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對外部世界認識的生疏，在清朝末年，守舊勢力還頑固阻撓向國外派遣外交使節(jié)。為此，當時主持外交事務(wù)的恭親王奕?，不得不通過各種變通方法，逐漸實現(xiàn)這一目的。
同治五年（1866年），奕?首先以委派人員組團游歷，作為最初的試探形式。取得積極效果后，又選用剛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作為朝廷的使節(jié)，嘗試出訪，以回避麻煩的“禮儀”問題。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在這一系列試探獲得成功之后，才在光緒元年（1875 年）正式向西方國家派駐外交使節(jié)。
在這里，就是要向各位同學(xué)講述中國走向世界的這一艱澀歷程。
清廷啟動這一進程的基本歷史背景是，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發(fā)的鴉片戰(zhàn)爭，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朝野上下看待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列強的態(tài)度。出于“開眼看世界”的迫切需要，綜合介紹世界各國概況的《海國圖志》（1842年）和《瀛寰志略》（1848年）很快相繼問世。這兩部書都是由中國學(xué)者根據(jù)相關(guān)資料撰述。幾乎與此同時，還另有一部由澳門土生葡人瑪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輯譯的《新釋地理備考全書》（1847年）在廣州刊刻出版。
通過這幾部地理著作，使廣大中國知識階層，對世界各國有了最基本的了解，但書中的內(nèi)容還比較籠統(tǒng)，而且出自輾轉(zhuǎn)輯錄，缺乏直接的觀察。
一、清廷初次派員赴西方“游歷”
同治五年正月初六（1866年2月20日），為直接考察歐洲的情況，恭親王奕?奏請清廷，接受海關(guān)總稅務(wù)司英國人赫德（Sir Robert Hart，字樂彬）的建議，決定由“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主持，派遣前襄陵知縣斌椿（字友松）攜其子筆帖式廣英（字叔含），隨同回歐洲度假的赫德，親赴法、英、德、俄等歐洲九國考察，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專門為考察西洋情況而出國遠行。
斌椿的隨行人員，還有同文館之英文館學(xué)生德明（字在初，又稱張德明，后改名張德彝）、鳳儀（字夔九）和法文館學(xué)生彥慧（字智軒），一行總計五人。
選用斌椿的原因，主要是當時他已受赫德延聘在海關(guān)衙署辦理文案有兩年上下，其子廣英亦一并受聘襄辦，與洋人打交道有一定經(jīng)驗，而且赫德對他也比較了解。
斌椿一行此番西游的主要目的，是親身考察歐洲各國的實際情況，但由于并不是正式持節(jié)出訪，在清廷官修本朝編年史《清實錄》中，僅簡約記述為：“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奏，酌派前任山西知縣斌椿，率同官生等前赴外國游歷，采訪風(fēng)俗。從之?！笨此茻o足輕重，實則這次出訪西洋，在清朝外交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我們?nèi)羰前蜒酃庀蚯白匪?，便可以看到，早在道光二十四年九月?844年10月），法國派遣來華的使節(jié)喇堮呢，就曾向兩廣總督耆英講述西洋各國的外交通則云：“伊等西洋諸國，若遇兩相結(jié)好，必須各派使臣，往來聘問。因此，倘中國亦可仿辦，伊國當遣使進京朝見，即留駐京城；中國亦可遣使至伊國都城駐扎，庶兩國消息常通，方可互相幫助?！边@本來是一項十分合理的提議，可是卻被耆英視作“越分妄求”，當即予以拒絕 。
