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日本的凱恩斯》：無可奈何的實用主義者

《日本的凱恩斯——高橋是清傳：從足輕到藏相》，[美]理查德·斯梅瑟斯特著，王兢譯，中國華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366頁，78.00元

2022年2月9日，九十五名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聯名成立了“負責任和積極財政推進議員聯盟”。在成立宣言中，該聯盟稱將在國會推進“積極、靈活的財政政策，促使經濟持續(xù)增長，進而提升國力”。顯而易見，這個目標無疑繼承自“安倍經濟學”中量化寬松和擴大財政支出的基本要義。在聯盟成立大會這一天，原首相安倍晉三親自出席并發(fā)表演講。會上，安倍非常篤定地表示：“判斷財政健康與否的關鍵并不在于赤字與否，而是在于財政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與就業(yè)率、通貨膨脹和利率相關?！碑敃r仍志得意滿的他不會想到，不久之后，日元將發(fā)生歷史性的貶值，而他本人則會遭到遇刺身亡的命運。更令人玩味的是，這個聯盟喊出了這樣的宣傳口號：“要成為令和的高橋是清與池田勇人！”

在日本戰(zhàn)后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池田勇人有著指標性的意義。在池田政權治下，日本徹底走出了戰(zhàn)敗陰影，不僅完成了重建，還實現了連續(xù)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國民收入倍增”口號和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刺激下，日本政府通過巨量財政支出，拉動了民間投資，為不久后GDP超越西德躍升至資本主義國家第二位打下了基礎。而高橋是清則是日本戰(zhàn)前最重要的國家財政和經濟政策的“掌舵人”，歷任日本銀行副總裁、總裁，多次出任大藏大臣，甚至還曾短暫出任過首相。

1931年至1936年間，為了使日本盡快擺脫大蕭條的影響，高橋是清曾力排眾議，實施一攬子“逆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大舉增加政府開支，不惜踐行赤字財政。與此同時，他力主日本退出“金本位”，降低利率，使日元貶值。因此，這一時期的日本財政政策亦被稱為“高橋財政”，而高橋本人日后也有了“日本的凱恩斯”這個外號。匹茲堡大學日本史榮休教授理查德·斯梅瑟斯特在為高橋撰寫傳記時，甚至干脆用此外號作為書名：《日本的凱恩斯——高橋是清傳》（From Foot Soldier to Finance Minister: Takahasi Korekiyo, Japan's Keynes）

盡管高橋是橫跨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的重要政治人物和財經專家，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幼時并未接受過多少主流意義上的正規(guī)教育。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橫濱商業(yè)學校（今橫濱市立大學）的畢業(yè)典禮上，他對此有過這么一番論述：“諸君即便精通外國經濟學的知識，但對日本經濟界的實際情況一無所知，那么也難以運用這些知識。脫離實際的學問是無濟于事的。不少人無法利用知識，卻成為知識的奴隸。”

實際上，高橋令人印象深刻的英語能力和現代化知識并非來自課堂，而是源于跟國內外各色人等打交道的過程中累積的實際經驗。在1884年赴農商省任職時，這位出生在江戶，后被仙臺藩下級武士家庭收養(yǎng)的三十歲年輕人，人生閱歷已堪稱豐富：既當過歐美人的書僮、男仆遠赴美國見過世面，甚至還差點被“賣豬仔”，之后又做過英語翻譯和教員。相較于福澤諭吉等雖具備一定的英語讀寫能力，但卻無法開口的老一輩政治家、思想家，高橋通過長期與英美人士打交道和在當地實際生活，掌握了非常流利的英語聽說能力，能夠與外國人談笑風生。他的這個本事在1904年日俄戰(zhàn)爭前后為日本發(fā)行國債時發(fā)揮了極大的作用。

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后，高橋作為日本銀行副總裁遠赴海外，希望以發(fā)行國債的方式來籌措軍費。首先，他以美國內戰(zhàn)期間中立國也曾幫美國政府發(fā)行國債為例，證明日本在戰(zhàn)爭期間通過中立國發(fā)行國債符合國際慣例和國際法。其次，針對英國方面提出的要求“日本若以關稅為信用保證，那么就應該派遣英國人來監(jiān)督日本海關”，高橋則以“日本政府在此之前歷次內外債兌付中從未發(fā)生延期支付情況，擁有良好信用”為由予以拒絕。此外，他還成功爭取到了美國猶太金融巨頭席夫的支持，進而使得外債發(fā)行大獲成功，共募集超過八億日元的資金——當時日本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兩億多日元。而高橋也因為這樁功勞獲封男爵，并成為貴族院議員。

