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說》的讀法

《新民說》與《新民叢報》同時誕生，同名新民，自然不是巧合。1902年初的梁啟超，已經(jīng)把新民當作燃眉之急的政治與文化主題。

“新民”二字，取自《大學(xué)》開篇：“大學(xué)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親，又作新。當然梁啟超的新民，不同于儒家的新民。他在《新民叢報》創(chuàng)刊號告白云：“本報取大學(xué)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wù)采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xué)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逼渲小坝S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一語，呼應(yīng)《新民說》之主旨“欲強國，必先新民”“國民茍有能力者，則國家有能力”；“務(wù)采中西道德”云云，呼應(yīng)《新民說》兼顧中西之義：“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薄按銋柶渌居小敝赶蛑袊鴤鹘y(tǒng)，“采補其所本無”指向西方文明，此即“新學(xué)輸入，古義調(diào)和”。

告白第二條云：“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治為附從?！睘槭裁匆呀逃龜[在首位呢？正如此際之梁啟超，為什么開始大談新民呢？

這里還得重申一下梁啟超所處的困境，一言以蔽之，曰“改良無門，革命無路”。改良講求與體制互動，由上而下，借風(fēng)駛船，然而對康梁而言，上層路線早已堵死——大清實權(quán)，操諸慈禧太后之手，她對康梁深惡痛絕，欲殺之而后快，而且她領(lǐng)導(dǎo)的庚子新政此刻已經(jīng)起步，中國正在改良，不過與康梁無關(guān)——只剩一個困守瀛臺、形同木偶的光緒帝，是以康有為打出?；实恼信?。怎么保皇呢？徐勤向康有為訴苦道：“今各埠之人，弟子所到者動問曰：皇上不復(fù)位，則如何？則必應(yīng)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則如之何？則必應(yīng)之曰：起兵。若云待時聽天則失人心矣，漢口亦可不起矣，□□起兵及自立之說，實與?；氏嘁蚨烈?。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則人必曰開會何用，又何必籌款乎！天下之事豈有束手而待耶。”繞了一大圈，竟又回到他們原本反對、放棄的那條路：起兵與自立，即革命。怎么革命呢？一來康梁麾下缺乏革命人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二來與革命黨關(guān)系徹底破裂，無以借力打力，這也是一條絕路。

前后都是絕路，只好另辟蹊徑。對此，寓居日本的章太炎旁觀者清，1902年3月18日（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他致信吳君遂等，稱梁啟超與孫中山意氣之爭，“所爭不在宗旨，而在權(quán)利也”——此處之權(quán)利指權(quán)力與利益——可見梁啟超本心贊成革命之宗旨；又云梁啟超彷徨于改良與革命之間，“彼固知事無可為，而專以昌明文化自任”，這即指梁啟超辦《新民叢報》、著《新民說》、“維新吾民”而言。

此外還有一種視角。1922年，為了慶賀《申報》創(chuàng)刊五十周年，梁啟超撰寫壽文《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將五十年來中國進化歷程分作三個時期：器物，制度，文化（這被后世總結(jié)為器物之變、制度之變、文化之變，以此論斷中國近代史的曲折與展開）。他所參與的戊戌變法，正對應(yīng)制度之變。變法失敗，痛定思痛，他意識到相比變政，培養(yǎng)“國民元氣”才是根本。此間他深受福澤諭吉影響，接受了“先改革人心，其次才能波及政令，最后方至有形之物”的進化路徑，投身新民運動：“……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涂西抹，學(xué)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言新法數(shù)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备脑靽覐母脑烊诵娜胧郑脑靷€體從改造精神入手，正是那個時代的潮流。

