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石門文字禪校注》：不誣古人，不誤今人

《石門文字禪校注》，[宋] 惠洪著，周裕鍇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4744頁，598.00元

北宋名僧惠洪（1071-1128）出入儒釋道，擅場詩文詞，兼通書畫及醫(yī)術，著述凡二十余種，一百多卷，在佛教歷史、佛禪義旨、文學創(chuàng)作及批評等諸多領域均卓有建樹、影響深遠。然而，其別集《石門文字禪》卻從無本土校注本。此書三十卷，收錄惠洪一生單篇詩文，時間跨度近四十年，內(nèi)容涉及大量佛教歷史和觀念，牽扯北宋眾多僧徒與文人士大夫，寫作背景難定，古典今事繁多深奧，文字錯訛闕文時見，難解之處眾多?；莺橹鲈跂|亞禪林廣為流傳，寶永七年（1710），日本曹洞宗僧人廓門貫徹耗時二十年的《注石門文字禪》刊刻問世，惜注釋頗多謬誤，難解處又多付闕如，雖稱首創(chuàng)，終顯粗疏。中國學者周裕鍇教授篤志古學，與宋代惠洪、日本廓門展開跨時空對話，積二十多年心力，完成《石門文字禪校注》一書，于202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出轉(zhuǎn)精，既是中國古籍整理的一大成果，也是漢字文化圈的一大因緣。

廓門貫徹的《注石門文字禪》

黃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論》中指出：“要給一部書作注，一定要對這部書真正下過功夫，起碼通讀、精讀過好幾遍，對書的作者、對書的內(nèi)容，以及對書的作用都得有深切的理解。此外，還得了解當時的時代和文化學術情況，了解與這部書有關的其他古籍。只有這樣，才算基本上具備了給這部書作注的能力?！本蜑榛莺樽髯⒍?，周裕鍇教授（下稱“注者”）無疑是最佳人選。他在唐宋文學、禪文化、古代闡釋學三大領域均深耕多年，著述宏富，在《蘇軾全集校注》中主要負責《蘇軾文集校注》，篳路藍縷，達到極高學術水準；其專著《宋代詩學通論》體大思精，一版再版；《中國禪宗與詩歌》《文字禪與宋代詩學》《禪宗語言》《法眼與詩心》《夢幻與真如》諸多著作對佛禪與文學、惠洪及其文字禪等問題皆有廣闊研究和精辟見解。注者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精讀禪宗典籍，迄今已逾三十年；即使從注者2001年在日本組織中日學者開展《石門文字禪》讀書會算起，至《石門文字禪校注》出版，也凝聚了整二十年心血。以如此儲備、時間、態(tài)度和心血投入古籍整理，世所罕見，學術品質(zhì)自然有保證。

《蘇軾全集校注》，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二十冊，2800.00元

本書計十冊二百七十萬字，校注惠洪本集三十卷，收古近體詩（含偈頌）一千六百五十八首（注者在詩中辨析出八闋《漁家傲》詞和十八闋《浣溪沙》詞，尚得一千六百三十二首），各體文五百三十五篇，每篇詩文下包含校記、注釋、集評三項內(nèi)容。新增“惠洪詩文詞輯佚”，輯得惠洪詩（含偈頌）三十四題三十五首，殘句十三句，文五篇，詞四闋；附錄惠洪傳記資料、惠洪著述序跋、惠洪年譜簡編，末附篇目索引，極便讀者。全書既肯定昔賢成果，亦訂正舊說疏誤，備列異文，細加考正，在?？薄它c、編年、注釋和輯佚等五方面均取得了遠邁前人的成就，惠洪別集從此有了作品完整、文字可靠、校注精確、使用方便的定本。以下試就四方面舉例分述。

一曰?？薄Ｐ？笔紫纫x擇合適的底本。本書以《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歷徑山寺本為底本，參校廓門注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著》本、天寧寺本、日本寬文刊本等。由于諸本同出萬歷本（亦收入《徑山藏》），天寧本雖將萬歷本的闕字全都補上，然所補全無依據(jù)，多屬臆測，實不可信，故底本選擇正確。注者雖未提《四庫全書》不同閣本《石門文字禪》之區(qū)別，但據(jù)楊訥、李曉明《〈四庫全書〉文津閣文淵閣本宋別集類錄異（上）》考述，文淵閣本的作品數(shù)量多于文津閣本，則注者以文淵閣本參校亦稱允當。