日俄戰(zhàn)爭的慘勝無疑進一步催生了日本在大陸侵略擴張的野心。相較于當時日本國內因未能從《樸茨茅斯條約》撈到戰(zhàn)爭賠款而聒噪的民族主義輿論，高橋倒是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日本獲勝“實屬僥幸”，甚至認為所謂“大日本帝國”只是“紙老虎”。斯梅瑟斯特認為高橋當時是希望在英美列強可忍受的范圍內在遠東建立一個所謂“小帝國”。

1913年，高橋是清首次出任大藏大臣并加入了立憲政友會，開啟了從政生涯。首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1921年遇刺身亡后，高橋是清出任首相并繼續(xù)兼任大藏大臣。雖然看似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頂點，但正如斯梅瑟斯特所說，“坐在首相寶座上的高橋卻發(fā)現自己陷入一種寸步難行的困境”，甚至與他所屬黨派政友會的矛盾也愈加激烈。

盡管高橋意識到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日本無法繼續(xù)以“漁翁得利”的方式來享受戰(zhàn)爭紅利，施政重點應從農村轉向城市并實施財政緊縮，控制政府開支，他卻始終無法說服政友會的主流贊同其提出的新綱領。畢竟高橋是清的底色依舊是金融領域的“技術官僚”，而不是政治手腕高超的職業(yè)政客。

高橋是清（1854-1936）

整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國內產供失衡的問題愈加突出。大正德謨克拉西也無法掩蓋日益縮小的日本國內市場，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甚至引發(fā)了金融層面的恐慌，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長期停滯，社會矛盾日益積累，而積累的矛盾又以右翼民粹的形式爆發(fā)出來，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惡性循環(huán)。

1929年，民政黨的濱口雄幸內閣成立，無黨派的井上準之助被起用為大藏大臣。濱口與井上很快就在“平衡預算”上達成共識，開始共同推動日本“回歸金本位”。當時在主要列強中，僅有日本尚未回歸金本位。出于想與英美法意等列強平起平坐的心態(tài)，日本政府急于推動回歸。同時，日本國內不少人也對日元升值投以熱情，甚至將日元升值與日本國際地位的提升掛上了鉤。

此時，高橋一改之前主張財政緊縮的態(tài)度，轉而與當時的濱口與井上的主張針鋒相對，認為“日本不應出于證明自己也配得上列強之一的心態(tài)，盲目地跟著這些世界強國起舞……發(fā)展才是第一要務，證明日本的國際地位只是第二位的”。此外，他還擔心井上為配合回歸金本位而配套實施的“財政緊縮”政策可能會讓“經濟衰退”乘虛而入。1929年年底，他公開撰文指出：

無論我們多么提倡個人節(jié)儉，我們都不應當為削減日本工業(yè)實力的國策鼓掌……我們近來從政府那里已經聽到太多所謂緊縮和節(jié)省大有必要、以此為準備結束黃金禁運的論調。我認為我們必須對金本位謹慎以待。有人狂熱地鼓吹我們重回金本位的所謂大好時機，他們歡呼日元對美元匯率提高的同時，英美兩國的利率卻在下降。但我認為我們的慶祝還為時過早。當然我們必須考慮外國市場、外國利率和匯率，但是最好的辦法是讓日元價值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自我調節(jié)。

1930年1月，日本重回金本位，而在井上“緊縮財政”的努力下，日元匯率已經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水平（100日元兌49.875美元）。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日元流通貨幣總值與消費價格的暴跌，進而引發(fā)生產、消費、投資各領域的不景氣，后世的日本經濟學者甚至將此稱為“金解禁準備不況”。更糟糕的日子還在后頭，就在日本回歸金本位的同時，“大蕭條”風暴開始席卷全球，歐美國家對絲織品、生絲等日本出口仰賴的輕工業(yè)制品的需求出現斷崖式下跌，這恰好又與回歸金本位后日元升值的效應互相疊加，對日本經濟產生了毀滅性打擊。

1930年底，濱口雄幸遇刺重傷，民政黨政權喪失執(zhí)政基礎。1931年底，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后，年邁的犬養(yǎng)毅成為首相，同樣年邁的高橋是清被再次任命為大藏大臣，承擔將日本拖出經濟大蕭條泥潭的重任。高橋一上任，馬上宣布停止黃金出口，并放棄金本位，轉而增加日元的貨幣發(fā)行量，輔之以積極的財政政策配套。但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著手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讓大量被迫下馬的公共建設得以恢復，但高橋仍以保證“健康財政”“警惕債務”為底線，堅持實施嚴格的預算審核。

在高橋這番調整下，經濟在短期內確實有所好轉。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了經濟的復蘇，日本的GDP在1931年至1936年之間保持年均百分之七以上的增速，而通脹率不過百分之二，城市經濟重現活力。在歐美很多觀察家看來，當時的日本似乎是最早走出大蕭條陰影的列強。在戰(zhàn)后復興時期，日本社會還曾喊出過諸如“重返昭和8年（1933年）！”這樣的口號。不過，在這一表象之下，日本各大都市之外的鄉(xiāng)村凋敝、人口流失同樣是無法回避的窘況。事實上，這也正是日后“二二六事件”爆發(fā)的社會背景之一。