新民本身并無問題，問題在于怎么新民?！缎旅裾f》的內(nèi)在分裂，正源于此。翻開此書，函矢相攻、矛盾重生之處，比比皆是。開宗明義之后，梁啟超大談公德（第五節(jié)），從第六節(jié)（論國家思想）到第十七節(jié)（論尚武），都屬公德范疇，顯而易見，在其新民計劃當中，公德建設(shè)乃是第一要務(wù)，因為中國傳統(tǒng)私德富有而公德闕如，“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shù)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為國也”。至第十八節(jié)，忽而轉(zhuǎn)向私德，這一節(jié)篇幅之長，位居全書之首，抵得上其他三五節(jié)，足見重要。其主旨，不是對公德的補充，而是否定或替代。梁啟超不憚打自己的臉，坦言以前認為中國之舊道德恐不足以范圍今后之人心，而渴望發(fā)明一種新道德即公德作為補助，“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決非今日可以見諸實際者也”。隨后把公德建設(shè)與私德建設(shè)的地位反轉(zhuǎn)：“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yǎng)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欲從事于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yǎng)其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逼渌扑降拢创饲八蓷壍摹爸袊f道德”。如此變臉，令人始料未及，不知該相信哪個才是真面目。

細究梁啟超的公德與私德之分，未必站得住腳。所謂“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二者之間并非涇渭分明，反而縱橫交錯：獨善其身與相善其群，就個體德行的涵養(yǎng)而言，如何能截然二分？那么，不妨打破公私，免受皮相之惑。拋開皮相，直擊內(nèi)核，我們會發(fā)現(xiàn)，談公德的時候，梁啟超傾向?qū)W習(xí)西方，其關(guān)鍵詞是國家思想、權(quán)利思想、自由、自治等；談私德的時候，則傾向回歸“吾中國遺傳固有之舊道德”，其關(guān)鍵詞是正本、慎獨、謹小等，此刻他儼然不是維新派，而是守舊派。這一對比，《新民說》斷裂于何處，歷歷可見。

梁啟超

與此相應(yīng)，梁啟超以公德建設(shè)為新民第一義之時，其說教對象，乃是四萬萬中國人，不分賢愚圣凡，不分高下貴賤，所依賴路徑在于自新：“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边@正契合了康德所描述的啟蒙運動之義：啟蒙是人類擺脫自己強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tài)，所謂不成熟，指不經(jīng)他人引導(dǎo)，便無法運用自己的理性……因此啟蒙的口號是：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性（Sapereaude）！當私德取公德而代之，所新之民，順而換成了“中等社會”：“……國民所以無能力，則由中等社會之無能力，實有以致之。故本論所研究之范圍，不曰吾輩當從何途始可推能力以度諸人也，曰吾輩當從何途始可積能力以有諸己而已。非有所歆于能力以自私，實則吾輩茍有能力者，則國民有能力；國民茍有能力者，則國家有能力。以此因緣，故養(yǎng)政治能力，必自我輩始?！逼渎窂?，還是以自新為主，不過范疇已經(jīng)縮小到“吾輩”即中等社會，待中等社會完成自新，再嘗試去新其余國民，這有點接近孟子所云的牧民與孫中山所云的訓(xùn)政。

《新民說》的分裂，不僅表現(xiàn)于后三節(jié)對前十七節(jié)的背叛，哪怕在區(qū)區(qū)后三節(jié)中，亦有不一之處。第十八節(jié)論私德，梁啟超分析中國人私德墮落的五大原因，第一由于專制政體之陶鑄：“吾民族數(shù)千年生息于專制空氣之下，茍欲進取，必以詐偽，茍欲自全，必以卑屈。”這不由令人想起一句名言：一遇專制，俱為奴才。待第二十節(jié)論政治能力，則為“卑屈狡詐”的國民性辯護起來：“今之尤國民者，動曰其性卑屈，其心狡詐，其欲望劣下，其團體渙離，曾亦思民之生彼時代處彼境遇者，非卑屈狡詐，何以自全？”此一時彼一時，此一論彼一論，大抵如是。

相比這些，《新民說》最值得辨析的一處分裂，應(yīng)屬對破壞的態(tài)度。第十節(jié)論進步，梁啟超指出，“古今萬國求進步者獨一無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曰破壞而已”，進而大聲疾呼：

不祥哉！破壞之事也。不仁哉！破壞之言也。古今萬國之仁人志士，茍非有所萬不得已，豈其好為俶詭涼薄，憤世嫉俗，快一時之意氣，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蓋當夫破壞之運之相迫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既終不可免，早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一日則重一日之害。早破壞者，其所破壞可以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遲破壞者，其所破壞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彌寡。用人力以破壞者，為有意識之破壞，則隨破壞隨建設(shè)，一度破壞，而可以永絕第二次破壞之根，故將來之樂利，可以償目前之苦痛而有余。聽自然而破壞者，為無意識之破壞，則有破壞無建設(shè)，一度破壞之不已而至于再，再度不已而至于三，如是者可以歷數(shù)百年千年，而國與民交受其病，至于魚爛而自亡。嗚呼！痛矣哉破壞。嗚呼！難矣哉不破壞。

