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接觸一個人，不論在現(xiàn)實中或借助于想象，首先會在意他的模樣，即平時所謂“音容笑貌”者。究其原因，盡管我們不是相面家，卻對來自相貌的各種信息充滿渴望，如不能覓得，就有霧失樓臺之感，好像難以真正走近那個人。談起弘光皇帝朱由崧，我便頗有此感。古代為帝王者，御容都要經(jīng)宮廷畫師描摹成圖，雖往往加以美化，或者，因刻意比附隆準大耳一類所謂“帝王之相”而流于雷同，卻總各有影繪存世。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龍床上坐過之人，太祖朱元璋起，都有寫真；唯獨兩位例外，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一位便是后來廟號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
朱允炆畫像原來想必是有的，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干干凈凈。至于朱由崧，考慮到滿清對崇禎以后史料能毀即毀，也不能斷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于紙墨，但作為眼前實際，我們確實不曾見到。說到這一點，他還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后者在刻行于世的文集中，或在族譜宗祠里，還往往留有圖形。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資料中，找到有關(guān)他面貌的描寫，結(jié)果也無所獲。那些記述，只在意他的身份，不關(guān)心作為個人他有怎樣的形態(tài)，縱有稍微具體些的筆觸（那是很難一見的），僅及于他衣著上的變化，那也是因為這種變化與他的身份、境遇有關(guān)?？傊瑹o論圖與文，我們都得不到對于他面貌的認知。一次，從《眉叟年譜》讀到對南巡時康熙形象的描繪：“予隨眾瞻仰，見圣容微黑，大鼻三須，坐船首，一人旁執(zhí)蓋?！彪m著筆甚簡，作者視線亦屬遙遙一瞥，但還是給出了玄燁具體的形象。我對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僅此亦可，而竟不能。
這除了使我有些驚訝，也引起別的思索。他也許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但好歹曾為君上，在世間的痕跡怎會如此之淺？當(dāng)世之人為何不約而同給他以同樣的忽視？那張臉，好像可有可無，不值一提。也許，并不出于忽視，而是來自一種虛離感。他短暫生涯，本有許多斷斷續(xù)續(xù)、亦實亦幻、真假難辨之處；而在南京的一年，倏忽而來，倏忽而去，萍飄蓬轉(zhuǎn)，即之則杳，有如匆匆過客。從這意義上說，形象的闕如，似乎倒比較真實地反映著他在現(xiàn)實和歷史中的處境——一種令人懸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
其實，他的存在有真實的一面。這種真實性，直到少年時代還很具體。他生于萬歷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換成公歷則是1607年9月5日。父親是萬歷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母親姓姚。他的乳名叫福八，聽上去容易誤為朱常洵第八子，其實是長子，且別無兄弟。母親姚氏大概死得早，后來被他從河南迎到南京的母后鄒氏，并非本生母。他應(yīng)該算北京人，不光生在那里，且一直長到七歲才離開。萬歷四十二年，經(jīng)過久拖、耗費無數(shù)口舌乃至釀成宮廷迷案之后，萬歷皇帝終于決定福王去洛陽就藩。朱由崧在那里度過平靜的二十七年，平靜到?jīng)]有多少消息，我們只知這段時間他先是受封為德昌王，后進福王世子。對于乃父的生活，《明史》亦僅以“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一語蔽之。
經(jīng)過二十來年的沉寂，崇禎十四年起，有關(guān)福王一家的記載突然又多了起來。原因是李自成攻陷洛陽，朱常洵慘死。這件事，讓福王一家重回社會聚光燈下。二十年前，由于“三案”緣故，他們曾占據(jù)這樣的位置，隨著崇禎即位、欽定逆案，波瀾平伏，事情漸漸過去，他們也淡出政治焦點，在洛陽過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而那個冬天，朱常洵被殺，且死得那樣恐怖——尸身被分割，與鹿肉同煮，名為“福祿宴”——震驚了全國。作為最有錢勢的親王，朱常洵如此下場，無疑是深刻象征，而刺痛很多人的神經(jīng)。深受打擊的，包括崇禎皇帝本人。洛陽事變后，他派人四處找尋堂弟下落，當(dāng)聽到朱由崧流落民間、衣不蔽體的匯報，皇帝泫然淚下，專門撥銀三萬一千兩，派司禮監(jiān)王裕民送去。以當(dāng)時國庫的捉襟見肘，這筆錢已是巨款，從中可以體會崇禎內(nèi)心濃厚的悲郁與恐懼。過了幾個月，又頒旨朱由崧嗣福王位。
隨著洛陽之變，原來寂寂無聞的福世子開始受到輿論關(guān)注，他的逃脫，他的流浪，他的窮困，他的寄人籬下……頻頻見諸報道和記述。有關(guān)他的故事如此之多，大大超過他過去二十多年經(jīng)歷的總和。照理說，他的形象應(yīng)該由此變得清晰和具體了，實際卻剛好相反。他的確越來越多在各種傳聞里被提及和曝光，但他究竟是怎樣的人這一點，反而更加混亂。有關(guān)他的描述，充滿了道聽途說，在時間、地點和過程上淆亂不一。這明顯是亂世的作用。比如，他如何從洛陽脫身，以及脫身后到衛(wèi)輝依潞王朱常淓這段時間當(dāng)中的行止，既不確定也不連貫，至今史家不能使之鑿實、次第完述，都只能囫圇了事。這留下了許多疑點，而各種對他的懷疑也就趁隙而入，直至有真假福王之論。