后來至咸豐六年六月十一日（1856年7月12日），美國總統(tǒng)致國書于清廷，同樣在提出“合眾國駐扎中國之大臣要在輦轂之下居住”要求的同時，邀請清朝“簡派大臣，亦駐扎該國華盛頓城內(nèi)”。
姑且不論這一方案首先是以外國使節(jié)駐留清朝京師為對等前提，而這一點直到咸豐八年（1858年）清朝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從而不得不簽訂《天津條約》之后，才得以逐漸實現(xiàn)，僅僅就清王朝單方面的障礙而言，派遣使臣主動出洋外訪，對待西洋人的禮節(jié)，乃是朝廷的頭等大事，也是讓洋務(wù)派最感頭疼的事情。
為避免守舊勢力糾纏不清，奕?干脆不給這些派出人員任何官方的身份，只是讓他們以民間“旅游者”的面目出行。即使如此，也不能派遣有頭有臉的朝廷命官。于是，先說是要打發(fā)一兩個“微員末秩”的同文館學(xué)生，出去增廣見聞，裨益學(xué)業(yè)；再以其少不更事而有可能貽笑外邦為由，提出讓“老成可靠”的卸任知縣斌椿“率同前去”。
究其本意，實質(zhì)上是以斌椿為特派使節(jié)，而令德明等同文館學(xué)生做隨行通事，故斌椿本人談及這些同文館學(xué)生的身份和時人貴榮為德明的行記作序，俱以“翻譯官”稱之，德明本人也自稱系“膺命隨使游歷泰西各國”。
如此蒙混其事，是典型的中國式官場手法，萬一這些人在國外出洋相，做出有損大清朝顏面的事情，奕?便很容易撇清干系。
事實上，從事這樣的考察，是清王朝向西洋各國派駐外交使臣所必需的前期準備工作；更準確地說，或許為派遣駐外使節(jié)來探路試水，才是奕?如此大費周章的主要動機。當時在北京擔任同文館總教習(xí)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謂斌椿堪稱“某種外交偵察員”，所說最能得其要領(lǐng)。
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是在此前一年的年底也就是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間向朝廷奏上派員出國考察的請求，而赫德自言他在1861年到達北京之后，即曾向總理衙門力陳“幾乎沒有任何一點能再比在每個條約國家的王廷建立常駐使節(jié)的需要，更為強調(diào)、更為頻繁地了”。
后來赫德向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建議派人隨他出洋考察的時候，便是將這次游歷，看作為清朝“在每個條約國家的王廷建立常駐使節(jié)”預(yù)做準備的一項先行步驟。
由于如前所述，奕?奏請清廷派遣斌春等出行時，提出這是海關(guān)總稅務(wù)司赫德（Sir Robert Hart）的建議，西方學(xué)者述及清末遣使出洋一事，往往簡單相信赫德上述說法，單純歸功于彼。
赫德（Sir Robert Hart）
其實，清廷考慮委派使節(jié)出洋，其決定性因素并不在于赫德是否提出這樣的建議。蓋自道光二十四年法國向清廷提出委派大臣駐外的愿望之后，西洋各國使節(jié)不斷要求清朝互派使臣，前往其國，都遭到嚴辭拒絕。
咸豐八年（1858年）五月簽訂的《天津條約》，至同治七年（1868年）五月，將滿十年。當時清朝與英國約定，條約有效期以十年為限，期滿前六個月“先行知照酌改”。其他各國，由于有利益均沾之約，估計會同時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
奕?考慮到同治六年十二月間“即是先期六個月，屆時英國必有照會前來，懇請更議”，“以求大遂所欲”，而其他各國“自亦必一律辦理”。于是，未雨綢繆，便在同治六年五月至九月間，上奏朝廷，呈請預(yù)做應(yīng)付的準備。其中亟需應(yīng)對的一件事項，就是外派使節(jié)這一棘手問題。