隨之他以英國、法國、日本等為例，大談破壞之道，“其群治之光華美滿也如彼，其人民之和親康樂也如彼，其政府之安富尊榮也如彼，而烏知乎皆由前此之仁人志士，揮破壞之淚，絞破壞之腦，敝破壞之舌，禿破壞之筆，瀝破壞之血，填破壞之尸，以易之者也?！被谶@些成功案例，“痛矣哉破壞”演變?yōu)椤翱煲釉掌茐摹薄叭室釉掌茐摹保瑸槠茐拇蟪澑?，堪稱破壞王。他還把破壞分作“無血之破壞”與“有血之破壞”，聲稱欲救中國，如果能依賴無血之破壞，固然最好；否則，有血之破壞，必須接受。最后他緩和口氣，引用馬志尼的話作為結(jié)語：“破壞也者，為建設(shè)而破壞，非為破壞而破壞?！?/p>

如果熟悉梁啟超的作品，當知他對破壞的態(tài)度，流亡日本這些年來幾乎一以貫之。試舉二例?！蹲杂蓵吩杖搿镀茐闹髁x》一文，作于1899年秋，從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明治維新重臣主張破壞主義談起，認為唯有破壞才能打破守舊，摧毀數(shù)千年之舊物，“快刀斷亂麻，一拳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jié)舌，一旦盡喪其根據(jù)之地，雖欲戀而無可戀，然后驅(qū)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于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1901年六七月間，他撰《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最后一對德性，即破壞與成立（建設(shè)）。文中云：“今日之中國，又積數(shù)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diào)攝滋補榮衛(wèi)之術(shù)，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藥，遂成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為今日第一美德！……破壞主義者，實沖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蕩魑魅罔兩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之下手第一著也?！彼€說：“吾非不懼破壞，顧吾尤懼夫今日不破壞，而他日之破壞終不可免，且愈劇而愈烈也。故與其聽彼自然之破壞而終不可救，無寧加以人為之破壞而尚可有為。自然之破壞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為之破壞者，即以藥攻病之喻也。故破壞主義之在今日，實萬無可避者也?！焙竺孢@番話可照搬到《新民說》中。

《論進步》分作兩篇，刊于《新民叢報》第10、11期，時值1902年夏。一年過后，即1903年下半年，梁啟超連作三篇《論私德》，對破壞的態(tài)度完全反轉(zhuǎn)。短短一年，裂成兩面，一年前的梁啟超，淪為了一年后的梁啟超所集中批判的靶子。彼時他主張“一切破壞”，此時則認為“一切破壞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茍有破壞者，有不破壞者，則其應(yīng)破壞之部分，尚可食破壞之利，茍一切破壞，則不惟將來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宜破壞者亦卒不得破壞……”；彼時他只是稍稍提及，破壞不能忘了建設(shè)，此時則直接拿建設(shè)來苛責破壞，“不惟于破壞后當有建設(shè)，即破壞前亦當有建設(shè)”；彼時他呼吁破壞，對革命黨至少也是同情立場，此時則斥革命黨為“瞎鬧派”，譏諷其非惟不能救國，反將加速亡國……