到此回看其平生，也有趣得緊：幼年他的消息少而簡單，但那時他的真實性反而不成問題；現(xiàn)在消息雖然越來越多，他卻變得越來不可靠。表面上，他愈益進入人們視野，實際卻離大家越來越遠。這頗像結(jié)構(gòu)主義中所指與能指之間那種奇妙的關(guān)系，能指愈豐富，所指便愈模糊。朱由崧從福八而福王，從福王而弘光皇帝，在歷史舞臺上一步步由遠而近，漸漸趨向最前臺；但當(dāng)他終于站在大家面前，大家反而不知道他究竟是誰。
這種懷疑或不信任，在弘光末期達到頂點。當(dāng)時，一起童妃案，一件太子案，都造成朱由崧到底是真是假的嚴重懷疑。人們猛然覺察一個很要命的問題，亦即，眼前這個據(jù)稱是福王、大搖大擺坐在皇位上的人，事實上沒有一個人知其底細，抑或，根本誰都不認得他。南京上上下下大小臣工，過去均未見過朱由崧。他確是依潞王來到淮安，但潞王也不能作證此人就是福王朱由崧，論起來這二人雖為叔侄，過去卻也例未謀面，當(dāng)初朱由崧是自行投奔衛(wèi)輝潞王府，他提交了什么憑據(jù)，使朱常淓相信他便是皇侄朱由崧呢？我們并不了解。從始至終，我們只是知道有幾位所謂福王府仆從一直追隨左右，為他提供身份證明——萬一這些人本身就是假的呢……錢秉鐙曾就童妃案，寫諷刺詩《假后》云：“福國昔破散，骨肉如飄蓬。諸王更衣遁，妃主不得從?！蛔R今上誰，空死囹圄中。”又于《南渡三疑案》中說：“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為德昌王之故妃也?！币馑己芮宄?，疑朱由崧而不疑童妃。這在當(dāng)時，是非常普遍的看法。尤其經(jīng)過失敗的一年，大家對于“破散”、“飄蓬”期間朱由崧的蹤跡無法征信這一點，很樂于理解為這位弘光帝其實是個贗品。最離奇的說法見《甲申朝事小紀》：
馬士英撫鳳陽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博徒，持以質(zhì)錢，士英因物色之。士英與王初不相識，但據(jù)王印所在，則以為真世子。
依此，在南京當(dāng)皇帝的那人，不過是持有福王印的某位賭徒罷了。
不過，南京的一年當(dāng)中，他又回到了真實。不管前頭的經(jīng)歷如何撲朔迷離，他做了弘光皇帝、在南京臨朝一年，這可是真真切切、有目共睹。我想如果與之面對面，我將對他這樣說：我也許并不知道你究系何人，但我知道你是弘光皇帝。固然，他可能是個假冒的福王，但作為弘光皇帝卻并非假冒，而是經(jīng)南京重臣會商決定并專門迎送，又經(jīng)過正式典禮確認的。他是一個真實的皇帝。
但接下來，若問真實的弘光皇帝到底是怎樣的人？我們不免又含糊起來。史述中對他有大量、壓倒性的負面描寫。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與馬士英、阮大鋮狼狽為奸，定策前主動聯(lián)絡(luò)馬士英為己爭位，登基后對馬阮言聽計從、任其操柄。一是荒淫無度，縱酒濫性，尤其是喜好幼女，甚至徹夜痛飲而淫死幼女……這些描寫，有些確有其事，有些卻只是想象。假如我們希望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而不只想找一個歷史替罪羊，對這些描寫就需要給予細致的分辨。凡屬于想象的，都將其剔除于事實之外，而不論這類話語多么甚囂塵上、眾口一辭。即便確有其事的那部分，也不能就事論事，不能孤立、單線條地看，而要深入一層看前因后果，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們這樣慎重，實在并不為著朱由崧的緣故，他個人的毀譽，說實話無關(guān)緊要，問題在于對他的看法恰當(dāng)與否，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對那段歷史認識是否正確；實際上，當(dāng)時一些史述所以對他的形象展開了那些刻畫，本身就由于不正確歷史觀的指導(dǎo)。
我們先從一種最聳人聽聞的描寫說起，亦即他的恣意聲色?！睹骷灸下浴罚?/p>
馬士英聽阮大鋮日將童男女誘上。正月十二丙申，傳旨天財庫，召內(nèi)豎五十三人進宮演戲飲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乃舊院雛妓馬、阮選進者，抬出北安門，付鴇兒葬之。嗣后屢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幾盡，久亦不復(fù)抬出，而馬、阮搜覓六院亦無遺矣。
“童男女”、“淫死童女二人”、“少女幾盡”、“久亦不復(fù)抬出”、“六院亦無遺矣”……將這些字眼及片斷挑出來，擺放面前冷冷打量一下，不難意識到其中充滿妄測、夸張、虛構(gòu)和杜撰，做得了這種事的人，沒法是朱由崧，甚至沒法是日常生活中任何一個真實的人，倒很像色情小說主角或所謂AV男優(yōu)，大抵他們才能夠?qū)π允氯绱藦姾贰．?dāng)然，杜撰者不是計六奇，他的《明季南略》是在搜集大量明季史料基礎(chǔ)上，整理、編輯而成。不僅《明季南略》，幾乎所有涉及這段歷史的著作如《小腆紀年附考》、《爝火錄》、《甲申朝事小紀》、《甲乙事案》、《南疆逸史》等，都不難找到相類筆觸。連《桃花扇》也蜻蜓點水地摻雜幾句“天子多情愛沈郎”、“你們男風(fēng)興頭，要我們女客何用”，來暗示朱由崧男女通吃?？傊?，這樣的描寫鋪天蓋地，完全是當(dāng)時和后世大家對朱由崧的共識。
共識就是事實？人人相信便等于真相？一般會這么看。既然眾口如一、眾口同聲，事情就錯不了?？墒?，往往也有眾口鑠金的情形——經(jīng)過“眾口”，金子都能熔化掉，何況肉身凡胎的人。“眾口”力量之大，不光能把事實和真相確定下來，也可以把虛妄確定為事實和真相。有關(guān)朱由崧的欲望化敘事，大部分屬于眾口鑠金一類。李清專門談到了這一點：