作為主管洋務(wù)的官員，奕?本人自然會更早有所準備，做到心中有數(shù)，所以他才會在派遣斌椿等人出游的奏折里談到“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這樣的話。后來至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正式出使歐美之前，奕?更清楚講述說：“本大臣早欲請派中國官員前往各國，惟未經(jīng)歷練，恐于外國風(fēng)土人情不甚相習(xí)。”
與奕?一同署理總理衙門事務(wù)的軍機大臣文祥，同樣力主遣使出洋，總理衙門章京方浚師在起草蒲安臣一行出行的章程時，也對他講道：“公于出使事宜，蓄志久矣?！?/p>
因此，同治五年這次安排斌椿等人西行，就應(yīng)該是為此而做的一種準備和試探，而奕?先搬出赫德的建議做話頭，不過是擔心阻力太大，為保全自己官位，姑且借水行舟而已。
須知就在前此一年的同治四年，恭親王方以違忤慈禧太后旨意而被撤去議政王號，慈禧且以奕?“植黨擅政，漸不能堪”而欲重治其罪，為此險遭不測。因而，他不能不分外小心。
在清廷決定派遣斌椿諸人出洋十三天之后的同治五年正月十九日（1866年3月5日），奕?向同治皇帝呈上赫德派遣駐外使節(jié)的建議。有意思的是，這一天正是斌椿等人原定離京啟程的日子（實際上因大沽口結(jié)冰，輪船不能入港，推遲一日動身）。
奕?先奏請派人隨赫德出國考察，再在他們正式啟動行程之后才轉(zhuǎn)呈赫德設(shè)置駐外使節(jié)的建議，應(yīng)是擔心同治皇帝一旦反對外派使節(jié)，會連同派員出國考察一并加以否決。
同治五年這一年，對于洋務(wù)派官員來說，在不止一個方面，都是具有關(guān)鍵意義的一年。
李鴻章正是在這一年冬天，“購辦泰西機器，仿其制度，創(chuàng)局制造槍炮”，亦即正式運作設(shè)在上海的所謂“江南制造總局”；與此同時，奕?又奏請在天津設(shè)局制造軍火。
另一方面，當時愚頑守舊勢力在朝野上下都具有強大聲勢。譬如，斌椿一行在當年十月初七（1866年11月13日）由歐洲回到京城，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浙江巡撫馬新貽便上奏同治皇帝說，赫德等人“所請派官往駐彼國”，乃是“與我使臣以秉政之虛名，即借口要挾，以求秉中國之大政。因之隨其愛憎，更易百官，顛倒庶務(wù)，以重離我百姓之心，時雖中外大臣忠義豪杰，亦將拱手而莫可如何”。
朝廷封疆大吏竟然如此胡言亂語，不著邊際，尤可見大清王朝與世界隔閡之深與派員出使之難，奕?不能不慎之又慎。
與此同時，英國駐華參贊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也通過奕?向清廷懇切陳請，謂“派委代國大臣駐扎各國京都”，此乃“中華全取其益者”，因“現(xiàn)際天下大亂之時，須行尤甚。蓋泰西諸國，素以相派大臣為盡往來之禮，亦同禮者聯(lián)為局中，不同禮者視為局外”。
一個月后，任由慈禧太后垂簾施政的同治皇帝，就在上諭中針對赫德和威妥瑪?shù)慕ㄗh明確表態(tài)說：“至所論外交各情，如中國遣使分駐各國，亦系應(yīng)辦之事。”圣上旨意一旦確定，奕?安排斌椿等人出國考察的意義，也就更加清楚地凸現(xiàn)出來，此即清人俞樾所說清廷“出使之權(quán)輿”。
民國時陳恭祿撰著《中國近代史》，雖然對斌椿此行的成效，頗有微詞，但在論述清朝派遣駐外使臣一事時也特別指出，在這之前，還有兩件與其密切相關(guān)的重要事項，其中之一，便是“派斌椿等游歷”。
考慮到德明后來出任駐英國和意大利等國公使的事實，尤其容易理解由中國人自己來直接體察西方世界所取得的認識，對減除“隔膜”以順利適應(yīng)駐外生活，應(yīng)當具有很大幫助。
二、斌椿等人的行記及其價值
斌椿等人這次西行，留下幾種行記。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斌椿本人撰寫的《乘查筆記》。
