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趣》與中國

作家蔣彝在《倫敦畫記》里曾頻頻提到英國的一本漫畫雜志《笨趣》（Punch，又譯為笨拙、潘趣、噴趣等），這是本頗能體現(xiàn)英式幽默的諷刺周刊，由記者出身的劇作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和木刻師埃比尼澤·蘭德爾斯（Ebenezer Landells）創(chuàng)立于1841年。它針砭時事，臧否人物，大膽地糅合了笑話、雙關(guān)、滑稽模仿、漫畫和社會政治評論等。自1841年創(chuàng)刊至2002年最后一期出版，《笨趣》一直是英語國家最成功的雜志之一。著名作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羅伯特·勃朗寧、亨利·詹姆斯、C. S. 劉易斯、羅斯金、托馬斯·卡萊爾，還有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等知名人士都是該雜志的讀者。著名作家薩克雷不僅是該刊的忠實讀者，還于1843 和1854年間經(jīng)常給該刊撰稿，其《勢利鬼文集》（The Snobs of England）最初就發(fā)表在該刊上。由于漫畫可以戲弄公眾人物，影響公眾輿論，因此英國政客如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想方設(shè)法討好《笨趣》的專欄藝術(shù)家利奇（John Leech），而他的政敵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有幸成為“笨拙席”（the Punch Table）上的嘉賓后更是欣喜若狂。該雜志不僅在英國暢銷，而且也傳到了國外。1883年，亨利·詹姆斯寫道：“許多美國人幾乎完全是從《笨趣》中學到了英國生活的知識?！钡撾s志在海外也并非暢通無阻。在法國和德國，這本雜志就斷斷續(xù)續(xù)地受到過不同程度的審查。由于刊載諷刺沙皇的漫畫，該雜志甚至在俄羅斯被銷毀。

這本雜志1841年創(chuàng)刊時印有兩萬冊，擁有十萬讀者，1905年11月印數(shù)達到六萬一千冊，有三十萬五千讀者。或許令中國讀者感興趣的是，這本漫畫雜志還跟中國息息相關(guān)。從1841年到1901年間，《笨趣》刊登的跟中國有關(guān)的漫畫多達四十四幅。最近，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馬修森（Amy Matthewson）博士撰寫的《漫畫中國：〈笨趣〉、權(quán)力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Cartooning China: Punch, Power, & Politics in the Victorian Era, Routledge, 2022）可以說幫助我們深刻了解了該漫畫雜志中的中國元素。作者借助薩義德《東方主義》中提出的權(quán)力概念，提出了誰有權(quán)力代表，誰被代表的問題，更是結(jié)合霍米·巴巴關(guān)于殖民刻板印象的矛盾心理的討論，論述《笨趣》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一系列文本和視覺刻板印象。該書圖文并茂，閱讀此書，回過頭來看看一百多年前英國的漫畫及其歷史，我們不難看出其中的文化偏見和偏執(zhí)。

馬修森著《漫畫中國：〈笨趣〉、權(quán)力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

一

按照范存忠先生在《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中的說法，最早到英國的是一個叫沈福宗的南京人，他于1687年隨耶穌會士柏應(yīng)理（Philippe Couplet）轉(zhuǎn)輾歐洲最終到了英國。后來，隨著東印度公司中國雇員的增加，尤其是1842年和1860年簽訂《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中國人才陸續(xù)出現(xiàn)在英國，但總體而言，英國人對于中國還是知之甚少。進入維多利亞時代以后，英國對中國的看法發(fā)生了變化，這種變化自然也就體現(xiàn)在《笨趣》上。這本刊物在英國中產(chǎn)階級中擁有比較大的影響，但鑒于英國對中國了解不多，因此這些漫畫也是前后矛盾，反映了英國社會對中國和中國文化復(fù)雜而矛盾的心態(tài)。