于吳姬罕近也。然讀書少，章奏未能親裁，故內(nèi)閹外壬相倚為奸，皆歸過于上。如端陽捕蛤蟆，此宮中舊例。而加以穢言，且謂孌童季女，死者接踵，內(nèi)外喧謗，罔辯也。及國亡，宮女皆奔入民家，歷歷吐狀，始得其實。又大學(xué)士吳甡寓居溧水，曾見一大珰，問及宮府事，言：“上飲酒宴樂有之，縱淫方藥等傳聞非確，惜為大學(xué)士馬士英所挾耳?！?/p>
那些逃入民家的宮女，她們是在場者乃至當(dāng)事人。比之于“眾口”，她們是很少的一點人，但朱由崧這方面情形究竟如何，有發(fā)言權(quán)的并非紛紛然的大多數(shù)，而是這些“少數(shù)人”。“于吳姬罕近也”，非不近，但不很熱衷，更沒到依賴壯陽藥、淫死童女的地步。那位大太監(jiān)對吳甡說得更明白：朱由崧有愛好有耽迷，但不是性，而是“以戲下酒”——一邊看戲，一邊喝酒。
這才是真實的朱由崧，抑或，才讓人看到了他的“這一個”。
誠然，帝王中多好色之徒——其實并非他們較常人格外好色，而是性權(quán)力、性資源得天獨厚，欲望可以無度揮霍，故而容易沉溺不拔，以至縱欲身死。這樣的例子，明代就有好幾位。個中極致，是在位三十天便做了風(fēng)流之鬼的光宗朱常洛。在豹房里面欲海沉浮的武宗朱厚照，也很典型。由此，皇帝與壯陽藥的關(guān)系確為明代顯著者，《萬歷野獲編》：
嘉靖間，諸佞倖進方最多，其秘術(shù)不可知。相傳至今者，若邵、陶則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之，如辰砂以進。若顧（可學(xué)）、盛（端明）則用秋石，取童男小遺，去頭尾煉之，如解鹽以進。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餌此及他熱劑，以發(fā)陽氣。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戲耳。至穆宗以壯齡御宇，亦為內(nèi)官所蠱，循用此等藥物，致?lián)p圣體，陽物晝夜不仆，遂不能視朝。
世宗，就是嘉靖皇帝；穆宗，則是他的兒子、隆慶皇帝。父子倆都是“藥物依賴者”。隆慶皇帝服了春藥，居然“陽物晝夜不仆”，似乎方士及其藥物還真并非浪得虛名?；蛟S就因這類故事巨大的廣告效應(yīng)，民間對皇帝與方藥的關(guān)系早已篤信不疑，然后推而想之，凡皇帝必濫性，凡濫性必方藥。朱由崧大概就是這樣，自然而然被代入上述“皇帝故事模板”，發(fā)生諸多“縱淫方藥等傳聞”。
這種推想雖非事實，很多時候可能并不錯，因為它合乎邏輯，在多個皇帝身上屢試不爽。可這回確實“爽”了一把。朱由崧對于性的興趣僅堪平平，較之美色，他更大的享受是美酒和戲劇。這確有點“反常規(guī)”；常規(guī)情形下，性總是排為享樂頭名。但我們也得允許例外發(fā)生，仍以明代皇帝為例，對于性感覺寡淡的并非沒有其人，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濫性無度，但他父親弘治皇帝朱祐樘卻截然相反，除了張皇后，“平生別無幸與”，以致沈德符驚嘆：“無論魚貫承恩，即尋常三宮亦不曾備，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無之事！”這也真是修煉成仙了。什么原因？不好斷言，似乎與兩點有關(guān)，要么是張皇后擅寵、弘治怕老婆，要么是身體綿弱——朱祐樘曾受萬貴妃迫害，命幾不保，先天不足。不論如何，弘治皇帝留下了一個先例，說明并不是每位守著取之不盡性資源的皇帝，都必然視男歡女愛為最大樂事。既然朱祐樘如此，朱由崧未必不能這樣，何況他身邊的宮女太監(jiān)已經(jīng)作證“縱淫方藥等傳聞”都是莫須有之辭。
說來我們本不必就此喋喋不休，朱由崧“縱淫方藥”也罷，不“縱淫方藥”也罷，作為街談巷議或書話演義，妄說妄聽何妨？然而有一點，當(dāng)時人們就朱由崧“個人作風(fēng)問題”傳謠、信謠，都基于一種心理隱秘，即甲申國變后，事情壞就壞在沒得到一位好皇帝，反過來這其實是說，萬一不攤上一位無道之君，事情尚有可為。過去，我講過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可悲，眼下則補上一句：只知皇帝可恨不知制度之壞，更是一葉障目。如果對壞皇帝的怨恨，是對所謂好皇帝的祈盼，對這種迷夢，絕對應(yīng)該猛推一把，使之覺醒。朱由崧不是什么好皇帝，對他當(dāng)罵則罵，該批則批，俱無不可；然而如果熟讀史料、了解當(dāng)時語境，我們卻都知道他所以背負這么多丑聞，乃至夸張到有些妖魔化的地步，其實有一種特殊含義，這就是錢謙益等人打造的潞王神話，按照他們的說法，潞王“素有賢名”，可登大位。這是打道德牌，當(dāng)時很有市場，連瘋僧大悲都到處宣揚潞王賢明、皇帝該讓與他做。且不說潞王與福王半斤八兩，乙酉之變后他在杭州的表現(xiàn)完全說明這一點，就算果真德行較好而由他去當(dāng)皇帝，明朝命運真能另有不同？明顯是癡人說夢。古人的認識受制于時代，我們不能苛求，但作為后人，了解歷史卻不能順從和重復(fù)古人的錯誤，而一定要將其指出。我們這里蠻認真地替朱由崧辯誣，清理某些有關(guān)他的不實之詞，目的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防止將責(zé)任一古腦兒推到朱由崧那里，失掉對歷史的正確認識。