《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歷徑山寺本

由于萬歷本乃諸傳本之祖本，即使廣證群籍，對校法（版本校）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勘證異同優(yōu)劣，奠定文本基礎，而對于許多闕漏、疑難、似是而非之字，則效用有限。因此，?？彼姆ㄖ?，注者更多采用了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而且往往諸法交互為用，形成邏輯閉環(huán)，得出最可信服的結論。多處闕字和訛誤，經(jīng)注者交錯校勘、細微辨析后得以補闕文、定是非。如卷一《謁蔡州顏魯公祠堂》：“吳綾蜀錦光照眼，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侍臣骨驚天子訝?！保ㄔ瓡ɡ司€改用斜體表示，下同）“吳綾蜀”三字原缺，天寧本作“蟠龍衣”，《宋詩鈔》《淵鑒類函》作“吳綾蜀”。注者謂“吳綾蜀錦”泛指華麗奢侈之絲織品，在多方引用唐宋詩詞用例后，指出“蓋吳綾蜀錦對舉，乃詩詞之套語”，又據(jù)《新唐書》《楊太真外傳》等史料，注明“吳綾蜀錦光照眼”系指玄宗晚年事，言其錦繡光鮮、華麗奢靡，從而判定天寧本所補無據(jù)，而《宋詩鈔》《淵鑒類函》之補字可從。至于“侍臣”，原作“狩呂”，不辭，廓門注引某師曰：“狩呂，侍臣之寫誤也。”注者先對校出武林本作“相臣”，又根據(jù)相關史料判定“狩呂”當作“侍臣”，涉形近而誤。又，卷二三《嘉祐序》“上讀至‘臣固為道不為名，為法不為身’”，“臣”，底本作“呂”，廓門本作“臣”，注者據(jù)元刻本《鐔津文集》多篇文字而改定為“臣”，并指出其字形之誤恰如《謁蔡州顏魯公祠堂》之“侍臣”誤作“狩呂”，“可參校”。如此反復言之、前后照應，遂燭照出長期延續(xù)的文本黑暗。

以?？彼姆ㄌ幚硪蛔值睦铀诙嘤?。如卷六《次韻題兀翁瑞筠亭》“云居的孫難共語，辯如建瓴空氣宇”，“瓴”，底本作“瓶”，句意不通，四庫本、武林本作“瓴”，注者認為可從，蓋“辯如建瓴”，“謂其滔滔雄辯如翻瓴水傾瀉而出”。先引《史記·高祖本紀》“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及裴骃《集解》之語，以見語典出處，又引本集四篇文字，以見惠洪屢用“建瓴”狀語言文字之快意傾瀉，與此句全同，最終判定“瓶”乃“瓴”之形誤，當改。同卷《宿湘陰村野》“正圍紅紛寫”之“紛”當作“粉”，《臥病次彥周韻》“誰令殿閣風鷗語”之“鷗”當作“甌”，皆屬此類。處理一個貌似簡單的誤字，?？彼姆ㄈ坑蒙?，考辨簡要，結論可信，?？边^程明快而精彩。

有些字表面無誤，經(jīng)注者指出，文義始醒豁明白。如卷二《贈閻資欽》“風度若英特，杳然自清深”，用“清深”形容官員風度，語義不明，且與語境不合，古籍亦未見用例。注者認為“清”字誤，當改作“靖”，涉形近而誤，“靖深：形容人之氣度靜穆深沉”。先指出本集《靈源清禪師贊》“風度凝遠，杳然靖深”即此意，繼引惠洪其他著述，以及劉摯、蘇軾、蘇轍、葉夢得等他人材料，指出諸用例“均同此意”，以證成其說。注者于平順處發(fā)現(xiàn)訛誤，心思甚細，用力甚勞，征引范圍甚廣，極具說服力。

二曰標點。惠洪作品涉及諸多典故和宗教文化知識，還有不少自創(chuàng)詞匯和表達方式，句讀不易，古文標點尤難。本書特別注意從寫作傳統(tǒng)、文風文體、宗教文化諸角度勘察文本，標點準確，對人名、地名、官名、書名、篇名等專有名詞所標專名線尤見功力，對讀懂文本大有幫助。

中國文學，首重辨體，注者句讀時緊扣文體特點，故能準確處理。卷一九《華嚴居士贊》：“覺來浙東，有口如耳。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以稱性印，印毛印海。光生佛僧，沮卻魔外?！闭б豢矗运淖志?，惟“聊觀其一戲”為五字，似乎句讀有誤。再一想，篇名曰“贊”，贊乃韻文，“海”與“外”屬“賄”“泰”韻上聲、去聲通押，若從“戲”字斷開，則“耳”與“戲”屬“紙”“寘”韻上、去通押，正合文體要求，文意也才通順。卷二八《請杲老住天寧》結尾：“今者覺天梵侶，上國寶坊，佇法馭以重臨，期宗風而大振。遙知起定，因緣助發(fā)慈心；想見肯來，龍象擁隨高步?！爆F(xiàn)在讀來簡單，但倘若不明白此文文體為宗門請疏，是典型的四六文，則標點恐無從措手。