《乘查筆記》書影
由于斌椿一行在歐洲停留的時間比較短，加在一起還不到四個月，大有走馬觀花的意味。近人陳恭祿對他們在歐洲的活動和收獲頗為不滿，乃縱筆貶斥說：“言、不明其思想制度，宴會之時，目視男女共席，相交言語，而以中國固有之道德論之，則亂男女之大倫，而為夷狄之陋俗，自無深切同情了解之可能性，其原定計劃先往歐洲，后游美國，乃至歐洲不愿游美，乘輪而回，自無良好之印象。其所著之筆記，偏重于海程宴會，固無影響于國內(nèi)。”
溯其淵源，這種說法很可能是陳氏盲目襲用了美國學(xué)者馬士（Hosea Ballou Morse）等人的看法，道聽途說，以訛傳訛。
如馬士在研究清代對外關(guān)系時對斌椿此行的評價，更為糟糕，甚至可以說是做了全面的詆毀：“斌椿一行計劃還要前往華盛頓，但是這個計劃被放棄了。事實上，這位代表對于在那些國家旅行中的種種不適感到厭惡，他對于這些國家的風(fēng)俗習(xí)慣，用一個頑固者和一個滿洲人的一切憎惡觀點來表示嫌棄；他從一開始便感到苦悶，并切盼能辭去他的任務(wù)而回到北京去。他的旅程縮短了，他被準許于八月十九日由馬賽啟航，以脫離他精神上由于蒸汽和電氣所造成的驚心動魄景象，和由于到處看到的失禮和惡劣態(tài)度在他的道德觀念上所造成的煩惱。他并未使人們對于中國的文明得到良好的印象，而他對于西方也沒有欣賞的事物可以報告；他的使命必需肯定為一種失敗。”
這些似是而非的結(jié)論，都來自赫德的私人通信和其他一些在華歐美人士的論述，應(yīng)該說充斥著西方人的誤解和偏見，而晚近出版的《劍橋中國晚清史》則基本沿承了這種論調(diào)。
真正結(jié)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并認真閱讀斌椿等人的行記，就不難看到，這種煞有介事的說法存在很大問題。
首先，除了為外派使臣鋪路這一潛藏的內(nèi)在動機之外，從表面形式上看，朝廷交給斌椿一行的具體任務(wù)，只是“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fēng)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奕?后來更清楚地講，乃是“略訪其風(fēng)俗人情”。
斌椿此行并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承擔深入認識西方社會制度、思想文化的任務(wù)，而在這短暫的不到四個月時間內(nèi)，破天荒般地初入泰西列國的斌椿，能夠克服種種不適，細心觀察，在所著《乘查筆記》里，將“所經(jīng)各國山川險塞，與夫建國疆域，治亂興衰，詳加采訪，逐日登記。……至宮室街衢之壯麗，士卒之整肅，器用之機巧，風(fēng)俗之異同，亦皆據(jù)實書，無敢傅會”，平心而論，已經(jīng)殊屬不易，沒有理由再加以苛責(zé)。
后來至光緒中期，洋務(wù)派官員薛福成謂“中國之習(xí)知西事，蓋自近年軺車四出始”，因身歷其事，有切膚的體會，此語可謂洞悉三昧，而斌椿正是那第一個遠涉重洋的人。
在中國歷史上，像斌椿《乘查筆記》這樣的出使行程記錄，來也有自，宋人使遼、使金之所謂“語錄”，即其先例，而對比存世此等出行報告，可知斌椿載記之詳明，自遠出于宋人之上而不知凡幾，真不明白陳恭祿指斥斌椿之“年老力衰，懶于動作”，究竟是從何談起。
其次，陳恭祿和馬士批評斌椿對西方社會，多感不適，乃至憎惡嫌棄，鄙視諸如男女共席之類的舉止為“夷狄之陋俗”，為此取消預(yù)定的赴美行程，提前回國，可見他對西洋社會“自無良好之印象”，或曰“他對西方也沒有欣賞的事物可以報告”，故所撰行記，僅僅“偏重于海程宴會”而已，或者用康有為的說法，謂乃“無稍講求之者”，這些說法，純屬一派胡言，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
從前述事情緣起可以看出，奕?對這次出游人員的選擇，理應(yīng)慎之又慎，斌椿其人既不應(yīng)如此守舊，也不會對國家大事略無“講求”。