對破壞的態(tài)度，大體代表了對革命的態(tài)度。梁啟超放棄革命，發(fā)生在1903年游歷美洲期間。8月19日（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致蔣觀云信云：“中國之亡，不亡于頑固，而亡于新黨，悲夫！悲夫！”并表示近數(shù)月來，“懲新黨棼亂腐敗之狀，乃益不敢復(fù)倡革義矣”。這應(yīng)是他在朋友圈中首次表態(tài)。11月18日（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他終于向康有為低頭，承認“革義難行”。12月，他收到一封署名“和事人”的公開信，信中云：“閱《新民叢報》三十八九號，得讀大作，知從美洲回來，宗旨頓改，標明保王，力辟革命，且聲言當與異己者宣戰(zhàn)?！笨磥恚簡⒊霓D(zhuǎn)向，已經(jīng)是坊間一大新聞。請注意，和事人說“閱《新民叢報》三十八九號，得讀大作”，極有可能指《論私德》第一篇?！墩撍降隆啡群蟀l(fā)表于《新民叢報》第38—39、40—41、46—48期，從舊歷八月到十二月，正好貫穿了梁啟超放棄革命的傳播過程。不妨斷言，梁啟超放棄革命，對內(nèi)通過書信，對外則通過《論私德》等文章，其意義之重大，可見一斑。

1903年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促使梁啟超從禮贊革命轉(zhuǎn)向反對革命？且來看他的兩段自述：

……其后見留學(xué)界及內(nèi)地學(xué)校，因革命思想傳播之故，頻鬧風(fēng)潮，竊計學(xué)生求學(xué)，將以為國家建設(shè)之用，雅不欲破壞之學(xué)說，深入青年之腦中。又見乎無限制之自由平等說，流弊無窮，惴惴然懼。又默察人民程度，增進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黃不接，暴民踵興，雖提倡革命諸賢，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國家財政國民生計，艱窘皆達極點，恐事機一發(fā)，為人劫持，或至亡國。而現(xiàn)在西藏蒙古離畔分攜之噩耗，又當時所日夜念及而引以為戚。自此種思想來往于胸中，于是極端之破壞，不敢主張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叢報》，專言政治革命，不復(fù)言種族革命。質(zhì)言之，則對于國體主維持現(xiàn)狀，對于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也。

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shù)萬言。啟超亦不慊于當時革命家之所為，懲羹而吹齏，持論稍變矣。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zhàn)于胸中，隨感情而發(fā)，所執(zhí)往往前后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

這兩段話，幾乎把梁啟超轉(zhuǎn)向的緣由一網(wǎng)打盡。歸結(jié)起來，一是對革命或破壞的恐懼，二是對國民素質(zhì)的憂慮，三是不滿革命黨的言行，四是康有為的壓力，五是“見理不定，屢變屢遷”的個性。另有一條，未嘗提及，即黃遵憲的影響。

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作為維新派健將，黃遵憲得英國、日本庇護，幸免于大難，自此回鄉(xiāng)隱居不出，直至1905年病逝。這六七年間，他與梁啟超通信逾十萬言。論政治立場，他是典型的立憲派，而且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立憲派。1880年代初，他在日本做外交官，讀到盧梭、孟德斯鳩的著作，心志為之一變，“輒心醉其說，謂太平世必在民主國無疑也”，此后赴美國、英國，見識了民主政治的利弊，“既留美三載，乃知共和政體萬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國，自是以往，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至于今未改”。他堅信“二十世紀之中國，必改而為立憲政體”，路徑則是“奉王權(quán)以開民智，分官權(quán)以保民生”“平生所最希望，專欲尊王權(quán)以導(dǎo)民權(quán)，以為其勢較順，其事稍易”?；诖?，他對梁啟超的《新民說》有贊有彈：

公所草《新民說》，若權(quán)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進步，若合群，皆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筆下之所不能言，其精思偉論，吾敢宣布于眾曰：賈、董無此識，韓、蘇無此文也。然讀至冒險進取破壞主義，竊以為中國之民，不可無此理想，然未可見諸行事也。……總而言之，胥天下皆懵懵無知、碌碌無能之輩而已。以如此無權(quán)利思想、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險進取，聳之以破壞主義，譬之八九歲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幾希。

黃遵憲立憲思想的著力點有三：一民智，二國情，三漸進。罔顧這三點而一味鼓吹破壞主義，其結(jié)果當如義和團：“神拳之神，義民之義，火教堂，戮教民，攻使館之愚，其肇禍也如此；順民之旗，都統(tǒng)之傘，通事之訛索，士夫之獻媚，京師破城之歌舞，聯(lián)軍撤退之挽留，其遭難也如彼……”“順民之旗，都統(tǒng)之傘”一句，應(yīng)化自《新民說》第六節(jié)（論國家思想）：“不見乎聯(lián)軍入北京，而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銜千百?！庇纱丝梢婞S遵憲對《新民說》的熟悉度。他最后質(zhì)問：“以如此之民，能用之行革命類族分治乎？”類族即民族，此處指民族主義。

