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居是人類本性嗎？

2006年，我在中國的田野調查剛剛開始，《秩序、失序與戰(zhàn)爭》英文版出版了。這本書的靈感來自我早期的田野調查：首先，我在就讀博士期間研究了歐洲農村的社會變革；其次，我在澳大利亞了解狩獵采集者如何調整他們的社會策略，以便適應環(huán)境。然而，2005-2017年與山東工藝美術學院、2014-2016年與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的同事們合作進行的中國研究，幫助我更深入地思考馬克思主義社會變遷理論，思考是什么讓鄉(xiāng)村生活中的互助合作持續(xù)下去。

我非常感謝魏瀾提議將《秩序、失序與戰(zhàn)爭》翻譯成中文，感謝納日碧力戈教授接受她的提議，合作翻譯這本書；也感謝魏瀾在自己的博士研究中運用這本書的一些思想，研究一個華南村莊的社會變遷。

《秩序、失序與戰(zhàn)爭》研究位于家戶和國家之間的社會組織。本項研究以歐洲哲學家提出的看法為出發(fā)點：群居是人類本性嗎？或者獨居才是人類本性（除非被某種壓倒性力量捆綁在一起）？

英國內戰(zhàn)（1642-1651）和法國大革命（1789-1799）挑戰(zhàn)了據(jù)稱國王擁有所謂神圣統(tǒng)治權的歐洲封建專制國家。哲學家們開始自問，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tài)是怎樣的。有些人試圖通過邏輯推理來回答這個問題，把已知的人類狀況與其相反狀況對立起來，假設人類天生是獨居的，并推測是何種可能的條件讓人們聚到一起。在生物學理論中，達爾文把個體作為自然選擇發(fā)生作用的單位，這一觀點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因為它是可以被觀察到的經驗，而且提供了強有力的解釋。在社會理論中，以個體為分析單位的研究并不那么富有成效，至今還不存在由獨居個體構成人群的已知個案。即使是狩獵采集者也會建立社交網絡，以便獲得他們可以依賴的朋友和親戚的幫忙。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理論認為，若沒有統(tǒng)治者，人們的生活將陷入“孤獨、貧窮、骯臟、野蠻與短暫”之中，盡管右翼評論員將繼續(xù)引用這個觀點，但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證明，他們對沖突的解釋是值得懷疑的。

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則持相反的觀點，認為我們是理性人，人的自然狀況是群居。正如弗格森在1767年寫道：“人以群聚，維系生存”。本書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人類始終是理性的社會存在。事實上，與我們親緣關系最近的現(xiàn)存物種［例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或“侏儒黑猩猩”）］的社會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這些特征。即使在最惡劣的條件下，比如納粹集中營，人們也會試圖通過建立社會關系來改善自己的狀況。

法國大革命

這本書的第二個靈感來自20世紀90年代，東歐劇變引發(fā)的一系列關于社會制度理性安排的類似辯論。西方右翼評論員聲稱，資本主義是建立穩(wěn)定社會制度的唯一基礎。一些人，如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亞當·塞利格曼（Adam Seligman）甚至認為，只有當社會開始告別自在習俗的傳統(tǒng)形式，接觸到市場交換理性的時候，理性思維才可能出現(xiàn)。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研究了法國地區(qū)具有數(shù)百年傳統(tǒng)的生產合作社和村社土地集體管理制度，我對其穩(wěn)定性的親身體驗，否定了只有自由市場和個人財產所有權才能帶來社會穩(wěn)定的那種說法。

從關于社會秩序的廣義哲學命題出發(fā)，進入可檢驗的理論，我綜合運用了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理論，嘗試解釋存在于家戶和國家之間的社會關系的穩(wěn)定性和變遷性。我必須強調，在借鑒達爾文和新達爾文主義的觀點時，我不為人類社會行為生物決定論辯護，而是將這兩個方面并置起來：一方面是人類能動性的合理使用可以實現(xiàn)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達爾文主義進化過程中隨機遺傳變異的結果。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個領域已經有大量研究。

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主義的核心論點是，種群的不同個體為了實現(xiàn)生存目標，會采用略有不同的辦法；在種群的生存條件下，那些策略最成功的個體將生育更有生命力的后代。幾代人之后，最成功的策略將在種群中取得優(yōu)勢。然而，沒有任何一種適應是完美的，每種策略的成功與否都取決于當下的環(huán)境和條件；如果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另一種策略可能會更有效。