朱由崧不是好皇帝，但確實遠談不上什么很壞的皇帝。這與他的心性無關(guān)，而由“時勢”決定?！盎实邸边@種事物，有其固有之惡。其中最主要特征，就是黃宗羲概括的“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自古以來，君權(quán)邪惡本質(zhì)即在于此。不過具體而論，情形也有變化、發(fā)展和差別。黃宗羲緊隨剛才那句話后面，做了有趣的補充：“始而慚焉，久而安焉。”大家與歷史對照一番，看看是否如此。一般，王朝初建之時，其一二代君主往往還能“與民休息”，獨夫面目與特權(quán)貪欲有所克制，這就是“始而慚焉”。等到江山坐穩(wěn)，那固有之惡可就情不自禁、不可阻擋地向外噴涌，無遠弗屆，不知饜足，此所謂“久而安焉”。杜牧曾講到過“獨夫之心”，每個皇帝或許都有一顆這樣的心，但分辨一下，卻也有大有小。是大是小，通常跟國勢強弱成正比。王朝愈當(dāng)如日中天，獨夫之心就愈盛。像“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chǎn)業(yè)”，“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樂”一類肆無忌憚情形，多不見于王朝初期，也很難得逞于王朝末年，一般都集中在王朝中段。
道理很簡單，“久而安焉”，皇圖穩(wěn)固，固有之惡可以無忌盡興一泄。故爾，這往往也是集中涌現(xiàn)“壞皇帝”的時期。明朝就很明顯，從明英宗朱祁鎮(zhèn)起，到明熹宗朱由校，其間除弘治皇帝不在此列，劣陋之輩走馬燈般接踵而來，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一直到發(fā)展到極其黑暗的天啟七年，這股惡的能量似乎總算釋放干凈。這么說好像還不準確；惡，其實沒完，如果允許、如果可能還會釋放，只是物極必反，惡的堆積已達某種極限，從而失去了繼續(xù)作惡的條件。議至此，我想在“始而慚焉，久而安焉”的后頭，替黃宗羲再添一句：“終而頹焉”。王朝末年通常都有這么一個階段；在明代，崇禎、弘光就處于這個階段，我們對相應(yīng)這兩位皇帝的認識，也緊扣“終而頹焉”幾個字才比較得體。崇禎皇帝自謂“君非亡國之君”，有些心軟的讀者也附和他，以為這是一位好皇帝。而朱由崧，則在許多史述的妖魔化敘述下，被定格為壞皇帝。其實，作惡殆盡的王朝末年，無所謂什么好皇帝、壞皇帝。對于看起來疑似好皇帝者，我們不要忘記“終而頹焉”這個大背景，倘非如此，只怕我們絕無機會遇見一位所謂的“好皇帝”。對于被極力刻畫、渲染出來的壞皇帝，大家也要多個心眼，想一想處在“終而頹焉”態(tài)勢下的皇帝，其實又能“壞”到哪里去？
總之，皇帝的好壞，不取決于個人或心性，有什么“此賢彼愚”之分；取決于時勢。凡恰當(dāng)其勢，“皇帝”這行當(dāng)以其固有之惡，不出萬一很難有什么好東西。這由制度來決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
關(guān)于朱由崧，從個人角度論他的好壞，至少筆者覺得材料尤其是可靠的材料尚嫌不足，但我們卻有把握說，作為皇帝他確已喪失了很大一部分作惡的能量。他是末世的君主。守著殘山剩水，內(nèi)寇外虜，朝不保夕，未來一片黯淡，乃至可以預(yù)見下場必屬慘然。有鑒乎此，他還有多少心情去強打逞性妄為、跋扈自恣的精神，確是一種疑問。即便有此心情，客觀上可以支撐他的資源、條件和空間，也大大萎縮了。試問，他能像他的爺爺萬歷皇帝那樣貪得無厭，盡其一生以逞其極端自私的本性嗎？所以，假設(shè)朱由崧這個人好壞，意義不大，問題不在這兒，問題在于時勢。也許他本性一點也不好，然而時過境遷，想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了，非不愿，是不能也。
這“不能”，除開王朝勢窮力疲的基本面，還和朱由崧自己的特殊情況有關(guān)——他并非通過繼承程序自動登基，而是被迎立，由人扶上帝座。這層關(guān)系，無論如何含著君弱臣強的意味。盡管以明朝之日薄西山，馬士英恐怕也無心以迎立為資本，做那種挾天子以令諸侯、指鹿為馬的奸雄。他的訴求主要是搞錢、撈取實利，表現(xiàn)也相應(yīng)主要是瘋狂貪黷而非篡位奪權(quán)，職是之故，朱由崧所受擠壓尚未達到漢獻帝的程度，至少小命無憂，但寄人籬下、看人眼色、諸多方面操于人手等等之狀，卻在所不免。這樣一位皇帝，哪里能弄性尚氣、償其大欲。想想嘉靖皇帝吧，午門外將一百八十多位大臣打屁股，血肉橫飛，那才算強勢的君主，才具備讓一己之惡隨心所欲釋放的能量。
當(dāng)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時，他與一個叫化子相差無幾，而這種狀態(tài)已持續(xù)有兩年。槖囊一空，靠向潞王借貸維生，頭上裹著粗布頭巾，衣袍是破的，腰間所束不是與身份相稱的玉帶，而是質(zhì)地低劣、用牛角制成的角帶，他的一班隨從甚至只能穿著草鞋。他就以這副形象出現(xiàn)在南京大臣面前，“枕舊衾敝，帳亦不能具”，看上去與其說是接受拜謁的君主，不如說是被救助的無家可歸者。群臣或許不致因此有藐視君上之意，但朱由崧自己恐怕卻少不了自慚形穢之感。
他無疑是帶著心理上的弱勢進入南京紫禁城。不特如此，對于當(dāng)這個皇帝，朱由崧還極可能并不情愿?！睹骷灸下浴氛f，乙酉年四月下旬形勢愈見危急時，朱由崧經(jīng)常埋怨馬士英“強之稱帝”：
自左兵檄至，清兵信急洶洶，上日怨士英強之稱帝，因謀所以自全。
明故宮遺址
這記載，自然相當(dāng)重要了，可惜我們僅見此一筆。我們知道定策時，關(guān)于迎立何人，南京高層爭得很激烈，是一場軒然大波，其線索在整個弘光一年中都不曾消隱，從史可法黜出南京到周鑣、雷縯祚被殺，都是它引出的下文。普通的推想，朱由崧作為受益者應(yīng)是其中的活躍因素，是積極主動的爭奪者?！赌隙射洝份d：“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杰與黃得功、劉良佐協(xié)謀擁戴?！边@情節(jié)跟剛才《明季南略》所說朱由崧本不想當(dāng)皇帝而是馬士英“強之稱帝”一樣，也不見于他著。真相暫不可考，但揆以整個局勢，我個人不相信朱由崧曾與幾位武臣串通，讓他們“協(xié)謀擁戴”，而比較傾向于他對于當(dāng)那個皇帝，內(nèi)心至少有些躊躇。對此，我們雖沒有直接關(guān)于朱由崧的材料，但可以參考潞王朱常淓的情況。乙酉南京投降后，明朝政治焦點迅速從南京移到杭州，因為朱常淓在那里，朱由崧被俘后可以代之的就是朱常淓。不久，馬士英奉太后（朱由崧母親）逃到杭州，太后親求朱常淓接過權(quán)力，卻遭后者堅拒：
