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復雜性與人的歷史

身處歷史之中的人未必能意識到自己也是歷史的一部分，卻并不影響他們談論歷史；而他們在談論的是什么歷史，才是耐人尋味的。

在林鵠新著《憂患：邊事、黨爭與北宋政治》里，引用了一句流傳甚廣的話：“在老牌的歷史學家眼里，發(fā)生的都是必然的?！?/p>

其實不僅是“老牌的歷史學家”，飯桌上的同事、公園里的老人、出租車里的司機，他們都喜愛談論他們認為“必然發(fā)生”的歷史，對任何信以為真的歷史給出言之鑿鑿的解釋。我們首先得承認許多人是天生對宏大敘事有偏愛；其次我們發(fā)現，無論擁有什么知識背景或是否經受“專業(yè)訓練”，現代社會的人們大都會依據篤信的某種規(guī)律或理論，對歷史作出自己的推測、判斷和描述。

當然，“老牌的歷史學家”所引用的概念會比較復雜或高深，普通百姓對自己所依據的理論也許缺乏清醒的自我認知，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在抽象地談論歷史。

在一個相對傳統(tǒng)或保守的社會，普羅大眾也許未必從概念出發(fā)，他們更熱衷于談論具體的歷史人物或歷史故事，卻不可遏制其將歷史戲劇化、故事化、臉譜化的沖動，這背后未必有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理論或規(guī)律，但隱含著一種為大眾所默識的價值觀和宿命論。例如“成王敗寇”、例如“實力決定一切”、例如“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些功利色彩強烈的認知至今仍然在發(fā)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這些概念、理論、立場和價值共同構成了當下人們對已發(fā)生“歷史”的想象及描述，也影響著人們對正在發(fā)生之“歷史”的認知，當然它們彼此之間也會有某種抵觸和消解的張力。我們可以嘗試放棄“傳統(tǒng)—現代”、“精英—大眾”、“宏觀—微觀”、“抽象—具體”這一系列從二元對立出發(fā)的討論維度，卻發(fā)現依然有尚未解決的關鍵問題：什么樣的歷史才是“真實”的？我們要談論什么樣的歷史？以及，如何來談論歷史？

林鵠著《憂患：邊事、黨爭與北宋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

關于這些問題，在林鵠新著《憂患：邊事、黨爭與北宋政治》里有非常獨到的討論，并對其自身篤信的史學觀念有非常具體的學術探索?！稇n患：邊事、黨爭與北宋政治》一書圍繞天書封祀、慶歷增幣、王安石罷相、神宗開邊、元祐更化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以及宋神宗、王安石、司馬光、高太后等歷史人物，從政治史的視角進行了一系列研究與探索。

作者沒有直接用必然性的規(guī)律或理念來圖解已經發(fā)生的政治事件，而是從最基礎的歷史素材出發(fā)，分析每個事件產生的政治過程，為讀者昭示歷史發(fā)生的偶然性與復雜性。盡其所能，言其所知，不做簡單粗暴的推論。

作者也沒有穿越回一千多年前，以今天的價值觀簡單地臧否歷史人物，而是洞察幽暗、見微知著，試圖從當事人自身的識見和其所處的時代語境出發(fā)，以一種同情之理解的態(tài)度來詮釋每個政治人物的行為與抉擇。

最重要的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者是激活了傳統(tǒng)史學以材料考據為核心的研究方式，復原歷史現場，深入人物內心，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搜羅不同角度的素材，互為印證，從而為我們今天已熟知的諸多歷史事件，尋找到更為豐富多元的解釋與勾連。

以今天某些研究者的觀點，所謂“歷史真相”原本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所看到的歷史素材本身，且不論來源的真假，本身就有可能是被歪曲、涂抹、修改或選擇性使用。何況即使有親歷者或見證者，也存在著“羅生門”的可能性，人們基于觀察的角度、個體的感受、認知的誤區(qū)、復雜的心理動機，會對事實進行各種不同的表述。所以，在現代媒體如此發(fā)達，記錄手段如此豐富的今天，歷史研究者們反而容易陷入歷史的不可知論。