閱讀馬修森的《漫畫中國》，我們可以看到，《笨趣》緊跟當時的時代步伐，以英國的意識形態(tài)為主導，再現(xiàn)了中英茶葉貿(mào)易及其沖突、中日甲午戰(zhàn)爭及其英國和歐洲在遠東的殖民利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笨趣》對中國的關(guān)注主要集中在茶葉和英國的文明使命。關(guān)注茶葉是因為茶葉已經(jīng)成為英國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產(chǎn)品，關(guān)注文明是隨著英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勝利，英國人的文化優(yōu)越感爆棚。英國飲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茶是一種奢侈品，也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征，只有貴族才能消費得起。十八世紀最后幾十年里，英國茶葉的進口量從不足一百萬磅增加到了一千多萬磅。到了十九世紀，茶葉已成為一種必需品。塞繆爾·菲利普斯·戴（Samuel Phillips Day）在《茶，它的神秘與歷史》（Tea, Its Mystery and History）一書中解釋道，茶是“富人和窮人共同擁有的唯一真正的奢侈品”，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即使是最貧窮的人，其主食也離不開茶和白面包。茶已成為英國人習以為常的飲料，但令英國倍感尷尬的是，其英國國民身份的象征卻依賴于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由于過分依賴中國茶葉，中英貿(mào)易平衡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傾斜。對此，《笨趣》不僅給予適時的關(guān)注，而且還借助于漫畫形式，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那就是迫使中國接受英國人的需求。這也成為鴉片戰(zhàn)爭和亞羅號戰(zhàn)爭（Arrow War，即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緣由，而這兩場戰(zhàn)爭也給了《笨趣》一個非常好的契機，將英國人團結(jié)在愛國主義周圍。

當時的英國政壇卻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念。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希望加強與中國的溝通，但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則要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巴麥尊的帝國主義精神更受媒體的歡迎，而科布登則遭到了嘲諷?！侗咳ぁ凡粌H發(fā)表了一首嘲諷科布登的詩歌，還刊載了約翰·里奇的漫畫，支持巴麥尊的沙文主義。在這幅漫畫中，里奇將科布登和德比爵士畫成中國武士，與挽起袖子準備戰(zhàn)斗的巴麥尊形成兩大陣營。戰(zhàn)斗的口號就是“Boh! Hea!”和“Pee! Koe!”——當時武夷和白毫是英國最受歡迎的兩種中國茶。

里奇的另一幅漫畫《給中國佬約翰一個教訓》，畫著巴麥尊手舉一根九尾鞭，準備鞭打一名中國男子，而中國男子脖子上掛的罪狀是“婦女和兒童的毀滅者”，代表著野蠻落后的文化。在議會，巴麥尊抨擊科布登存在著“反英情緒”，并辯稱，如果譴責他的動議，那就意味著英國要“將地球最末端的一大片英國臣民拋棄給一群野蠻人——一群綁架、謀殺、施毒的野蠻人”。他的戰(zhàn)術(shù)證明是成功的；巴麥尊以多數(shù)票獲勝，而科布登以及其他支持與中國和平相處的人因“非英”指控而失去了席位。

在巴麥尊政府領(lǐng)導下，英國與中國開戰(zhàn)。在此期間，《笨趣》不斷加強對中國的誹謗。這種歪曲和誹謗強化了英國人心目中野蠻中國的形象。很多頗有名望的思想家都深受影響。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認為，中國人“沒有歷史”，幾千年來一直“一成不變”，“如果他們想要得到改善，那就一定得借助于外國人”。

1858年，額爾金勛爵（Lord Elgin）抵達中國，在一系列海軍小規(guī)模沖突之后，英國和法國軍隊占領(lǐng)了廣州，抓獲了倒霉的葉名琛，并開始北上，確保《天津條約》滿足外國勢力的所有要求。《笨趣》認為這值得紀念，于是請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就是那位給《阿麗思漫游奇境記》配插圖的著名藝術(shù)家）畫了一幅畫《一個小茶話會》，畫中英、法兩國人喝著中國珠茶。他們坐在中國的某個地方，桌子上是熟悉的柳樹圖案，桌布上是毫無意義的“漢字”。墻上洞跡斑斑，標志著最近發(fā)生的戰(zhàn)爭。代表著英國的女士站了起來，手握一只小茶壺，問身材魁梧的中國官員是否再來一杯珠茶，畫面上的這位中國官員立馬給嚇住了。他那長長的尖胡子可笑地豎立著，顯露出他的恐懼?！霸賮硪槐椴瑁恐袊壬?？”英國女士問道。珠茶的英文是gunpowder tea（火藥茶），此問一語雙關(guān)，恫嚇意味明顯?！斑啦?，謝了夫人。”中國先生回答道。