時潞王有杭州，諸臣有請王監(jiān)國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終不受。蓋已與張秉貞、陳洪范決計迎款矣。
朱常淓執(zhí)意不肯，答案仍為“終而頹焉”四個字。大勢已去、山頹木壞，此時為君何美之有？要啥沒啥不說，還得擔(dān)責(zé)受過、百般受掣。朱常淓很明白這一點，不肯將屁股坐到火堆之上。一年前，情況其實也差不多，那樣一個爛攤子，擱誰手里都不享福，都是累贅。除非自我崇高，以英雄自命，以為自己是中流砥柱、可挽狂瀾于既倒者——比如朱聿鍵。但朱常淓不是這種人，朱由崧顯然也不是。實際上，定策中福王、潞王之爭，原是兩邊大臣爭得面熱耳赤，跟他倆本人卻都沒有什么關(guān)系。
既然朱由崧對當(dāng)皇帝其實并無興趣，那為何還是去了南京？對此，我們只好妄自揣測。在我看，他糟糕透頂?shù)默F(xiàn)實窘境，是個關(guān)鍵。我們回顧一下洛陽落難后他兩年來的行止：孤身逃出、四處漂泊、寄人籬下、饑寒交迫；后來總算搭了順風(fēng)車，隨潞王船隊平安來到淮安，但有跡象表明，諸王船隊繼續(xù)南下時不打算攜他同行，因為到淮安后，朱常淓借給他一筆錢，之后他就搬出船隊上岸，“寓湖嘴杜光紹園”，大有就此分手之意。倘真如此，那么自到淮安之日起，朱由崧實即走投無路，往后的日子莫展一籌。恰在此時，楊文銜馬士英之命找到他，密奏將迎至南京為君。你道他能如何？假設(shè)一下，倘若楊文來見時，朱由崧和朱常淓一樣珠光寶氣、飫甘饜肥，他又將作何選擇？想必，也有不當(dāng)皇帝的選擇。眼下，以自己實際境況卻實無拒絕的可能——除非他繼續(xù)做叫化子。
假如《明季南略》“日怨士英強之稱帝”的記載屬實，以上便是我們就這筆記載的可能性與合理性，從心理層面展開的復(fù)原。所謂“強之稱帝”，意思或許就是當(dāng)初馬士英利用了他的境況，利誘和說服他做那個皇帝。
以下一個重要問題，是朱由崧在接受皇帝位子時，是否與馬、阮等預(yù)訂政治同盟，明確結(jié)成一個利益集團？這也是我們判斷他“壞”到何種地步的一個要點。以我對史料的研讀，回答似乎是否定的，那是因為一個相當(dāng)有說服力的情節(jié)。
諸著一致記述，乙酉年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宣布監(jiān)國，宣布一系列重要任命；其中，雖然升了馬士英的官，使其一躍而為東閣大學(xué)士，與史可法平起平坐，但仔細品味卻是一碗水端平，兩邊都不得罪。馬士英雖名列輔臣，兼職卻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尤其“仍督鳳陽等處軍務(wù)”，仍放外任，并不置身中央日常事務(wù)，與史可法、高弘圖等的“入值”截然不同。這當(dāng)然大拂馬士英所盼，與其“定策首功”比，毋如說是明升暗貶。這個人事安排，稿底應(yīng)出于東林一派，但顯然地，朱由崧也是默許的，沒有行使其皇帝一票否決權(quán)。由此推而可知，當(dāng)初朱由崧與馬士英之間應(yīng)不曾發(fā)生具體的政治交易，也許他暗中的盤算，未來還是稍偏于東林亦未可知。
至于馬士英，當(dāng)然大出意外，所以才發(fā)生了后面有點逼宮味道的事。五月初八，朱由崧監(jiān)國第五天，馬士英率著他的部隊，浩浩蕩蕩從鳳陽起身，“由淮入江，船千二百艘”，經(jīng)過淮安時，“凡三日始畢”，陣勢相當(dāng)唬人。他打著兩個旗號，一是“入覲”，二是“勸進”（請求朱由崧由監(jiān)國進皇帝位），冠冕堂皇，但同時“以史可法七不可之書奏之王”（定策過程中，史可法曾給馬士英信，列出不宜選擇朱由崧的七條理由），一是告史可法的狀，二來未必沒有提醒朱由崧不要忘恩負義的意思。
經(jīng)過這件事，史可法被擠出南京，督師江北，到五月十六日，“以馬士英掌兵部事，入閣辦事”，終于完整接地史可法的權(quán)力。從這個過程看，朱由崧與馬士英并非沆瀣一氣，反倒曾想保持一定距離。不過，在他這并不出于政見。對于政治，此人似乎既不抱有也不關(guān)心什么傾向。在國家興亡之類問題上，我從他那兒始終只看見局外人心態(tài)。他愿意接受皇帝位子，主要出于自救，起碼擺脫流浪和困境，至于別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時行樂而已。朝堂上的紛爭，他多半只是察顏觀色，順勢而動，并沒有什么立場、主張意欲堅持和表達。
既然馬士英證明自己足夠強勢，他便順水推舟，對后者唯命是從。他雖坐在皇帝位子上，內(nèi)心卻真沒把自己當(dāng)皇帝。這個心理我們要把握住。他并不真是為了當(dāng)皇帝來南京，而是由于當(dāng)皇帝有各種的好處。幸好他是這樣的心態(tài)，否則真把自己視為皇帝，只怕免不了要為著志不能伸、受人擺布之類苦惱，長吁短嘆、郁結(jié)不舒。事實上他一點也不煩惱，很知足很快樂，沒心沒肺地享受美酒和一流的戲劇演出。在他而言，這已是幸福人生。
我們能夠落實的他的劣跡，主要就是享樂主義的生活內(nèi)容和生存態(tài)度。在馬士英、阮大鋮輩看來，一位以飲酒、看戲為極大滿足的皇帝，實在也是再省心不過了。阮大鋮的高水平私人劇團，令朱由崧的南京生涯差不多就是一次跨年度的漫長戲劇節(jié)。某種意義上，對戲劇不可思議的癡迷“拯救”了朱由崧，他把整個身心撲在這一件事上，沒完沒了看戲，甚至從南京逃走前一個時辰也在看戲。這種過于集中的樂趣，使他少有別的乖張之舉。既沒像晉靈公那樣，以彈弓襲擊人民取樂；也不像隋煬帝那樣，曾為自己挑選、儲備十多萬美女，以供臨幸；更不像后梁太祖朱溫或其祖宗明成祖朱棣那樣，以殺人為消遣……
