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月在庭邀朗潤——中古史中心圖書館紀事

一

學期里總會有那么幾次，研究室的玻璃門被“篤”“篤”敲響：

問一下咱們這兒的圖書館在哪里啊？

他們在大學圖書館的檢索系統(tǒng)中找到標志著“ZGS”后綴的圖書，騎上小黃車，來到之前似乎從未到過的學校最北邊，跨過季羨林先生題寫“朗潤園”奇石的水泥橋，或者乾隆題寫“斷橋殘雪”牌坊的小石橋，或者是原本連扶欄和名字都沒有的大石橋，便會來到一個島上。

通向朗潤園的石橋

在島上，花木扶疏的青磚院落中，他們走進一個夾道，推門，便到了“ZGS”縮略語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對于第一次到中古史中心的訪問者來說，即使拿著手機定位，找遍前院的所有角落，也不會發(fā)現(xiàn)圖書館的蹤跡。庭院深深的感覺，讓他們不敢往深處探視。

我的研究室正當大門影壁，是院子里最顯眼的一間，便常常被他們當作值班室，敲門垂詢館址所在。有一回，一個魯莽的小伙子進來，先喊了一聲“大爺”。

“大爺”我有點忍俊不禁，站起來帶著他走到影壁跟前，指著通向后院的穿堂說：

穿過那里到后院，正中間的大門，就是圖書館。

二

中古史中心圖書館現(xiàn)在的院子，是在2001年落架重修后才啟用的，一晃已經(jīng)二十年了。

在此之前，這里是北京大學教職工子女的幼兒園。2016年詩琳通公主來中心訪問的時候，中心主任榮新江老師告訴她“紅旗幼兒園”這個名稱，她馬上說：

我來北大留學的時候，北京的好多地方都用紅旗稱呼，紅旗公社、紅旗大隊、紅旗制造廠什么的。

不用翻譯就這么對話起來，她的漢語理解表達能力和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入微，讓我由衷佩服。

2016年詩琳通公主來訪圖書館

紅旗幼兒園再往前追溯到清朝，這里被稱為春和園，嘉慶皇帝賜給了他最小的弟弟慶親王永璘。之后咸豐皇帝登基，又賜給了他的六弟恭親王奕?，并更名朗潤園。

清代筆記《嘯亭雜錄》記載，慶王是乾隆的第十七子，貪圖享樂，兄弟們在覬覦皇位之際，他只是說：

皇位即使比雨點還多，也不會砸到我頭上，我只希望哪位哥哥登基，把和珅的院子賜給我，就心滿意足了。

嘉慶即位，扳倒和珅，果真把和珅在今天柳蔭街東邊的宅子賜給了永璘，之后，把郊區(qū)圓明園南邊的這座春和園也賜給了他。

很巧的是，城里城外這兩處慶王府，到了咸豐登基，又都賜給了恭親王奕?，成了兩處恭王府。不過，奕?對朗潤園的宅子似乎更滿意，平時自稱“朗潤園主人”。

當時朗潤園的牌匾，是咸豐皇帝的御筆。咸豐還將圓明園東邊五弟奕誴的熙春園賜題“清華園”。所以清華的“清華”和北大的“朗潤”，都是咸豐元年（1851）前后改名。它們的出處，應該是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里稱道玄奘品節(jié)的句子：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

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三

中古史中心的這個院子，只是當初朗潤園西所三進院落的后兩進。圖書館之所以放到后院，是因為單一的大廳不敷使用，只有利用上后院的罩房，才放得下基本的藏書。重新改造的后罩房作為書庫使用，與作為閱覽室的大廳連成一體，突破了四合院形制原本的局限。我看李孝聰老師的文章，這個綴合創(chuàng)意在建筑學上的術語，叫做“勾連搭”。李老師還說：

正是從中古史中心遷入新址的這一天開始，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與毗鄰的北京大學中國經(jīng)濟研究中心以恢復古建筑原有布局的保護性施工，翻開了北京大學校園內(nèi)歷史園林建筑全面整修的新一頁。

誠如此言，中古史中心圖書館的書庫，前面為四合院大廳遮蔽，后面和季羨林先生曾經(jīng)居住的朗潤園13號家屬樓隔水相對，掩映在樹木叢中，絲毫也不搶眼。書庫北墻外亂石幫岸，夏天的時候，水面紅蕖綠荷，正是季先生稱道的“季荷”所在。