但歷史真的是不可知的嗎？如果我們認同這一觀點，歷史研究又有什么價值？歷史研究者又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顯然，林鵠對于“歷史不可知論”持一種不同的態(tài)度，正如他在其新著的附錄中所說：“歷史不就是曾經的現實嗎？歷史和現實難道會有本質區(qū)別？其實，可以想象一下，與歷史事件相似的事，如果發(fā)生在現實中，發(fā)生在我們自己身上，我們會有什么反應，會怎么做？作為當事人，難道我們會認為自己的選擇無關緊要，命運最終由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塑造？”

歷史就是曾經發(fā)生的現實，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事件過程，甚至可以說是我們真實生活的一部分……歷史讓我們感覺不可抵達，是因為隔著時空經驗的墻壁，但是歷史發(fā)生的邏輯和我們現實生活的邏輯并無本質不同，我們有時缺乏的恰恰是對“歷史現場”、“事件邏輯“的耐心還原和“推己及人”之心。

當“歷史”發(fā)生的時候，一樣有時間、地點、人物，有事件、原因、過程。

從宏觀視角來看，當事人所處時代的政治格局，經濟狀況，甚至社會心態(tài)、文化傳統(tǒng)或顯在或隱在地影響著事件的發(fā)生；從中觀視角來看，在一個相對具體的“歷史場”里，有各種利益集團、人物關系之間的互動和博弈；從微觀視角來看，作為歷史重要的當事人、創(chuàng)造者或親歷者，會有自身的性格特點、心理動機、行為邏輯、情緒狀態(tài)，而他們卻會在關鍵性的時刻發(fā)揮關鍵性的作用，并改變歷史的結果。

這些層層疊疊的因素都是我們今天判斷史實和史料時，不可忽略的角度，但是正如一名職業(yè)偵探需找到案件真兇，一名調查記者要還原新聞事實，我們固然要篤信每個事件會有豐富的呈現緯度，我們必然要面對不同證據之間的矛盾沖突，但更應體察人心人性的深邃復雜，要對每一份證據推測質疑、去偽存真，我們永遠不能放棄去追索歷史真相，和解釋背后的人性邏輯。

恰是懷抱著這樣的學術旨趣，林鵠向我們展示了宋人對澶淵之盟“屈而不辱”的社會認知，慶歷增幣又是怎樣打破了宋遼之間的心態(tài)平衡，以及北宋黨爭的風氣如何自慶歷新政之前已經形成，并且在王安石變法之后愈演愈烈，成為宋朝最可怕的內憂。通過對“人”的關注，林著嘗試理清每個歷史事件是如何發(fā)生，歷史又是如何在各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經歷了跌跌撞撞的不確定和各種可能性，最終呈現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結果。

林鵠對于政治人物品德的討論則讓我們回歸了歷史研究的本源意義。他在導言中引用劉祚昌的觀點：政治人物的品德作風，以“德量”最為重要。所謂“德量”，就是“德行”加“度量”，既要為人正派，又要豁達大度。這是擺脫了虛無主義的俗見，再次賦予歷史研究以道德的維度，或許是提示我們每一個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和親歷者，甚至見證者和記錄者，需鑒古知今、防微杜漸、兼聽則明。當身處歷史洪流之中，亦需要學會采納多元的觀點和不同的意見，更時刻不可放棄從道德理性角度的修飭自省，以求用畢生達到“臻于至善”的人格境界。

畢竟，歷史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人必須為自己負責”，其中固然有政治家們的戰(zhàn)略選擇、臨淵獨斷，也會取決于蕓蕓眾生的原子共振與蝴蝶效應。我們每個人，即使是作為庸人，都不應放棄求真求善的主觀努力。

或許，本文可引用英國史家貢布里希在《世界小史》中的一段話為最后的注腳：“你看，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無非就是一個這樣的閃光之物，是時間浪花中的一個小小水滴，在時間之流中流過，流入霧氣蒙蒙且不確定的未來。我們浮上來，環(huán)顧四周，還沒有來得及看清楚什么，便又消失了。在巨大的時間洪流中，根本看不到我們。一直有新的、更新的東西出現，我們稱之為命運的東西，無非是為自己這顆水滴在浪花上的一次升落而進行的掙扎。但是，即便這只是一個瞬間，我們也想要利用好，因為它值得我們花費力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