總之，表現(xiàn)算是相當(dāng)安靜，史著里甚至沒有提到他曾外出過紫禁城。他所履行的公務(wù)，僅限當(dāng)朝堂需要時出面見見大臣，裝裝樣子，講些無關(guān)痛癢的話，此外便“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喝自己的酒、看自己的戲。在我印象中，鬧得不像話的有兩件事。一是將太后迎到南京時，為安頓太后選宮女；一是為自己籌備大婚，跟戶部要錢、派太監(jiān)征民女。這兩件事，在他已是動靜最大的了，但放到歷史上看，跟許許多多前輩皇帝比，也很平常。
不過，上面的敘述絕非就他“為人”暗示什么。他的安靜，恐怕不是個人性格的表現(xiàn)。還是那句話：終而頹焉。從萬歷、泰昌、天啟諸帝的不安靜，到弘光皇帝的比較安靜，正確的理解是勢之使然。前面各位早已折騰個天翻地覆，朱由崧既無折騰的本錢，也沒有多少可折騰的了。
說到“為人”，雖然觀察的機會很少，但還是有一件事可供我們略窺朱由崧的“為人”。那就是“翻案”這件事。
我們知道，明末政壇濁亂都因“三案”而生，而朱由崧父親老福王，正是“三案”的起因。崇禎即位，將奄黨定為逆案，為“三案”劃上句號。然而當(dāng)初曾在逆案中落水的好些人，如阮大鋮、楊維垣等，人還在、心不死。現(xiàn)在朱由崧既為“今上”，他們認為是翻案的絕對時機，緊鑼密鼓攛掇此事。先是請求尋訪已被崇禎下令銷毀的奄黨所修《三朝要典》并予重議，繼而為逆案中若干人等請恤請復(fù)，最后策劃重興大獄、追論東林諸臣之罪，把他們“并行究治”。在這股勢力及輿論面前，朱由崧的態(tài)度非常關(guān)鍵。從某種意義上說，阮大鋮等的主張十分切合朱由崧的個人利益，當(dāng)初若非東林黨人阻撓，父親朱常洵肯定將是萬歷皇位繼承者，而假使如此，朱常洵便不會就藩洛陽而落個慘死下場，進而，朱由崧本人亦不至縋城逃亡、淪落民間、形如乞丐。萬一他是個睚眥必報的人，與謀求翻案者們一拍即合，不妨說倒很順理成章。但整個過程中，朱由崧的表現(xiàn)卻意外地“有利有節(jié)”。他批準尋訪《三朝要典》，命“宣付與史館”，這相當(dāng)于解除了崇禎對該書的禁令。當(dāng)反對一方表示異議，他堅持自己的決定，并循循說出理由。如：
總督袁繼咸言：“《要典》不必重陳?！庇兄迹骸盎首驽ㄠ嵸F妃）、皇考（朱常洵）之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關(guān)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dāng)體朕意?！?/p>
左良玉亦上疏諫止，認為：“《要典》治亂所關(guān)，勿聽邪言，至興大獄?！敝煊舍麓鸬溃?/p>
此朕家事。列圣父子兄弟之間，數(shù)十年無纖毫間言，當(dāng)日諸臣，妄興誣構(gòu)，卿一細閱，亦當(dāng)倍增悲憤。但造禍之臣物故幾盡，與見在廷臣功罪無關(guān)，悉從寬宥，不必疑猜。
態(tài)度相當(dāng)坦率：第一，此為“家事”，從恢復(fù)皇家家族情感和諧角度他應(yīng)該采取這種做法；第二，決不秋后算賬，既往不咎，對當(dāng)朝諸臣更不至興獄。將這兩點體會一下，竟是他所能有的最恰當(dāng)反應(yīng)——無意報復(fù)，這當(dāng)然是極好的；但從孝道論，對于一件有損自己祖母、父親名譽的事表示贊同，也說不過去——所以，撤銷對《三朝要典》的否定，把它宣付史館；但以此為限、到此為止，其他均置不論。
倒是逆案諸人不能以此為滿意，他們非得看到對立面遭到打擊報復(fù)的實際效果。及大悲和尚案發(fā)，阮大鋮等捏制一份“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名單，“欲阱諸異己”。李清說：“非上寬仁，大獄興矣?！敝煊舍聸]興趣，不了了之。對袁繼咸也是這樣。當(dāng)時阮大鋮一伙對大力反對給《三朝要典》恢復(fù)名譽的袁繼咸恨之入骨，疏劾他“公然怙逆”，朱由崧卻及時表示了對袁繼咸的信任。正因這一段的表現(xiàn)，對朱由崧幾乎從無好評的徐鼒，不禁大加贊賞：
徐鼒曰：李清《南渡錄》謂馬、阮欲以《三朝要典》大興黨人之獄，累請不允，向疑清言之為其主諱也。及觀其諭解良玉，委任繼咸，詞氣婉而處置當(dāng)，而且拒納銀贖罪之請，禁武臣罔利之非，蓋非武、熹（正德、天啟二帝）之昏騃比也。使得賢者輔之，安知偏安之不可為邪！莊烈帝曰：“朕非亡國之君，卿等皆亡國之臣?！蔽嵊谀隙家嘣啤?/p>
后面的議論，明顯過了。朱由崧絕沒有“好”到那個程度。不過，說他沒有“壞”到正德、天啟皇帝的地步，可能差不多。
李清說他“讀書少，章奏未能親裁”，由此可知朱由崧文化程度不高。我估計，大概比天啟皇帝朱由校強一些，不至于是白丁，然而閱讀進士出身的大臣們那些拽文拿調(diào)的奏章，會有相當(dāng)?shù)睦щy。
這意味著兩點，一是權(quán)柄盡操旁人之手，不光內(nèi)閣馬士英，身邊的太監(jiān)等近倖肯定也少不了蒙騙利用他；二是自己沒見識，遇事拿不出像樣的主意。兩者都很要命，是“皇帝”固有之惡中看似不起眼，卻最糟糕、最可怕的一點，比具體干了哪些壞事嚴重得多。所謂“皇帝”，命中注定，與生俱來，無待能力與知識的檢驗，而天生握著至高無上權(quán)力。普天之下，沒有第二件事比這更荒唐透頂。我們且不說稟性的良莠，單論不讀書、沒學(xué)問、少見地，胸?zé)o點墨、于世間萬物的道理一竅不通，而國家、百姓福祉卻托付在他的身上，這種制度何其兒戲？而帝權(quán)之下，這樣的兒戲竟然是家常便飯。