這個并不顯山露水的書庫，沒有改變古建園林的任何觀瞻，卻收藏著近十萬冊與中國古代史相關的多語種圖書資料，凡是在北大圖書館檢索系統(tǒng)里標注了“ZGS”的圖書，便在這里隨手可取。

中心圖書館的方便之處，在你只要帶了任何一種身份證件，就可以在圖書館門口換得閱覽證，自由出入于書庫之中，選取你檢索的圖書，帶到大廳兩邊的閱覽室中，從事研究。

圖書館閱覽室

自由徜徉的好處，是在你檢索到的圖書前后左右，矗立著同一專題的其他書籍，仿佛同類問題的無數(shù)專家背著手，站在那里準備和你對話。一個人搜集資料的精力總是有限，中古史中心專業(yè)類圖書館的購置，是出自中心教師和研究生的共同推薦，總能在你關注的方向上助你一臂之力。

這個庭院深處的中心圖書館，反而是北大校園里最自由、最開放的讀書空間。

四

中心圖書館坐落在朗潤園是二十年前的事，中心的圖書建設，卻是從更早的中心成立的1982年就開始了。所以，中心圖書館助力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作用和影響，已積四十年“生聚”之功，是中心教師前后經(jīng)營的結果。

我最早開始接觸中心圖書館，是2000年來中心做博士后。那時正是中古史中心最居無定所的時期。但是每當確定一個地方，老師們首先考慮的是將捆起來的圖書釋放到書架上，供師生充分利用，毫不耽擱。2000年7月我入站不久，即參加了將中心圖書由靜園六院搬到理科樓群的工作。再過一年，又不厭其煩地下架、打包、裝車、開箱、上架，讓它們歸置到了朗潤園現(xiàn)在的書架上。

理科樓群的一年中，我的博士后合作導師榮新江教授正在從事著“盛唐工程”和“出土文獻與傳世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目，也開設著“唐代長安”與“石刻史料”的課程，大平層里的書架，全是當時急需使用的資料。以唐代為主題的各種文獻，似乎沒有比這里語種更全、更新更快的集成處。

2000年12月，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尚君教授在北大開會，抽空來看資料室，榮老師讓我負責接待。從傍晚六點二十將他從勺園的賓館接到那里，到十一點二十離開，陳老師一刻也不停地翻閱、復印他所需要的唐代資料。陳老師以《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的卓越貢獻聞名學界，學界送他一個“唐代戶籍警”的美譽。但是那五個小時，他在這里得到的“漏籍戶”信息，一定令人驚嘆。我在邊上看書，也驚嘆他的博聞強記，同時為中心唐代文獻的豐富性和及時性而自豪。

五

這樣的例子無獨有偶。

2001年在朗潤園的圖書館落成后的書架前，第一次來參觀的傅璇琮先生也在大量日本學者唐代文書研究的圖書前駐足不前。那個時候他在從事唐代翰林學士傳論的研究，中村裕一為代表的日本學者著作，正是他一直想要參考而無從取得的成果，如今在這里竟然一網(wǎng)打盡。

榮新江老師在他后面說：

傅先生您可以把需要的書取下來，我們幫您復印了寄給您。

于是一摞子日文書被傅先生拿下架子，他有點不安地說：

這個實在太麻煩了，要不把我將來的書也算在您的項目里吧？

十年一劍！《唐翰林學士傳論》成了傅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唐代文學論著，而中古史中心的圖書館，曾經(jīng)給他提供過一爐淬火用的上好木炭。

搜集齊全世界各地的中國古代史研究著作，并非易事。中心圖書館有時也只能先從其他圖書館和學者手中借來復印，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再購置原書。我在中心做博士后的兩年中，正是唐代文獻最為集中配置的時期，曾經(jīng)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原版圖書蓋過“盛唐文庫”的印章，為復印的圖書寫過書脊。

2016年，我在中心承乏指導的博士生郭桂坤在朗潤園寫出《唐代奏敕研究》的畢業(yè)論文時，看到他征引的大量唐代制度史日文書籍，正是此前十多年中心圖書館所購置的圖書，心中暗自感嘆未雨綢繆的功德。

中心的每一本圖書，早晚都會在這里等到它的讀者。

春天到來時候的中心圖書館

六

中心圖書館的藏書是中古史中心學術理念的體現(xiàn)。

曾經(jīng)在中古史中心的報告廳里被問到史料學的問題，在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之間應該如何倚重？我指著后面的圖書館說：