除了城鄉(xiāng)差距不斷擴大之外，“高橋財政”時代另一個不得不讓人關注的現象是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步伐越來越快。1931年至1932年期間，軍費從占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七暴漲至1936年的百分之四十六。換言之，“高橋財政”在客觀上增加了日本的軍事預算。不過，斯梅瑟斯特并不認為高橋應為軍國主義的興起負責，理由是：“盡管在高橋出任藏相的20世紀30年代里陸海軍的軍費暴增，但高橋給他們的錢從來都要遠遠少于他們的需索。”他進一步評價道：“高橋既不是軍國主義和日本陸軍侵略亞洲的什么積極支持者，也不是消極默認者。不過，他通過的預算案確實讓軍部拿到征服滿洲所需的軍費，也為日本通往軍國主義和總體戰(zhàn)邁出了第一步?！?/p>

松元崇『恐慌に立ち向かった男　高橋是清』，中央公論新社，2012年

在原日本財務省高級官僚、同為高橋是清研究者的松元崇看來，這一時期的高橋對軍費增長和財政預算的態(tài)度完全是實用主義的。時任《東洋經濟新報》總編的著名“小日本主義者”石橋湛山曾當著高橋的面質疑軍費開支過昂，而高橋這樣為自己辯護：“軍費花銷當然不是生產性的……軍艦并不生產其他商品，但用來造軍艦的錢可以花得有生產性……如果在當今的政治氣氛下，有人愿意花錢用于軍事的話，總比什么都不花要好?！?/p>

同樣也是在實用主義原則的指導之下，1935年日本國內經濟呈現走出蕭條的跡象后，高橋馬上將全部注意力轉向了財政重建，多次在不同場合重申：軍費的增長只是臨時措施，一旦日本從大蕭條中恢復，他就會讓政府重新回到平衡財政。亦如斯梅瑟斯特所指出的：“高橋是清，就像凱恩斯自己一樣，既是凱恩斯主義者，也是哈耶克主義者?！彼稍鐒t認為當代政客、官僚將“高橋財政”簡單理解為所謂“積極財政”其實是一種歷史誤解。高橋推行的只不過是一種目的在于重新激活經濟、金融體系的低利率政策，不會輕易觸碰“財政紀律”的底線。

與此同時，日軍繼續(xù)在中國華北地區(qū)制造事端，“張北事件”“河北事件”“香河事件”以及“華北自治運動”的鬧劇此起彼伏。軍部對預算的胃口越來越大，高橋與軍部圍繞軍費問題爆發(fā)的沖突也隨之愈演愈烈。1935年他曾在議會公開表示：“除了削減軍費開支外，平衡預算別無他法?！绷頁却蟪济貢匍L木戶幸一的日記，高橋是清曾向岡田啟介首相抱怨：自“九一八事變”后，軍部幾乎凌駕于外交之上，對外采取行動時也幾乎不考慮國家的財政狀況。

1935年底，高橋與軍部的矛盾達到最高峰。1936年的政府預算編制工作因為雙方互不相讓的立場而近乎停擺。高橋甚至毫不客氣地批評道：“一般而言，軍部的人大多都缺乏常識。從陸軍幼校開始，與社會隔絕，在封閉環(huán)境中接受特殊教育。在陸軍里，接受這類教育的人都成了主流。他們當上干部后，缺乏常識也就不奇怪了。而這類缺乏常識的軍部干部現在連政治都要插嘴，那就是國家的禍害。”或許正是由于高橋的這番言論以及堅守“健康財政”的不妥協立場，導致他在不久后成為叛亂軍人刺殺的對象。

1937年2月17日，高橋是清參加了日比谷眾議院選舉前的政治集會，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開露面。集會上，他曾這樣向民眾喊話：“不要如兄弟鬩墻那般愚蠢，而是要深諳世界大勢與國內的實情?！倍潭淌旌螅?月26日清晨五點剛過，中橋明基中尉率領約一百名士兵闖入高橋宅邸。面對這位年過八十的老人，不滿三十歲的中橋先用手槍射擊，然后再揮刀斬擊。

高橋當場斃命。

一年后，盧溝橋事件爆發(fā)。隨著侵華戰(zhàn)爭的擴大化及之后太平洋戰(zhàn)爭的爆發(fā)，日本的金融體系日益敗壞，財政紀律蕩然無存。高橋死后，日本的軍事開支占國民財富的比例從1937年的百分之十五暴漲至1941年的百分之二十七，至日本戰(zhàn)敗投降時，則已達到超乎一切常識的百分之七十六。

東京赤坂，高橋是清紀念公園（由作者拍攝）

高橋是清墓，東京多磨靈園（由作者拍攝）