明中期以來，白丁抑或準白丁皇帝屢見不鮮，他們有的因復(fù)雜殘酷的宮廷恩仇從小失去好的教育，更多則是生來養(yǎng)尊處優(yōu)、不思上進，一味在浮冶嬉游中廝混。比如武宗正德皇帝，天資本來很聰明，卻有一種百折不撓的厭學(xué)傾向。他十五歲死了父皇，繼位為君，從這天起，就使出渾身解數(shù)逃避讀書和學(xué)習(xí)。我們從《明實錄》看到，從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圍繞著“進講”之事，朱厚照與大學(xué)士劉健、李東陽等人反復(fù)拉鋸周旋，彼此扯了近兩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囑托為由，鍥而不舍，反復(fù)勸學(xué)、奏請復(fù)講，一方則想方設(shè)法加以拖延推辭。弘治十八年十月，劉健在奏章中說：先帝去世以來，進講一直沒有恢復(fù)；原來考慮到“梓宮在殯，圣孝方殷”，便將此事擱置下來；眼下，喪事全部料理完畢，天氣即要轉(zhuǎn)寒，再拖下去，進講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復(fù)（按規(guī)定，嚴寒季節(jié)或盛暑之時，皇帝學(xué)習(xí)可以暫停），因此，無論如何請求于十一月初三重開“日講”。 朱厚照勉強同意。但復(fù)講之后，以三天打魚兩天曬網(wǎng)方式維持不過月余，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暫免”。 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
正德元年二月，舉行了朱厚照當(dāng)皇帝后的第一次經(jīng)筵，由李東陽、謝遷分別講授《大學(xué)》首章和《尚書·堯典》首章。但到三月份，我們卻又看到劉健的奏章，說今年二月二日肇開經(jīng)筵，“然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統(tǒng)計下來，一個多月里“進講之?dāng)?shù)才得九日而已”，皇帝的學(xué)習(xí)態(tài)度，被形容為“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又過一年，正德二年三月，李東陽最后一次上疏談“進講”；此后，《實錄》再無這類記載，說明對于皇帝的讀書學(xué)習(xí)，大臣們徹底絕望，已經(jīng)閉口不提。
從根基上，帝權(quán)本已是極丑陋的事物（如黃宗羲所論），再加上做皇帝的往往不讀書，這種邪惡更達于無可救藥地步。假使讀書，起碼還留置一條對他們啟蒙、改良的渠道，盡管未必奏效。跟內(nèi)置于帝權(quán)中、與之俱來的惡的強大誘惑相比，教育的力量其實是甘拜下風(fēng)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見有的君主，飽讀飽學(xué)卻仍慣于為惡，嘉靖皇帝便是這樣。不過，比之于不讀書必蒙昧、必頑劣，只要肯讀書，終歸還有別的可能?？上ǔ碚f，“皇帝”和讀書幾乎是一對天生的矛盾，“皇帝”兩個字骨子里就埋著排拒讀書的意志，夸張一點說，不讀書正是“皇帝”的題內(nèi)之旨。為什么？大家但凡想想讀書一事本質(zhì)何在，即能了然。
說到底，讀書無非是求知，無非是去弄懂各種道理。讀書的意愿，來自希望了解和接受古往今來以為善的、正確的觀念，尊重這些觀念，按照這些觀念行事做人。一句話，讀書是為了融入社會理性，承擔(dān)共同的社會義務(wù)。而“皇帝”一物，生而與之背道而馳。它建于另一種原理，如用一句話做最簡概括，便是杜牧痛斥的“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霸道到極點，它簡直就是專為將公共規(guī)則、普世價值踐踏于腳下而來，又怎屑于對后者加以學(xué)習(xí)和認識？之所以每有皇帝不耐煩讀書，視讀書為仇讎，其底氣蓋在于此。不過從另一面講，經(jīng)過千百年涂毒，尤其明代，連續(xù)領(lǐng)教一個又一個近乎于抑或干脆就是白丁的皇帝，中國人也終于弄懂了其中的根源。比如，呂留良案主角曾靜，在深受呂留良思想影響的著作《所知錄》中，就說出一段有挖根意義的話：
皇帝合該是吾學(xué)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xué)，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
光棍就是無賴，他們無傍無依、耍潑使渾，除一己私利私欲，世間任何道理都不認。曾靜說，中國自古以來所謂“皇帝”其實就是這路貨色，眼中毫無規(guī)則，將一切道理棄若敝履；他們與普通光棍的區(qū)別，無非是被邪惡制度送上了社會頂層而已；今后“皇帝”，不能再由這種人做，必須由“知學(xué)”亦即胸中存有并能尊重道理的人做。他雖還不曉得丟棄“皇帝”名詞，思想內(nèi)涵卻無疑已趨向于“民主”了。
正因了這樣的趨向，讀明史，才每每扼腕。我曾加以形容，明王朝在中國將近兩千年帝制史上，猶如一顆熟透的大膿包，表皮薄如蟬翼，就差微弱的觸碰，膿汁便潰涌而出。偏偏在這樣的關(guān)頭，滿清越關(guān)而入，把歷史帶往別的主題和矛盾。
話題回到朱由崧，回到這又一位“讀書少”的皇帝與明王朝內(nèi)在歷史宿命的關(guān)系。
就事情本身而言，朱由崧成為明朝紫禁城末位君主，其實是個意外，有很大偶然性和隨機性。假如不是當(dāng)年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從侄兒朱允炆手里篡奪皇權(quán)，又難安于心而遷都北平、同時卻不敢廢撤南京（因為朱元璋陵墓在此），這樣形成了莫名其妙的兩京制，那么，崇禎自盡、北京被李自成攻破之日，明朝便不會再有什么新的皇帝。次而假如能夠未雨綢繆，將崇禎諸子早些護送南來——崇禎死前曾議論過此事——則在南京即位的，肯定不是朱由崧。從朱由崧自身情況論，他只身逃出洛陽，茍延殘喘，走伏無地，也是萬萬不會想到居然能位尊九五。一系列偶然都湊齊了，明王朝才有了這樣一位末代皇帝。