1859年6月，額爾金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布魯斯（Frederick Bruce）北上，但清政府拒絕他進入首都。布魯斯于是開火，令英法軍隊吃驚的是，中國軍隊居然進行了回擊，打死五百十九名英國水兵，打傷了四百五十六名英國士兵。事件自然迅速升級，最終英法聯(lián)軍打贏了這場戰(zhàn)役，然后向北京進軍。約翰·坦尼爾的漫畫《我們應(yīng)該在中國做什么》表達了英國人的憤怒。漫畫中，一個騎在馬背上的英國武士，手里拿著球和鏈條，瞄準了一條中國龍，龍畏縮著逃跑了。在他們的畫中，中國人失去了人性，變成了一個怪物，這讓人想起穆勒的觀點，中國要想變得文明，就需要外國的干預(yù)。《笨趣》提倡的暴力干預(yù)終于實現(xiàn)了；1860年10月，額爾金勛爵帶人將美麗的圓明園洗劫一空，并將之摧毀。對此法國大文豪雨果都感到震驚，他寫道：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中國人在我們眼中是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干的事情。將受到歷史制裁的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

二

早在十八世紀，歐洲關(guān)于生產(chǎn)力與進步的關(guān)聯(lián)以及工業(yè)革命帶來的快速發(fā)展強化了英國人的優(yōu)越感。《笨趣》的言論與此時的英國想象和各種思潮不謀而合，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符號性國家。1848年3月，中國帆船“耆英號”造訪英國不僅令英國上下感到好奇，更讓他們感受到了中國技術(shù)的落后和英國的先進?！堵嬛袊吠ㄟ^當時的漫畫詳細列舉了英國的種族和文化優(yōu)越感。

1851年5月1日，維多利亞女王在海德公園水晶宮舉辦了第一屆世界博覽會。開展兩個月之后，約翰·坦尼爾就創(chuàng)作了漫畫《海德公園的幸福家庭》，給英國歌功頌德。漫畫將此次展會描述為和諧的國際主義，將世界人民團結(jié)在了一起。珀西瓦爾·利（Percival Leigh）還為此配文，強調(diào)了“英國雄獅”與各國友好往來，給人一種君臨天下的感覺。坦尼爾以圖畫的形式再現(xiàn)世界各國愉快參展的盛況。展覽的皇家贊助人阿爾伯特親王站在水晶宮外，關(guān)注著玻璃墻內(nèi)異國人歡樂跳舞的盛況。然而，仔細觀察后，和諧的圖畫背后顯示出一種更加不和諧的成分。

漫畫中，阿爾伯特親王與其他歐洲名人站在一起，將他們的注意力投向展會上的異國他鄉(xiāng)。杰弗里·A. 奧爾巴赫（Jeffrey A. Auerbach）解釋道，之所以用“水晶宮的玻璃窗”將他們隔開，就是想將異國他鄉(xiāng)之人呈現(xiàn)在窗內(nèi)的博物館中，讓人感到這是“一個馬戲團籠子，正在展示著一種奇異而原始的舞蹈”。水晶宮內(nèi)，各個階級和種族混合，成了一個供人窺視的場所。在這里，有人看，就有人被看。歐洲人被想象成一個完整的整體，遠遠地窺視著他們眼中的所謂非文明之民族。早在十八世紀，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和歌爾斯密（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就是利用虛構(gòu)的東方觀察家身份來凸顯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弱點。異國他鄉(xiāng)之人反襯了英國人的意識形態(tài)和刻板印象。

這場名為“偉大的展覽”的展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超過一萬五千件參展作品綿延十多英里，六百多萬觀眾觀看了展覽，幾乎是整個英國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場盛大的展覽不僅展示了技術(shù)成果，也展示了參觀者。有些觀眾對建立國際間的理解與合作感到高興，但也有些人對此持輕蔑和懷疑的態(tài)度。例如，約翰·里奇在《1851年大德比賽》中不僅展示了世界各國代表的競爭態(tài)勢，表現(xiàn)他們?nèi)绾卫谜褂[契機表現(xiàn)自己，同時也借機鄙視了他眼中的中國。