斌椿返程至香港，賦詩言志，表述此行心態(tài)，非常自豪地寫道：“久有浮海心，拘虛苦無自，每于海客來，縱談羨無已。人云風(fēng)濤險，恐君不堪此，雨樓亦致書，勸我言止止。今春朝命宣，倉卒束行李。巨艦出直沽，壯游從此始?！笨梢?，對認識西洋列國面貌懷有強烈愿望，應(yīng)是奕?選中斌椿的一個重要原因。
親眼目睹斌椿出行經(jīng)過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也講述說，正是由于他本人“表示愿冒風(fēng)浪之險”，才被選中遠赴西洋；類似的記述，也見于徐繼畬為《乘查筆記》撰寫的序言當中，乃謂“華人入海舶，總苦眩暈，無敢應(yīng)者”，而斌椿則雖“年已周甲，獨慨然愿往”。既然懷揣這樣的思想觀念，也就不應(yīng)出現(xiàn)陳恭祿等所說各項問題。
事實上，在奕?的相關(guān)奏章里，從未提到有過“前往華盛頓”的計劃，而斌椿作為朝廷命官，也絕對不敢擅自更改朝廷確定的行程。因此，所謂游歷美國的安排，恐怕只是出自赫德個人的意愿。沒有朝廷的指示，斌椿當然不會按照赫德的旨意行事。
通讀《乘查筆記》，我們可以看到，斌椿對西洋列國的方方面面都是贊賞有加。
如就總體感覺而言，在英國時對皇太子云：“中華使臣，從未有至貴國者，此次奉命游歷，始知海外有此勝境?！痹诨卮鹁S多利亞女王對英國“土俗民風(fēng)”看法的問詢時又講道：“倫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至一切政事，好處頗多?！?/p>
不僅于風(fēng)光名勝之外，十分注重觀察產(chǎn)業(yè)制造等實用技藝，而且還特別關(guān)注英國的議會制度，系“各鄉(xiāng)公舉六百人，共議地方公事。意見不合者，聽其辯論，必俟眾論僉同，然后施行，君若相不能強也”。這種對國家政體的觀察和認識，豈能如陳恭祿僅以“海程宴會”概括之？而且舍此國家政體，尚有何更甚于此者在？
關(guān)于男女兩性之間的行為舉止，其未至歐洲時在船上即以欣賞的筆調(diào)描摹所見情景云：“惟太西各大國，則端正文秀者多，婦女亦姿容妙曼，所服輕綃細縠，尤極工麗。每起，則扶掖登船樓，偃臥長藤椅上，其夫日伺于側(cè)，頤指氣使，奉令維謹。兩餐后，掖行百余武。倦則橫兩椅并臥，耳語如梁燕之呢喃，如鴛鴦之戢翼，天真爛漫，了不忌人?！?此非“深切同情了解”而謂何？字里行間豈有一絲一毫憎惡或是嫌棄的意味？
斌椿所撰行記，經(jīng)整理抄錄，在他回國一個多月后的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66年12月27日），很快就由奕?進奏皇宮，上達天聽。雖然同治皇帝只是批下“知道了”三字，沒有表述具體看法，但書中記述的海外見聞，對其看待西方世界的觀念不可能毫無影響。
至于在民間層面，王韜如下記述，當足以說明其風(fēng)行一時的情況：“同治五年，朝廷特遣三品大員斌椿出使泰西諸國，隨員數(shù)人。在英京時，日出眺覽，搜羅奇異，恢擴眼界，真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wù)撸鐖@囿中之珍禽怪獸，不可名狀；水涌地中，有若噴珠濺雪；機坊中飛梭運軸，不藉人工，皆水火二力之妙。凡其制作，無不巧奪天工，至于山川風(fēng)土，亦皆觸景異觀。登臨采訪之余，殊深興感，故各人于耳目所及，寄諸吟詠。遄歸之日，著有《乘查筆記》一書，已刊板于京師，一時通國傳觀，抄襄陽播掿之詞者，頓為紙貴?！薄藭鴮τ陂_拓國民視野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除了普通文人士大夫之外，斌椿的行記，對清朝當軸秉政的要員了解西方社會，也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例如，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就曾談道：“自斌椿及志剛、孫家榖兩次奉命游歷各國，于海外情形，亦已窺其要領(lǐng)。如輿圖算法、步天測海、造船制器等事，無一不與用兵相表里。凡游學(xué)他邦得有長技者，歸即延入書院，分科傳授，精益求精。其于軍政、船政，直視為身心性命之學(xué)，今中國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p>