可我們又得說，偶然之中代表朱家出場對歷史謝幕的朱由崧，似乎卻是個不二人選，特別恰當(dāng)，也特別生動。我經(jīng)常想，倘若明朝以崇禎之死落下大幕，對于我們認識或感受歷史，恐怕會有相當(dāng)?shù)恼`導(dǎo)。因為崇禎此人雖然毛病很大很多，但相比而言多少有點正面的東西，比如登基后迅速果斷摧毀、懲辦奄黨邪惡集團，又在山窮水盡時能有以身殉國的剛烈之舉。所以他的結(jié)局，有悲劇意味和向上的格調(diào)。假如明朝真以這樣的意味和格調(diào)畫上句號，凡熟悉其歷史者，心里都不免怪怪的。
前面講過，一百多年來除了弘治皇帝總體尚可，明朝簡直沒有第二位形象不算負面的皇帝。就好比一部荒誕派戲劇，眼看要結(jié)了，冷不防出現(xiàn)一位不夠荒誕的角色，以致整出戲有可能被按上一個正劇風(fēng)格的結(jié)尾——豈不怪哉？難道歷史老人大失水準，留下這樣的敗筆？我們正在滿腹狐疑，卻見峰回路轉(zhuǎn)，明朝死而復(fù)活，朱由崧出場，在南京登了帝位。尤其一年后，乙酉五月，當(dāng)他“以油扇掩面”，由叛將劉良佐押送，擒回南京，到這里我們才明白歷史老人原來耍了花槍，先前崇禎一幕只是欲揚先抑、故作騰挪；真正落幕，地點將在南京，謝幕人則是朱由崧……言及于此，筆者忍不住再次掊擊歷來以1644年崇禎縊死煤山為明史終點的權(quán)威然而全然不通的界說；這種觀點，不光根本不曾搞懂明史，也大大辜負了歷史老人生花妙筆的種種雋永意味。
朱由崧成為皇帝本來只有不大的可能，然而卻做了這個皇帝；朱由崧未必愛做皇帝，然而卻無奈地做了。這多重意外的后面，卻矗立和凸顯著某種奇怪的合理性，那就是他作為朱家揖別其統(tǒng)治史的代言人所具有的絕佳形象。這樣一個形象，應(yīng)該是沒落、破落乃至窩窩囊囊的，但又不能太壞、壞到仍然恣行其惡的地步，因為它已失去那種能量。應(yīng)該強烈透出“無邊落木蕭蕭下”的氣息，但又不能從中傳遞憂傷、悲涼的情緒，因為正在發(fā)生的死亡，本質(zhì)上是場喜劇，并不沉重，更多地帶著諧謔。在這類歷史內(nèi)容面前，朱由崧的雜坐酣飲、倡優(yōu)俳笑，乃至山頹木壞于前而心如止水、儼然看客，身為階下之囚卻“嘻笑自如”……種種形容，都再合適不過?；匚墩麄€朱明統(tǒng)治史，當(dāng)滿是塵土的厚幕吱吱扭扭落下，歷史之光穿透如磐的黑暗，罩定一張有著上述表情的面孔，我以為是極為完美的終結(jié)。
我還有一些意猶未盡的話。朱由崧更像一個意念、一個符號。在整個劇情中，他似乎是一種表現(xiàn)主義的存在，而非有血有肉的現(xiàn)實主義人物。提起此人，我總是陷于一種恍惚：一方面，至今我完全不知他具體長相，無法道出那張臉是方是圓，更遑論上面的眉目五官；另一方面，我眼前又確確實實晃動著屬于他的非常鮮明的表情——無所謂、愛誰誰、酒足飯飽、睡眼惺松、嘻笑自若、輕松乃至輕佻……它們呼之欲出，觸手可及。我非常奇怪，為什么對一個人的面目毫無概念，同時卻能清晰看見他的表情？而一再回味斂思，才終于意識到，我所見并非朱由崧本人的臉，我看見的是飄浮在空中的一幅幅面具，它們由朱明王朝某些魂魄凝聚積淀而成，環(huán)繞著朱由崧，在他臉上交替變換。
以“無臉”或面具方式演完謝幕人角色的朱由崧，其最后消失只留下一個背影——他被清軍押往北京，回到明朝這座已淪喪多日的第一首都以及他本人的出生地。這遠去的背影，就是他最后形象。從安徽被擒回南京時，人們尚能從別的角度觀察他：“弘光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倍x開南京以后，他永恒地保持著背影狀態(tài)，雖然此后他存活達一年以上，但從歷史敘述的文字層面，再也沒有轉(zhuǎn)過身來。誰都沒有描述過背影之后的形象，他應(yīng)是在絕密的情形中，入了北京，隨后消失在高墻之后。其最后結(jié)局，錢海岳《南明史》述為：
二年五月甲子，清以弓弦勒令自盡，崩年四十。是日大風(fēng)，兇問至南京，父老皆為流涕。后合葬河南孝哲皇后陵。魯王監(jiān)國，上謚曰赧皇帝；及幸舟山，上廟謚曰質(zhì)宗安皇帝。永歷十一年四月，改上今謚曰簡皇帝，廟號安宗。
此處的“二年”，為弘光二年（1646），非順治二年（1645），因為錢氏《南明史》堅持奉明朝正朔。二年五月甲子，換為公歷便是1646年7月1日。錢氏所述時間及情節(jié)，出處不明。我想，他必有所據(jù)，只是我在自己所閱中還沒見到。我知道的結(jié)局，有些不同：
壬戌，京師紛傳故明諸王私匿印信，謀為不軌，及行查，果獲魯王、荊王、衡王世子金玉銀印。魯王等十一人伏誅。因集九卿科道大小各官傳諭曰：“本朝舉兵征伐，原非無故，因萬歷年間數(shù)窘辱我國，以致憤興師旅。今荷天庥得膺大寶，不修舊怨，禮葬崇禎，追加謚號，其陣獲諸王盡加收養(yǎng)，乃不知感因圖報，妄有推立魯王等私匿印信，將謀不軌。朕不得已，付之于法。其未與謀者，仍與恩養(yǎng)。因諭爾等知之。
這是《清世祖實錄》的記載，王先謙《東華錄》也有一模一樣的文字。它們所述時間較錢著略早，為五月壬戌（十七日，公歷6月29日）。也可能壬戌日獄興，而甲子日（五月十九日）被殺，中間隔了兩天。清官方記載回避了處死方式（用弓弦勒死），也沒有提及“福王”字樣，而以“魯王等十一人”籠統(tǒng)稱之。顯然，滿清雖從未承認朱由崧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實際仍忌之甚深，以致相當(dāng)鄙詐地隱去他名字，藏于“等十一人”。順治三年五月的行動，既是對前明諸王的公然的一攬子屠殺——“私匿印信”、“將謀不軌”等，不必說都是拙劣的故事——同時又是一個掩人耳目的方案。查清朝官史，沒有朱由崧何年何月死于何處的半點記載，秘密都在“等十一人”這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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