標點正確的前提是讀懂大意，這需要通訓詁、熟典故、廣知識、明體例，處理本書則尤須掌握佛禪文化。如卷一八《放光二大士贊并序》：

受記經(jīng)曰：過去金光師子游戲佛時，有國王威德從禪定起，見二童子生蓮華中，一名寶意，二名寶上，說偈發(fā)愿。而釋迦如來前身，威德王也。觀世音、得大勢，寶意、寶上也，于未來世成正等覺。則觀世音號普光功德寶如來，得大勢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皆以次補無量壽，故作云間跏趺之像。

試將句讀去掉，只讀白文，簡直不知所云。經(jīng)注者標點校注，尤其加專名線后，始知此段內(nèi)容見《觀世音菩薩受記經(jīng)》，“從禪定起”為佛經(jīng)中常見描寫，“起”字屬上句，“得大勢”為菩薩名，又作“大勢至”，與觀世音并稱，即篇題之“二大士”，《受記經(jīng)》稱觀世音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此文作“普光功德寶如來”，當為誤記或誤刻），得大勢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讀者藉此撥云見日，乃恍然大悟。卷二二《無證庵記》：“若親見靈源于寶覺背觸之拳，則當以身為舌為說之，尚無證之足云乎？”經(jīng)注者標點注釋，讀者始明白，“寶覺”為黃龍晦堂祖心禪師，惠洪《冷齋夜話》載其有觸背關，以勘驗學人，又“無證”二字系與篇名《無證庵記》呼應。卷二六《題昭默自筆小參》開頭數(shù)句：

游東吳，見邃岑，為予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氏睬髢和?，觀其純氣。”

此處須知曉“邃岑”（底本作“岑邃”，倒文，注者已乙正）、“政黃牛”均為禪師名，“書心畫”出自揚雄名言“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地”猶但、只，才能正確標點。標點古書，談何容易，本集從卷一七起多為佛門偈頌、贊、字序、疏、塔銘等文體，內(nèi)容或深奧或陌生，倘無注者用規(guī)范的新式標點加以正確句讀，真難以卒讀。

三曰編年。本集由惠洪門人覺慈編成，其編排近乎雜亂無序，缺乏時間線索，導致作品系年失去最可靠的信息。惠洪生平事跡古無編年，今人所編年譜或過簡、或多誤，對于詩文系年用處不大。注者為注此書，先前已出版《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是迄今為止最詳盡的惠洪年譜，已對惠洪大部分著述的寫作時間、本事作了考辨。這回校注本集，又有更準確、全面、深入的考釋，為絕大多數(shù)篇目作了系年，堅實可信，讀者憑此更加了解惠洪行履和作品背景，有助于正確解讀文本。

《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周裕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447頁，48.00元

注者熟悉佛教史，故能抓住作品中的蛛絲馬跡，旁及政治文化史，從而給作品準確系年。如卷八《餞枯木成老赴南華之命》，從詩題和正文看，詩歌寫的是皇帝詔命枯木法成禪師由潭州道林寺南下住持韶州南華寺，惠洪為之送行。程俱所撰法成塔銘雖羅列其一生住持過的寺院，卻沒有提及某年住某寺。注者從詩中“天書夜到道林宮”一句引起疑問，道林寺為何不稱寺而稱“宮”？此實涉及宋代佛教史上一件大事。遂引《佛祖統(tǒng)紀》及《宋史·徽宗本紀》，知宣和元年正月詔命改佛教歸于道教，寺改宮，院為觀，僧為德士，次年九月初七又恢復佛教舊例，故道林寺被改稱“道林宮”只可能在宣和元年正月至二年九月之間，卷二二代人所作《一擊軒記》稱“宣和元年冬”“與客游天寧宮”，亦可證寺改宮之年份；又，同卷《忠孝松記》明言“宣和元年，余謁枯木大士 成公于道林……于是導余登清富堂，下臨瀟湘”，可作為惠洪行履之確證。注者遂判定此詩宣和元年作于長沙，并推論卷二八《德士復僧求化二首》當系于宣和二年冬（蓋詔令到達、地方管理機構執(zhí)行均需時日）。其博學敏感，有如此者。