由此可見，陳恭祿氏謂《乘查筆記》其書“固無影響于國內(nèi)”以及馬士謂清廷派遣這些人的使命“必需肯定為一種失敗”，均非實情；時人王韜謂“斌公奉命游歷各國，中外之交漸恰”，方屬中肯的評價。
三、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出使
斌椿《乘查筆記》最直接的社會作用，是行記中反映的情況，表明西洋各國迫切期望清朝派遣使臣，交涉國事，而且各國都能夠很好地禮遇清朝使臣，中國人也完全可以遠涉重洋，出使泰西列國。因而，足以促使奕?等洋務(wù)派官員大大增強外派使節(jié)的決心。
斌椿一行從北京出發(fā)一個月以后，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即以同治皇帝的名義，針對赫德、威妥瑪?shù)慕ㄗh，明確指示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說：“中國遣使分駐各國，亦系應(yīng)辦之事?！苯臃钸@一諭旨，奕?心里自然會稍微踏實一些，于是便設(shè)法進一步推動此事。
在斌椿等人回到北京幾個月后的同治六年五月至九月期間，在準備應(yīng)對英國等國在換約時可能提出的要求時，奕?呈請將外派使節(jié)之事，作為一項事關(guān)緊要的重要預(yù)案，加以考慮，“未可視為緩圖”。
在這一年九月十五日（1867年10月12日）的奏折里，奕?提請將“遣使”等六項問題，亦即所謂《總理衙門條說六條》，“飭下盛京、直隸、兩江、閩、粵、湖廣、江蘇、江西、浙江、山東各將軍督撫及南北通商大臣，各抒所見”，以便“合力同心，共圖良策”。
奕?此舉，臺面上的理由，是“臣等逆料各國來歲種種不情之請，必將紛至沓來，但使無甚關(guān)系，仍當酌度權(quán)宜。倘或萬不可行，斷無遷就之理，縱至決裂，亦非臣等所敢游移。然決裂而不豫為之備，不可也，決裂而不共為之備，尤不可也”，而“國家如此重大事務(wù)，臣衙門獨行己意，于理既有所不可，于事亦有所不宜”。所以，需要相關(guān)大臣，共同商議。
實則奕?所說“不宜”獨行其事，主要是顧慮“自古中國與外國聯(lián)和，從無善策，況今日外國偪處于中國都城，而又濱海沿江要害之區(qū)節(jié)節(jié)盤踞，實為創(chuàng)局。此時兵力財力兩有不逮，早經(jīng)外國人暗中覷破”，在這種情況下，清廷實際上并沒有多少與洋人討價還價的本錢，折沖處置既然本無善策，就需要這些封疆大吏來“公商酌定”，共同承擔責(zé)任。
奕?自己后來說這道奏章之內(nèi)的“遣使一節(jié)，本系必應(yīng)舉行之事”，他之所以“明知必應(yīng)舉行而不敢竟請舉行”，乃是“尚待各處公商，以期事臻妥協(xié)”，這實際上已經(jīng)清楚說明了這一點。
除了上述這些直接與洋務(wù)相關(guān)的濱江沿海區(qū)域的重臣之外，奕?在這份奏折中還特別提到，應(yīng)命總理船政的沈葆楨和陜甘總督左宗棠一同參與商議此事。
船政是重要洋務(wù)，自屬“交涉事宜”，而且設(shè)在福建的船政局本來就是洋務(wù)派官員構(gòu)筑的一個重要據(jù)點。沈葆楨是船政局的現(xiàn)任主管，左宗棠則“前在閩浙總督任內(nèi)，創(chuàng)議船政，……去閩之后，遇有船局陳奏事件，仍由沈葆楨會銜”，也就是依舊參與處置船局重要事務(wù)。
奕?雖同時并提沈、左兩人，且謂兩人不僅“素辦洋務(wù)”，清楚輕重深淺，“以大局為重”，故“請一并飭下，通籌合算，纖細酌核”，但講沈葆楨只是虛詞，而以辦理船政名義拉進來更具實力的左宗棠才是其實際用意。官樣文章背后暗藏的玄機，應(yīng)是左宗棠與之見解相合，能夠大力支持奕?的主張。