達爾文

達爾文在“貝格爾號”（H. M. S. Beagle）上航行時遇到的例證之一，對他的理論發(fā)展特別有影響。1835年，達爾文在厄瓜多爾海岸外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上發(fā)現(xiàn)了幾種生活在不同島嶼上的雀鳥。有的雀鳥的喙又寬又結實，可以打開種子；有的雀鳥的喙則又窄又精細，可以用來捕捉昆蟲；還有許多雀鳥的喙則是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形狀。達爾文的結論是，盡管每個物種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但它們已經適應了島嶼棲息地上的主要食物來源。因為島嶼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不同，所以最常見的食物來源也不同。當所有的雀鳥都沒有足夠的食物時，那些喙的形狀最適合島上可獲食物的個體，生命力旺盛，比其他個體可以繁衍更多的后代。1976年當某個島嶼發(fā)生旱災時，他的假設得到了證明。動物學家彼得（Peter）和羅斯瑪麗·格蘭特（Rosemary Grant）發(fā)現(xiàn)，擁有最堅硬的種子的植物存活得最好，而喙較大的食籽雀的個體數(shù)量增加，與此同時，以較小而精的種子為食的雀鳥因進化出喙較小，個體數(shù)量則減少了（en.wikipedia.org/Peter_and_Rosemary_Grant，訪問日期：2021年1月30日）。

盡管達爾文很清楚許多動物物種生活在社會群體中，但他的理論認為，最密切相關的個體之間對資源的競爭將是最激烈的，這一理論阻礙了他去解釋社會生活是如何進化的。這是達爾文最靠譜的一次解釋：他在孩子們的幫助下，研究房后野地里的蜜蜂和花。田野里有兩種活躍的蜂：小蜜蜂（honey bee）和大黃蜂（bumble bee）。孩子們幫助他找到蜂群，他們發(fā)現(xiàn)小蜜蜂會到一種三葉草中采蜜，而大黃蜂到另一種三葉草中采蜜。當達爾文仔細觀察時，他發(fā)現(xiàn)每一種蜂都會選擇那些最適合它們的口器采蜜的花。達爾文推斷，對蜂最有吸引力的花會更頻繁地被授粉，繁殖成功率最高；口器最有效的蜂收集的營養(yǎng)最多，繁殖也更有效?！耙虼?，”他寫道，“我能理解一朵花和一只蜜蜂是如何以最完美的方式，同時或相繼慢慢地發(fā)生變異并互相適應”［《物種起源》（第6版）第75頁］。這個過程現(xiàn)在被稱為協(xié)同進化。在自然界中，并非所有的協(xié)同進化案例都是建立在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的。對紅桃皇后假說（van Valen，1973）追根溯源，在小說《愛麗絲夢游仙境》中，紅桃皇后對愛麗絲說：“在這里，你想要待在同一個地方，就必須跑?！彼忉屃瞬妒痴吲c獵物的協(xié)同進化，有更多馬克思主義色彩。紅桃皇后假說模擬了捕食者和獵物的協(xié)同進化：在任何同代中，只有速度更快的獵豹可以捕捉到足夠的瞪羚來喂養(yǎng)自己的幼崽；同時，也只有速度更快的瞪羚可以逃脫追捕，喂養(yǎng)自己的幼崽，這樣就形成了越來越特化的螺旋性適應。

協(xié)同進化為社會進化理論提供了一個起點，潛在地促成了達爾文理論和社會理論之間的對話。社會進化理論模型在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之間雙向傳輸。在生物學中，達爾文和范·瓦倫（van Valen）確定的物種個體組合之間的相互作用類型，被概括為“適應度景觀”的概念；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在這個系統(tǒng)中，每一個有機體和每一個種群都是環(huán)境的一部分，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互相施加選擇壓力?！斑m應度景觀”的概念最初是由生物學家休厄爾·賴特（Sewall Wright）于1932年提出（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Congress of Genetics，1：356-366），并于1982年由理查德·納爾遜（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溫特（Sidney Winter）應用于經濟學。另一方面，博弈論最初由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于1953年在經濟學領域提出，1982年由梅納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轉用于生物學。

社會理論

達爾文是一位自然科學家，他對物種中的有機體個體之間的變異感興趣，而馬克思是一位社會科學家，對人類社會的集體過程感興趣。盡管達爾文自然選擇的有效性只能根據(jù)有機體的特定環(huán)境來判斷，但馬克思堅持19世紀標準的進化觀，認為進化是一種進步的力量，從簡單走向復雜。然而，馬克思是第一個確定社會動力學的人，這種動力實際上導致了一種社會向另一種社會的轉型，特別是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型。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對馬克思產生了重要影響。盡管《國富論》（1776）成書時工業(yè)革命即將開始，但它研究的是商業(yè)資本主義。斯密認為，在曾經的市場上，人們可以專門生產最符合自己才藝的商品，社會關系是通過交換產生的。盡管斯密也承認金錢使人擁有購買他人勞動的權力（1976年再版的第47頁），但他仍然認為，“在一個治理良好的社會中，獲得商品的欲望帶來惠及下層民眾的普遍富裕”（第22頁）。斯密有句名言：“我們不能期待屠夫、釀酒師或面包師出于仁慈為我們提供晚餐，而只能期待他們出于自身利益為我們提供晚餐”（第27頁）。換句話說，他們用自己制作的東西換取他們需要的其他商品，而我們作為其他商品的生產者都能從中受益。