四曰注釋。本書做了大量注釋工作，內(nèi)容包括：注明音讀、系年系地、考索人名、發(fā)掘本事、引證典故、解釋詞義、說明修辭、疏通文意、闡明思想等等，不僅使文意豁然開朗，而且擴展了文本，惠洪的文學世界由此變得更加豐富而立體。

惠洪交游廣泛，篇題和正文中涉及許多同時人物，往往用簡稱、代稱，所指難明。注者曾撰《略談唐宋僧人的法名與表字》，總結僧人的稱呼慣例，又在《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里抉隱闡幽，考出惠洪諸多交游。這些成果運用到本書，篇中人物大多數(shù)都已被注出所指為誰。如卷三《珪粹中與超然游舊超然數(shù)言其俊雅除夕見于西興喜而贈之》，注釋謂“珪粹中”即釋士珪，字粹中，號老禪，成都人，俗姓史氏。據(jù)注釋及注者專文可知，稱“珪粹中”者，乃因僧徒可連名帶字一起稱呼，名取簡稱，且須是他人所無之“殊名”，字取全稱，如惠洪字覺范，連稱洪覺范，善權字巽中，連稱權巽中，此在北宋后期至南宋蔚為風氣。今按，于此可見，《全宋詩》將“釋士珪”與“珪粹中”作為兩個不同的詩人收錄，實因不明僧人稱呼慣例所致。又，卷五《器資喜談禪縱橫迅辯嘗摧衲子叢林苦之有詩見贈次其韻》，“器資”本作“器之”，不知謂誰。注者先從首句“彭侯慣法戰(zhàn)”，推知器之姓彭，又從詩中典故、佛禪傳統(tǒng)、惠洪行履，推知此人為彭汝礪，時知江州；復結合彭汝礪仕履及與禪林之交游，知其正有“喜談禪”“摧衲子”（竊笑妄言之衲子）之事，遂鎖定此“器之”即彭汝礪；而彭汝礪字器資，則亦可知“之”字乃音近而誤，當改為“資”。對人物的注釋不僅能揭示出惠洪之交游網(wǎng)絡，對理解北宋后期佛門、政事、儒林及文苑四者之關系亦大有益處。

章句訓詁，最難處不在僻字僻典，而在作者之獨特運用，注者要釋其本地“語用”，而非僅注其常用含義。卷三《黃魯直南遷》“羅浮舊游今再游”一句，似言黃庭堅曾游羅浮山，今又將前往，但黃庭堅此前從未去過，是否惠洪誤寫？注者綜合考慮上下文意、禪宗故實、黃庭堅生平及山川地理諸因素，指出惠洪實用禪宗三祖僧璨比喻黃庭堅，在詩中直接將黃庭堅視作三祖后身，意謂三祖嘗游羅浮，今黃庭堅被貶嶺南，亦將游羅浮，而黃庭堅乃三祖后身，故屬再游。捍格不通之處遂豁然貫通。某些常用詞，在惠洪作品里有特殊涵義，注者亦一一揭出。如“拴索”（同“栓索”）一詞，本集有三處用作拴縛拘羈之義，然卷三《游南岳福巖寺》“他年遺跡舊巖下，拴索猶存眾驚愕”，卷二一《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發(fā)棺而視，但紙衣拴索，而蓮寔生頭顱齒頰間”，此二處“拴索”既不能解作拴縛拘羈，也不能講為木栓繩索，注者謂前者“喻指勾連骨骼之物，若筋腱之類”，后者“喻指相連接之骨架，骸骨”，實皆以“拴索”稱“骸骨”，語本黃庭堅《枯骨頌》：“皮膚落盡露拴索，一切虛誑法現(xiàn)前。”“生辰”或“生日”一詞，本集僅兩處指出生之日，而在絕大多數(shù)文本中是指死去之日，即大師們寂滅、坐化之日，相當于世俗所謂“忌日”“死忌”，此種用法的作品共計二十四題五十四篇！注者乃別撰《拴索·傀儡·鎖骨——關于一個獨特詞匯的宗教文化考察》《作為忌日的“生辰”——一個獨特辭匯中蘊藏的佛教理念與民俗信仰》二文，深入考索，闡發(fā)惠洪個性化語用的來龍去脈及其文化意義，均發(fā)人所未發(fā)。昔陳寅恪先生《致沈兼士》嘗云：“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北緯沁@樣高水準的訓詁之作，有相當多的字詞訓釋展現(xiàn)出佛禪文化和民俗信仰之演變，可作為相關文化史的重要參考。