黃遵憲

黃遵憲這封長信，作于1902年舊歷十一月，此時《新民說》的連載進度條已至第十四節(jié)。若把此信比作藥，并非即刻見效——稍后梁啟超繼續(xù)連載“論毅力”“義務(wù)思想”“尚武”三節(jié)，也許是主題的緣故，未見反思之痕跡——得等到大半年后，《論私德》一出，政治觀有如天翻地覆，轉(zhuǎn)體180度，令人瞠目。此后如“論民氣”一節(jié)，認為民氣必須與民力、民智、民德相結(jié)合，否則將不可恃，內(nèi)如義和團，外如法國大革命，都是前車之鑒云云，毋寧在拾黃遵憲牙慧。事實上，黃遵憲對梁啟超的影響，遠不止《新民說》最后三節(jié)的轉(zhuǎn)向，不僅導(dǎo)致其“自悔功利之說、破壞之說之足以誤國也”，甚至奠定了此后將近十年的政治進路。

可貴的是，哪怕梁啟超聽取黃遵憲的意見，轉(zhuǎn)而反對破壞主義，一旦他奔向另一極端，黃遵憲照樣批評不誤。譬如“乃壹意反而守舊，欲以講學(xué)為救中國不二法門”，“謂保國粹即能固國本”，黃遵憲認為此非其時，不愿附和，而吐槽道：“如近日《私德篇》之臚陳陽明學(xué)說，遂能感人，亦不過二三上等士夫耳。言屢易端，難于見信，人茍不信，曷貴多言?！边@才是最忠實的友道，這才是最誠摯的友誼?？鬃诱f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這三點，黃遵憲之于梁啟超，都當?shù)闷稹?/p>

回頭再看《新民說》。至此可以論定，若謂公德與私德之爭還有一定彈性，那么“向年鼓吹破壞主義”與“今者反對破壞主義”，足以印證這本書的分裂。呈現(xiàn)這一分裂的來龍去脈，隱晦曲折，絕非否認其價值。我要重申一隅之見：誠然，統(tǒng)一的文本可清晰表達思想家的學(xué)說以及所抵達的精神高度，不過分裂的文本同樣有其思想性，不是表現(xiàn)為整體，而是碎片，不是表現(xiàn)為一條線，而是一些點，不是表現(xiàn)為思想的圓滿，而是痛苦；思想之外，它還有獨特的歷史意義——這可能為統(tǒng)一的文本難以企及——從種種斑駁陸離的分裂之處，后世更容易窺見時代脈搏的隱秘顫動。譬如《新民說》的分裂，不僅指向一個人在改良與革命之間的糾結(jié)，還指向一個群體的漂移，一個時代的搖擺。這一幕，在單向度的革命敘事之下，不是被扭曲，就是被遮蔽。

《新民說》的分裂，正對應(yīng)它的讀法。既然它不是整體，缺乏系統(tǒng)，則不必嘗試為之搭建體系，或者從中抽出思想的線索，反而不如借鑒張愛玲對胡蘭成的告誡：“我給愛玲看我的論文，她卻說這樣體系嚴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來解散了，驅(qū)使萬物如軍隊，原來不如讓萬物解甲歸田，一路有言笑?！币院m成的思想造詣與寫法，論文體系未必能夠嚴密，所以慧眼如張愛玲，才建議解散，《新民說》亦復(fù)如是。當千軍萬馬解甲歸田，讀者看中哪個，便是哪個，益智也罷，勵志也可，弱水三千，但取一瓢飲。如果一個都看不上，而認為《新民說》所隱藏的國民性改造是一條歷史的歧途，梁啟超的前后不一、反復(fù)無常是一種惶惑的表現(xiàn)，則不妨將此書當作思想病歷加以批判——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倒成了一本完整的書。梁啟超一生以救國救民自勵，素懷“獻身甘作萬矢的”之愿，不成醫(yī)生，則成病案，說來也是正果。

（本文摘自梁啟超著《新民說》，羽戈校注，文津出版社，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