在這幅比賽漫畫中，領(lǐng)先勝出的是英國：代表人物約翰牛（John Bull）沖在前面，水晶宮的設(shè)計者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像閃電一樣緊隨其后，笨趣先生（Mr. Punch）騎著他的愛犬托比（Toby）。其他國家則落在后邊，他們騎著各種動物，如長頸鹿、大象、鴕鳥和駱駝。唯一不同的是中國，派出了一個胖子，他對工業(yè)進步視而不見，跨著一頭豬朝著反方向跑去。觀看這場奇怪比賽的是英國人，他們一整列站在場邊。人群中的一名男子指著中國，另一名男子則仰頭大笑，在技術(shù)面前，中國似乎成了一個笑柄。實際上，中國并沒有參展，所謂的中國展品也是組織者臨時拼湊的。中國拒絕參展似乎讓人想起了1793年馬戛爾尼拜見乾隆皇帝，乾隆拒絕合作的場景。此次大型展覽旨在彰顯西方的教育和技術(shù)進步，以及自由貿(mào)易原則，在他們眼里，這是政治自由和國際和平的基本要素。清朝中國對這些觀念的明顯漠視令他們感到震驚。

世博會讓全世界看到了英國的工業(yè)實力，讓英國贏得了世界的尊重，而英國人熟悉的中國符號只有兩個：茶和辮子。鴉片戰(zhàn)爭之后，英國水手們更是意識到，剪掉辮子會讓中國人感受到恥辱。《笨趣》上的畫與文字還將辮子與尾巴聯(lián)系起來，這種視覺符號凸顯了英國人的高貴和清朝人的低劣。在這期間，《笨趣》還創(chuàng)造了兩個相互矛盾的中國形象，一個是清朝官員He-Sing，在水晶宮的哈利路亞大合唱時，他突然傻乎乎地站了起來，走到維多利亞女王面前向她反復(fù)鞠躬。就連威廉·薩克雷都通過評論記錄了這一事件，“有一個中國人，他的臉像一個啞劇面具……他走上前親吻了惠靈頓公爵，讓他感到驚訝”。另一位則是金蓮不足兩寸半的女藝人Pwan ye Koo，她在英國的表演為她贏得了淑女（A Lady of Quality）的美稱。

鴉片戰(zhàn)爭中國輸給了英國，甲午戰(zhàn)爭中國輸給了日本。大國輸給小國，這讓西方列強感到震驚，他們認為這是清廷大量腐敗、頑固抵制西方技術(shù)和國家層面落后的結(jié)果。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日本開始吸引了英國的注意，英國上下一致認為日本代表著一股新的帝國主義勢力，其崛起標志著權(quán)力的轉(zhuǎn)移。約翰·坦尼爾的漫畫《動人的呼吁》描繪了一個中國人打架輸給了比他小得多的日本人，原因就在于中國人說的是蹩腳的洋涇浜英語，而日本人說的是標準英語。在歐美人眼里，洋涇浜英語很可笑，代表著社會地位低下的非白種人。日本人熟練的英語標志著他們能夠進入“文明世界”，而清朝落后的原因就在于無法融入現(xiàn)代世界。

英國不僅感受到了中國的衰敗，也感受西方列強在爭奪中國市場的過程中個個心懷鬼胎，彼此勾心斗角。隨著英國日益增強的地緣政治意識，《笨趣》利用漫畫作為工具，為英國在中國的存在進行辯護。他們甚至為日本人占領(lǐng)旅順口期間進行的屠殺行為進行辯護，還不斷嘲諷中國。其他媒體也開始關(guān)注和思考中國軟弱的原因。比如《字林西報》就認為中國落后緣于科舉，因為它只關(guān)注幾千年前的死東西，忽視現(xiàn)代國家的活力。但他們也對日本的崛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感到擔憂。在漫畫《中國店中的日本佬》中，桑伯恩（Sambourne）描繪了一個小日本抓住一個中國官吏的辮子，展現(xiàn)出日本咄咄逼人的新霸主形象。