注者心細如發(fā)，在注釋中考辨疑難，發(fā)現(xiàn)不少本集隱藏的謬誤。卷八“古詩”之《雨中聞端叔敦素飲作此寄之》及以下數(shù)題次韻詩，共計十六首作品，注者從聲律對仗角度指出均不是“詩”而是“浣溪沙”詞，又從《全宋詞》中找到直接相關的李之儀（字端叔）《浣溪沙·和人喜雨》三首作為旁證，辨體入微而考證可信，卓具識見，遠非僅靠博覽群書或數(shù)據(jù)檢索者所能辦。本集有些篇目標明系代人作，卷二二《一擊軒記》無標記，注者卻判定為代人所作，依據(jù)是首句：“宣和元年冬，余自臨汝以職事來宜春?！彼^“職事”乃官員之事，非僧徒所能有，且時間地點也與惠洪行跡不合，故知此記必代為人作；又考惠洪宗兄彭以功仕履，正與首句所言相合，故此記當為代彭以功撰。以上為發(fā)現(xiàn)編者之誤。尚有發(fā)現(xiàn)作者之誤者。卷二四《寂音自序》云：“十九，試經(jīng)于東京 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贝讼祷莺橥砟曜允觯瑧獙倏煽?，故自來皆稱惠洪十九歲于東京試經(jīng)。注者據(jù)本集詩作及惠洪《禪林僧寶傳》文字，考證其時惠洪為二十歲，此言“十九”者，乃晚年誤記。清代學者段玉裁在《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中提出復原文本和本義的方法：“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毕纫岸ㄆ涞妆局欠恰?，否則“多誣古人”；然后須“斷其立說之是非”，即根據(jù)“著書者所言之義理”來斷定底本之正誤，亦即將底本之是非放到文本上下文中檢驗，否則“多誤今人”。本書之校注勞績正可謂不誣古人、不誤今人。德國闡釋學家施萊爾馬赫《詮釋學箴言》認為，闡釋者應當“比作者自己更好地認識作者”，要具有一種“批判的理解”。校注是最基礎的闡釋方式，本書考疑辨?zhèn)渭氈戮睿⒄邿o疑就是這樣優(yōu)秀的闡釋者。

以上從校勘、標點、編年、校注四方面評述了本書成果。此外，注者從宋代文獻、歷代法帖、佛藏資料、《永樂大典》殘卷等處輯得多篇惠洪佚文、佚詩、佚詞，甄別真?zhèn)位ヒ姡斪⒊鎏?，惠洪作品從此大備于世。附錄所輯歷代惠洪傳記資料和惠洪著述中日序跋亦頗豐富，有功于宋代文史研究。

北宋學者宋綬云：“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北緯m經(jīng)反復校改，仍偶有疏失。排印之誤如卷六《宿湘陰村野》校記二云“參見注一一”，其實內(nèi)容在“注一二”。資料搜集亦可適當借用數(shù)字人文技術。如卷一《同彭淵才謁陶淵明祠讀崔鑒碑》，注者謂此陶淵明祠在江州德化縣，北魏崔鑒一生行跡未至尋陽，或另有名崔鑒者作此碑，“待考”。所疑合理，惜未更進一步。今以大數(shù)據(jù)檢索后復核諸書，《永樂大典》卷八〇九二引《臨川志》載《鄒南堂遺文》，詳辨“元豐間崔鑒所為《靈濟塔記》”（又見同治《臨川縣志》卷一四），此崔鑒行世在惠洪稍前，嘗撰塔記，且臨川與江州地緣相近，可佐證作陶淵明祠碑文者即此人。又，《韓國歷代文集叢書》中關涉惠洪材料頗夥，可于其網(wǎng)絡數(shù)據(jù)庫中靈活挖掘，當大有助益。略陳管見而已，謹供注者再酌。

總之，雖然本書仍有闕文未補，一些作品系年和人物尚待確定，但注者守正開新，融通四部，出入佛道二藏和域外漢籍，全書體例嚴整，點校精審，注釋明晰，搜輯齊備，善于不疑處見疑，旁通發(fā)明，揭示出古書撰述與校釋的若干“新義例”，示來者以軌則，并提供了許多啟人心智的新論題，確系一部嚴謹、準確、詳明、完整、可靠的宋人文集點校注釋本，對文學史、詞匯史、佛教史、政治史、文化史研究皆極具價值，允稱惠洪功臣、廓門知音、校注典范，雖曰校注，實已優(yōu)入著作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