然后“再索墓中各處殉葬之物”，等到目所及處都被搜刮凈盡的時候，他們干脆將慈禧的棺材整個掀翻，發(fā)現(xiàn)底下有個石洞，“中儲珍寶亦盡取之”。孫殿英將搜到的寶物予以分配，凡是參與盜墓的兵士“皆有所得”，而那些貴重的大件，則統(tǒng)統(tǒng)用車運走。
至于乾隆帝的裕陵，這位連長并未參與發(fā)掘，所以并不了解盜墓的詳情，但從裕陵地宮的損毀情況來看，可以想見其遭遇的搜掠不亞于慈禧墓。
在處理完清東陵盜寶案的善后工作之后，耆齡一行于七月十九日動身回京，由于一直在下雨導致淋河漲水、段家?guī)X道中暴發(fā)山洪等緣故，來時只走了兩天的路程，返程竟用了七天，直到二十五日才回到北京城。在這七天的耆齡日記里，滿紙可見“苦矣”、“艱難”、“憂惶”、“疲憊”的字樣。更加糟糕的是，本來就衰弱多病的身體，經此一番奔波，更是耗盡了耆齡所剩無幾的體力和精力，他在后面幾個月的日記中多次提到自己每況愈下，“吾生行作廢人矣”。而源源不斷傳來各地“起獲盜賣東陵各殿軟片贓物”的消息，更是讓他五內俱焚，悲痛欲絕，三年后就去世了。
盡管孫殿英在清東陵盜寶案發(fā)后，恬不知恥地說自己是“為通天下財貨，收運轉之利，豐藏國庫”，但絕不能掩飾他盜竊國寶利己肥私的事實，絕不能掩蓋他發(fā)墳掘墓毀損文物的罪行。近些年來各種盜墓小說流行，雖然只是類型文學繁榮和多樣化的表現(xiàn)，但倘若有人真的把盜墓視為“探險”，甚至將之和考古工作混為一談，那可真是荒謬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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