果然，左宗棠在當年十月二十五日（1867年11月20日）上奏朝廷，對“遣使”一事予以明確支持，且從中外交涉的大局著眼，指出“夷務(wù)之興，其始由于中國不悉夷情，而操之太蹙、疑之太深，遂致決裂不可收拾”，故“正賴遣使一節(jié)，以诇各國之情偽，而戢公使之專橫”。
值得注意的是，在左宗棠的背后，還有兩位更有分量的大員，這就是曾國藩和李鴻章。這幾位重臣之間，淵源殊深，在這一點上，意見也完全一致。
得到同治皇帝和實力強臣的認可之后，奕?便在左宗棠上奏的次日（1867年11月21日），著手操持外派使節(jié)的事情。
此前奕?在九月十五日為“遣使”等事奏上《總理衙門條說六條》時，雖然提出了傾向于“遣使”的看法，但同時也指出“中國出使外國，其難有二：一則遠涉重洋，人多畏阻，……一則語言文字尚未通曉，仍須倚恃翻譯，未免為難”。
左宗棠沒有看破其中奧妙，傻乎乎地上來幫助出主意，以為“海禁大開以來，江浙、福建、廣東沿海士商，經(jīng)歷各海國者實不乏人，其中亦有通曉各國文字者，……精為訪擇，必有可應(yīng)命者”。
實際上奕?對此，早已心中有數(shù)，所說兩點困難，不過是在刻意為他預(yù)定的人選營造進身的臺階而已。因為若僅僅是想找一個既通曉西洋語言文字而又不畏遠洋險阻能夠出使的人，隨同斌椿出游的德明，事實上最終也加入了這一次的使團，豈不正是現(xiàn)成的人選？
左宗棠和絕大多數(shù)清朝官僚大概根本沒有想到，奕?為大清國選中的首位遠赴歐美的使臣，竟然是個洋人，——這就是即將離任回國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清廷給他的正式身份，是“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wù)大臣”（實際上多徑稱“辦理中外交涉事務(wù)大臣”）。
從表面上看，選用蒲安臣作為清朝的使節(jié)，可以解決奕?所說的兩個難題，即不存在畏懼遠涉重洋的問題和語言文字的障礙，但究其實質(zhì)性原因，還是長期以來令清廷困惑不已的中外“禮儀”問題。
所謂“禮儀”問題，麻煩的地方不在于中國使臣向歐美各國的君主行什么禮，而是按照國際交往上的對等原則，中國使臣在外國君主面前行用了什么禮節(jié)，對方也就有理由要求他們在北京的使節(jié)遵行同樣的禮儀。
西洋君主并不要求外國使節(jié)跪拜，如后來中國使臣“抵英吉利島國，見其女君，禮節(jié)不過進退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談，無拜跪之文，贊以美詞，循舊典也”?？墒?，清朝要求外國使節(jié)覲見中國皇帝則必須跪拜，這才是中國向國外派遣使節(jié)最大的障礙。
李鴻章雖然贊同遣使出洋，但也深知禮儀問題之不易處置，他想出的解決辦法，是“中國使臣往見外國君主，照行外國之禮，則外國使臣入覲我大皇帝，亦當照行中國之禮”。不過這種詭譎說辭，直如小兒戲語，洋人根本不會理睬。
江蘇巡撫李瀚章在考慮使臣在外的禮儀問題時，也曾設(shè)想過類似的方案，謂之曰“中國、夷狄各行其禮”，但他自己也感到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情，以為“中國設(shè)若準遣使往聘，如行夷禮，未免蹈自即于夷之譏；若行華禮，又嫌以華臣而屈膝于夷之誚”，所說雖然尚頗有隔膜，卻可以看出，拜會西洋君主的禮儀，確實是一件讓大清朝廷深感為難的事情。
上一年命斌椿率人出國，只號稱游歷而不名作使臣，所顧慮之“禮節(jié)一層”，主要就是這一問題。
現(xiàn)在委任美國舊臣作為清朝的特使，同樣也是為回避中國臣子對待洋人的禮儀，因為蒲安臣終究與國人具有本質(zhì)性差異，洋人不好援例行事，故奕?上奏云：“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于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