英國、日本、俄羅斯、法國、德國等都在覬覦中國的資源。坦尼爾的漫畫《財寶多得難以挑選的寶庫》描繪了一個在“歐洲酒店”（Hotel de L’Europe）的中國男人，看上去拿不定主意在哪張桌子上用餐，因為兩邊的飯菜是一樣的：特別為中國提供的大額貸款。

1899年，桑伯恩畫了一只俄羅斯熊看到一名日本男子在向一名中國女子求愛。這漫畫代表了俄羅斯和日本在中國的競爭，不過他的再現(xiàn)形式倒是比較獨特。他摒棄了龍和圓胖無用的官吏的比喻，將中國女性化，讓兩個男性競爭對手去施加其影響力和控制力，培養(yǎng)各自的情感。將中國女性化并非新概念，為了凸顯中國的軟弱和非理性，中國女性化的形象在英國的話語中屢屢出現(xiàn)。

1900年7月4日，桑伯恩根據(jù)英國家喻戶曉的鄧普蒂（Humpty Dumpty，英國童謠中一個蛋形矮胖子，后出現(xiàn)在卡羅爾的《鏡中奇緣》等文學作品中，先后有昏弟敦弟、矮胖子、圓圓滾滾等二十幾種譯法）形象創(chuàng)造了一個中國版的鄧普蒂。畫看似簡單，但是如果細看，就會發(fā)現(xiàn)值得玩味的地方。整幅畫充斥著夸張手法，讓英國人感受到了一個另類的外族形象。畫上人物服裝怪異，辮子細長，明明是現(xiàn)代世界，手上卻拿著一把古劍，一副搖搖欲墜的樣子。這幅畫的創(chuàng)作對應(yīng)著中英之間的沖突，而中國的國內(nèi)還面臨著義和團起義，因此，它傳遞給英國的是一種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似乎在嘲笑中國跟現(xiàn)代化的英國碰撞，簡直是不自量力。如果將這幅漫畫置于更廣泛的歷史和認識論背景中，中國版鄧普蒂還給讀者提供了可以理解的文化密碼：觀眾在畫中看到的是一個即將跌倒的中國版鄧普蒂，諧指童謠中的場景（Humpty Dumpty sat on the wall/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Couldn't put Humpty together again. 矮胖子，坐墻頭，栽了一個大跟斗，國王呀，齊兵馬，破鏡難圓沒辦法）。正如童謠所暗示的，當鄧普蒂從長城上摔下來時，皇帝所有的人馬都無法再把他立起來。

 “Untitled”, Punch, Vol. 119 (4 July 1900), p. 1.

三

正如作者馬修森所說，作為英國諷刺雜志，《笨趣》代表的顯然是英國的文化立場。自1841年創(chuàng)刊以來，該雜志一直將刊物作為工具，而將中國作為一個利用場所，分擔和分享英國社會的關(guān)心和關(guān)注。在中國版的鄧普蒂形象中，人們看到漫畫、卡通和視覺想象完美地結(jié)合在了一起，給英國人傳遞了有關(guān)中國的方方面面。薩義德曾分析過人們在表述其他文化時的優(yōu)越感和敵視的態(tài)度，這些對于理解和認識《笨趣》中的中國形象很有幫助。作為沖擊人們視覺的藝術(shù)，漫畫的隱喻功能不可小覷，一方面它會讓復(fù)雜問題簡單化，另一方面，漫畫所展現(xiàn)的真實性也會受到人們質(zhì)疑。比如《笨趣》將中國簡單畫成中國佬約翰（John Chinaman），進行貶低和丑化。漫畫有一種讓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uncanny）的能力，通過人的思想和行為來傳播刻板印象式的理念，很容易感染人。

在馬修森看來，這些漫畫作品充滿了政治隱喻和種族偏見，反映和塑造了中英歷史動蕩時期英國人對中國的觀念和態(tài)度，成為英國文化再現(xiàn)的有力工具。她將這些漫畫放置在英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話語中，對英國大眾文化及其與種族、地緣政治宣傳和公眾意識的關(guān)系展開了批判性的探究，因此讀起來特別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