看到中心圖書館的布局了嗎？書庫之外，兩個閱覽室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個耳房，東邊的房間里是大部頭出土文獻為主的出版物，從馬王堆到走馬樓，從敦煌到吐魯番，從長安到黑水城，不一而足，那些都是新出史料。西邊的房間里，是以《四庫提要辨證》聞名的文獻學家余嘉錫的舊藏，它的齋號卻是“讀已見書齋”。

中心圖書館藏書的格局，就是我們認同的對于歷史資料的態(tài)度。

在緊張的書庫空間里，中心還不惜工本地買下了兩套《四庫全書》的影印本——臺版的文淵閣和大陸版的文津閣。我并不知道中國高校的哪一個院系圖書館有過這樣的壯舉，只知道北大的大圖因此也趁勢省下了購置第二套文津閣的經(jīng)費。要想比較兩部《四庫全書》閣本的異同，在北大，只有中古史中心能夠做到。

當我重新開始校勘從事多年的《張說之文集》，要為當年《張說集的閣本與殿本》做出更全面的調(diào)研時，攤開兩種閣本《張燕公集》的地方，就是咫尺之遙的朗潤園閱覽廳。

本文作者朱玉麒教授

這套書當然不是為我而買，我使用兩種閣本《四庫全書》只是一樁個案。無論毀譽如何，《四庫全書》從書籍生成史的角度留下了豐富的特質(zhì)留待我們?nèi)ヌ接憽Ｖ泄攀分行淖鳛楦咝９盼瘯睂俚奈墨I研究單位，在“四庫學”的領域一直也走在前列，利用《四庫全書》的研究培養(yǎng)歷史文獻的基礎，在中心報告廳的讀書班里，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延續(xù)有年的傳統(tǒng)。

沒有這些四庫本的配置，斷難從容展開這樣的研究和培訓。

七

在余嘉錫的舊藏還沒有捐贈到中心之前，西耳房也是一個閱覽室，沿墻排列著海外敦煌西域文書的影印出版物。2002年劍橋大學校方來北大訪問，剛剛落成的中心圖書館是專門的“打卡地”，著名的漢學家麥大維教授曾經(jīng)在這里向劍橋的同仁介紹敦煌文書和英國的關系。

說起劍橋的圖書館，曾經(jīng)在那里留學的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留下過關于圖書館的名言：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設想，

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

四合院里的圖書館，當然和劍橋的風格迥然有異。我沒有問過麥教授對那次中心圖書館訪問后的感受。但當他在2011年受邀來到北大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擔任講座教授時，幾乎每個星期六都來中心參加隋唐長安研究讀書班的活動，這里的圖書給了他從事研究很多的方便。他在離開北大之后發(fā)表了長篇力作《皇帝、皇子與州郡》，最后的致謝里專門提到了中心讀書班給他的寶貴意見。

四合院的環(huán)境確實讓外國學者驚嘆不已。在中心從事過博士后研究的慶昭蓉后來到德國勃蘭登堡科學院訪問，那里從事歷史語言學研究的德金博士還告訴她：多年前第一次走進那個四合院時，他為能夠在這樣美麗的環(huán)境中從事學術研究而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八

2011年史睿博士加盟來中心圖書館任職，曾經(jīng)遺憾這么好的四合院圖書館缺少點綴，便叱名索句。我搜腸刮肚，最好還是回到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句子上，擬聯(lián)應征：

松月在庭邀朗潤，

圖書插架富春秋。

其實，松月依舊，插架的圖書卻隨著數(shù)字化時代的到來，大部分的功能逐漸要被電腦閱讀所取代吧？中古史中心的圖書館如何能夠在時代的浪潮中保持其持久的魅力服務讀者，應該是不久的將來需要面對的問題。

中心圖書館館長史睿博士為師生講解碑帖

好在史睿館長是一個熱衷于古籍數(shù)字化的文獻工作者，載體轉型之前，我絲毫不用擔心他會找不到圖書館繼續(xù)存在的途徑。

至少，我們的閱讀習慣和紙本依賴還會持續(xù)一陣，至少在退休前的幾年里，我仍然會有很多的機會聽到“篤”“篤”的敲門聲在我研究室的玻璃門上響起：

大爺，問一下咱們這兒的圖書館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