即使如此，清廷對蒲安臣此行可能引發(fā)的對等要求，還是戒心十足。譬如，明確告知他不要向各國君主直接呈遞國書，以防駐京西洋使節(jié)援例要求覲見同治皇帝，難免又要引發(fā)跪拜與否的“禮儀”之爭。
延聘蒲安臣為特使，雖然免卻了禮儀上的麻煩，卻造成了將中國外交拱手托付給洋人的尷尬問題，清廷不可能完全信任蒲安臣，奕?更不愿意在這一問題上授人以柄，他必須設(shè)法控制蒲安臣的活動。
為此，五天以后（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一，1867年11月26日）就又奏請海關(guān)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榖，以“辦理中外交涉事務(wù)大臣”身份，“會同蒲安臣前往各該國”，規(guī)定蒲安臣“無論何項大小事件”，都要一一告知這兩位中國大臣，并分別給予蒲安臣和志剛、孫家榖兩方面各自一枚木質(zhì)關(guān)防，令其可以分別向朝廷報告情況，以相牽制。
為這一使團起草“出使條規(guī)”的方浚師曾明確講到，制定這一條規(guī)的宗旨，便是“專重中朝兩使，故于印用關(guān)防，須由志、孫兩使主持，不使他人干預(yù)，亦防其漸也”（在這種安排之下，他甚至以為“蒲安臣一席，似乎蛇足”）。但為回避“禮儀”問題，志剛和孫家榖要盡量避免覲見各國君主，即使偶爾相遇，也要“概免行禮”。
蒲安臣、志剛和孫家榖一行人等，從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年1月）出發(fā)，到同治九年十月（1870年11月）返回京城，前后歷時將近三年，行經(jīng)美洲和歐洲很多國家，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稱其“歷聘十有一國，奔走十余萬里”。
使團當中操縱實際交涉事務(wù)的志剛，歸國后撰著有一篇行記，記述出使見聞，題作《初使泰西記》。
關(guān)于蒲安臣、志剛和孫家榖一行人這次出使西洋，在溝通中國與歐美各國關(guān)系方面的作用，可以舉述瑞典、荷蘭、丹麥三國的反應(yīng)，以見其積極成效。
在這次蒲安臣等人出使所至各國當中，瑞典、荷蘭和丹麥三國在接到中國的國書之后，當即回復(fù)國書，交由使臣帶往中國，非常熱情地表達了與中國平等交往的愿望。不僅如此，丹麥還另行委派司格（優(yōu)禮烏斯斐德力克·司格）作為 “特派欽差大臣”，在志剛等人回國途經(jīng)上海而尚未返抵京城時，先行來到北京，致國書于同治皇帝曰：“前因大皇帝簡派欽差大臣蒲安臣、志剛、孫家榖等，特至本國京都，意甚殷愛，本君主極為喜悅，愿將此喜悅之憑，昭著于大皇帝之前，……以致衷懷欽慕之意。”
史稱丹麥此舉，系“報中國簡派使臣蒲安臣、志剛、孫家榖使丹之聘也”。這樣的反饋，對清廷決定外派常駐使節(jié)，自然會有所促進。
瑞典《新畫報》（Ny Illustrerad Tidning）上的清朝使團成員畫像
經(jīng)歷這樣一番用心良苦的試探之后，清廷始決定在光緒元年，向一些歐美國家，派遣常駐外交使節(jié)?！肚迨犯濉そ黄改瓯怼穼Υ擞浭稣f：“同治中志剛、孫家榖之出，是為中國遣專使之始；光緒建元郭嵩燾、陳蘭彬諸人分使英、美，是為中國遣駐使之始。其時以使俄者兼德、奧，使英者兼法、義、比，使美者兼日斯巴尼亞、秘魯，而日本無附近之國，則置特使。甲午以后，增置漸多，迄于宣統(tǒng)，俄、英、法、德、和、比、義、奧、日本皆特置使?！屑s之國，惟葡萄牙、瑞典、那威、丹馬諸國無駐使，有事則以就近駐使任之?！敝链耍世系闹袊既孀呦蛴蓺W美列強所主導(dǎo)的近代國際社會，逐漸融入這個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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