2005年，當我開始在山東研究傳統(tǒng)藝術時，我非常驚喜地發(fā)現(xiàn)，一些特定的村莊專門從事特定工藝品的制作，比如木刻畫、玩偶制作或葬禮模型等。專業(yè)化這一事實，意味著他們的聲譽提高了，買家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們想要購買的工藝品。我還發(fā)現(xiàn)，因為男人一生都待在他們出生的村莊里，所以男人的藝術成為某些村莊的特色。婦女把她們從母親那里學到的技能，如棉織或剪紙，帶到她們丈夫的村莊，使婦女的藝術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后來，當我進行背景閱讀時，我從甘博（Sidney Gamble）1954年的研究《定縣：華北鄉(xiāng)村社區(qū)》（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中了解到，我所看到的模式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一個較復雜系統(tǒng)的遺緒。甘博的表32（1954：97）列出了1928年一個縣中，他和中國合作研究人員統(tǒng)計列出的所有家庭產業(yè)。各個村莊專門從事例如制作盒子、掃帚、水桶、鞭炮、香腸腸衣、鞋子、肥皂或甜品，當?shù)厥袌銎骄刻旖哟?000至3000名游客。在此之前，我一直傾向于認為亞當·斯密對傳統(tǒng)社會的研究是基于他自己的想象（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的），但甘博證明，生產者之間的交流可以大規(guī)模進行。

馬克思在斯密之后一個世紀著書立說，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亞當·斯密75年前預言的普遍富裕并沒有惠及最低階層的人。相反，英國的工業(yè)革命大大增加了貧窮和困苦。城市貧民區(qū)一個房間里住著十個甚至更多的人，八歲的孩子在工廠里工作，一天的工作時間在十到十五個小時之間。馬克思很清楚，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因此，馬克思區(qū)分了兩種交換，一種是斯密的例子中所描述的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生產者把他們生產的商品以貨幣交換給想要它們的人；另一種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對交換的商品的性質不感興趣，資本家只想牟利，把商品的價格賣得比購入時的更高。機器可以比工匠更廉價、更大量地生產商品，從商業(yè)資本主義向工業(yè)資本主義的轉變致使手工業(yè)者失業(yè)，迫使他們把勞動力賣給擁有工廠的資本家。

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所說的：“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fā)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鄙鐣W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84：173）改述了馬克思的解釋，他寫道，沒有他人的幫助，人們很難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社會中的權力分配既制約互動，也促成互動。

因此，我們得到了一個穩(wěn)定系統(tǒng)的模型（斯密：人們只生產夠滿足自己需求的東西）和一個不穩(wěn)定系統(tǒng)的模型（馬克思：資本家被牟利的機會所驅使）。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動態(tài)作了精彩的描述，他明白其他社會形態(tài)會有不同的互動態(tài)勢，但他對其他類型的社會幾乎一無所知，只能勾勒出它們可能存在的互動態(tài)勢。所以這就不奇怪，他未能對狩獵采集社會的互動態(tài)勢作出同樣有見地的解釋。對他來說，這些都是“原始人類狀態(tài)”的例子，一種幾乎不需要解釋的自然狀態(tài)。因此，令人興奮的是，發(fā)現(xiàn)平等主義的狩獵采集者的策略，實際上是對他們生活的特定環(huán)境的巧妙的社會適應。其中有些策略也存在于農民社會。

20世紀初，生產合作社在中國很流行。1934年6月，定縣共有22個合作社（Gamble，1954：271）。1936年，著名的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見他的《江村經濟》，1983）選擇了華南村莊進行實地考察，因為他的姐姐正在那個村莊幫助當?shù)剞r民經營一家合作制繅絲廠。這樣的合作社一直持續(xù)到1956年左右。我們采訪過的一些鄉(xiāng)村藝術家認為，振興合作社是有益的，這樣，社員們就可以聯(lián)合起來批量購買原材料，直接與他們的作品的使用者談判銷售。對于集體所有或集體管理資源可以取得成功的具體條件，我們現(xiàn)在已經有了更多的理解，這肯定有助于我們實現(xiàn)這一目標。

使用諸如“適應度景觀”之類的概念，以及在博弈論中發(fā)展出來的分析方法，可以讓我們對社會的穩(wěn)定與不穩(wěn)定有更細致的理解，我將在本書中使用這些概念。

本文為《秩序、失序與戰(zhàn)爭：社會適應與社會信任》中文版前言，該書作者羅伯特·萊頓是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杜倫大學人類學終身教授。

《秩序、失序與戰(zhàn)爭：社會適應與社會信任》，【英】羅伯特·萊頓/著 魏瀾、納日碧力戈/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